在哈尔滨王岗兵团总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我的病情出现了转机。并发性的肺炎好了；咳血已经停止；咳嗽逐渐减轻；X光胸片显示：肺叶中的空洞在缩小；盗汗等症状也在慢慢消失。我好像看到了春天的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兵团总医院要收缩；传染科结核病人要遣散转移；重病人都转入到地方上的结核病防治医院去继续治疗。
问了一下原因，原来兵团总医院的房子，是占用黑龙江省财政学院的校所。当年招收的工农兵学生要来上课了，房子必须归还。我们一帮重病人，于1974年3月底，被送到肇东结核病防治院。
肇东结核病防治院在绥化境内，哈尔滨的西南方向，距离哈尔滨不远，我们上午出发，不到中午就到了。
医院有两幢大楼，住满了各地来的结核病人。周围都是农田，还有一些小型的工厂，不停地冒着黑烟。树林子稀稀落落，寒鸦在树梢和电线杆上哇哇地叫着，给人一种冷落寂寞的感觉。
一个农民模样的病人，每天两次在医院大门口唱歌跳舞，一边唱还一边跳。我至今记得歌词：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您啊，心里升起红太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感谢伟大的毛主席呀，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流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老歌。
我们那时候治疗结核病的药，用的是注射链霉素；点滴对氨基水杨酸钠；吃雷米锋。雷米锋必须长期吃，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钠不能长期使用。上述药品，我在王岗医院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不能继续使用了。但我治病心切，又没有好药可用，感到心烦气躁。
有一天，哈尔滨的一个病友告诉我：国外治疗结核病有了特效药，叫做利福平；但价格昂贵，要六百元人民币一瓶；没有关系根本就买不到。他的一个病友，父亲是个老红军，通过关系在国外带来了四瓶，吃了后，把多年的结核病治好了。
我感慨六百元一瓶的天价，是我一年半都不够的工资；我每个月三十二元钱，如果吃四瓶，不吃不喝要六年多的时间。我想都不敢想，何况我这个知青的命，也没有这么金贵。
但我每天都面对着无聊，除了吃药打针，没有事情可做。天天观望农民唱歌跳舞；看工厂冒出来的浓烟；感受寒鸦哇哇的惊叫；感叹着吃不起国外新研发的特效药！
不知不觉地来肇东一个月了，大地的积雪在加速融化。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医院黑板报要出《五一专刊》。编辑是个小学教员，也是个住院的病人。他知道我是知青，特地到病房来向我约稿。我闲着无聊，也不想辜负他的期望，拿过来笔和纸，把新闻时事在脑子过了一下，当着他的面，一气呵成为他写了一首《五一赞歌》：
战歌激越芝加哥的街头，红色的旗子飘扬在广袤的七大洲。五一啊！战斗的节日，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来临。
五十年啊一百年！走过了多少艰苦战斗的路程；度过了人类社会最黑暗的岁月。而今啊！五一的精神正迸发出斗争的火花。看那！从怒涛滚滚的巴伦支海；到硝烟弥漫的印度支那；从怨声载道的莫斯科；到口号阵阵的华尔街；争取自由解放的呼声汇成了海洋。听那！南越椰林中的枪声，宣告了帝国主义的破产；中东大炮的轰鸣，惊醒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觉悟。前进，斗争！斗争，前进！炸开沉沉的黑暗，挖掉旧社会的基石。高歌猛进，迎接新世界的曙光！
战歌激越芝加哥的街头，红色的旗子飘扬在广袤的七大洲。五一啊！战斗的节日，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来临。
这种胡天海地的诗歌，他却如获至宝，佩服的不得了。而他作为小学老师，居然不认识广袤的“袤”字；翻字典也没有找到，又来问我。可见当年轻视知识，误人子弟的教育，是多么令人心寒啊！
我在那个医院治了两个月，病情一点不见好转。医院里举目无亲，我精神压力很大，整宵整宵地睡不着。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肌肉都会跳动，头痛难忍，甚至连看书都不可以了。那时候，我真正感到了绝望。我心里想：此生休矣！
我毅然决然地出院了，孤身一人离开了肇东，回北大荒团部医院去养病。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醒悟到了“人的命，天注定。”的道理。在不能有个人爱好的年代里，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奋斗，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而且注定要失败。
到团部是6月3日下午。我下汽车后挂了传染科，医生看了我所有的病历，居然叫我回连队去。那时候的我，经历了生死轮回，看透了人生深浅，已经是醒悟的灵魂了，再也不会任人宰割。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治病，不管你让不让我住院，我都必须住院。他只好自己下台阶，叫我先在外面住一宿，明天入病房。
第二天上午，医生一上班我就去了，他已经为我办妥了入院手续，我住进了传染科。医院资源有限，进了传染科，真正要被传染了。一个病房里，住着四个病人，我是肺结核；其他几个是肝炎病人。都在开放传染期，交叉感染不可避免。
住在医院，面对着很多的死亡，看得多了，就见惯不怪了。我的病房里来了一个老人家，不停地咳嗽喘气，就像拉风箱一样。喘了两天，半夜里要走了，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抢救，我听着身边生命的消殉，情绪居然没受一点影响，安详地睡我的觉；之前我转院送哈尔滨，送我上车的舟山知青庄岳夫病重，转院去红兴隆三师医院治疗，轮到我送他走了。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消息：他死了。我只能为他祈祷，愿他去天堂路上，一路走好。
不久来了王卓君，她是舟山知青，在我们连队当老师，得的是胸膜炎，住在我病房的对面。她见我意志消沉，向家里写信的时候提到了我。为了鼓励我的斗志，她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的期望。原来王卓君的父亲年轻时也得过肺结核，差一点送到太平间，靠自己的毅力养好了疾病。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把自己从坟墓中拯救出来”。我看了他的来信，放下了一切精神负担，再也不把疾病放在心上，不但吃得下，还睡得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我把生死看淡了。
后来我的病房里来了一个舟山知青，是十连的陈定放，他得的是肝炎。每天早晚，我们一起去医院附近小孤山上散步，做一些适当的活动。那时候我每过两个月，身体就有好转的感觉。
团部是政治文化中心，来来往往人很多，天天有战友和同学来看我，我再也不感到寂寞了。我自己养鸡；自己买鸡进补。当年一只一斤半重的鸡，在我们团部大路边买，只要八角钱。
我初中同学张玉臻、徐亚飞、汪佩珠三人专程从长林岛来医院探望我；虞康年每半个月给我送一筐鸡蛋一筐苹果。贺泽生、庞似岗也来医院看我，送来了水果。同学和战友的关爱使我很感动。
冬天很快要到了，北大荒又要北风呼啸冰天雪地了。整个冬天只有土豆萝卜大白菜，我决定回舟山去养病。10月3日，连队派了杭州知青谢固送我回家。经过八天八夜的旅程，我们终于到了舟山。
回家后，才知道我父亲得了肝癌晚期，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令我悲痛万分。但我想起“人的命，天注定。”哭了一回，也只好任其自然。但那时候，我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我父亲去世后，没有了经济收入，况且我重病在身，我绝望了。
当年，上海知青颜锦荣到我们连队当了指导员，不但给了我全部的医药费报销，还给我全额的工资发放，我才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在舟山的日子，依然是打针吃药。由于南方的生活条件的优越，我身体慢慢地在恢复。当时，我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一张床榻卧病体；下联：两只药瓶放枕边；横批：倒厄运。
在舟山经过两年休养，我的肺结核钙化了。我终于获得了新生，1976年我办理了病退，重新回到了社会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