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我当了民办教师
天有无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做为一名回乡知识青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一位民办教师，可是，命运之神却偏偏把我放在民办教师的位置上。
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在一次出海捕鱼中，被渔船碾压，受了重伤。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约有半年】的治疗，我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键康。
我是因公负伤的，大队领导【党支部】对于我今后工作的安排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他们为我的工作问题开了几次会。大多数干部认为我是因公负伤的，对身体有较大的影响，将来很难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已不适应当渔民，从人道主义方面考虑，应该照顾我，建议我在本大队的小学里当一名民办教师【我高中毕业，具备当民师的条件】。但个别干部却认为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错了队，犯了严重的错误，不宜当教师。
经过多次争论，在新学期即将到来之时，大队党支部成员终于统一了意见，一致同意我当民办教师。就这样，我在一段时间的休养后，走上了新的岗位------民办教师。
我自信能够当好一位民办教师，因为我在小学读书时很用功，成绩优良，62年考上了文昌县的最高学府-------文昌中学试验班，当时全县只有一百个人考进这个学校。后来我又在文中读了高中，期间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在回乡务农的日子里，除了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空闲时间我还是坚持看书学习，积累知识，我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
回乡一两年后，经过考验，大队党支部在数十名回乡知识青年中推荐了十人当了民办教师。这十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思想也过得硬，在任职期间，他们听从学校领导的按排，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掌握教书育人的本领，工作任劳任怨，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获得了干部和群众的好评，他们都说：“这批老师过得硬，我们放心。”1977年，邓公上台，恢复了高考制度，这十个人又一同参加了全国普高招生的考试，全部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当年招生录取率仅百分之五】，成为我们大队历年来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一年，为大队和学校争得了荣誉。
我们考上大学后，大队党支部又推荐了十多名回乡知青当了建华山小学的民办教师。几年来，他们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相应的文凭，先后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现在，他们也同我一样，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一次相会，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考不上大学，你们也当不了民办教师，也得不到今天的好日子，你们得感谢我们呀！”
现在，民办教师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在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再也找不到民办教师的影子了。何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跟公办教师相对而言。公办教师一般经过师范院校的严格训练，他们毕业以后，由国家安排到各类学校去当教师，他们是国家干部，由国家发给他们工资。而民办教师一般没有受到正规的训练，他们高初中毕业以后，由大队干部推荐，上级教育部门批准，绝大多数人到小学里面去当老师，去中学教书的很少，他们不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小学所在的大队发放。他们的待遇比公办教师低。我记得，我刚当民办教师时，我领的工资是二十三块钱，虽然低，但比社员好多了，社员拿工分，收入很低，一般是十多块钱。有些地方的民办教师不领工资，他们跟社员一样记工分，领取一定数量的口粮。
民办教师是十年文革的产物。文革前，也有这一类教师，但不叫民办教师，而叫代课教师。民办教师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政治待遇相当于生产队的队长，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他们有参加的权利，大队的干部政治活动，一般都叫民办教师参加。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县和公社都把民办教师派到各生产队，指导群众开展运动。
民办教师，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中小学教师队伍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教育大辞典】记载，民办教师是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师编制的教学人员。为农村普及小学教育补充资员不足的主要形式。”除极少数在初中任教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
几十年来，广大民办教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基层尤其在乡村学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因有些素质偏低，有些年龄也偏大，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多年来都未能妥善解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据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人数多达491万人，几乎占了乡村教师的一半。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开始重视教育，教师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0年，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整顿教师队伍，中师招收民办教师，民转公等形式，使民办教师从1977年的491万人减至1990年的280万人，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1992年8月，国家教委、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文【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师问题的关、辞、招、转、退等五字方针。
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争取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的转折。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各级政府部门也加大了解决民师问题的工作力度，使民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师退出了讲台。
至此，纷扰多年的民师问题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文革时期是民师人数最多的时期。在我加入民师队伍之前，大队里已经有很多人当了民办教师。建华山小学是东郊公社规模最大的一所农村学校，后来又曾设了初中班，学生人数多达一千人左右。当时学校里有四十多位教师，公办教师才有十多个，民办教师占了多数。为什么在一个学校里有那么多的民办教师？主要原因是公办教师的数量减少了，需要大量的民办教师来补充教师队伍。由于大动乱，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很多师范院校几年来都没有招生，上面很少有教师分到下面乡镇的小学。我记得，在我当民办老师时，几年来学校里没有分到一个师范生。另一个原因是这几年的生源大量增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是人口出生率的高峰期】，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公办教师就更少了。
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民师队伍的，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后来想，如果我不当民办教师，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招生中，有可能考不上大学。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文昌中学，后调到国营农场。几十年来，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当一位人民教师，但我捧的是一只铁饭碗，土饭碗我早已摔掉了。多年来，我念念不忘那段民师的生活，也念念不忘跟我在一起当民师的同事们。
民办教师，顾名思义，就是靠农民供养，农民出身的教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群。他们乐守清贫，爱岗敬业，成为农村教育的一支骨干力量，为农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办教师舍小家，顾大家，不计较个人得失，领取微薄工资仍然忠于职守，愿作人梯，甘为孺子，是一支值得人们赞颂，大写特写的人群。
从1977年起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头三年内，有大批的优秀民办教师考上了中国各类高等院校，民办教师的整体素质相对下降，出现了锈良不齐的现象，但仍然是我国教师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党和政府始终关注这支特殊人群，采取一切措施解决民办教师的工资和福利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社会上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师的地位越来越高，工资福利大幅度增长。相对来讲，由于某种原因，民办教师的待遇同公办教师的差距越来越大，民办教师的命运成了社会上普遍关注的话题。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在越来越重视农村教育工作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民办教师的问题，采取了一切措施，切实解决民办教师的问题，多年来，先后出台各种方案和规划，把彻底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中最全面、最具体、最彻底的是国务院办公厅1997年出台的32号文件【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现在我择要摘录如下，以供关心民师的人参考。
一、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实行地方责任制，各有关门积极配合。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按照国家总体规划，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抓紧制订本地区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具体实施计划。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地区的具体实施计划于12月底前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并抄送国家教委、人事部、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二、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工作要在加强管理，提高素质，改善待遇的同时，全面贯彻实施关、招、转、辞、退的方针，分区规划，分步实施，逐年减少民办教师数量，力争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提倡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前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三、坚决关住新增民办教师的口子，任何地区、单位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民办教师。国家承认的民办教师仅限于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师任用证”，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民办教师，省级人民政府原规定国家承认的民办教师的截止时间不得改变。
四、要有计划地将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九五期间，国家每年安排20万人，至2000年4年共80万------要坚持考核、考试相结合，考核要以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教学水平和对农村教育事业的贡献为主，考试要以相关学科为主-------
五、进一步扩大师范学校定向招收民办教师数量-------全国平均每年定向招生民办教师3-----4万人，4年合计14万人。
六、要坚决辞退不合格民办教师。辞退不合格民办教师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对辞退人员，地方政府要根据教龄等情况给予一次性生活补贴。
七【略】
八、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教师法】中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的规定------在调整公办教师工资时，相应增加民办教师工资。
九、为确保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安心本职工作，各地要加强管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他们稳定在急需的工作岗位上，为农村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下，教育、人事、计划、财政、公安等部门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做好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实施工作。各部门要把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纳入本部门的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共同研究，认真安排，坚决杜绝这项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目标实现，推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传达后，广大民办教师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大有一种迷航的轮船找到了航向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将来有了奔头，看到了希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也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民办教师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力的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逢勃发展。
2000年，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从此，民办教师同知识青年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有名词。
十三、当时学校很可笑
1971年8月底我接到大队聘请我当民办教师的通知，9月1日到学校报到，当天被分到应公分校当三年级的班主任，担任同年级的语文、数学和美术课的教学工作。当天报到，当天上课，兵贵神速。
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错了队，犯了严重“错误”，刚回乡时，我的思想包袱很重，头都抬不起来，我决心夹着尾巴做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大队干部和群众重新看待我。我参加了多次劳动强度很大的水利建设，每次都拿到“五好战士”的奖状，后来我当了渔民，也是埋头苦干，哪里危险哪里上，两年后，大队干部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了。我没想到，由于因公负伤，得到大队领导的照顾，安排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任教的学校是建华山小学。文革前，这所学校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1960年，六年级一个班竟有十七位学生考上了文昌中学第一届试验班【第一届试验班招四个班，共200人】，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文昌县。两年后，我从这所小学毕业，也考上了文昌中学。
我在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不如从前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差不多停课了两年多的时间，学校里破烂不堪，校道两旁的草儿差不多都长到路中间了，到1968年底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后开始复课闹革命，学生才正常回校上课。后来的几年里，学校成了政治运动的场所，大搞开门办学，教育和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学生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几年来都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文中。
当时我们学校的规模很大，有七百多位在校学生，72年办初中班以后，学生多达一千人左右，教师也增加到了四十多人【现在建华山小学仅有在校学生三百余人】。除了总校以外，学校还办有应公、南港、北港、港南等几个教学点，也叫分校。我被分到应公分校教三年级。
当时分校的教师都是“全能教师”。我不但要上语文课，还要教数学，甚至还要上体育、音乐、美术等，每个教师都要当班主任。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几乎都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孩子。我才二十岁出头，比他们大不了多少【许多孩子八九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们整整两年的时间】。
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走进了课堂。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坐在下面的都是我村里的弟弟和妹妹们【五十年代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村子里都是孩子】，我觉得很好笑。课本是新编的，文革前的那一套教材都被当作封资修给破掉了，课文后面也没有什么思考题和练习题，甚至连汉语拼音也没有了。除了毛主席语录外，课文全都是报纸上的，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文章，我根本就不用备课。上课不过是多读几遍，好歹我还读了十年书，课文上的字我都认得的。读完课文后就叫学生抄写课文，抄完一遍又叫学生再抄一回。我不敢多讲，讲多了会出政治问题。当时大动乱刚刚结束，林彪和江青一伙人正在台上，他们大批智育教育，宣扬“读书无用论”，提出“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从校长到一般教师，谁都不敢提智育教育，更不敢去实践。按照学校的要求，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我留给学生的作业很少，有时甚至都没有给，期末也不用考试，学生好象是来学校玩的，他们没有一点负担。这些对我们这些刚上来的年轻教师来说，感到很轻松，没有一点压力。可是后果就很严重，几十年后跟这些学生见面都觉得很难堪，他们都指责我，说我当老师没尽到责任，没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这批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我说我们当老师的是按上面的指示来做，革命大批判是主课，上级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敢另行一套？你们考不上大学，别埋怨我，那是你们没赶上好的时代。
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抓学生的纪律方面，只要学生听话就行。当时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根本没心读书，只想冲冲杀杀。学校不敢抓智育，老师更不敢抓学生的学习，都害怕被扣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因此上课放任自流，课堂纪律松弛，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刚来时，也想让学生学到一点东西，但是看到其他老师并没有把学生的功课放在心上，因此也放弃了原来的念头，不抓课堂教学，只抓学生课后的活动，只要把学生管好就成了。当时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学校也成了政治运动的场所，社会上搞什么，学校也搞什么。什么革命大批判啦，什么开门办学啦，什么批林批孔啦，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啦，只要你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就是有成绩，就出了名，学校就在你这个班里开现场会，你就会受到上级的表扬。
当时学校连学期工作计划都没有制订，也不叫教师制定学期教学计划，本学期做什么，怎么做，没有目标，也没有具体措施，从校长到一般教师都心中无数。其实学期工作计划制订出来也没有用，上面的指示、通知一发下来，你的工作计划就成了一张废纸。上面的指示你必须无条件服从，立即执行，稍有违抗就通报批评，就就地免职。那时县里的公社的指示、通知多如牛毛，有时一天数个，搞得下面的学校晕头转向，忙得团团转。上面的指示都是叫搞运动的，没有一个是搞教学工作的。
大队里也是这样。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的权力大得很，连校长都得听他们的指挥。学校校长简直成了生产队队长，一点自主权都没有。大队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革命大批判会，忆苦思甜大会，都叫学校停课去参加，目的是壮大声势，增加会场的热烈气氛。
一到农忙季节，或是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战，学校就更忙乱了，学生和教师都成了劳动力，五六年级学生一放假就是一两个礼拜，整天在田里劳动，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
学校如此，教师也是如此。我刚来乍到，对学校对教师的职责还是很清楚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师要为人师表。我刚来时对教学还是挺认真的。但是那些干了一两年的民办教师，都快要变成老油条了。有一位教师上语文课，却把学生拉到外面去做游戏，我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这节课是语文课，怎么变成体育课啦？”他振振有词：“搞开门办学啦！天天学习社论，学生都学腻了，课堂里乱糟糟的，不把他们拉到外面怎么办？”看来他对现状也是挺有气的，但又不好说出来。久而久之，我对上课也感到厌烦，每篇课文，不是社论，就是报道，都是报纸上的东西，高而空，有些又解释不了，怕犯错误。自己都不明白，学生就更难理解，课堂纪律就很难掌控。
有一位老师更离奇，有一次上课，我想听他的课，学习老教师的教学经验，我刚走近教室，从窗口看去，他竟坐在学生的课桌上，翘起二朗腿，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跟学生讲笑话，拉家常，教室里不时传出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声，学生们跑进跑出，混乱不堪，好象市场一样。我很快就止步了：怎么啦？我们的学校竟变成这样，我们的老师竟变成这样?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弟妹妹啊！将来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有位教师更好笑，有一次他上数学课，他讲啊讲着，突然“彭”的一声，一颗椰子从树上掉下来，他第一个从教室里冲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学生，教师同学生争抢一颗椰子成为当时的笑料。后来这位老师受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件事使教师的形象在学生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这时我想起了我62年在文中读书时的情景：那时刚刚过粮食关，人民的生活还非常困难，我们是过着“蕃薯干加椰子盐”的日子，肚子里缺油少腥，一到第四节课，个个都饿得头晕眼花。但是，一到上课时间，同学们都整整齐齐，个个都聚精会神，老师们表情严肃，一丝不苟地给我们授课，那是文中学风最好的年代。几年过后，学校却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不可理解。
慢慢地我也摸索出了一套上课“经验”：前半节课讲课文，后半节课讲故事，把语文课变成“故事课”。那时的课文多半内容空洞，全是讲大话放大炮的，我讲了一遍学生就感到讨厌了，开头交头接耳，接着“骚动”的现象就出现了。我一看到赶快就打住：“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跟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到讲故事，马上就来劲，课堂里马上就安静下来。我讲的故事大多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里面的，有时也讲解放军打仗和抓特务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下课了，学生们还坐在教室里，我赶快停止：“下课了，下次再跟你们讲！”学校多次表扬我上课时课堂纪律好。学校对教学工作从来不过问，我当民办教师差不多有一个学期了，还没有看到哪个学校领导来听我的课。
在我刚当民办教师的那段时间里，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是“开门办学”，学校多次举办“请进来，走出去”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公社教育组【文革前为学区，文革后改为教育组】的通报表扬。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开一个忆苦思甜的大会，诉旧社会的苦，忆新社会的甜，目的是想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学校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控诉旧社会的苦，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他讲得很生动，控诉旧社会地主对他的剥削和压迫，泪流满面。他讲着讲着，突然讲起了60年粮食紧张时期他没有饭吃饿肚子的事，下面议论纷纷，校长看到他已经离了题，再讲下去就会犯政治性的错误，谁都担待不起，但又碍他是个老贫农，不敢直说，只得宣布下课时间已到，大会暂时結束。
我刚来学校不久，恰逢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开门办学的新高潮。学校经常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活动。学校多次邀请大队干部、贫下中农、回乡知青进校给学生作报告和讲课。有一次，一位大队干部给全校学生作形势报告，学校领导和全校教师都参加了大会。这位大队干部信口开河，滔滔不绝，他先讲了一通国际形势，接着讲了国内形势，然后联系本地的实际讲了一大堆的废话。他讲着讲着就跑了调，一会儿大骂某个生产队公粮没完成，一会儿又说某某社员偷人【指通奸】，而且脏话连篇，搞得师生们头都不敢抬起来，很扫我们的兴。
象这样的政治笑话，学校里出现了好多次，老师们想讲又不敢讲，害怕戴上破坏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罪名，这些活动都在学生中起着负面的影响。
在后来的开门办学活动中，更加荒唐，闹出不少笑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学生不知林彪和孔子为何物，认为林家和孔家之间有仇恨，两家之间为了自家的利益而相互批斗。在评【水浒】运动中也闹出了一些笑话。我亲眼看到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一条宋江长又长，一直流到梁山上。
在那个年代里，学生们被搞得晕头转向，没心坐在教室里读书，根本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