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先建立的“造反派”组织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组织——红卫兵，它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多次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红卫兵。当时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像聂元梓、蒯大富等。
当时，红卫兵把国民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军人及其子女，称为红五类；另一类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称为黑五类。刚开始文化大革命时，崇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黑五类一般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后来，毛主席提出了对“可教育子女”的政策，才使一部分“黑五类”子女的处境有所改变。
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红卫兵小将享有很多特权，可以随便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认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可以免费到外地串联，等等。因此，很多成年人也效法学生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湖南最著名的有湘江风雷、井冈山、红色怒火、农联（农民联合司令部）、工联、教联、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司令部）等。我们桃江除了有人参加那些组织外，还有自己的“红勤站”（红色勤务站）。还有不计其数的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只要你有几个、十几个人，就可以自己去刻颗公章、制面旗帜，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既不要谁批准，也不需到哪里备案。
我还过了一回“司令”瘾呢。有了这么多山头林立的造反派组织，在打倒谁、保护谁的问题上当然难以统一思想，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的派别——革命派和保皇派。当然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皇派。他们到各单位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们学校虽然只有十多个人，可是地处交通要道，来来往往很方便，于是经常有人来游说宣传。由于没有造反派组织，无人接待，于是有人主张成立一个造反派组织。经过商议，我们就正式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按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命名为“斗私批修战斗队”，因为我出身较好，一致推选我当“司令”。我们制了队旗，刻了公章，还制了袖章，做得有模有样。有人来宣传，我出面接待。不管什么组织的人，我们都接待；不管哪派的主张，我们都不反驳；不管哪派的组织，我们都不参加：就当个“逍遥派”。在漫长的文革十年中，我们学校没有内部斗争，也没受到外部攻击，艰难地维持着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人际关系，这个属于“逍遥派”的“造反派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上有了这么多山头林立的造反派组织，在打倒谁、保护谁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都难以统一思想，造反派内部就出现了分歧，就发生了争论，就发展成斗争。首先是文斗——在大字报中斗，在油印或铅印的小报中斗，在广播中斗，在电台中斗，在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中斗。慢慢地发展成了武斗，先是动拳脚斗，动木棒斗，然后用真刀真枪，甚至动用坦克斗。
武器从哪里来的？一是民兵的武器，各地都有武装基干民兵，他们是有武器的，当时没有收缴；二是军队中流出的；三是抢的军用武器；四是工厂（包括军工厂）自制的。
我没亲自见到过武斗，因为我胆小，不敢去看。我知道的有三次，都发生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间。
一次是没斗成的武斗。据说“红色怒火”要来桃江武装部抢枪。于是桃江武装部把仓库里的武器都转移到了桃谷山的民兵手里。民兵们拿着武器埋伏在猴栗岭的公路两旁的高山中，准备来个伏击。但是“红色怒火”没来，这次仗没打成。
一次是发生在桃花江大桥上。那时是“工联”当权，属于“红勤站”系统的桃谷山公社的农民进城进行游行示威。“工联”的“战士”们手执武器守在桥头。农民的队伍还刚到大桥中间，“工联”的“战士”就开枪了。好几个农民倒在血泊中，一位姓许的女青年当场丧命。
一次是益阳“井冈山”枪击桃谷山公社。桃谷山公社是益阳市知识青年的一个下放点，而“井冈山”是知识青年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其实，由城市下放来插队的知青，当地政府安置得很好。给他们新建了房子，劳动任务也不太繁重。有的人参加了当地的文艺宣传队，有的人参加了当地的篮球队，很多人都经常来我们学校玩。文革开始后，知识青年大多都已回城“闹革命”，只在夏收、秋收时候来生产队晒点口粮带回去。但益阳“井冈山”的头头们却说桃谷山公社的“走资派”迫害了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要来桃谷山公社显显威风。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们几个老师没回家，学校操场上还有几个女知青在晒她们的口粮。突然听到公社那边传来一阵枪声，像放一挂很长的鞭炮，连续不断，响了好几分钟。有人就去公路上打听消息。不久就得到了确信，是益阳“井冈山”枪击桃谷山公社。几个女知青听了，比较兴奋。过了不久，学校的教导主任从校门口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来......来......来了!他......们.......来.......来......来了!”只见他脸都吓白了。过了好一会，他才说明白，是几汽车带枪的红卫兵停在学校旁的公路上，有几个下车向我们学校走来了。这时，那几个女知青却欢呼雀跃，迅速跑出去迎接。我们也麻着胆子跟在她们后面出去看热闹。只见公路上停着七八辆四周围着棉被的汽车，车上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最前面的车上下来了几位，正与那几位女知青握手拥抱。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女知青回来把稻谷装好，搭他们的车回益阳去了。
后来才听说，由于有农民报信，桃谷山公社的干部，及时躲进了附近的棉花田，没受到伤害，只有公社大门四周的墙壁上，留下了好些枪眼。
文革中的造反派，就在你斗我，我斗你，直到自己都不想斗了的斗争中生活，在无休止的斗争中白白地消耗掉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