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仲玉先生史料
赵宝璧，字仲玉，陕西省泾阳县后旨头中村人，生于1905年（农历甲辰年腊月23日），病逝于1989年9月21日11时40分，终年85岁。
先生八岁入蒙读书。
1919年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姚家巷完全小学）毕业。
1923年陕西省省立（西安市）第一中学毕业（四年制中学）。
1924年入北洋军阀（直系）所办洛阳军官讲习所学习三个月后参军，从上士干起，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团副等职。
1928年因不满军阀混战退伍回乡。
1931年受聘于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姚家巷完全小学）任教，此时正是“民国18年年馑”尾期，教育事业极为萧条，全县高级小学仅存姚家巷这一所，学生骤减，先生任教后为人师表，严于律已，和其他同仁和衷共济，严谨治学，一时校风大振，学生剧增，创造了泾阳县各界公认的“一高”的黄金时代，以至六十多年后当年受教于“一高”的学生仍然颂扬有加。
1933年在姚家巷任教的同时还筹建了“后旨头小学”。先是在西安市拍来一座小学的照片作为设计样板，同时向各界募捐，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众乡亲则有物献物，有力出力。为了节约工本，先生利用课余和节假日赶回来亲自粉刷墙壁、油漆桌凳，很快建成了这座教室、宿舍、门房、门楼齐全的很具规模的小学，在刘振支先生的大力协助下，不到一年就交付使用了，不仅结束了后旨头的孩子在破庙里读书的历史，还解决了周围几个村庄的孩子无处上学的问题。
1935年在泾阳县保安大队任大队副、大队长。
1936年夏迎接过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对泾惠渠的视察。张、杨为了避免扰民，对于这次视察事先只让人通知了明为“国民政府县长”实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田伯荫一个人，而这位县长却约上仲玉先生一起前往迎见。那天，张学良亲自开着一辆车走在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是杨虎城乘坐的车。这次张、杨轻车简从地到下面视察所表现的良好作风，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曾撰文专门追忆过这件事。
1936年12月至1937年春几个月里（正是“西安事变”期间），先生还多次组团率各界代表到应张、杨之邀而南下准备应付不测事件的红军驻地慰问红军，先后受到贺龙、甘泗淇等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在红军举行大型活动时还把先生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自1935年以来，先生之所以跟进步民主人士、爱国抗日人士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人士频繁交往，是与他一贯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操守和正直向上的做人态度分不开的，同时，他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也为他以后的政治倾向奠定了基础。先生是最早支持张、杨兵谏蒋介石抗日的地方下级军官之一，也是杨虎城属下的旅长孔从周的好朋友。1937年7月，经省保安处长许经济（许志才）推荐，先生去庐山“受训”（先生是这次活动中级别最低的“地方军”军官，算是特例）。当蒋介石迫于因“七·七事变”而在全国掀起的抗日热潮和半年前“西安事变”造成的巨大影响和压力而不得不于7月17日在庐山宣布对日抗战时，先生就立即和同在庐山的孔从周商议回去以后如何积极配合抗日的具体问题了。正因为先生有支持张、杨兵谏蒋介石抗日和联络、联合、协助红军这些背景，当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不让杨虎城在西安驻军时，杨虎城就移师泾阳，驻扎在由先生这支“地方武装”管辖的地盘上。后来，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一带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八路军”顺利东渡抗日（1937年8、9月），中央在泾阳县的安吴堡办“青训班”（1937年10月开办第一期），中共陕西省委把机关设在泾阳县的云阳镇等，除了泾阳县是通往延安根据地的重要通道这个地理因素外，与已是中共朋友、又是张、杨可以放心的仲玉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也是有相当关系的。
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的四五年里，先生在招抚匪首、收编土匪残余、戒烟戒毒等维护地方治安方面也有重大贡献，直到解放后还被广大群众所称颂。尤其是先生只身徒手前往为害一方的土匪驻地向其头领“瓜子老一”晓以大义时所表现的大智大勇一直是后人传扬的佳话。
1939年在保安第三支队任大队长。在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而进行的淞沪会战而掀起的抗日高潮大背景下（这一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部队先后参战约70万人，歼敌5万多，打破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先生为前线先后输送过几批抗日兵员。
1940年因不满官场腐败辞职回家。半年后，被人推荐任泾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
1941年在陕西保安一团任大队长，三个月后编入陆军二十七师，任营长。这一年，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卫志毅一起精心策划处死了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总跟共产党作对的国民党特务县长向丕祯。
1942年辞职回家，半年后又被人推荐第二次担任泾阳县国民兵团副团长。
1943年又一次辞职回家（先生在解放前的几次辞职回家，都是因为不满于官场的黑暗龌龊而为之），被大家选为县参议会议员。此后几届县议会都推荐先生作副议长，但先生认为副议长一职责任重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尽职尽责，所以坚持不就副议长的职位，可是大家认为这一职务非先生莫属，所以参议会全体会议还是作了决定，同意先生不到会办公，但是召开议员会议时要求先生参加一下。先生接受了这一决定，但副议长的薪俸分文不取，让补助给秘书长赵云僧、姚宗一。
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社会影响力，掩护、营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多人，如赵伯平、崔贯一、庞继震、王子常、谢明知、柏继志、田家育、武云绮、李梦烈等，为促进泾阳的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同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一起，对教育改革、创办县立的泾干中学（今泾阳中学）、泾阳简师和兴办各项地方公益事业（如茶店、油厂、水利等）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解放后，在泾阳县姚家巷高级小学任教。
1950年因家庭分家析居缺少劳动力，又退职回家，并先后被大家选为县人大代表、人大委员。
1955年被选为泾阳县政协常务委员。先生考虑到自己是旧政府人员，本不想出来担任社会公职，经汪锋、赵伯平等领导反复做工作后才出来工作的。
1956年被选为脱产的政协副主席（以后连选连任，直到终生），曾任陕西省政协四届、五届委员会委员。先生从受命主管县政协工作之日起，夙夜不懈，恪尽职守，为落实党的各项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年“文革”中先生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攻击其所领导的政协全是旧社会过来的“牛鬼蛇神”，是“黑窝子”，搞文史工作是为反动人物树碑立传，被赶到了农场“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先生被平反复职，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领导“文史小组”搜集、撰写有价值、有分量的史料六十多篇，如社树村恒昌堂的发家史、安吴堡式易堂的创业史和泾阳茶商的兴衰史等。
先生性情淡静，不苟言笑，做事认真，“公生明，廉生威”是其一生为官清正的座右铭，不管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始终刚直不阿，不趋时弊，不畏权贵，明辨是非，洞察忠奸，为桑梓所建功绩众目所睹，有口皆碑，凡做事“出为天下利”，绝无徇情行为，下乡、到基层工作从来以步行为主，高龄后偶有公车送其回家，绝不让小汽车进村，用意是缩短自己同普通百姓的距离。这里补充两件“匪夷所思”的事：其一，自1955年经汪锋、赵伯平等政府官员动员其担任新中国公职起，先生没有报销过一次医药费。在先生看来，工资本身就是用于包括看病在内的生活需要的，为什么看了病还要另外去报销医药费？其二，“改革开放”后机关也时兴发奖金，先生最初是拒收，后来不得不收下这些奖金时，他总是用信封装起来另外放着，分文不花，以俟“运动”来了好如数上交。先生认为，在完成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竟然还发奖金是不正常的，说这奖金是“不义之财”。先生的所有这些优秀作风，高尚品格，被《泾阳史话》一书的作者、编辑们评价为“官场的典范，群众的楷模”，实为泾阳一杰出人物。
天不假年，1988年冬先生卧床不起，不幸于1989年9月21日溘然长逝。中共咸阳地委和泾阳县委、咸阳公署和县、乡人民政府、人大委员会、政协、以及组织、宣传、文化和人武等部门领导、机关干部、生前挚友崔贯一老人等六百多人参加了于9月24日在县招待所举行的追悼大会，会外还围着上千名自发地来追悼先生的各界群众。这景象在泾阳县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追悼大会收到花圈一百多个。先生受到人们如此的爱戴，九泉之下当无憾矣。
于文奎 执笔整理
二00二年二月初稿，同年五月又核实、补充过一次
注：赵仲玉先生是于文奎的岳父。此文是根据先生“文革”中给其次女（于的妻子）的长信、《泾阳史话》、追悼会悼词、晚辈们的回忆等资料整理的。
附录1：
挽联、挽幛选萃
生前挚友崔贯一先生的挽幛：众望所归
学生刘羽升、王雯新、王光荣的挽幛：廉洁自守，公正可风（另一资料为：洁身自守，浩气长存）
王兴林、赵智敏、马述章、吕福生、王定武等的挽联：
似春风和煦，雨露滋润，园丁辛勤，艺苗培硕果，桃李难忘育化恩
兼战士刚毅，书生本色，翁妪心肠，议政思利民，桑梓咸颂正直德
牛志诚、王方、王忠义、李兆凯等的挽联：为人刚直，毕生无愧 处事公正，浩气长存
王伯珍、许玉珍、王慎基的挽联：
淡泊以处坦荡荡，不慕乎名不羡乎利 直道而行铁铮铮，无愧于心无怍于人
附录2：
先生次女赵淑平用顺口溜形式为婚后46年写的“编年生活状况史”
六十年代
借一元还一元元元不断，清旧账积新债债债不清。
七十年代
高粱多白面少难果肚腹，借粮本欠人情李四张三。
八十年代
五口人居一室摩肩接踵，有朋自远方来促膝交谈。
九十年代
嫁闺女娶儿媳人间喜乐，老公母住三室“黑脸”承欢。（注：“黑脸”是宠物狗的名字）
新世纪到来
租门脸坐店堂经营补品，少经验缺运筹外债万元。
一0年代
拆门窗破隔墙修缮装饰，女儿婿费神思换了人间。
添孙男增人丁门庭喜庆，挣一千花一千无愁无怨。
看今日忆昨天知足常乐，过一天乐一天气平心安。
二0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