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比我大40岁，也就是说我一睁开眼睛所看到的父亲就是一个中年男人了。打我记事时起，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精神萎顿，做事拖泥带水，整天诚惶诚恐地过着日子的小老头。我从小就没有以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过，他看起来是那样的不爽，直到现在还是这种感觉。父亲今年八十七岁了，严重的老年性痴呆，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
那么父亲少年时期是怎样的呢？青年时期又是怎么一副样子呢？我只能通过母亲贬损的语言和一些照片来探究，还有自己幼年时模糊的记忆来回忆了。我记忆中的父亲最英俊的模样是怎样的呢？一对大大的眼睛突突地看着前方，高高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半张开的厚厚的嘴唇，头已经开始谢顶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木讷，缺少灵性和自信。那时候的他应该有四十六七岁了。那么父亲幼年时期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听姑姑讲，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脑膜炎，是发高烧引起的，他差一点就死掉了。病得十分严重，人事不省，放在了地上，都准备埋了，可他活了过来。从那以后，父亲的大脑就不大好使了，他一动脑子就头痛。难怪他看起来那么没有灵性，也难怪他教我写字时老说不用动脑子的，原来他怕动脑子。父亲的字写得好，姑姑说他练字没少挨爷爷打。爷爷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奶奶的字也写得十分娟秀。爷爷整日要父亲描红，临贴，写不好就打手板。父亲是在杨家花园的祠堂里读的私塾，整日就是背书写字，父亲的国学功底就是在那儿打下的，我直到上大学历史系高年级时才感觉到超过他了。我的爷爷排行第四，所以叫四爷爷。他帮他的叔叔做事。他的叔叔叫杨京伯，当时在湖北监利县主持水利工程的建设，那个水利工程就是泽被后世造福苍生伟大的荆江分洪工程。监利县竖有纪念碑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父亲跟着爷爷住在武昌红楼旁的湖南会馆。听父亲说，他和同学踢足球，把球踢进别人家的大院子里找不着了，同学哭着找到奶奶要赔，父亲被好打了一顿。那时候的父亲应该在上小学，应该上的是新式学堂了，要不怎么会有足球踢？可父亲非常忌讳说这一段历史，他说他也只是读过一两个学年。既然他忌讳说他这一段历史可他为何又要说呢？那是被我逼急了情急之下说的。我读小学时参加了学校的小球队，经常踢足球，父亲说他小时候也踢过足球，在自大狂教育思想教育下的我又怎么会相信，于是乎我就考他怎样发球等一些足球比赛规则，他讲得头头是道，并讲了他在武昌踢足球的事，我才将信将疑，我若有所思地反问：那个时候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连饭都没有吃，怎么会有足球踢呢？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很苦吗？这样一问，父亲连忙支唔着左右而言他了。
父亲老说我们祖上很穷，那是在文革期间，越穷越光荣。父亲说他十三岁就死了爹，他很早就在同仁堂做缮写了。我一直以为同仁堂是个药店，直到今年问堂叔才知道同仁堂不完全是药店，虽然它卖药，也有坐堂医生，可我们衡阳的同仁堂主要的功能应该是我们杨家对外的一个堂口，所有杨家对外的事务都由同仁堂负责处理担当。比如说湘江发大水了，设立粥场给灾民施粥；每年隆冬时节给没衣服穿的人们发御寒的寒衣。我小地时候曾听父亲说过，他发寒衣时，每发一件寒衣，就在领衣服的人耳根后用毛笔画上一笔，以免有的人重复冒领。可见发寒衣的规模不小。当时也没有追问父亲为什么是他在发寒衣，那些寒衣又是从哪来的。最近十来年我才明白，我们衡阳江东杨家是衡阳第一旺族，有着430年的兴旺发达史，这几百年里人才辈出家道兴旺。民国时的吴佩孚，李宗仁，白崇禧，周恩来和叶剑英都经常出入杨家花园。六爷爷在1949年被蒋委员长抓捕时，毛泽东主席都亲自过问过。可父亲一直对我们说，他少年时期家里很穷啊，奶奶都上街卖过纽扣，爷爷办事都是背着搭裢。我信，我见过爷爷的照片，一个椭圆的镜框里一个穿着黑布对襟圆领的厚嘴唇男人，比父亲精神多了。
爷爷是做什么的呢？父亲说爷爷是禁烟局的，在邵阳。后来爷爷得了伤寒病死了，当年父亲才十三岁。奶奶去邵阳用汽车把爷爷运了回来。苦啊，父亲说，爷爷死后家里很穷。父亲说他那时候就不得不去同仁堂工作了，他做的是缮写，也就是现在的文员或秘书一类的工作。他年纪小，也就是抄抄写写。父亲说这话时我还在读小学，后来读了大学，学的是历史系，后又看了《李宗仁回忆录》，这才吓了一大跳：那时的禁烟局可了不得了，比财政局都要有实权有油水得多，是个肥缺呀，一般都是由掌权者直接掌控的。当时民生凋敝工商业凄凉，政府的财政，军队的响银几乎全靠鸦片烟土的烟税来维持。禁烟局表面上是禁烟，实际上是纵容鸦片贩卖从中榨取高额税金，是最有油水的一个部门，可以说，谁控制了禁烟局谁就控制了这个地区的财政。有时军队的响银还直接用鸦片烟土来充抵。爷爷是禁烟局的工作人员，凭什么呀？凭他的堂弟杨晓麓呀。杨晓麓他是杨京伯的儿子，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是武汉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杨晓麓排行第六，我们叫六爷爷，他后来做了衡阳市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任的市长。他对抗日战争后衡阳市的重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深得衡阳士坤和人民的爱戴。
衡阳市岳屏公园改造的时候，要重建衡阳抗战纪念碑，市政府征集资料，我父亲从我们家老宅的天顶阁楼上找出了一卷发黄的手卷来，那是蒋委员长亲笔为衡阳题的字：“衡阳抗战历史名城”。蒋委员长的手迹怎么会到我们家天顶的阁楼上去了呢？父亲在文革时期怎么没有交上去呢？父亲又是何时想起这卷东西的呢？都不得而知了，因为这件事是堂叔今年才告诉我的。总之爷爷死后，父亲就开始直接跟着他的六叔做事了。因为我爷爷是跟着六爷爷做事时病逝的，六爷爷承担起了照顾他兄弟这一家人生活的责任来了。所以直到前几年，父亲都八十四五岁了，头脑完全糊涂了，他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我去找六叔要工作，我要上班去！”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
父亲跟着六爷爷做事，他跟六爷爷的几个孩子如亲兄弟一般地相处。听六爷爷的女儿我的姑姑说，那时他们象亲兄弟一样，一起看电影，一起吃冰棒，还一起去打球。六爷爷的大儿子当时是衡阳市警察局的一名科长，他是蒋委员长作校长的警察干部学校毕业的，衡阳解放前夕，六爷爷要他辞职，却又不准他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政治大游行。他不能理解他的父亲，愤而反抗做市长的父亲，与父亲决裂，他叛逃到当时已在共产党统治的山西省去了。其实，做市长的六爷爷那时正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密谋着起义，他没让儿子知晓。起义正准备行动时，他被蒋委员长拘捕了，押解到了桂林。白崇禧认为他是因为与桂系过从甚密而被蒋扣押的，因为桂系正与蒋争夺这两广门户战略要地衡阳的控制权。于是白崇禧把他给放了出来，并派人护送他到云南投卢汉去。六爷爷还没有到云南，卢汉起义了，白崇禧等于直接把他送进了共产党的怀抱。那份蒋委员长的亲笔提字是1945年抗战结束后，六爷爷亲率衡阳代表团上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中央拨款重建衡阳这座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城市。蒋委员长欣然同意拨款并当场亲笔题了字以示重视。题的字是拿回来了，可拨的款项财政厅却迟迟到不了位，最终也没有拨下一分钱，都用在内战去了。这份题字落到了父亲的手中，说明父亲当时正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而且是机要秘书，那一年父亲20岁，六爷爷当时还不是市长，他只是市议会的议长，但他的声望很高。
衡阳在抗战的时候，特别是在1944年，在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衡湘会战中，衡阳保卫战打得非常惨烈，以区区1.7万官兵与十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打死打伤日军三四万人，最后全军覆没。他们忠于职守殊死抗敌顽强拚杀的精神不但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意，也赢得了日本军人的敬佩。父亲说那年他19岁，日本军队还没有到来之前老是派飞机来轰炸，他们就钻进防空洞中躲避。有些防空洞不够坚固，有时日本人的炸弹直接命中也炸塌不少，日本人就从飞机上撒传单说中国人挖眼埋中国人，企图瓦解我军的土气。
日本人接近了，全城的百姓都疏散了。父亲回家挑棉被，经过湘江大铁桥时，守桥的工兵大喊：快回来呀，再晚些就要炸桥了！他赶紧回去挑东西。每次父亲讲到这儿我就会笑他：那年你都十九岁了，你为什么不参军，去抗敌守土呀？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他连忙说：国民党的军队可以乱参加的吗？想想也是，再想想又觉得不对了，书上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只反共不抗战吗？衡阳保卫战怎么会是国民党军队打的呢？你搞错了吧？父亲没理我。他说他挑着棉被食物一大担的东西，奶奶领着姑姑和叔叔往她的老家阳家凹那个方向走。这就湖南广西的老百姓常说的“走日本”了。父亲说一路上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走啊走啊，一路都是逃难的人。我又问：国民党的军队不抓你参加他们的军队吗？父亲说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随便乱征兵。他们走啊逃呀，父亲挑不动了，他对奶奶说把东西扔掉一些吧。奶奶哭着说：都是些穿的盖的吃的，丢了吃什么盖什么穿什么呀？一家人抱头痛哭。
父亲说衡阳保卫战打得很残酷。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包围在城里，中国军队又把日本军队包围起来，日本军队又把中国军队再包围起来，这一层包一层的。外层的国军可以跑，可最内层的第十军却被死死地围在里面死守，他们坚守了四十七个昼夜，极大地杀伤了日军。日军的师团长，参谋长身受重伤，击毙联队大队长一级的官佐很多，军长方先觉将军把部队几乎全打光了，军部和军部所能掌控的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伤兵，其他几个师据几天前的报告就已经没多少人了，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时已经失去了与各师的联系。日本人劝他投降，他实在没有办法了，突围已无望，再拚下去也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跟日本人讲好了投降的条件，他投降了，他还带着他的军犬一块投降了。“那他不是汉奸了吗？我问。”“他不是汉奸！”父亲急了，“他是有条件投降的，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了。”父亲为方先觉分辩着说：“他的条件是：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不准杀害被俘官兵。2.伤员就地治疗，不准转移，死难者体面安葬。3.守城被俘官兵不离开衡阳。”方将军他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全我方将士的生命安全呀。父亲说方将军他被日本人关在湘江的竹筏上，湘江上的竹筏连排成片一大片覆盖在河上，很多很多，我小时候见过，小孩子们游泳如果钻进去大都出不来。“一天夜里，方军长趁日本兵不注意，跳进竹排里面潜水逃走了。”父亲说。“那他的水性不是相当好呀？”我惊叹地问。我不敢想像那么一大片的竹排他跳进去怎么能游得出来？我那时是学校游泳队的副队长，水性很不错了，知道深浅。暗无天日的大片竹排要游出来难度也太大了。父亲说“方将军的水性那是相当好的，他和他的狗一起跳的水，他逃回重庆时，重庆是万人空巷去迎接他，把他当成凯旋归来的英雄来迎接的，蒋介石还亲自接见了他。方先觉他是第一个打了败仗投降了还被人民当成英雄来欢迎的将军。”父亲崇敬地说，“连毛主席对方先觉和衡阳保卫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对父亲所说的将信将疑。小的时候父亲在我的心中特别没有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站不如松，坐不像钟，经常鞋都不脱地滚在床上鼾声如雷，走路拖着个鞋，低头哈腰的，裤子也穿不稳，老挂在胯上，还经常自言自语，走不了几步还摇头叹气。连小孩子都敢用嘲笑的口吻喊他“杨股头”。大人这样喊他他会大声地应一声，小孩子喊他他会笑一笑，摇摇头走开去，小孩子们还追着乱叫。我不知这“股头”是个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一句挖苦骂人的话。那时候我体能好，又捣蛋，是学校里的坏孩子，打架斗殴逃学什么都干。只要我听见哪个小孩冲我父亲喊，我一定会冲上去二话不说地把他打倒在地，人多我就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他们挨揍了就去医务室找我母亲告状，母亲责备我打我，我就吼：“他要再乱喊，我还打他！”母亲就跟我说这“股头”是个职务，是仅次于科长的一个官，以前一个科室里分成很多个股，你爸爸是股长。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心中的气才稍稍缓了过来：“那也不能这样戏弄地叫呀！”我说。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这样萎靡，一副逆来顺受，低头认罪的模样。母亲说父亲是下台干部，在“四清运动”中下的台，正在被改造呢！
原来如此，我有点明白了。对父亲所说的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成一个脑子不清楚的老人的胡言乱语。在文革期间，若把他的话当真，他还真的还要被批斗。他在跟我们讲衡阳保卫战时，邻居那位造反派就说他在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大家都把他当成脑膜炎患者，也就不当回事了。
父亲的话没人当回事，可他喜欢讲，只要一跟别人讲话，他就往衡阳保卫战上扯，要么就是杨家花园。他讲杨家花园，讲曾国蕃建湘军，讲彭玉麟是我们杨家的一个管家。他讲杨家花园时，我总认为我们跟杨家花园没有关系，因为父亲老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很小就不得不去工作，书都没有读多少，姑姑也是很小就到纺织厂上班去了，书都没有得读。只有当他和母亲吵架时骂母亲是地主子女时，母亲才反驳他：“你家穷，你出生好，那一大栋的房子是谁家的？那一大片的院子又是谁家的？你家穷，你的母亲怎么是湖南第三女子师范毕业的？”父亲这才着了急，他急得青筋暴跳脸红脖子粗，瞪着一双牛眼样大的眼睛对着母亲压低声音说：“你不要乱讲，那是要坐牢的，组织上有定论的，有定论的，你不要乱说讲。”
杨家花园跟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杨家花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大院子呢？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红楼梦》，也不知道大观园是怎么回事，我小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弄明白过，也没有到过杨家花园，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进去过，因为那里从解放初期起就一直住扎着两支部队。脑子里那点对杨家花园的了解全是父亲硬灌输进来的。他有事没事地就跟我们讲杨健，讲杨建的儿子建杨家花园。他说杨健是满清时期的湖北巡抚，他为官清廉为民做主勤政爱民。杨建在很多地方都做过官，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可他却被满清的皇帝降了职然后强迫退休，他死的时候皇帝又恢复了他的名誉还升了他三级，可了不得了。我问母亲杨健是什么人，母亲说她也不清楚。可她从小就听大家传唱过几句口头禅：“不料杨健做官，不料黄机子打更，不料清堂拆屋卖砖。”她只知道唱却不知其中的典故也不知具体内容，只知道反证是讲意料不到的事。这几句口头禅在衡阳地区流传很广。父亲又跟我们讲曾国蕃的湘军，他说曾国蕃的湘军就是靠我们杨家花园给钱给兵给将领而发展起来的。他又讲彭玉麟，讲他是杨家花园的一个管家，他做大官后为了报恩娶了我们杨家的养女杨阿秀，他是湘军的水军头领，后来做了两广总督。每当父亲讲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时，我总是极不耐烦地说：都是些反动的封建官僚，屠杀过多少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啊，我们跟他们才没有关系哩！我把头一昂就走了，父亲半张着嘴看着我扬长而去。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的事，谁愿意把这些反动统治者跟自己挂上钩呀。别说那个时候，就是再往后推十年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扯上瓜葛，我读大学时还在骂曾国蕃是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曾剃头，他的湘军是反动的地主武装。父亲的脑子是有问题，全然不知利害。或者说他是个坚持真理，懂得应该客观地对待历史人物的人？好像又谈不上。有时候母亲为这事骂他，他也根本不当一回事地嘟哝：“那有什么，不过随便讲来好玩罢了。”母亲则骂他口空嚼瓜皮——无聊！那时还真没人把父亲的话当一回事，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他，虽然说那个工厂是他筹建的，山里的转运站是他创建的，工厂中很大一摊子事都是他在主持着，别人在造反闹事他总是在默默地干着生产的事。地上有一根铁钉他会捡起来；在任何地方看见自来水龙头没关他会上去把它给关上；走在路上，只要看见人力拉的两轮板车拉有重货，他一定帮着推一程，直到不同路了。但从大人到小孩子都没有一个人尊重他，包括我的母亲和我们做儿子的，当然也包括一个我。为什么？因为他总是点头哈腰，见谁都顺着，只差没有喊我有罪我该死了。但他做事非常认真负责，虽然人人都欺负他，看不起他，但真有事解决不了了又都愿意找他想办法，他也从不推脱，他总尽力而为。他所主持的工作创办的事业都稳步开展着，运转着。不管怎么说，父亲是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人，是一个读古书的旧时代的读书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看他那一手好毛笔字就知道了，那字又有几人能够写？可这一类人正是那个时代最受罪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就没有搞清楚杨家花园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就是杨家花园的后人，为何从我爷爷的时候起，我们家就没住在杨家花园里？父亲又老说自己小时候很苦？要说没有关系为何奶奶又是湖南省第三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而父亲又读过那么多的古书？问父亲，父亲说他只是在杨家花园读了几年私墅：在那读书不要钱，还管一顿饭吃，但必须是杨家的后人。也就是说杨家花园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可我仍是弄不明白：拥有十几亩的大院子和一大栋房子的我们家，虽然已不住在杨家花园里了，可我们家的家庭成份却是城市平民。而在乡下大山沟里仅仅只有几亩地，几间烂泥巴房屋的外公家却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我妈妈倒成了地主子女，我父亲却是城市平民？更有意思的是我母亲没有被打倒，而父亲却是被打倒的下台干部。/我实在弄不清其中的关系。
父亲解放前在衡阳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呢？他只说他在同仁堂做缮写，其他的就讳莫如深了。2010年二哥去衡阳扫墓，拜访了几个叔叔伯伯，从他们那儿带回来一张放大的照片，那是1949年衡阳市国民党最后一届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合影，六爷爷身着长袍马褂端坐在正中间，父亲站在最后一排右边第三个，那年他24岁。原来他是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难怪蒋委员长的亲笔题字会在我们家老宅的阁楼上面。那上面还有些什么宝贝？我从来就没有上去看过。大哥最后把那些杂物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大哥说全都当破烂卖掉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又能怎样？
共产党来了，六爷爷被蒋委员长抓走了，林彪进驻了杨家花园，大军指日就要长驱直入广西了。广西是桂系的老巢穴，李宗仁白崇禧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地方基层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十分强大，而且组织严密。李宗仁白崇禧就是凭借着这块地盘长期抗衡了蒋介石，这些地方武装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出过大力，当年日本人进入广西，抗击日寇的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就是来至于他们，红军长征突破湘江防线时也吃过他们的大亏。李宗仁白崇禧想凭借着华中的几十万大军和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这些地方武装与共产党抗衡以寻求谈判，谋求两广独立。共产党对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伟大的作战计划：几百万大军大迂回大包抄：东从福建西从云贵，而正面林彪的四野暂时按兵不动，以防桂系将大量军队撒往海南岛。为了彻底解决广西的地方武装，陶铸担任广西第一书记，他在衡阳组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把当地知识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培训。一个是革命大学，一个是柳州专区干部培训学校，而且还抽调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领导。父亲参加了解柳州专区干部培训学校的学习，第四野战军教育科长，毕业于燕京大学，抗战时就是陕西米脂县县长的魏伯做领导。
那时，杨家花园的人们已作鸟兽散了：跟六爷爷走的都留在了衡阳，成年的都参加了干部培训学校或者革命大学。其他的都跑了，大部分到了台湾，还有一部分跑到了美国。我父亲和六爷爷的几个孩子还有几个代字辈的兄弟姐妹跟在林彪大军的后面，在陶铸的率领下进入了广西，他们后来都留在了广西，直到现在，他们为广西的建设贡献了一生。他们都还健在，一个都不少地都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了。
父亲他们的工作队是坐汽车还是步行进入广西的呢？小时候听父亲他们的同伴们争论过。有的说是走路的，有的说是坐汽车来的。父亲说他是走着来的，他腰间别了一支老掉牙的左轮手枪，也不知怎么回事，枪走火了，把裤裆穿了一个洞，差点把播种的家伙给打掉了，幸好，否则就没有我们了。父亲吓得脸都青了，从此他再也不拿枪了。这一路上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是大军过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吗？还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父亲他们都没有说。但战场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1980年三哥考大学时，学校推荐他上桂林步校（桂林陆军学院）教官都下来把三哥带走了，父亲不顾一切地把三哥拉了回来。多少人渴望的军装啊，为什么父亲会那么反对呢？任凭老师教官怎样劝说 ，他就是不同意三哥参军入伍，也不说原因。我们都不明白。逼急了只一句话：“你们见过战场吗？！”
是啊，“你们见到过战场吗？”多有份量的一句话！1980年中越边境冲突不断，桂林步校的学生是要去战场实习的。
父亲他们进入桂林后，他告诉我，他进入省政府办公室，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所在地的独秀峰山脚下，现在开辟成为旅游景点的靖江王府的王爷府时，里面全是药品，他们迅速整理好交给随军医院下发给各部队，接着马不停蹄地就下柳州了。
父亲的字写得好，又曾在衡阳市政府做了很长时间的机要秘书。他在魏伯手下干什么呢？他没有说，他只是说魏伯住楼上他住楼下。魏伯是柳州专区的专员，后来做了柳州市委书记和市长，他在林彪的四野很有名，为何？他的文化程度高呀，魏伯经常叫父亲抄抄写写。
父亲很快就被分派去管粮食工作去了。父亲为人老实本份，是个实心人，但他头脑不太灵光。他去管粮食，若大个城市，还有那么多的军队的粮食，堆积如山啊。父亲是怎样参与管理的呢我就不得而知了。父亲这时候在生活上是供给制，就是不拿工资，一切都由政府供给。后来父亲申请薪金制了，因为他有老娘还有弟弟妹妹要供养啊。他的薪金是八十元人民币，那时的八十元是相当高的工资了，相当于八十块银元呀，一个小学校长也才19元一个月呢。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费也就是五六块钱就足够了。
不久父亲出事了，有位同事被认为贪污了粮食，被抓了，严刑拷打逼供之下，为了过关，他便乱咬乱抓人了。他说父亲也贪污了几十万斤粮食，都屯放在衡阳老家。工作组去调查了，查无实据。但父亲却被调离了粮食部门。他到过田东县，田阳县，去干什么呢？是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吗？他一直没说，母亲也不知道。现在父亲已经得了老年性痴呆症，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又怎么问他？
接下来父亲的日子就难过了，他象走马灯一样地换单位换工作，后来又到南宁，然后又到了玉林那大山沟里，“四清运动”时他“靠边站”了，然后又随着开矿队来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越城岭开采滑石。是福耶祸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整他的那些人都死掉了，当年一同来广西的工作队的队友也大都死掉了，他仍然瞪着一双牛样的大眼睛，张着嘴在啊啊声中懵懵懂懂地活着，在一片浑沌世界里过着他无忧无虑的日子。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存在，那他生命的意义真的不错。
父亲幼年时期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头脑不太灵光。但他为人老实本份，工作勤恳扎实。青少年时有做衡阳市议长做市长的六爷爷照顾他，看护着他，他自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参加南下工作队时，在大领导魏伯的手下直接工作，魏伯知书识礼德高望重，他不会亏待父亲，父亲自然也不会吃亏。可离开魏伯后失去了有德者的保护，父亲就象被卷进洪水中的树叶，那沉那浮就由不得他半点了。好在老天佑善，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双大手在护佑着他。姑姑说恐怕是他从小在同仁堂工作时给穷人发寒衣，给灾民施粥，抗战胜利后协助六爷爷为死难者收敛尸骨积了阴德吧，所以老天护估着他。我觉得也是那么一回事。
1956年父亲经姑姑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那时刚从衡阳市二中初中毕业，正没事干。父亲的字写得好，母亲一见就十分喜欢，又听说是南下干部，副区级，当然喜欢。可母亲一见到父亲她又不乐意了，为何？父亲黑黑瘦瘦的，母亲说三十岁的人象四十岁的老头一样，走路一点都不威武。可父亲喜欢母亲，他追母亲一追就追到母亲乡下的家中去了。那时候母亲的家乡还没有通公路，先得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还要走十多个小时的山路，父亲真是了不起，真有干劲。外公外婆给父亲的诚意感动了，答应了父亲的求婚，而母亲却还在犹愈。外公外婆说：你在城里读书带回来一个大男人，整个乡的人都知道了，你不嫁给他还能嫁给谁呀？母亲自然无话可说了。
几十年后母亲还在骂父亲，说他死皮赖脸地追她，追到她家去逼她父母把她嫁给他。小时候我们信母亲的话，可二十多年后，我带着一家三口跟母亲到外婆家去过以后就不信了：那么偏僻那么遥远的一个小山沟里的那么一个山村，又不通汽车还要走十个小时的山路，母亲要甩掉父亲易如反掌，母亲可不是一个弱女子，她是一个敢于反抗敢于抗争敢于争取自由，有理想有干劲，受过新式教育长大的新女性，日本鬼子三次进村她都能逃掉，何况父亲这个外乡人？
父亲得到了外公外婆的承诺后他回广西柳州了。不久母亲也到了衡阳市里跟我奶奶住在了一起了。父亲一直跟母亲通着信叙说着思念之情。母亲跟奶奶住在一块一段时间后，奶奶发现母亲性格刚烈，脾气不好。奶奶就写信给父亲反对这门亲事。母亲发现了，她在外公外婆和舅舅们的支持下单枪匹马直闯柳州，要父亲与她完婚，于是父亲和母亲在柳州结了婚。
父亲生性懦弱仁厚，而母亲刚烈暴燥。母亲总认为她嫁给父亲十分冤枉。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可长大了，特别是进入中年以后却不是这样认为了。我们认为这桩婚姻是绝配，因为他们完全是互补。没有母亲的刚烈和泼辣，父亲和我们兄弟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中不知要遭受多少罪，都是母亲保护了我们。可是没有父亲的仁厚懦弱，又怎能容得下母亲的刚烈和暴燥？父亲不仅毛笔字写得好，还吹得一手好口琴，每次单位里搞文艺表演，总有父亲的拿手好戏：布置会场有他忙碌的身影，表演节目有他优美的旋律，散场后他会带着我们跟着一块学一块唱。我们家中还有那时代少见的晶体管收音机，是短波的，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买的最先进的电器。父亲还会随手从路边摘一片草叶含在嘴里吹歌曲学鸟叫。我还记得幼年时代跟着父亲在刚下过雨的山路上行走他吹歌曲给我听的情景，我怎么也没有学会吹草叶。父亲特别喜欢新玩意：养小白兔，养小白鼠，买哨子学画眉鸟叫。他带着我躲在树林草丛中逗画眉鸟叫，套各种小鸟，可好玩了。可以这样说，我们兄弟身上的艺术细胞完全来至于父亲，打球唱歌吹口琴下棋，无一不是父亲教的。母亲给我们的是勤劳，是刻苦是努力。母亲会带着我们兄弟一块去打柴割草种菜捡菌子，干活赚钱。这些事父亲完全不干，他只带我们去逛街，去吃美食，去欣赏艺术，去参观书画，玩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可惜我们家从省会城市流落到了山沟里，母亲的强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父亲的强项被抑制住了。我们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不多而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二哥捡了父亲的书法绘画和打乒乓球，我捡了父亲的口琴，我是大学里口琴协会的会员，系里的口琴协会会长。
父亲自从离开了魏伯，他就象在洪流中飘浮一样被波浪推来搡去。他几乎走遍了广西的每一个地方。他后来调到自治区地质堪察院，又在广西砖瓦厂呆过。他就象万金油一样，哪里需要就被塞到哪里去。最后被一位抗战时的老八路吴伯伯看中，把他带到六万大山里开矿去了，父亲主要的工作是做物质筹备和购买，当然也下过龙道打过炮眼，那是1963年年初的事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了那个单位里了，直到退休。他是从上面被塞到最基层的单位里去了。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父亲因为语言不清思想不清被卷了进去，成了下台干部。语言怎么不清呢？听母亲说他看到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说毛主席的样子象秀才。毛主席那时确实是一个秀才打扮。可刚刚看了电影《刘三姐》的工人阶级说他把伟大的领袖比喻成那三个酸爱秀才，是对伟大领袖的攻击！更有甚者，父亲从省会调到六万大山里工作，心中憋闷，他说他一个大城市里在市政府工作的人，怎么弄来弄去调到这么一个“鬼地方”来工作。干革命的地方，怎么成了“鬼地方”？资产阶级思想，思想不清，于是乎他被打倒了，他“靠边站”了。
父亲被打倒了，靠边站了，他下到矿山里开山挖龙道，工资降了两级他还要不断地写检讨，反省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挖自己的根。白天黑夜地写啊，睡觉都睡不着。有一次基干民兵抓他去批斗，他把裤子当衣服穿了，穿也穿不进，没把那些民兵们笑死，自己倒是急出一身的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为是下台干部所以不准参加运动，父亲在整个文革期间，每有风吹草动他都战战兢兢的，因为随时他都要站在台边陪斗，站在那儿低头认罪。他就这样胆战心惊过了好几年。是不是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低着头走路，见到谁都点头哈腰了呢？自从我懂事以来，他一直就是这样低眉顺眼的，从没有见过他气宇轩昂过。1978年父亲被平反了。当宣布评反的那一天那一夜，他激动，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关门关窗，拉上窗帘，不知他要干什么，我偷偷地跑到窗子边去偷看，我听见他在屋子里面扯着嗓子在喊：“同志们”。原来他在练习做报告呢！可怜的父亲他有多少年没有坐在台上做报告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做过报告，后来也没有做过，他最终也没能坐在台上做报告。他仅仅是平反了，工资恢复了，扣掉的却没有补发，工作还是原来的没动，整他的人仍旧是他的上级，他仍旧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扬眉吐气。倒是1980年三哥考上了大学，1983年我也考上了大学时让他扬眉吐气过，因为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的人太少了。他逢人就讲我们学的专业，讲我上大学的那个城市。唉，我可怜的父亲！
父亲走路仍旧是低头，仍旧是点头哈腰，他仍旧是摇头叹气，裤子仍旧是穿不稳，嘴角仍旧是流着口水，母亲仍旧是动辄贬损父亲，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父亲现今87周岁了，再过几年就九十了。而当年整他的人呢？差不多都死了，父亲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父亲现在除了老年性痴呆以外，其他的病似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每餐能吃一大碗各种蔬菜弄的食物。当然这归功于二哥的精心照料，又何偿没有老天的护佑呢？向使他1964年“四清运动”时没有“靠边站”，文革时期能有他的活命？老天爷是在保护他呀：让他犯一点小错后“靠边站”，这一来躲过了多少灾难啊。他逆来顺受，点头哈腰，从不抗争，别人骂他，别人喊打倒他，他自己也喊打倒自己。母亲骂他，他不吭声；别人欺负他我们要反击，他就说：算了喽，又有什么了不起。他做任何事别人都要戏弄他，可他一直就是厂里的主要工作人员：桂林厂区的筹建，龙胜大山里的转运站都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后来的补偿贸易，利改税，清厂核资也都是他在弄，生产科，供销科也都是他在支撑着。从表面上来看，他是那样的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被人嘲笑，戏弄，他要进矿山，司机样经常推来推去地不肯搭载，可大家有什么事最终都还是找他解决。厂里的几任党委书记，矿长都紧紧依靠他来展开工作，他所主持的工作别人最终都不得不配合，工作也得以顺利铺展开来。他用逆来顺受的态度赢得了别人的合作，使工厂正常地运转，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近读《曾国蕃家书》，有逆来顺受一则，看后颇令人深思。我又不得不想到父亲。父亲工作了几十年的这个工厂来来往往那么多的领导，包括现在拿高薪的领导，要讲对工厂的贡献，真的没有谁能够比得上父亲了。想到这，我鼻子有点酸，眼泪蒙住了眼睛，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底里开始高大了，唉，我父亲。
是啊，父亲，不单单是父亲，我们衡阳江东岸杨家又有谁不是这样低眉顺眼以顺应时代的潮流呢？这是智慧呀！
是智慧吗？想当年解放初期，共产党一进衡阳城，大爷爷就把房契地契都交给了新政权，有的说是奶奶交的，还有的说是九爷爷交的，媳妇们都在责怪。可今天我才明白，为何母亲家才那么一点地那么一点房子财产就成了地主兼工商业者，而我们杨家那么大的产业却是城市平民。虽说因此而丢掉了大量的财产，可我们杨家留在大陆的人却都保住了性命，没有谁因为家庭出生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成为地主资本家的，也没有一个死于非命的，都是寿终正寝，都活过了八十五岁以上。财产丢了可以再赚嘛，现在我们兄弟谁没有好几套房子？杨家花园的后人还拥有价值上亿的房产数十亿的资产，经纪公司为他打理财产哩。所以啊，放得下才能保得住，保得住才能拿得起，才能再兴旺起来。
记得犹太人有句名言：“忍耐是一种高等文化的象征，不能忍耐的结果往往是不得不更长久地忍耐！”用这句话来诠释父亲的一生可以吗？似乎可以又好像有点牵强。《增广贤文》说“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然也乎？然也。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忍耐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有失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