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一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结束，最后的半个月，爸妈一直在催促“太远了，别在那漂着了，赶紧回来吧”“大城市机会多，怎么着都能找下个工作”，电话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相对于我从小生活的城市来说，团场条件差、单调乏味，说一无是处有点过分，但确实是没法比。但是，我居然瞒着父母转成了一二八团选聘的大学生。待遇留人、平台留人这些对我而言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留下，只是因为，“他们对我挺好的，我走了会不会太没良心了”。
我刚来时，丁克萍是一二八团政工办的主任，也就是我的领导，一听到我的专业是新闻传播，她对我十分上心。适逢一二八团组织全体党员为一位患病的志愿者捐款，她便让我写一篇消息。我写的标题是“一二八团开展为某某同志捐款活动”。我站在她办公桌前，背着手，低着头，“刻板的消息，毫无新意，这样的标题根本吸引不了读者，拿回去，重写！”很清楚的记得她当时的表情，一脸“嫌弃”，语气坚硬，工作后挨的第一次批评，让我消化了好久。
我将改后的稿件给她看，“‘我们都在你身边’，还行吧。”她淡淡地说，好委婉的肯定。之后我又写了“丝带绣：绣一幅多元增收图”“为提升团场小城镇品味 一二八团出资40余万元统一规范广告牌”两篇稿件。她坐着，左手拿着稿子，右手指着上面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过，一句话一句话的给我点评。我站在她旁边，那一刻，我觉得她好像我的老师，在给我批改作业。
接下来的时间，她更像“打了鸡血”一样，天天盯着我采访，写稿子。很快，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新闻事业稍有起色，稿件陆续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刊登。这时，一年的志愿者服务期也要结束了，“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舍不得”，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好，成为我的牵绊。几经挣扎，我终于瞒着父母留团工作了。
说震惊都不为过，2014年9月底，父母从山西来到了新疆。从山西临汾到七师一二八团，将近4000公里的距离，那两日，真的是煎熬。“你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去了看见条件不行，我们就立马带你走”“这两天你把行李收拾一下，看哪些是要往家寄的，都整理出来”，又是一个接一个的打电话。
见到父母的那一刻，欣喜，更多的是压力。“如果他们觉得这里不好怎么办，难道我真要跟他们回去么”“不，他们一定会觉得这里不好的，该怎么办”，我的内心忐忑不安。很快，他们“愚蠢”的行为让我压力倍减。他们妄图把一二八团每个地方都走一遍，全面考察我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开玩笑，新疆最不缺的就是地！”我窃喜着。
接下来，领导派人为父母送来了米面油和网套等，同事也经常来看他们。然后就是我上我的班，他们继续用脚丈量土地。国庆放假，陪他们到克拉玛依转了转。很快，一个月过去了，他们要走了。“将来你讨吃要喝的时候可别后悔”“女大不中留，老话可真没说错”走之前，他们不停地嘟囔着。
那天中午，我没去送他们，直愣愣地站在门里，当他们转身关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听着他们一阶一阶的下楼，直到没了任何声音，我还在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