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网络上看到祝勇写的一篇《柏克莱的张爱玲》，看得我心尖儿都是疼的。
这个爱穿奇装异服写得一手锦绣华章有过倾城之恋的极致女子，她的后半生，是在极致的孤独与落魄中度过的。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给了一个叫赫德路的公寓，给了一个叫胡兰成的人。1944年，他们在婚书上写下：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挑灯熬夜，以换取微薄的稿费。在此，她认识了年长她29岁的潦倒诗人赖雅并嫁给他，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的经济拮据到连床单窗帘都买不起的地步。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在柏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因为她不会“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而她留给同事们的印象，几乎是一个隐形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又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不与任何人言谈，如同默片里的人物。
独居的26年，张爱玲完全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除了餐桌和椅子，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没有亲人，远离朋友，以至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
没有人爱，没有人怜，这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永远地去了。没有谁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她的陨落，没有谁在她的耳畔轻轻地说一声：爱玲，别怕，我在。
她洗尽铅华，化作一条骨感的鱼，消逝在浩荡的孤独里。她睡着的时候也是睁着眼的，只是没有泪。春闺梦里，那桃花依旧笑春风，那素月一如白玫瑰，那心口上一颤一颤的朱砂痣，都散作一炉一炉的沉香屑……
现实真是最恐怖的东西，光阴也是，爱情也是。
所以，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道：因为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总存在一种，古老的敌意。
所以，我们许多的人便在残酷的现实的掩护下，冠冕堂皇地放弃了美好的理想，心安理得地丢掉了生命的本真，过起了灯红酒绿追名逐利的生活。
但我知道，张爱玲没有。
晚年的张爱玲，为了耳目的清净，频频搬家，但她深知自己时日不多，几个写作计划都在“急管哀弦”地进行着。
首先是编订《张爱玲全集》。第二是编一本图文并茂的《对照记》。第三是重写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对照记》里收了许多她与至亲好友的照片，只是没有胡兰成和赖雅的，她自己五十岁以后的，也没有。她心里自有一杆秤，称得出爱情与光阴的分量。
这部《对照记》给她带来了荣誉。在她去世前一年，《中国时报》授予她“特别成就奖”。为接受这个奖，她特地到照相馆照了一张“近照”。照片中的张爱玲，面容清癯，目光炯炯，但颓唐的老是掩也掩不住的了。最可称奇的，是她手拿一张卷着的华文报纸，露出赫然几个标题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
这个亮相，使不少张迷惊骇，甚至有人认为很不祥。但，这就是张爱玲——命运再严酷，她也没有屈从。她虽老了，却绝没有被时间所俘虏。
《小团圆》的书名取得更奇。我们中国人最爱“大团圆”的结局，可能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无功名、无房产、无子嗣，这样的一无所有，断然是算不得大团圆的，于是只能名之曰“小团圆”。
《小团圆》直到死也没有写完，这也暗合了她凄凉的命运，是连个小小的团圆也称不上的。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句子是年轻时的张爱玲写的，写尽了她苍凉的一生。
虽然死后六七天才被发现，但她的房间显示，她临终前的头脑是清醒的。各种证件和信件都有条不紊地装在手提包里，放在靠门边易被发现的折叠桌上。她身穿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躺在一张灰蓝色的毯子上，手脚自然平放，神态安详，只是出奇地瘦，瘦！她走得平静，有风骨……
遵照她的遗嘱，朋友们将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同时祭撒的还有红的白的玫瑰花瓣。一代才女张爱玲，从此和浩瀚的大海在一起，和芬芳的玫瑰在一起……
这是张爱玲的现实，也是张爱玲的理想。生前死后，现实从来不是她的敌人。她一直握着现实的手，苦与乐都能微笑。她是蝴蝶，终究飞不过沧海，但她没有随意落在一个岛上，沉溺下去。而是一直飞，飞在爱与梦的微光里，飞在极致的孤独与辽阔里。
在《果壳中的宇宙》一书中，霍金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里一句充满诗意的台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里，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
张爱玲，也是一个端坐于果壳的王者。她从有限中伸出触角，又趁着无限的风，入于精神自由的逍遥之境。她留下的都是刹那，却被我们永恒地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