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当局出手了
在文革中，报纸和广播电台是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当时电视台很少】，也是两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就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了一个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了权。从此以后，人民日报一直为中央文革所控制，成了中央文革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1967年1月12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27个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社的权。16日，青海日报社被八、一八派接管。2月14日，受赵永夫【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控制的省军区以西宁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对青海的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对青海报社实行军管。当天上午，军管小组进驻报社，同八、一八发生了冲突，军队包围了报社。
2月23日，军队向报社发动了攻击，一时枪声大作，数以百计的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打死打伤近30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2、23大血案”。
广西两派的大搏斗，也是从争夺广西日报社开始的。1967年1月7日，广西日报社的造反派和外面的造反派组织一起，夺了报社的权。1月15日，广西造反大军重新接管广西日报社。3月18日，广西军管会成立，对广西日报社实行军管。4月27日，四二二造反派冲进报社，强占报社大楼。联指成立后，也组织人马冲进报社，两派在报社里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从此，围绕着【广西日报】，广西两大派的派斗大开，广西人自相残杀由此拉开纬幕。
在“一月风暴”中，滨海日报社是滨海地区最早的夺权单位之一，随后，滨海区党委，各县市都发生了夺权事件。夺权后，滨海日报停刊，只发新华电讯。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滨海人再也没有看到滨海新闻。当时滨海日报社社址在新华路，在东方红的势力范围里，滨海市发生大武斗后，海联司的职工都撤出去了，海南红总、海大总等学生组织进驻了报社。
1968年4月5日，滨海行政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滨海日报】复刊，作为区革委会的机关报。xx军管会对报社实行管制，勒令红总、海大总等学生组织撤出报社。
6月5日，【滨海日报】在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印错了一个字，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变成“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造成了政治性的错误。东联站借题发挥，故意制造事端，当天晚上便组织大批人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滨海日报社制造的严重政治错误，要求当局做出解释。
第二天中午，滨海红总、滨大总组织数百人连续三次冲击滨海日报社，守卫报社的解放军战士警告无效，被迫对冲击队伍开枪射击，造成6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六、六事件”，这是滨海市自文革以来发生最大的一次流血事件。
消息很快就传到我们这里。同学们大为震惊，议论纷纷。有的说，解放军怎么能向红卫兵开枪呢？有的说，这可能是上级的指示，说不定是中央军委的命令，否则xx军区是不会这样做的。有的说，看来问题严重了，我们这一派没有出头之日了。
听了同学们的议论，我也感到纳闷：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xx军区尽管一向支持海联司和县联总，但那都是暗中支持的，表面上是对两派还是“一碗水端平”的。军区从来还没有说过我们这一派是反革命，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进行过武装镇压。年初我们井系旗派冲击军区一所和在警司里大绝食，那样大的事件军区都没有采取行动。这一次他们竟敢向我们这一派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了这么多人，这肯定是上级的命令。这样看来，上面已经把我们这一派划成另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明目张胆行动的。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们这一派完了！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两个方面的力量。文革初期，造反派起来造反，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但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抗，也就是来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扰和破坏。各地的当权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或是制定了条条框框，不让造反派起来造反，或是扶植强大的保守势力，围攻和镇压造反派。造反派的处境非常困难。
1967年1月23日，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今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也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但是，由于许多部队是带着派性去支左的，甚至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造反派。他们支一派，疏一派，压一派，使当地的派性斗争更加激烈。如重庆的五十四军，他们坚决支持八一五派，而对另一派反到底派则采取打压政策，因而引发了重庆两大派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和大规模武斗，致使双方伤亡人员数以千计，国家人民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成为全国动乱中最严重的地方。
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错综复杂，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假左派真右派，就是在支左第一线的部队也分不清楚，他们是凭着感觉【带着派性】来支左的，支持错了也难免。当时，全国大多数的支左部队都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结果很多地区的造反派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他们围堵和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队武器装备，楸斗和污辱军队领导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2月份开始，各地军区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对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实行全面的反击，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逮捕了一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有些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全国的造反派受到了一次重创，这就是造反派所称为的“二月逆流”，文革进入了低谷阶段。
面对这种情况，1976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一个跟以前军委八条命令相抵触的文件，叫“十条命令”。命令说：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还说，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命令发出以后，各地军区纷纷对前一段的支左工作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对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进行平反，放出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又一次“咸鱼翻身”。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全国局势一片混乱，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武器装备，甚至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但军队整体【除青海、新疆个别地区曾失控】一直坚持对造反派“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何时候都不开枪的原则。
但到1968年，形势就有所不同了，不是开几枪的问题了，而是出动军队镇压造反派。其背后是毛主席要稳定局势，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先是利用，然后是打击，造反派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6、6”事件后，王诚树老师带领一批学生，终于来到我们大队。井系旗派指挥部的一些头头，如朱远明、陈川楷、肖跃才等，也陆陆续续的来到建华山。王老师来了以后，我和同学们赶去跟他见面并交谈了几次，我发现他的神色焦虑不安，一付忧心忡忡的样子。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跟他在南坡村会面并交谈，询问他对“6、6”事件的看法。他竟一反常态，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红总：“红总是个极左组织。谢仁畅这家伙把事情搞糟了，怎么能在这个敏感时期公开同跟军区叫板，现在我们非常被动，东联站和井系旗派有可能跟广西四、二二一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到那时，我们可就惨了！”听了王诚树一番话，我跟同学们大吃一惊，个个六神无主。看到头头们这个样子，我们的情绪低到了极点。
未了，我们问他以后如何开展活动，他却一反往常，情绪非常低落：“还有什么活动？指挥部那帮人各自为政，各人干各人的，根本没有办法扭在一起。建立新据点，只是一句空话，名为建立据点，实为逃命！想不到我王诚树一介书生，跟着毛主席来造反，竟走到这番地步！”说着，他竟动了情，流了眼泪，我们受到他的感染，也跟着他流泪，心里感到非常难受。后来，我们跟王诚树老师握手告别，默默地走了。
谁也想不到，我们这一次同王诚树老师见面，竟是最后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