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银行办理存款，填好存单，递给营业员。一女士从不锈钢栅栏下的小窗口推回我的存单：“重填，名字不清楚”。我如是重写，递进去又被推回：“名字写得太潦草”。于是，再重写，如此三次，终于过关。我苦笑地摇摇头。曾被推崇有“一手好字”的我，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些年来，几乎每天都要收货，收完货就得签名确认，往往受收货环境的限制，很难横平竖直、笔笔归真地签字，况且签得多了，也就不自觉地“龙飞凤舞”起来。
客观地说，我的字的确算不上好。正如我的外甥女所言，“舅舅的字没有笔锋，不成体”。没错，如今的孩子们学习书法，得从颜体（颜真卿），从柳体（柳宗元），抑或是欧体（欧阳修）。我呢，读了十多年书，又教过五年书，对汉字的演化，汉字的结构，汉字的音、形、意，有过一些了解。尽管也收集过几本字帖，但却从来没有临过贴。所以，在书写的时候，基本上是“信马由缰，独往独来”。也常有朋友问我：你的字这么好，学的颜体还是柳体？答曰：“自成一体！”
到现在我依然顽固地认为：古代书法大家们的书法作品，勿容置疑，的的确确地好。历经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传承，现在让我们看了，依然肃然起敬。但我们学习书法家们的书法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有什么不好？难道一定要西施效颦、千人一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美，都得益于丑的衬托，否则，何来之美？妄论，妄论！
认认真真地写字，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六岁时（不足五周岁）父亲送我进学校，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好在天赋还行，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勉强升到三年级，实在是跟不上趟，留了一级。年方十岁，便赶上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课堂上教的是《毛主席语录》，课后作业是背诵《老三篇》，升学考试以背诵《语录》多少条为标准，70条以上升级，不足则留级。正常的教学秩序已不复存在，整天价，“打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学校成立“无产阶级司令部”，班级成立“战斗队”。记得清楚的，有“铁骨红心战斗队”，“卫东（毛泽东）彪（林彪）战斗队”。高年级学生加入红卫兵，低年级学生加入红小兵。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红袖章，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色跃进门。前些年，香港拍卖市场上，原标价8分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枚邮票，最终以数百万元成交，就是出自那个年代。所有的学校都被改了名，北季小学，改称“向东小学”；龚营小学改“育红小学”；苏嘴中学，改称“红旗中学”。一切的一切，都要贴上“革命”的标签。这阶段的我，班级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家庭出身又算不上“根红苗正”，只能随着“革命的洪流”，或逃学，或旷课，或参加游行示威，歪着脖子、举着拳头、血脉喷张地跟着呼喊“舍得一身剐，敢把校长拉下马”！人云亦云，浑浑噩噩。想不出那个时候我写的字，与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
到了1969年的下半年，“革命的大潮”’似乎收敛了一些，教学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五年级的上学期，班里新来一个姓张的班主任，高高的个子，白皙的面庞上，留有几颗稀疏的浅麻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讲起话来斯斯文文的。正是这个张老师，改变了我的学生生活。虽四十多年过去，依然让我无法忘怀。
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的作业，是抄写课文。新的学期，新的老师，新的方格写字本，不由得我工工整整，认认真真地完成作业。第二天，作业本发下来，每一位同学的作业本上都留有张老师的批语，“好”“较好”“一般”（文革期间老师批改作业，是不可以按百分制打分的，否则会给你戴上“唯分数论”的帽子）……。而我的作业本上，端端正正地留下五个仿宋体朱红字迹——“态度认真！好！”这是全班三十多名同学中绝无仅有的评语！同学们争相传看，口中不时发出“啧啧”的赞美和“嗯嗯”的嫉妒。我呢，便热血沸腾起来，仿佛一下子长高了许多！是啊，入学六年，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老师的认可，从来没有受到过表扬，从来都是唯唯诺诺，不敢在人前讲话……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倍加珍惜老师的鼓励，学习成绩日渐提高。不久，我就当选班级的小组长。是张老师的鼓励，推开了我心灵上的一扇窗 ，我不仅学习成绩越发领先，写字进步，更重要的是敢于在课堂上主动发言，敢于在人前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当年遇见张老师，从性格上讲，我，恐怕不是今天的我！
如果说我的字真的不错的话，还得益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换言之，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练就了我的字。
从1970年春，到1975年夏，五年半的中学生活，是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度过。“大批判”“小评论”“活学活用”“批林批孔”。每一次运动，都少不了我的参与，因为我是班级中为数不多的字能上墙的同学。教室后墙上的《学习园地》，校园内的班级墙报，每周一期，是我们真正的“练字园地”。毛笔字，粉笔字，水粉字，美术字，画报头，我们一一尝试。由于我们的板报出得有特色，有创意，中学期间，几曾受邀去公社文化站出版报。与此同时，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还学会演唱京剧样板戏，扮演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等不同的角色。在五年多的中学时代，我不仅练就了“一手好字”，还先后荣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年级数学竞赛第三名”，“优秀文艺宣传队员”等称号。可以这样讲，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的风景，是“这边独好”。
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我，在那个“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推荐升学的年代，我不敢奢望继续读书。毕业后回到队里，当了大队农技员。工作之余，少不得带领“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社员们演唱革命歌曲。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运动，在民墙上书写运动口号，我是不二的人选。石灰水、红土水作墨，砖墙、土墙作纸，到处留下我的“墨宝”。
二婶家儿子结婚了，带上一包喜烟，两张红纸，找我写上两副对联，“喜酒饮来三日醉 早梅分得一枝春”；三叔家办理丧事，无论如何，找我帮忙，少不得招呼一下来客，撰两付挽联，“音容与日月同辉 德望共天地永存”；四姑家新屋上梁了，来来来，帮忙写些吉利话，“上梁适逢黄道日 竖柱正遇紫微星”、“福禄寿喜财”云云。 最最忙碌的当数三十晚上写春联。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十多年间，是农村大变革的时代。初步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住上了新瓦房的农民，送旧迎新，自是兴高采烈。有道是“穷人乍富，挺腰凸肚！”贴上两幅春联，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四季平安”是辞旧迎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节目。午饭吃不迭便研墨、裁纸、撰联、挥毫，“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云霞出海曙 梅柳尽江春”。等到众乡邻带着一幅幅鲜红的春联满意而归，我虽腰酸背痛，倒也乐在其中。
从后来的教官、村官，到乡镇小企业主管，到工业公司内勤，我始终没有停止写字。在没有电脑打印的时代，文件的抄录誊写，会议的布置准备，都靠手中这一支笔。及至上世纪末，乡镇企业一个个被关、停、并、转、卖。迫于生计，我不得不外出谋生，来到现在的单位。
当初能来这里供职，依然是因为我的“一手好字”。老板曾经是国有企业的宣传科长，也曾担任过企业报纸的版面主编，不仅文笔了得，更兼有一手好字！当看了我的自荐信后，当即拍板，“见字如面，字如其人！”因此，我和老板由笔墨情缘，而成莫逆之交。感谢老板为我提供方寸平台，让我展示自己运筹帷幄、组织指挥的能力。一晃十二年过去，由于家庭的原因，和自己的年龄状况，我先后两次执意请辞，老板都真诚挽留。我俩真的不忍相背而行……
这些年来，“写字”离我渐行渐远，电脑的功能无所不包——打字、复印、刻绘、扫描、放大，替代了我们当年的抄写、誊写、复写，而且更方便，更快捷，更美观。若干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去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2012-8-15 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