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秘密会议
紫贝县城。
破旧的楼房，狭小的街道。紫贝河穿过城区中心，把这座小小的县城劈成两半。
一些较高的楼房上都竖立着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战旗，如《井冈山》、《红旗》、《遵义兵团》等。
这是文革时期的产物，美其名曰“据点”。悬挂在各个角落里的高音喇叭，不停顿地，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严重警告！”“强烈抗议！”“砸烂狗头！”等等口号。
大街上人流如涌。人们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围观着刚刚贴上的、墨汁未干的大字报，他们在议论着，在争吵着，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一排排的大字报，一层贴着一层，盖满了大街两旁所有的建筑物。被撕下来的大字报，随便丢在街道上，在人们的脚下，给印上了各种各样的图案。
早上，我和几位同学穿过拥挤的人群，急急忙忙地向兵团总部走去，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要我们几个人马上到县城参加兵团的一次秘密会议。
1967年11月份，是紫贝县井冈山红旗造反派最兴旺最鼎盛的时期。经过半年多来的惊涛骇浪，我们的造反派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最初井冈山兵团成立时的几十名战士，发展到了全县拥有十万人之众的造反大军。特别是海军“十一、一四大表态”后，我们的阵容就更大了。在县城里，简直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天天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动就是一万几万人之众，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整天不绝，满街道是支持拥护我们的人，满街道是我们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这些天来，我沉浸在狂热和激情的状态之中。我不分昼夜地为总部工作，张贴大字报，在我们的据点周围巡逻放哨，为集会和游行维持秩序。
这时的联总派，在我的心眼中简直成了一只死老虎，任凭我们摆布，再也没有胆量向我们张牙舞爪了。
我们的总部设在原县委办公大楼上。它座落在城南的紫贝岭上，是全城的制高点。自“一、二五夺权”以来，县委瘫痪了，大权落在军代小组手中。后来县委干部也分成两派，再也没有人上班办公了。“六、二二”事件后，我们乘机杀下县城，占据了这栋大楼。现在，它已经成了紫贝县井冈山红旗派的神经中枢，我们称它为“造反楼”。
“造反楼”周围人来人往，有干部，也有工人，大多数是学生，他们佩戴着《井冈山》、《红旗》的袖章，个个精神抖擞，神气活现。有些人抱着一捆捆大字报，提着浆糊桶，正在往大街上走去。
总部办公室设在二楼原县委会议厅里，大厅正中悬挂着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巨幅画像。以前我们常常在毛主席像下宣誓，呼喊口号，然后整队上街，进行诸如冲击军代等所谓的革命行动。
大厅中间是一个由许多张桌子拼成的巨大的办公台，上面铺着红布，堆满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首长讲话及各地造反派的小报。它们现在乱七八糟地丢在桌子上，不象以前那样放置得整齐有序。靠近墙壁的地板上还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许多大刀、长矛等武斗工具。以前它们是藏在隔壁的房子里，很少放置在公众场所，现在头头们却把它们放在醒目的地方，究竟是故意拿出来显耀一番，还是为了应付紧急事件，我不得而知。但这些东西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跷。
9日3日，紫贝井系旗派攻打联总派的据点县新华书店，县城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我们的总部里到处都是大刀、长矛等武斗工具。后来，武斗停息了，军代的人经常来我们总部走走，我们担心被戴上煽动武斗的罪名，便把这些武斗工具都搬到隔壁的房子里藏了起来。现在，这些东西又全部拿出来示众了。
大厅里空无一人。“奇怪，叫我们来开会，头头们却不在家，我们走吧！”理着光头的王义平同学有些生气，拉着我们就要走出去。
“请留步！”头头韩桐从隔壁的房子走进了大厅，把我们阻住了，“叫你们来是有大事情要磋商，你们干吗急着要走？”他笑着说道。韩桐是高三届学生，他高个子，背有点驼，白哲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有点文质彬彬。他年纪比我们大，又有点口才，文章也写得好，是文中井岗山兵团的一号头头，我们叫他韩大哥，也叫他“韩司令”。
跟着他后面的是兵团作战部部长佈揖谦，他也是高三届学生，长着一付粗壮的身材，黑黑的脸庞。他有勇有谋，办事果断利索，人也厚道，他常常带着我们去冲击对方的据点，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很敬重他，总是亲切地叫他“佈部长”。老佈对我们很亲热，招呼我们坐下，并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杯开水。
最后出来的是我们的“军师”王诚树老师，他什么时候加入了井岗山兵团，我不得而知，后来他在兵团里非常活跃，经常为头头们出谋献策，逐渐成了我们兵团的“军师”。今天，他不像以前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阴沉着脸，一付心事沉重的样子。他跟我们点了点头，然后慢吞吞地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去。
接着又有一些同学走进了会议室，韩桐宣布开会。
他打开了一个材料包，从中拿出几张资料看了看，然后放在桌子上，神色有点忧郁，他用手指轻轻地弹着桌子：“这是刚刚收到的滨海东联站送来的秘密情报。今天叫你们来，目的是让你们了解最近发生的事态，使大家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是内部消息，请大家不要外传。”
“最近以来，滨海地区有些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双方都动用了军用武器。”韩桐坐下来，用手指弹了弹那包材料，表情严肃了起来：“特别是东线几个县，我们造反派的力量遭到惨重的损失，中海、水宁和陵冲县的东方红派已被一网打尽，县城也被占领了。形势非常严重啊！现在，我们县的局势也发生了逆转。有一个消息必须先告诉你们，前个星期海联司的头头窜来我县，跟县联总的头头召开了整整一天的秘密会议。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我肯定与策划我县大规模武斗有关。还有一个情况已经落实，前天我们几个到军代去，教导大队和人武部的头头们都不在家，张指导员说，他们到军区开会去了。后来我听军训团的王参谋长说，他们根本没有到军区开会。他们肯定是下到各公社去组织民兵武装。昨天东阁公社红农会的一个头头来向我报告说，他们那里来了一些陆军指战员，说是来支农的。现在水稻早收割完了，农民们都闲着没事干，哪儿来的支农？我看这里大有文章。如此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他站了起来，慢慢地踱到门口，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脸色非常阴沉：“很可能他们要策划一个大阴谋，制造事端，挑起武斗，用武力把我们消灭掉！”。
“教导大队、人武部那些人下乡去干什么？我看跟武装民兵有关。”角落里传来王老师低沉的声调：“我也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重兴公社的联总派民兵已经领到了武器。”他摘下眼镜，脸色显得苍白疲倦。“前天跃进大队红农会派人来报告说，有一辆军车停在重兴墟，是陆军的，有些人从车上御下笨重的箱子，往联总派指挥部里搬去。我看车上运的是枪支弹药。因为最近好几个公社的联总派都放出风声，说武装部准备发给他们武器，看你们井系旗派能神气几天。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人家早已作好准备，万一打起来，我们......”他咽下最后一句话，站了起来，用舌头舔舔嘴唇，脸色非常难看。
“打就打！”坐在王老师对面的老佈不等他把话说完，很不耐烦地迸出一句：“我们还怕他武装部那几支破枪？！到时候我们叫海军出面，把最好的武器装备我们，只要武装一个团，我们就打它个稀巴烂！”
“还是稳重一下好。”“军师”好象有很多话要说，重新坐了下来，用手巾轻轻地模擦眼镜，轻声细语地解释：“人家是二十几个公社的武装民兵，单退伍军人就有几千人，真正打起来，我们肯定会吃亏。我的意见是请军代出面召集两派代表会议，协商一个制止武斗的方案，有军队干预，我县的武斗也许打不起来。”
“笑话！军队能制止武斗？”老佈怒气冲冲，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们，脸色变了样。
“哪个地方军队不是支派不支左？支一派压一派。我看教导大队人武部那帮黄老虎早就想一口把我们吞掉了，只是看到海军势力大，又是一面支左红旗，才迟迟不敢动手。依我看，只要一有机会，如果野战军退出支左，他们总会有一天向我们开刀的，到那时候我们再作准备就来不及了。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笑着装个鬼脸，谁也没有吭声。因为我们心里确实没有个谱，头头们知道的，心里想的总会比我们周到的多。
“不过.....”“军师”还想解释一番，但一时又没有找到适当的词语，只得慢声细气地说：“我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忍让一点，尽量避免引起摩擦，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群众站在我们一边，将来，陆军看到我们人多势盛。也会.....”
“王老师，我看你的老毛病又来了。”老佈不肯让步，不满地瞪着王老师，捅了“军师”的伤疤。“难道你忘记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吗？当保皇派磨刀霍霍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是拿起武器自卫反击呢？还是向他们妥协退让？”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王老师结结巴巴，看见老佈这样毫不留情地揭了他的伤疤，感到有些恼火，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样子非常窘迫，又看到这么多人在场，不便发作，只得坐在那里乎乎地出气。
我们看到“军师”出了洋相，都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俩不要再争论了，目前大敌当前，大家不要伤了和气！”韩桐看到他俩不和，感到有些不快：“老佈刚才说的有些道理，值得我们深思。总的来说，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我们一定要遵照江青同志的教导，立即行动起来，实行文攻武卫，把我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为着这桩大事。根据指挥部的决定，由我们兵团成立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名称叫别动队，任务是对付联总派的四大兵团，如果发生武斗，这支队伍将是一支突击力量。今天在座的都是别动队队员，你们的任务非常光荣，也极其重大，我相信你们是能够担当这个重任的，老佈兼你们的队长，就这样决定了吧！”
接着老布给我们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总部。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紫贝县还是xx省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它孤悬海外，交通不便，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当时的紫贝县有“二多”：一是华侨多，紫贝在海外生活的人比本县的人多，主要原因是本地生存条件较差，很多人都跑到国外去谋生了。二是台风多，据统计，从1949年至2013年，在滨海岛登陆的台风共有149个，在紫贝登陆的就有46个，成为台风登陆滨海岛最多的县市。台风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给紫贝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解放以来，紫贝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改善，但由于诸多原因，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然非常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不快。
1966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来，它越过了滨州海峡，刮到了滨海岛，也刮到了紫贝县，它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完整地提出了“左”倾理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依据，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紫贝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5月下旬，紫贝县各校师生掀起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热潮，并开始揭发和批判本单位的“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和集会频繁举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
6月中旬，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和机关单位，具体领导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县委委员陈川波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紫贝中学，紫中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
6月14日，东郊中学部分学生张贴东郊公社党委的大字报，第一次把斗争矛头指向地方的当权派，爆发了“六、一四”风波。
7月13日，紫贝中学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陆线”大会，在工作组的具体领导下，校文革搜集黑材料，编织各种罪名，把洗得霖、符郁文等十一名教师打成黑帮分子，在大会上挂牌批斗，会后进行游校、墨水涂脸、剃阴阳头等人身侮辱。
8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肯定青年学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赞扬青年学生是“革命的闯将”，部分学生开始杀向社会“闹革命”。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兴起。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运动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往全国。此后，紫贝各学校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9月上旬，在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下，紫贝各校的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许多庙宇、祠堂、牌坊等历史文化都遭到破坏。
10月下旬，紫贝各校的红卫兵和师生组织串联队，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我也和一批同学成立了红卫兵北上串联队，踏上了北上大串联的征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1月6日，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一举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此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此后，夺权风潮席卷全国，各省市相继发生了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1月22日，xx省委的大权也被造反派省革联夺了。省委书记处立即向全省各地、市、县党委通报了省委被夺权的消息，要求各级党委配合造反派夺权，做好交权的准备。书记处还介绍了省委“平安”交权的经验：各级党组织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使社会秩序不会发生较大的震动。
1月23日，滨海区党委被夺权的消息也传到了紫贝县，紫贝县的造反派也跃跃欲试，准备着马上夺权。紫贝县委的当权派急如火燎，忙着准备如何向造反派交权。
当时县委书记刘亲先因公出差，由副书记郑心武负责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如何向造反派交权，他心中无数，正好区党委被造反派夺权，现在派人去摸摸情况，然后再做定夺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当晚，他叫来副书记李柄发和县妇联主任陈春兰，吩咐他俩明天去滨海市打听如何交权的情况。李柄发表示反对：“郑书记，如何交权的问题，省委不是发了指示吗？去滨海打探消息是多此一举。”陈春兰也不同意，结果滨海就去不成了。
1月24日上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向造反派交权的问题，因为这是个重大问题，大家都心中无底，议论纷纷，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个结果。郑心武便叫曾传发【县委组织部长】先去滨海摸一下情况，然后再讨论决定。中午，为了遮人耳目，郑心武以请示朱玉和【某单位当权派】是否交群众斗争为由，叫曾传发去区党委请示如何交权。下午，区党委回电：“郑书记啊郑书记，权是要交的，但交权要交得对，交错了是要负责任的。”暗示交权要慎重，要交在可靠的人手里。
当天下午，县委副书记符英又派县委文革接待站的黄世君、陈某某去海口请示问题。符英意味深长地对文革办公室的吴叔光说：“人民日报22日社论你看过了吗？省委、区党委、海口市委的权都被夺了。我看，咱们县委的权也快要夺了。”
24日下午5时，曾传发从滨海市回来。郑心武到他家去了解一些情况，并将中午打电话去滨海市的事告诉他，并问他：“咱县会不会夺权？”说话时，发现曾的孩子也在房间里，便问：“你的孩子听懂吗？”曾答：“懂听--------但不怕。”曾这么一说，郑心武便走出去了。
24日晚上9时，郑心武将中午滨海电话内容告诉符英，接着分别通知县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当时十三个常委中，除武装部长林青、公安局长杨连瑞来不及通知，县委书记刘亲先外，其余常委全部到齐。除了几个副书记外，其他常委都不知道开会的内容。后来副书记尚景波说：“当时有人通知我，说联合会明天要来夺权，现在常委开会研究一下。怎样交权，我思想上没有准备。”
常委们到齐后，郑心武便宣布开会：“省委、区党委、滨海市委、xx、xx都被夺权了。滨海市有一个外地兵团要夺权，市委不交，由市委机关组织夺权才交-------”
郑心武的讲话非常明确：县委的大权要交给可靠的人，哪些人可靠呢？当然还是我们县委机关内部的人。
原来，县委机关的造反派【县委机关红旗造反兵团】已经联系了县城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紫贝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夺筹委】，声称这几天要夺权。郑心武是想把权交给他们，这样就放心了。
郑心武这么一说，常委们心中就有数了。接着大家讨论了接权人的名单。当时，在会上提名接权的名单有：杨应礼【组织部、夺筹委主任】、陈川楷【宣传部、夺筹委委员】、吴叔养【宣传部、夺筹委副主任】、陈川绵【县人委、夺筹委副主任】、朱运明【机关党委、夺筹委委员】、符史荣【农林水、夺筹委委员】、符敏【水产局、夺筹委委员】等。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县委机关红旗兵团的人。
最后，郑心武又提出，如果人家来夺权，由谁代表交权？他这么一说，大家一致认为郑心武是主管县委日常工作的，由他代表县委交权才比较妥当。
1月25日，在交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原来夺筹委决定中午12时封印，由县夺筹委全权接管文昌县委，忽然传来一些消息，说别的造反派组织要来夺权，于是匆匆忙忙的把时间提前，改为早上6点钟。夺权时，没有象别的地方那种轰轰烈烈的热闹气氛，在场的只有县委几个副书记和夺筹委的代表们。夺筹委副主任吴叔养在宣布了县委几条罪状后说：“我们不夺人家要夺，我们先把权接过来，你们有没有意见？”吴叔养宣布接权后，郑心武代表县委表明态度：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我们一定配合造反派做好工作。接权便宣告完成了。
紫贝县夺权最大的特点是夺权不夺印。过了第三天，在很多人的追问下，夺筹委才把县委的大印接过来。直到1月28日，夺权者还先后送了两个文件和一些电报交给郑心武等人批阅。郑心武看到县委权被接管了，但人委权还在，他说：“权夺了，官不罢，真难办啦！”
1月25日，以县委红旗兵团为首的文昌县造反派成立“紫贝县夺权筹备委员会”，一举夺了县委和县人委的大权，并向全县发布夺权公告，爆发了“一、二五夺权”事件。
1月27日，在夺权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了意见分岐，一些群众组织退出了“夺筹委”。以县教育局和县检察院的造反派组织为首，联合一些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紫贝岭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紫贝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县联总】，文昌县开始出现了观点不同的派别组织，由此引发了紫贝县一年多的派性斗争。
紫贝县发生“一、二五夺权”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北上大串联的途中。在这场夺权斗争的行动中，没有学生组织参加，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北上串联去了。我虽然没有参加本县的夺权行动，但我在广州、上海、杭州等城市中，亲眼目睹当地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情景，那刺激的场面，那热烈的气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后来我参加造反派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