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苟言笑，尤其是在家里，我们兄弟三人，对父亲总是怕怕的，在他面前，从不大声言语，生怕遭来呵斥。
我的爷爷奶奶很早就过世了，由于远离家乡，姥姥、姥爷也很少见到，记忆里很少有祖辈的印象，母亲先于父亲多年去世，所以，身边的至亲长辈，父亲是最后的留恋。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属老解放区，五十年代初，结婚不久的父亲就很想参军保家卫国，作为民兵连长，当兵是没问题的，但那时母亲已怀上了哥哥，没有家人照顾，只好暂缓一年应征入伍，所以，哥哥的乳名叫缓征。不只兄长，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都有浓厚的军人情节，我的小名叫送军，弟弟叫卫东，虽然长大后都有了学名，小名也就没人再叫，但父母还是经常叫的，即便是学名，哥仨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华军强，可见父母心中的军人情怀。
作为军转干部，父亲很少顾家。人民公社的年代，机关干部虽然不多，但要长期蹲点驻队，那时候的驻队，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即便在同一个公社里，也很少见到父亲的影子，一个星期能见他一面，那就很不错了。后来父亲调到相邻的公社工作，就更难见上一面，十天半月回家一趟，然后匆匆离别，好像有永远干不完的工作。
尤其是每年的秋收、秋种以后，北方的农村便到了农闲季节，但这时候父亲更忙碌，作为武装部长，他要带领公社基干民兵，也就是青壮劳力挖水库，建大坝，垒梯田，修水渠……主要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于多年带队出夫，冬天也要亲自到甚至齐腰深的水里劳作，落下了腰疼的毛病，只好在家养病。记得当时父亲的痛苦，每天都要用炒热的铁砂暖腰，不过，这也增加了与父亲接触的机会。
父亲老早就用很稀罕的供应票买来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当时还纳闷，母亲不会用，哥哥未成家，这么好的缝纫机，谁用呢？有一天，父亲从箱底找出奖励的绿色涤卡布，在当时，这可是上等的布料，说是给我和弟弟做新衣服，我们当然兴奋异常。但舞枪弄棒的父亲却执意要亲自当一回裁缝，而且不知他何时买来了裁剪本，以及裁剪工具，每天便亲自尝试着给做衣服。那个年代添一件新衣简直是一种奢望，过新年时能添上一件就很不错了，不过，说实话，当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好不容易添一件新衣，还要由土裁缝来做，心里当然很忐忑，到底会做成什么样子呢？但这些只有自己知道，深深埋在了心底。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还真行，如果是我，肯定是不敢下手裁剪的，更别说亲自做了。到成品出来，让我大失所望，全然没有预期的兴奋，穿上一看，原来是圆领的对襟传统服装，一点也不新潮，但父亲却让我们穿在身上，那发自内心的成就感却无法掩饰，全然写在了脸上。可以说，这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新衣，这件墨绿色的涤卡上衣，肥肥大大，不记得穿了多少年。
父亲包水饺的功夫那叫了得，就连母亲也是同一种包法，现在吃的水饺，很少见到这种包法，只见轧好的水饺皮放在手中，用筷子抹点馅子，将皮子对折，拇指并拢，两手一合，拇指与食指用力一捏，水饺便成了，虽然动作简单，却很有力道，不像现在大家包水饺，要一点一点拿褶，速度之快，不是常人能比，母亲说，部队里都是这样包饺子，我也是到部队探亲时学的。刚包好的水饺摆在那里，个个昂首挺胸，就像威武的士兵，非常气派，真有点军人范，皮子的边沿虽未单独拿捏，却非常结实，从未煮破露馅。
不知何时，父亲买家来一个铁家伙，从未见过这种东西，说是平底锅，当时我还纳闷，这是什么锅？锅底平平的，怎么用呢？父亲好像读懂了我们的疑惑，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今天打几锅水煎包，给你们解解馋。然后，便和母亲忙碌起来。母亲先是发好面，然后摘菜造馅子。当时我还想，用发面包包子，还真新鲜。我和弟弟像跟屁虫，团团围在他们身边。一切准备妥当，包好的包子与从前吃的水饺有所不同，个大皮厚，感觉皮子只是轻轻一合就成了，并不像包饺子时那么用力。一切准备妥当，母亲点着木材，将平底锅熬热，然后锅底浇上猪油，那时，炒菜几乎全是用炼出来的猪油，很少吃现在的植物油，然后再把包子有序地摆进锅里，洒些许水，只听平底锅滋啦啦响，盖上锅盖，数分钟后打开，再将煎包从锅底抢起来，重新洒点水，再将锅盖盖上，不多会儿，香喷喷的水煎包便出锅了，那时白面馍馍都很少吃，别说水煎包这种新鲜玩意，当然是美美地饱餐一顿。
父亲闲暇下来，便找事情做。一天，他砍来一个树杈，买来特制的线，织起了渔网，没几天功夫，便造出一只叉网。这下可方便了我，只要有空闲，我便跑到村后的泗河，带着叉网去捉鱼虾。别说，有一次见到一个东西快速钻到了沙里，并漩出一个沙坑，小伙伴说，不要下手，这家伙咬着不会松口的，只有听到驴叫才行。猛然想到了叉网，迅速将叉网猛地插进河沙，连沙带水一起甩到岸边，果真是一只缩头老鳖。带回家，母亲养了好几天，还是放到锅里，盖上锅盖，上边压上石头，最终结果了它。还有一次用叉网捉到一条大大的鲫鱼，足有一斤重，即便在岸上也很难让它臣服，我双手掐着鱼头，滑滑的，很难让你握住，鱼身拼命挣扎，鱼尾打得我肚皮啪啪作响，我便将整个身体压在上面，才算把它拿下，看来如果不是借助叉网，我是无法在水中将其捉住的。
那时的武装部长，是需要与民兵一同摸爬滚打、实弹训练的，年纪大了肯定不行，于是父亲再次改行。改革开放初，父亲走进了文物部门，我曾调侃，父亲是弃武从文，在孔林当所长，一干就是十多年，因那时还没有家属院，为了生活方便，我们便也住进了孔林老五七干校里。
由于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便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了一起，也让我更近距离地了解了父亲。
父亲非常耿直，甚至可以说固执。老家的亲戚很多，那时如果他想办法的话，安排几个人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但表哥表姐们，来走亲戚可以，但谁也别想让他安排。即便已经下了学的弟弟，他也不想办法，反到是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樊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单位有政策，又不是给领导出难题，怎么不找？见父亲无动于衷，便亲自找到领导，才解决了弟弟的工作。我工作后，曾内心抱怨他不和已经成为市级领导的同事来往，只知道工作，平时也就和几个没用的穷哥们走动，太古董了，但又从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
秋收一过，田野一片空旷，可就没有了野兔的藏身之地，由于孔林荒野坟茔，野草丛生，正适于野兔生存。当时的土枪管制不严，经常见到肩扛土枪，手牵猎狗的猎人，在野地里搜寻野兔的行踪，记得当地的六个爪就是因土枪囤药太多太实，枪筒爆裂，结果了自己的性命。父亲抓野兔从来不用土枪，并非不会，而是用不着，我知道他对枪还是很有研究的，曾亲眼看到他自制的短枪，只是撞针略短了些，有时需要几枪才能打响。野兔从哪里出没，肯定跑不出他的视线，头一天下的套子，次日一早，准不会空手而归，几个穷哥们便有了聚会的由头。
父亲的胆识过人，这不得不让我佩服。记得一年的夏天，我刚想入睡，突然感觉枕头凉凉的，伸手一摸，简直吓破了胆，原来一条大蛇盘卧在枕头下面。父亲听到异常，快速来到我的房间，我连忙躲在一边。这时，盘卧的蛇还未清醒，只见他猛地抓住蛇尾，将蛇快速提起，并将其上下猛甩猛顿，蛇头是无法高高翘起，伤及人的，然后，左手迅速自蛇尾往下一捋，蛇的骨节便全部错位，蛇头再也无法抬起，丢在地上的蛇，便软塌塌的没了生息。
父亲没进过一天校门，但他做什么都像个行家里手。他扎的鸟笼子，让很多养鸟人不仅慕名交换爱鸟，还顺便顺走他的鸟笼。最有创意的是一只大大的如木房子似的鸟笼，这个笼子从不养鸟，而是一个捉鸟机器，鸟笼的上方，一侧固定别致的盛满水的小水杯，一侧是悬有精致的装满粮食的小瓷罐，水和粮食只是诱饵，里面暗藏机关，一旦有鸟前来饮水觅食，那只有来路没有去路。父亲先将装有画眉的鸟笼挂起来，然后借助不远处高大的橡子树，使用定滑轮与动滑轮将大鸟笼子，升至高空。画眉清脆悦耳的叫声，很快便吸引来同伴，但鸟儿是非常警觉的，不会直接飞向同伴，而是在高树上飞来飞去，远远地与画眉对唱，并很快发现了专为其准备的水和食物，再警觉的鸟，也抵不住食物的诱惑，当其反复踌躇后踏上鸟笼，便迅速掉进了陷阱，还未来得及反应，鸟笼已复原，鸟儿便主动关进了笼子。当第一次弄清这个笼子的机关时，我真的被惊呆了。
父亲还应算是个业余木工。木工所有的工具，家里一样也不少，什么刨子、凿子、斧子、软尺、米尺、吊线、大小锯子、墨斗盒子……应有尽有。家里用的木炕、桌子、椅子、凳子、箱子、橱子、聚餐用的大圆桌，等等，都出自父亲之手。有时我就想，父亲没进过学校，如果赶上了好时代，他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工科男。
父亲并非不务正业，这些爱好，纯属业余时间所为。相反，他工作上却是很刻板，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防火、防盗、防破坏。看似非常简单的工作，但由于林区较大，足足有三千多亩，要想做到万无一失，那也非常之难。仅仅防火一项，就很是让人头疼，数千亩的珍稀林木，密不透风，地上的野草永远无法彻底清理，一旦遇到火源，那是非常可怕的。父亲一天到晚，不知要骑车在林间小道上走多少遍，十几年的时间，我敢说，哪里少了一颗树，哪里多了一座坟，肯定逃不出父亲的眼睛。领导对他的工作也非常放心，责任如此重大的地方，让他一干就是十几年，足见他是多么敬业，但近百人的职工队伍，肯定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任何人都不敢说，我比你干得多。
渐渐地，我发现父亲是很孤独的。他的孤独，不仅表现在他很少与外界接触，孤独地行走，默默地工作，说话时，对各种社会风气的不满，对形式主义的不屑，对官僚主义、浮夸奢靡的怒骂，使得他有些特立独行，与社会格格不入。我想，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已经颠覆了他早已根深蒂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颠覆了他所坚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偶尔，能听到父亲拉上一曲二胡，这个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和哥哥就此学会了二胡。但不知何时，父亲学会了吹箫，还有从未见过的握在手里的埙，那低沉的箫声，沉闷的埙声，呜咽凄凉，如泣如诉，穿透你的灵魂，催发你的泪点，这时，你会深刻感受到父亲的孤独。
退休后，父亲越发地孤独，经常一个人骑车上百里，到北乡，或是东乡的山上，独自呆上一天，挖点野菜，捎点杂粮，天黑后才回到家中。
父亲一辈子坚强，在他走到生命尽头的那次住院以前，我从未见他服过药，有时，坚强所伴随的就是倔强，从不服输，永不言错，即便到了生命的后期，因绝症无法手术，只有保守治疗，他还坚信治愈是很简单的事。临走的当天早晨，他早已下不了病床，还要求去做个彩超，当我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彩超室，他仍敲着已梆梆作响的钙化的肚子，要求医生拿掉它就好了，大夫也只好随声附和。
父亲走了这些年，我渐渐明白了，理解了，读懂了他，虽然瘦小的我与父亲魁梧的身材有巨大反差，但我渐渐觉得，自己怎么越来越像父亲？
虽然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生活的阅历，让我越来越懂得，父亲永远像一座山，让我有所依靠，有所追求，成为最后的留恋……
2015年6月14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