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1908年生人，如果活到今天也有105岁了。爷爷生前有两件最喜欢的小物件，一件是高80公分的晚清官窑大瓷瓶，一件是西洋进口小铜钟。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情了，爷爷只有十七岁，徒步七百余里从家乡阳原到天津打工。一个乡下人到了繁华地大都市，举目无亲、步步维艰，不久就得了重病，幸亏爷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认识了许多的教友，那些教友不乏医生、教授等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爷爷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投桃报李，这些人家里有事情，爷爷也是倾尽全力，有一次其中有一个教友搬家，爷爷和年幼的父亲去帮忙，搬完家后，主家就将这两件当年不值几个钱的东西送给了爷爷。
虽然东西在当年不值钱，可是在百姓人家也是稀罕物，爷爷对这两件东西非常珍爱。每天爷爷都会将摆在桌子上的大瓷瓶和小铜钟用鸡毛掸子仔细的擦抹干净。
到了文革时期，那时候有一个红海洋运动，就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涂抹上红色油漆，以示主人的革命态度，包括每一家的大门和窗户，爷爷对自己的基督教徒的身份十分担心，唯恐文革运动将自己冲击。就极其主动的表示自己的革命热情，回到家就将有着粉彩精美图案的大瓷瓶涂上了红油漆，好像给自己涂上了特别革命的通体标签。那个有着精美图案的大瓷瓶成为一个通体红色的普通瓷瓶，不幸的是文革结束那年，天津大地震，粉彩大瓷瓶在数次搬家之后摔碎了。
小铜钟的命运就更悲惨了，那是一个极其精美，造型特异的西洋小铜钟。由于它有自动报时和手按敲钟的功能，小铜钟音色悦耳，悠扬动听，每天被我爱不释手地做为玩具玩坏了，到了八十年代家里买了更加先进的闹钟，爷爷就将小铜钟当废铜卖了一元钱。
后来我在文物市场看到同类的东西都是价值不菲，如果将大瓷瓶和小铜钟搁到今天恐怕都是收藏家的宝贝。
不过这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