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名叫李士民，今年六十七岁。老李说自己曾是个孤儿，从老家来新疆已经五十四年了，通过努力，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也成了家，另立了门户。老李本该坐在家里享清福，无奈老伴儿因病去世，他就成了孤身。老李虽然有退休金，不缺钱，但也不想闲着，这些年来一直从事着城市的绿化养护工作。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老李很有感慨。
一
老李祖籍安徽阜阳，原来的地名是安徽省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
老李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对母亲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印象，对父亲一丁点也没有，自己生于一九五三年，还是听叔叔李文新说的。他说听大伯李文江说，他大概六岁，母亲就因病没有钱治去世了。
那时，他和母亲两人都住在小丁庄村孤儿院。母亲去世后，是大伯李文江过去料理的后事。事后，大伯就回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了。
在他六岁时的印象里，大伯李文江也有一家人。大伯有四个儿子。不料有一天，大伯的老婆，带着小儿子上街，跟着一个挑担的生意人私奔了。大伯另外三个儿子，老大李世常到了安徽淮南煤矿当矿工，老二李世召到颖上县政府当会计，老三李世永（后来到新疆南疆当兵）。当时，除大伯外，还有三堂哥李世永，二堂哥的媳妇及孩子，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老李说，到他们这辈子是“世”子辈，按理他的名字应该叫“李世民”，而自己的户口本一直都是“李士民”。原来，在新疆工作的叔叔李文新在没有收养他之前，就将他的户口落在新疆，可能是户籍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就将“世”字写成了“士”字。
在他的心中，父母没有了，大伯李文江就是他的亲人了。小丁庄村孤儿院距离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就五、六里地的样子，母亲没有去世前曾带他去过。
一天，他从小丁庄村孤儿院出来，只身一人到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找大伯去。因为走累了，当他走到三尖地村大伯家的麦秸垛跟前就走不动了，躺在麦秸垛的麦秸上睡着了。正巧，大伯去麦秸垛抱麦秸，看到了一个小孩儿正在熟睡，吓了一跳，仔细看，才发现是自己的小侄子。
“小船！小船！”朦胧中，他听到了有人在喊他的小名，醒来一看是大伯在喊他。被大伯喊醒了，他坐了起来，大伯说：“乖乖！你咋在这儿？”
此后，他便跟随大伯一起生活。那时，大伯的三儿子，李士民的三堂哥李世永还未去当兵。
一个星期六晚上，大伯的二儿子李世召从县城里回家来了。在大伯家里，这晚饭是李世召媳妇做的，李世召媳妇认为李士民没有给他们带儿子李军，李军当时也就两、三岁。二嫂子将李士民的瓷碗一把夺过来，摔到地上，碗烂了，口里说：“光玩！不带娃娃！不叫他吃饭，饿死他去！”这话是说给大家听的。
李世召没有对媳妇的行为进行制止。对于嫂子的行为，李世永实在看不过去，就和老二李世召论理。
大伯的三儿子李世永说：“咱二叔就这么个儿子，他还这么小，你们就这样欺负他？”
二
大伯身材很高大，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喂养骡马牛，同时还是生产队的车把式。据说生产队里有三匹尥蹶子的骡子，谁也收拾不了它们，唯有大伯有办法，能驾驭得住。
大伯不管走到哪里，都将李士民带在身边。在他童年的印象里，大伯每次赶车到县城粮站交公粮，他都坐在马车上和大伯一同前去。
有一次，拉车的马受惊了，车翻了，李士民从车上摔了下来，左腿轻微骨折，胳膊也受伤了。好在当时他还是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怎么看，骨头就长好了。虽然走路双腿没有留下后遗症，但胳膊上却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到现在还有。
这年，李士民已经八岁了。对于他来说，这次翻车让他捡回来了一条命。
大伯是个勤快人，除了在生产队饲养室当饲养员、赶马车外，还在家里喂了三头老母猪，靠老母猪下崽卖钱。那时一头老母猪最多的时候，一次能下小猪崽二十多个。
到了冬天农闲季节，大伯还给人家下煤窑干活儿挣“外块”。
当然，在李士民看来，大伯的下粉条技术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大伯常常帮助乡邻们下粉条。大伯每次去给人家下粉条，李士民都跟着。下完粉条收尾时，大伯当场就将人家给的粉条碎杂煮熟给李士民吃。
三
一九六六年十月，已是冬天，李士民年满十三岁。他要到新疆来投奔叔叔李文新了。
当时，李士民的叔叔李文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利工程一处工作。这年冬天，叔叔李文新的同事要回老家找对象，临走前李文新给他嘱咐，让他回老家时顺便将侄子李士民带来新疆，并给了他相应的路费及路上的吃饭钱。李士民说那时在火车上，吃一大碗面条才花三毛钱。
来乌鲁木齐市两年后，李士民才从叔叔李文新口里得知，叔叔一直以为他跟随姑妈李文英生活。
起初，考虑到李士民跟随李文英生活，工作、生活在新疆的李文新常给在老家的妹妹李文英寄些东西，譬如：布料、衣物之类的。
后来，李文新给妹妹李文英写信问：“小船是不是在你家？”妹妹李文英在给哥哥李文新的回信中说：“小船已经不在了，死掉啦！”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虽然饿死人的事情并不稀罕，但是，李文新对侄子的死却并不相信，就写信问大哥李文江。大哥李文江回信说：“小船在我家，我养着哩！”
为此，李文新很是生气，写信把妹妹李文英骂了一顿，听说骂的很难听。从此，李文新和妹妹李文英断绝了往来。
没过几年，李文英的儿子就给在新疆的舅舅李文新写信说妈妈死啦，想到新疆来投靠舅舅李文新生活，舅舅李文新没有答应。
若干年后，李士民回老家给去世的大伯上坟，见到大伯的儿子也来上坟，才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李文海和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并非同母所生，是同父异母。
和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一样，在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有“传宗接代”的思想。
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之所以疼爱李士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从小没有了父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更重要的他是“老二李文海家”的“独苗”，不能断了“后”，要“延续香火”。
四
从老家来新疆跟随叔叔李文新生活后，李士民开始觉得挺好，因为叔叔李文新和婶子在生活中都很疼爱他；怕他将来没有文化，还为他联系学校，送他到水利厅子女学校上了三年的小学。可以说，李士民在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得到了父爱和母爱。
那时，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家里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可以。后来，婶子接二连三又生了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算上李士民，叔叔家里由原来的四口人增加到八口人，生活日趋变得困难起来。
为了减轻叔叔家里的生活负担，到了一九七一年夏天，已经十七岁的李士民开始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孩子多了，生活条件差，对于侄子出去打工挣钱，叔叔李文新没有反对。
到了冬天，没有活儿干了，李士民再到叔叔家里生活，所挣的钱全部交给叔叔，用现在李士民的话来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一切如常。
李士民说当时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每月工资五十块钱，在种苗场吃饭每月需要二十块钱伙食费，实际拿到手里的工资是每月三十块钱。每年夏季到冬季来临之间的六个月，除掉生活费，总共也就能拿到一百八十块钱工资。
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对于叔叔一家来说，虽然解决不了大的问题，但对于生活条件基本上还是有所改善的。
五
一九七五年，李士民被当时的“红专学校”推荐去修乌鲁木齐青年渠。
说起“红专学校”， 李士民说当时的乌鲁木齐每个街道基本上都有，是专门培养年轻人的，和现在两用技术人才培训班有点相似。不管哪个单位招工，都必须要“红专学校”来推荐，没有“红专学校”的推荐信，哪个单位也不敢接收。
推荐李士民的“红专学校”归新市区石油新村街道办事处。
年轻人精力充沛，干活儿快，腿脚麻利，无论走到哪里都比较受欢迎。
一九七六年，李士民又被新市区政府推荐到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工作。
在上班前，他被小工厂先安排到新疆设备安装公司“五七”厂当学徒。所学技术是在翻砂厂翻砂，简单点说就是将废铁在炉里化成铁水，倒进砂地上的模具里，等冷却后就成了机器的毛坯。那时，翻砂厂多半是给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制造“二九五”柴油机水泵。
学徒结束后，他被正式安排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上班。小工厂生产的东西是皮鞋底的“钩心”。
有了正式工作，单位给他分了一间住房，也就是单身宿舍，吃饭在单位食堂，有吃有住的地方了，工作也稳定了，叔叔李文新很是高兴。一天，叔叔李文新专门到单位来看他。看到侄子长大了，混出来了，生活有着落了，叔叔李文新却流眼泪了。
李士民从当初的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三十五块钱，到后来的工资每月几千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他一干就是三十九年，直到这个小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宣布“破产”。
退休后，李士民才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并不高，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原因是他所在的这个小厂属于“大集体”， 不属于正规企业。他医疗保险交的也晚，到现在也才交了十三年，距离最基本的十五年还差两年。他说，当初在小工厂参加工作时想到有吃、有住，能拿工资就行，哪能想那么多？他说不后悔，和压根儿就没有退休金的人比起来要强多了。
六
经人介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李士民和昌吉三坪农场的女职工赵后芝登记结婚。
谈起和赵后芝的认识、恋爱，至今都让李士民感到兴奋不已。在他手机里，时刻都保存着和赵后芝登记结婚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上，两人都很年轻，李士民是那样的帅气，赵后芝又是那样的年轻漂亮。
李士民说，爱人赵后芝和他同岁，只是比他大几个月。
当时，李士民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的正式工人，赵后芝是昌吉三坪农场五队的正式职工。
李士民住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他分的一间平房里，这间平房是一排门面房的其中一间，旁边门面有一间平房，有个开铁皮加工店（更换锅底，砸条盆）的大娘。后来李士民才知道，这位大娘是新市区园林队汽车班王银聚的母亲。
距离铁皮加工店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工商银行储蓄所，赵后芝的哥哥赵后亮在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家也在储蓄所后面。平时，赵后芝的嫂子张爱莲，喜欢到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的母亲聊天，因为他们同是河南人，有些共同语言。
一天，赵后芝的嫂子又来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就话归正题了。赵后芝的嫂子很直接地说：“你能不能给俺妹妹，也就是俺小姑子说个对象？”
略微迟疑，王银聚母亲便回答说：“那我给你找找看吧！”
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早想到了住在旁边不远处的李士民，但她不敢保证能不能说成，也就在回答上有所谨慎。
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对李士民是有所了解的，因为王银聚的父亲王长根当时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他们家居住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另外，李士民上下班时，常常从铁皮加工店门前路过，相互见了都打招呼。
几天后，王银聚母亲在小店里看到李士民下班路过，就喊住了他：“小李子！我给你说个事儿！给你介绍个对象中不中？”
李士民笑着说：“我啥也没有！拿啥娶人家呢？”
“你不是街办工厂的正式工吗？”王银聚母亲说：“人家嫂子说啦！人家啥都不要，就看你有没有意见？要是相互都看上了，没有啥意见，结婚后，人家说还可以将工作从昌吉三坪农场调过来哩！”
李士民说：“那好呀！”
昌吉三坪农场距离乌鲁木齐市市区并不算太远。
起始，赵后芝是跟随哥哥、嫂子一起生活的。赵后芝的哥哥原来不在乌鲁木齐市工作，而在昌吉三坪农场储蓄所工作，因储蓄所倒闭而调工作至乌鲁木齐市南郊的盐湖 ，后又调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的三工街道辖区工商银行储蓄所。
平时，赵后芝也经常到城里的哥哥、嫂子家来，因此王银聚的母亲约李士民和赵后芝相互见个面并不难。
这天是星期六，赵后芝要从昌吉三坪农场过来。
一大早，赵后芝的嫂子就将消息告诉给王银聚母亲。
王银聚母亲给李士民说：“在家里等着，哪都甭去，人马上就啦！来啦你就见见人！”
让王银聚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李士民和赵后芝见了面，李士民表示很满意。事后他曾给别人说：“一看到赵后芝就感觉很中意！”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李士民也没有想到，幸福来得竟这么突然。
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和赵后芝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的新房，仍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李士民分的那间宿舍。赵后芝的陪嫁品是一个大木头箱子，放衣服用的。
婚席也很简单，李士民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摆了两桌子酒席，酒席上的菜，全是赵后芝的大侄子掌勺炒出来的。来贺喜的客人，除了三工街道办事处的几个领导外，其余的都李士民在小工厂工作的同事。
婚礼简单而圆满。让李士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叔叔李文新没有来到婚礼上，因为叔叔在一九七六年就因病去世了。叔叔家婶子也没有参加他的婚礼，婶子虽然没有来，却托人给他带来了三百块钱。
七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那天，王银聚的大哥王银河，开铁皮加工店大娘的大儿子，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将待产的赵后芝送到的新疆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医院（地处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东侧）的。当时，王银聚的哥哥王银河是乌鲁木齐火车西站外贸公司的驾驶员。
为何要送到这个医院接生？李士民说，一方面家里距离这个医院比较近。另一方面是，当时他所在小工厂的同事杨大珍丈夫姚之贵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将赵后芝送过去是中午的一点多钟，产房门是关着的。看马上就要生了，王银河一把将赵后芝从车上抱起往产房跑。这时，迎候的院长跟着跑到产房门口，一脚将门揣开，并当场喊来两名医生为赵后芝接生。
孩子是顺产，是个男孩儿，手术费一共花了五块钱。孩子的出生，让李士民高兴的合不拢嘴。
中午的一点多钟将待产的妻子赵后芝送到医院，平安出生，母子平安。当天下午四点钟，李士民就又找了一位老乡开了一辆“嘎斯车”，将母子接回到了家里。
李士民说那时找辆车很难的，不像现在公交车、地铁到处都有，找车很容易，即使找不到方便车也可以“打的”。
当时两口子工资都不高，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两人合起来每月工资一百多元。
为了节约，他们没有为孩子“吃喜面”请客。
赵后芝给孩子取名叫李强，李士民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有了孩子李强后，家里顿然间整添了欢快的气氛。
八
婚姻可以改变生活，对于李士民和赵后芝也是一样。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九年，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在哥哥赵后亮的帮助下，赵后芝的工作，就由昌吉三坪农场调到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二一一团副业连（也称二一一团养禽厂）蛋一队当饲养员。
原来，因为工作关系，赵后芝的哥哥赵后亮和时任养禽厂厂长的王耀武关系不错，因此赵后芝的工作调动没有费劲，很是顺利，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办手续，到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二日正式报到上班，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养禽厂在过去还属乌鲁木齐市的北郊区，虽然距离三工街道办事处李士民的工作单位并不远，但当时不像现在有公交车，赵后芝每天到养禽厂上、下班，回来还要照顾孩子，住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明显不太方便了。
为方便妻子上下班，李士民给妻子赵后芝商量着能不能把家搬到养禽厂？妻子赵后芝欣然同意。
此后，赵后芝向养禽厂递交了住房申请，申请很快就被批下来。养禽厂为他们分了一间大概有二十平米的住房。
这样，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就将家搬到了养禽厂。赵后芝不用上下班来回跑了，李士民每天骑自行车到小工厂上、下班。
其实，为照顾夫妻两人的生活，养禽厂领导曾经考虑过将李士民也调过去，但李士民总觉得，在哪里都是挣工资，和妻子赵后芝在同一单位上班不好！于是，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调动机会。他想不到的是，自己所在的街办企业在若干年后会破产。而事实上，当时养禽厂的生产效益，要远比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好的多。
那时养禽厂是资产自销的兵团企业，有两千多个干部、职工，分有养禽队、农业班，蛋一队，后来又成立了蛋二队。除了养鸡外，养禽厂还有种菜的，有种麦子、玉米的，还有养猪、养牛的。有汽车班，修理班，抗震加固队，锅炉房；养禽队有育雏班、孵化班、修理班。
李士民说妻子赵后芝是养禽队种禽班的班长，且年年都是劳动模范，荣誉证书一大摞，至今李士民还都保存在家里的柜子里。
在养禽厂，李士民及妻子赵后芝和多数养禽厂的家庭一样，生活美满。因为，当时养禽厂的职工吃粮不要钱，根据每月的定量，到时候拿个袋子去分就行。那时赵后芝每月定量是十八公斤面粉，孩子每月是六公斤面粉。厂里不仅分粮，还分蔬菜。厂里自产的牛奶两毛钱可买一公斤，鸡蛋两块八毛钱一公斤。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三年就结束了，原因是厂里的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都提高了，产品也不自产自销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用现金买了。
一九九二年，养禽厂因没有钱给干部、职工盖福利房，就将地皮划给个人盖。李士民和妻子分到了两分地，大概有一百三十二平方，他们盖了两间房子，后来又在这两间房子上面加盖了两层。
一九九八年，赵后芝在单位内退，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二零零三年，五十岁时的她正式退休，每月退休金三千多元钱。退休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赵后芝却不幸得了肝癌。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妻子赵后芝一直吃药，每月打人造蛋白两瓶，是意大利生产的，一瓶六百多元。李士民说妻子看病住院，费用单位报销了大部分，自己只掏了十多万元，要不是那就掏得多了。二零零九年，儿子李强结婚成家。两年之后的二零一三年，赵后芝因病去世。
李士民现在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退休金，家里有三层小楼对外出租，在厦门还有一套房子。儿子、儿媳也很孝顺，孙子也有了，生活很是知足。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从小没爹没娘，今天会有这么好的生活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