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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人生

  老李名叫李士民,今年六十七岁。老李说自己曾是个孤儿,从老家来新疆已经五十四年了,通过努力,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也成了家,另立了门户。老李本该坐在家里享清福,无奈老伴儿因病去世,他就成了孤身。老李虽然有退休金,不缺钱,但也不想闲着,这些年来一直从事着城市的绿化养护工作。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老李很有感慨。

  一

  老李祖籍安徽阜阳,原来的地名是安徽省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

  老李从小就没有了父母,对母亲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印象,对父亲一丁点也没有,自己生于一九五三年,还是听叔叔李文新说的。他说听大伯李文江说,他大概六岁,母亲就因病没有钱治去世了。

  那时,他和母亲两人都住在小丁庄村孤儿院。母亲去世后,是大伯李文江过去料理的后事。事后,大伯就回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了。

  在他六岁时的印象里,大伯李文江也有一家人。大伯有四个儿子。不料有一天,大伯的老婆,带着小儿子上街,跟着一个挑担的生意人私奔了。大伯另外三个儿子,老大李世常到了安徽淮南煤矿当矿工,老二李世召到颖上县政府当会计,老三李世永(后来到新疆南疆当兵)。当时,除大伯外,还有三堂哥李世永,二堂哥的媳妇及孩子,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老李说,到他们这辈子是“世”子辈,按理他的名字应该叫“李世民”,而自己的户口本一直都是“李士民”。原来,在新疆工作的叔叔李文新在没有收养他之前,就将他的户口落在新疆,可能是户籍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就将“世”字写成了“士”字。

  在他的心中,父母没有了,大伯李文江就是他的亲人了。小丁庄村孤儿院距离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就五、六里地的样子,母亲没有去世前曾带他去过。

  一天,他从小丁庄村孤儿院出来,只身一人到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找大伯去。因为走累了,当他走到三尖地村大伯家的麦秸垛跟前就走不动了,躺在麦秸垛的麦秸上睡着了。正巧,大伯去麦秸垛抱麦秸,看到了一个小孩儿正在熟睡,吓了一跳,仔细看,才发现是自己的小侄子。

  “小船!小船!”朦胧中,他听到了有人在喊他的小名,醒来一看是大伯在喊他。被大伯喊醒了,他坐了起来,大伯说:“乖乖!你咋在这儿?”

  此后,他便跟随大伯一起生活。那时,大伯的三儿子,李士民的三堂哥李世永还未去当兵。

  一个星期六晚上,大伯的二儿子李世召从县城里回家来了。在大伯家里,这晚饭是李世召媳妇做的,李世召媳妇认为李士民没有给他们带儿子李军,李军当时也就两、三岁。二嫂子将李士民的瓷碗一把夺过来,摔到地上,碗烂了,口里说:“光玩!不带娃娃!不叫他吃饭,饿死他去!”这话是说给大家听的。

  李世召没有对媳妇的行为进行制止。对于嫂子的行为,李世永实在看不过去,就和老二李世召论理。

  大伯的三儿子李世永说:“咱二叔就这么个儿子,他还这么小,你们就这样欺负他?”

  二

  大伯身材很高大,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喂养骡马牛,同时还是生产队的车把式。据说生产队里有三匹尥蹶子的骡子,谁也收拾不了它们,唯有大伯有办法,能驾驭得住。

  大伯不管走到哪里,都将李士民带在身边。在他童年的印象里,大伯每次赶车到县城粮站交公粮,他都坐在马车上和大伯一同前去。

  有一次,拉车的马受惊了,车翻了,李士民从车上摔了下来,左腿轻微骨折,胳膊也受伤了。好在当时他还是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怎么看,骨头就长好了。虽然走路双腿没有留下后遗症,但胳膊上却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到现在还有。

  这年,李士民已经八岁了。对于他来说,这次翻车让他捡回来了一条命。

  大伯是个勤快人,除了在生产队饲养室当饲养员、赶马车外,还在家里喂了三头老母猪,靠老母猪下崽卖钱。那时一头老母猪最多的时候,一次能下小猪崽二十多个。

  到了冬天农闲季节,大伯还给人家下煤窑干活儿挣“外块”。

  当然,在李士民看来,大伯的下粉条技术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大伯常常帮助乡邻们下粉条。大伯每次去给人家下粉条,李士民都跟着。下完粉条收尾时,大伯当场就将人家给的粉条碎杂煮熟给李士民吃。

  三

  一九六六年十月,已是冬天,李士民年满十三岁。他要到新疆来投奔叔叔李文新了。

  当时,李士民的叔叔李文新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利工程一处工作。这年冬天,叔叔李文新的同事要回老家找对象,临走前李文新给他嘱咐,让他回老家时顺便将侄子李士民带来新疆,并给了他相应的路费及路上的吃饭钱。李士民说那时在火车上,吃一大碗面条才花三毛钱。

  来乌鲁木齐市两年后,李士民才从叔叔李文新口里得知,叔叔一直以为他跟随姑妈李文英生活。

  起初,考虑到李士民跟随李文英生活,工作、生活在新疆的李文新常给在老家的妹妹李文英寄些东西,譬如:布料、衣物之类的。

  后来,李文新给妹妹李文英写信问:“小船是不是在你家?”妹妹李文英在给哥哥李文新的回信中说:“小船已经不在了,死掉啦!”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虽然饿死人的事情并不稀罕,但是,李文新对侄子的死却并不相信,就写信问大哥李文江。大哥李文江回信说:“小船在我家,我养着哩!”

  为此,李文新很是生气,写信把妹妹李文英骂了一顿,听说骂的很难听。从此,李文新和妹妹李文英断绝了往来。

  没过几年,李文英的儿子就给在新疆的舅舅李文新写信说妈妈死啦,想到新疆来投靠舅舅李文新生活,舅舅李文新没有答应。

  李士民说姑妈李文英是由于心里生气,气死的!

  若干年后,李士民回老家给去世的大伯上坟,见到大伯的儿子也来上坟,才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李文海和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并非同母所生,是同父异母。

  和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一样,在颖上县六十铺公社耿伟子大队三尖地村,也有“传宗接代”的思想。

  大伯李文江、叔叔李文新之所以疼爱李士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从小没有了父母,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更重要的他是“老二李文海家”的“独苗”,不能断了“后”,要“延续香火”。

  四

  从老家来新疆跟随叔叔李文新生活后,李士民开始觉得挺好,因为叔叔李文新和婶子在生活中都很疼爱他;怕他将来没有文化,还为他联系学校,送他到水利厅子女学校上了三年的小学。可以说,李士民在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得到了父爱和母爱。

  那时,叔叔李文新和婶子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家里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还可以。后来,婶子接二连三又生了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算上李士民,叔叔家里由原来的四口人增加到八口人,生活日趋变得困难起来。

  为了减轻叔叔家里的生活负担,到了一九七一年夏天,已经十七岁的李士民开始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孩子多了,生活条件差,对于侄子出去打工挣钱,叔叔李文新没有反对。

  到了冬天,没有活儿干了,李士民再到叔叔家里生活,所挣的钱全部交给叔叔,用现在李士民的话来说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一切如常。

  李士民说当时在乌鲁木齐市种苗场打工,每月工资五十块钱,在种苗场吃饭每月需要二十块钱伙食费,实际拿到手里的工资是每月三十块钱。每年夏季到冬季来临之间的六个月,除掉生活费,总共也就能拿到一百八十块钱工资。

  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对于叔叔一家来说,虽然解决不了大的问题,但对于生活条件基本上还是有所改善的。

  五

  一九七五年,李士民被当时的“红专学校”推荐去修乌鲁木齐青年渠。

  说起“红专学校”, 李士民说当时的乌鲁木齐每个街道基本上都有,是专门培养年轻人的,和现在两用技术人才培训班有点相似。不管哪个单位招工,都必须要“红专学校”来推荐,没有“红专学校”的推荐信,哪个单位也不敢接收。

  推荐李士民的“红专学校”归新市区石油新村街道办事处。

  年轻人精力充沛,干活儿快,腿脚麻利,无论走到哪里都比较受欢迎。

  一九七六年,李士民又被新市区政府推荐到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工作。

  在上班前,他被小工厂先安排到新疆设备安装公司“五七”厂当学徒。所学技术是在翻砂厂翻砂,简单点说就是将废铁在炉里化成铁水,倒进砂地上的模具里,等冷却后就成了机器的毛坯。那时,翻砂厂多半是给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制造“二九五”柴油机水泵。

  学徒结束后,他被正式安排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上班。小工厂生产的东西是皮鞋底的“钩心”。

  有了正式工作,单位给他分了一间住房,也就是单身宿舍,吃饭在单位食堂,有吃有住的地方了,工作也稳定了,叔叔李文新很是高兴。一天,叔叔李文新专门到单位来看他。看到侄子长大了,混出来了,生活有着落了,叔叔李文新却流眼泪了。

  李士民从当初的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三十五块钱,到后来的工资每月几千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他一干就是三十九年,直到这个小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宣布“破产”。

  退休后,李士民才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并不高,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原因是他所在的这个小厂属于“大集体”, 不属于正规企业。他医疗保险交的也晚,到现在也才交了十三年,距离最基本的十五年还差两年。他说,当初在小工厂参加工作时想到有吃、有住,能拿工资就行,哪能想那么多?他说不后悔,和压根儿就没有退休金的人比起来要强多了。

  六

  经人介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李士民和昌吉三坪农场的女职工赵后芝登记结婚。

  谈起和赵后芝的认识、恋爱,至今都让李士民感到兴奋不已。在他手机里,时刻都保存着和赵后芝登记结婚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上,两人都很年轻,李士民是那样的帅气,赵后芝又是那样的年轻漂亮。

  李士民说,爱人赵后芝和他同岁,只是比他大几个月。

  当时,李士民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的正式工人,赵后芝是昌吉三坪农场五队的正式职工。

  李士民住在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他分的一间平房里,这间平房是一排门面房的其中一间,旁边门面有一间平房,有个开铁皮加工店(更换锅底,砸条盆)的大娘。后来李士民才知道,这位大娘是新市区园林队汽车班王银聚的母亲。

  距离铁皮加工店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工商银行储蓄所,赵后芝的哥哥赵后亮在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家也在储蓄所后面。平时,赵后芝的嫂子张爱莲,喜欢到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的母亲聊天,因为他们同是河南人,有些共同语言。

  一天,赵后芝的嫂子又来铁皮加工店和王银聚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就话归正题了。赵后芝的嫂子很直接地说:“你能不能给俺妹妹,也就是俺小姑子说个对象?”

  略微迟疑,王银聚母亲便回答说:“那我给你找找看吧!”

  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早想到了住在旁边不远处的李士民,但她不敢保证能不能说成,也就在回答上有所谨慎。

  事实上,王银聚的母亲对李士民是有所了解的,因为王银聚的父亲王长根当时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他们家居住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另外,李士民上下班时,常常从铁皮加工店门前路过,相互见了都打招呼。

  几天后,王银聚母亲在小店里看到李士民下班路过,就喊住了他:“小李子!我给你说个事儿!给你介绍个对象中不中?”

  李士民笑着说:“我啥也没有!拿啥娶人家呢?”

  “你不是街办工厂的正式工吗?”王银聚母亲说:“人家嫂子说啦!人家啥都不要,就看你有没有意见?要是相互都看上了,没有啥意见,结婚后,人家说还可以将工作从昌吉三坪农场调过来哩!”

  李士民说:“那好呀!”

  昌吉三坪农场距离乌鲁木齐市市区并不算太远。

  起始,赵后芝是跟随哥哥、嫂子一起生活的。赵后芝的哥哥原来不在乌鲁木齐市工作,而在昌吉三坪农场储蓄所工作,因储蓄所倒闭而调工作至乌鲁木齐市南郊的盐湖 ,后又调到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的三工街道辖区工商银行储蓄所。

  平时,赵后芝也经常到城里的哥哥、嫂子家来,因此王银聚的母亲约李士民和赵后芝相互见个面并不难。

  这天是星期六,赵后芝要从昌吉三坪农场过来。

  一大早,赵后芝的嫂子就将消息告诉给王银聚母亲。

  王银聚母亲给李士民说:“在家里等着,哪都甭去,人马上就啦!来啦你就见见人!”

  让王银聚母亲没有想到的是,李士民和赵后芝见了面,李士民表示很满意。事后他曾给别人说:“一看到赵后芝就感觉很中意!”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李士民也没有想到,幸福来得竟这么突然。

  他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和赵后芝到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的新房,仍是新市区三工街道办事处为李士民分的那间宿舍。赵后芝的陪嫁品是一个大木头箱子,放衣服用的。

  婚席也很简单,李士民在三工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摆了两桌子酒席,酒席上的菜,全是赵后芝的大侄子掌勺炒出来的。来贺喜的客人,除了三工街道办事处的几个领导外,其余的都李士民在小工厂工作的同事。

  婚礼简单而圆满。让李士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叔叔李文新没有来到婚礼上,因为叔叔在一九七六年就因病去世了。叔叔家婶子也没有参加他的婚礼,婶子虽然没有来,却托人给他带来了三百块钱。

  七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那天,王银聚的大哥王银河,开铁皮加工店大娘的大儿子,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将待产的赵后芝送到的新疆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医院(地处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东侧)的。当时,王银聚的哥哥王银河是乌鲁木齐火车西站外贸公司的驾驶员。

  为何要送到这个医院接生?李士民说,一方面家里距离这个医院比较近。另一方面是,当时他所在小工厂的同事杨大珍丈夫姚之贵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将赵后芝送过去是中午的一点多钟,产房门是关着的。看马上就要生了,王银河一把将赵后芝从车上抱起往产房跑。这时,迎候的院长跟着跑到产房门口,一脚将门揣开,并当场喊来两名医生为赵后芝接生。

  孩子是顺产,是个男孩儿,手术费一共花了五块钱。孩子的出生,让李士民高兴的合不拢嘴。

  中午的一点多钟将待产的妻子赵后芝送到医院,平安出生,母子平安。当天下午四点钟,李士民就又找了一位老乡开了一辆“嘎斯车”,将母子接回到了家里。

  李士民说那时找辆车很难的,不像现在公交车、地铁到处都有,找车很容易,即使找不到方便车也可以“打的”。

  当时两口子工资都不高,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两人合起来每月工资一百多元。

  为了节约,他们没有为孩子“吃喜面”请客。

  赵后芝给孩子取名叫李强,李士民对这个名字也很满意。有了孩子李强后,家里顿然间整添了欢快的气氛。

  八

  婚姻可以改变生活,对于李士民和赵后芝也是一样。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九年,孩子出生几个月后,在哥哥赵后亮的帮助下,赵后芝的工作,就由昌吉三坪农场调到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二一一团副业连(也称二一一团养禽厂)蛋一队当饲养员。

  原来,因为工作关系,赵后芝的哥哥赵后亮和时任养禽厂厂长的王耀武关系不错,因此赵后芝的工作调动没有费劲,很是顺利,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办手续,到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二日正式报到上班,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

  养禽厂在过去还属乌鲁木齐市的北郊区,虽然距离三工街道办事处李士民的工作单位并不远,但当时不像现在有公交车,赵后芝每天到养禽厂上、下班,回来还要照顾孩子,住三工街道办事处分的那间小平房里明显不太方便了。

  为方便妻子上下班,李士民给妻子赵后芝商量着能不能把家搬到养禽厂?妻子赵后芝欣然同意。

  此后,赵后芝向养禽厂递交了住房申请,申请很快就被批下来。养禽厂为他们分了一间大概有二十平米的住房。

  这样,李士民和妻子赵后芝就将家搬到了养禽厂。赵后芝不用上下班来回跑了,李士民每天骑自行车到小工厂上、下班。

  其实,为照顾夫妻两人的生活,养禽厂领导曾经考虑过将李士民也调过去,但李士民总觉得,在哪里都是挣工资,和妻子赵后芝在同一单位上班不好!于是,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调动机会。他想不到的是,自己所在的街办企业在若干年后会破产。而事实上,当时养禽厂的生产效益,要远比三工街道办事处的街办小工厂好的多。

  那时养禽厂是资产自销的兵团企业,有两千多个干部、职工,分有养禽队、农业班,蛋一队,后来又成立了蛋二队。除了养鸡外,养禽厂还有种菜的,有种麦子、玉米的,还有养猪、养牛的。有汽车班,修理班,抗震加固队,锅炉房;养禽队有育雏班、孵化班、修理班。

  李士民说妻子赵后芝是养禽队种禽班的班长,且年年都是劳动模范,荣誉证书一大摞,至今李士民还都保存在家里的柜子里。

  在养禽厂,李士民及妻子赵后芝和多数养禽厂的家庭一样,生活美满。因为,当时养禽厂的职工吃粮不要钱,根据每月的定量,到时候拿个袋子去分就行。那时赵后芝每月定量是十八公斤面粉,孩子每月是六公斤面粉。厂里不仅分粮,还分蔬菜。厂里自产的牛奶两毛钱可买一公斤,鸡蛋两块八毛钱一公斤。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一九八三年就结束了,原因是厂里的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都提高了,产品也不自产自销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用现金买了。

  一九九二年,养禽厂因没有钱给干部、职工盖福利房,就将地皮划给个人盖。李士民和妻子分到了两分地,大概有一百三十二平方,他们盖了两间房子,后来又在这两间房子上面加盖了两层。

  一九九八年,赵后芝在单位内退,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二零零三年,五十岁时的她正式退休,每月退休金三千多元钱。退休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赵后芝却不幸得了肝癌。

  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妻子赵后芝一直吃药,每月打人造蛋白两瓶,是意大利生产的,一瓶六百多元。李士民说妻子看病住院,费用单位报销了大部分,自己只掏了十多万元,要不是那就掏得多了。二零零九年,儿子李强结婚成家。两年之后的二零一三年,赵后芝因病去世。

  李士民现在每月能拿三千多元钱退休金,家里有三层小楼对外出租,在厦门还有一套房子。儿子、儿媳也很孝顺,孙子也有了,生活很是知足。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从小没爹没娘,今天会有这么好的生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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