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艰苦拼搏的大学生涯 第七节 亲情与友情是催我备进的不懈动力-3
开学啦！我兴致勃勃地向南岸方向赶去，在过江趸船上又碰到了好几个家住重庆的老同学，大家十分高兴地汇聚聊天，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希望。
站在身旁的简功福同学指着栈桥上怱忙奔走的人群对大家说： 看看 ，成都的几位同学到啦！大家惊喜地转头向栈桥方向望去，原来是高个子的冯汉英，丁培新，和县区里的淩吋人，罗永林，韩良辅，江家柏，代庭英，权荣富，陈泽芳。…… 几个男生，还有几位穿着裙子和短袖衫的女同学许光，全宏琪，石理和孟秀清，…… 大家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快乐地把他们迎進趸船仓。
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四清运动，这是我上大学以来首次下乡参加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心中充滿好奇。据说，下乡后大家都要分散到人民公社下属的各个生产队，住在贫下中农家庭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定传达到每个农民家中。
同学们的猜测没有错，开学以后，半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天天学政治讲政治，主要是让同学们下乡后迅速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出发的时间到了！同学们走出红楼，揹着行李沿着山峦右侧的石梯坎向交通学院大门口走去。这时候，一轮金红色的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透过兰天上飘浮着的白云，把金色的晨曦撒向大地，一群低年级的同学跑过来抢下同学们的揹包，快乐地陪伴着大家向山峦下方走去……
出发啦！邓开祥院长和学院领导站成两行，在交通学院大门口为同学们送行，在阵阵喇叭的长鸣声中，长途汔车带着同学们向南桐矿区方向奔驰而去。
南桐矿区位于四川贵州交界处，路途遥远山区公路狹窄，交通很不方便，到达南桐矿区县城后，同学们又歩行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一个偏僻的公社。
我和几位同学与淩时人分在同一个公社，根据上级安排，淩时人同学留在公社协助公社党委工作，其它同学都分配到下面的生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分配在一个离公社不太远的“前進”生产队工作，
临行时，公社领导告诉我先到这个生产队熟悉工作环境，一周后返回公社汇報调研情况，然后再作具体布罝和安排。
从公社办公大院赶到那个“前進”生产队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生产队的李队长大约四十多岁，脸色黝黒，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朴实的荘稼人出身，他为人和气，和我很聊得来。
他安排我住在一位老乡家里，老乡家也姓李，父母亲都快六十岁了，他和妻子撫育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最大的男孩九岁，最小的妹妹才刚刚满六岁。
我还记得，我居住的那个地方是典型的川派古建筑，解放前是个地主居住的大宅院，土改时大院里入驻了八户贫下中农，我住的小房间原来是户主两个儿子住的地方，为了方便我晩间能继续工作，两个小朋友暂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我揹着行李赶到他家时，老李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热情地把我迎进家门，两个小傢伙亲切地喊我坐下歇息，大嫂还赶紧倒了杯凉开水给我喝。
稍事休息后，我立即掏出24元人民币和60斤粮票摆在桌子上，请他们夫妇俩务必收下，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和支持。这是我参加四清工作两个月的生活费用和粮食开销，他倆推辞了一会，最后只好全盘收下。
聊了一会儿后，大哥大嫂把我带到隔壁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已经打扫得很干净，有一张小床和小桌子，桌子上还摆着一盞煤油灯。
靠墙壁的小床上铺着一床新草蓆，还放着一个新的草蓆枕头。我打开揹包，拿出一床薄被褥摆在床头，睡觉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姐笑着对我说: 我们农村条件差，晚上办公只能靠煤油灯照明，大兄弟可不要嫌弃哟！
笫二天大清早，听见一阵吆喝，我赶到饭厅吃早饭，桌上有两碟自家做的四川咸菜，大人们喝了两碗稀饭就算完事了。吃过早饭后我跟随李大哥上山挖地，十几个大男人和五，六个小媳妇在一块吹牛聊天，小队长淸点人数，看看人都到齐了，就当场宣佈了上午的工作任务，然后拿出口哨吹了一声，就带领着社员们努力地干起来。
有个高个子的年青人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从未看见他闲着。干了约二个小时，每当小队长吹起口哨，让干活的人们稍事休息的时候，他总是离得人们远远的，孤独地坐在近旁一棵大树下休息。
休息时，干活的男女青年人散坐在田埂上，家长里短的聊个不停。有两个青年人走到几位年青媳妇面前说了几句俏皮话，估计是想占点小便宜，但是，农村的小媳妇也不是好欺负的料，她们捡起田埂上散落的树枝，狠狠地抽了他俩几下，看着他俩狼狈的样子，散坐着的人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
我和大伙儿一道整整干了一个上午才返回家中吃午饭，嫂子刚进家门就不停地忙碌起来，我擦干身上的汗渍后跑来给嫂子帮忙，一会儿午飯就弄好了。
午饭很简单，只有两大碗蔬菜，炒菜时只少许滴了几滴菜油，我吃了一大碗饭后，发觉蒸笼里米饭不多了，也就自觉地放下了碗筷，大哥客气地喊我再吃点，我推口说已经吃饱了。
吃过午饭后刚休息一会儿，村子里又响起了上班的钟声，我和李哥夫妻俩又去上班了，嫂子尴尬地对我说: 我们这儿太窮了，买点肉还得走好多路，亏待了你这位好兄弟，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哬！
我笑着真诚地回答他: 共产党和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就是要我们尝尝农民的疾苦，解决人民公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这点苦都受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当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下午上班的任务是到山边去开垦一片新荒田，争取今后能多生产点粮食。
这个决议是生产队社员们讨论后决定的，虽然任务繁重，十天半月都干不完。但是，大伙儿仍然干得很起劲，下班的时候，小队长掏出笔记本，当场给每个干活的社员打工分。
一个青年农民认为小队长评分不公正，自己累死累活干了一整天，为什么只掙了九工分，其他人多数是十分？
小队长解释了老半天，那位青年人还是不服气，闹得小队长没法收场！
当时我並不多挿嘴，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后来我又发现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小青年表现好，别人怎么争吵他也从不掺和，总是默默无语地呆在一边，让我感到很诧异。
我问了下旁边的李大哥，那位小青年姓什么？今天他干得很不错，得了几工分？李大哥轻声说了句: 姓李，今天他得了8工分。就再也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他掏出旱烟杆，在烟孔里塞滿烟草，点着火叭答叭答地抽起烟来。
第二天清晨，我专程赶到生产队长办公室了解情况，刚走到一憧土坯房跟前，碰见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小青年，我主动向他打了声招呼，哪知道他仅仅只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低下头径直向前方走去。
李队长在一个十分简陋的办公室里接待我，我掏出笔记本聚精会神地作记录。生产队李队长先向我介绍了本队组织机构等相关情况
。他告诉我:本队共有66户人家，生产队长，副队长由农民选举产生，本队共设队长，副队长，会计各一人，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
这个生产队由于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下设5个小队由小队长领导干活並记录工分，会计人员按时核算本队粮食，经济作物生产总数量和总成本，年终时开大会向全体社员公佈。扣出部分应上缴国家的公粮，结余部分按各家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李队长和我单独聊了快两个小时，終于让我初步了解人民公社下属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模式。刚聊完工作情况，那位姓李的队长笑着对我说； 小 汪同志，你可能感觉有些奇怪，我们这儿为什么姓李的那么多？我们这个生产队姓李的就有58户，还有8户都姓张，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呗！
聊完工作后，我十分迷惑地向队长打听，那位性格古怪，少言寡语的年青人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精神有毛病？队长感叹地告诉我，这个人是地主，改造多年了干活还可以，现在22岁了还没谈女朋友。在当时，农村的年青人结婚都比较早，22岁的小青年还没找对象实不多见。
生产队长的一席话令我十分震惊，我简单估算了一下， 刚解放时那个小青年还不到8岁，家庭出身算地主没错，但是怎么能说他是地主呢？我带着这个疑惑，离开了生产队办公室，心情沉重地返回驻地。
根据上级的传达和布置， 四清运动 的主要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很专业的一般性经济查询工作，没想到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却搞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运动，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当时心里确实有不少疑虑。
我仍然把自己的所有精力摆在清工分，清帳目，清仓库，清财物这四个方面，由于离校前学院领导专门请老师为我们讲了几天课，很快就弄清楚了查询疑点的基本工作方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和我保持联系的财务干部是个高身材的年青人，比我大一，两岁，人也长得很精神帅气，是个当地县城的的初中毕业生，去年才刚娶了个外村嫁过来的姑娘，有天我俩在队部清理帐目时，小嫂子专程赶过来亲热地喊他回家吃午饭，当她看见我站在他老公旁边时显得好羞涩。
清工分的活儿干起来很麻烦，先要确定本队参加生产劳动的社员人数和姓名，再到生产队长那儿去查阅小队长报上来的存根，经核实后硧定每家每户工分总额，还要走访核对，经户主核实后签字生效，不会写字的社员还必须按手印确认。
为了核对生产队各项开支是否属实合理，也必须对公用开支进行逐项核对，这么大一个生产队每年开支都不下数百项，查起来费时又费力，如果要查个三，五年的帐目，按照学生们现有水平，再继续查个四，五个月也搞不完。
当我比较详细地了解四清工作情況后，心中非常着急，巴不得早点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尽快返回学校念书。
工作了几天后，我急急忙忙赶回公社向凌时人同学汇报调研情况，他要求我简明扼要地闸述问题，以方便向公社领导汇报，然后亲切地招呼我坐下，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作记录。
我坦诚地告诉时人同学:
1，四清运动主要规定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公社领导应慎重决定核查年限，是一年，两年或是更多？若核查时间太长，搞个大半年也搞不完？
2，下乡才拾天，犮觉农民确实很辛苦，拼命干活一天最多能挣10工分，但是吃的确很差，炒菜只放几滴油，一周住下来没吃过一丁点儿肉，建议公社领导重视，把改善农民生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3，有个年青人刚22岁，干活很卖力，但是少言寡语，了解后才知道社员们都说他是地主！解放时他才7岁多点，说他父母亲是地主没错，而他只能算是地主子弟，然而生产队确把他当地主对待，评工分也比其他社员低，建议公社领导调查后改正。
听完我的如实反咉，凌时人同学微笑着对我说: 辉牛同学下乡后表现不错，调研工作也干得很认真！你所谈到的问题我一定如实向公社领导反映，你就放心地回去吧。
临走时，他又端了杯热茶给我喝，然后热情地把我送出大门，他带着我踏上乡间的小路，望着层叠山峦下的梯田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我珍重告别，他还轻声对我说: 凡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你如实向上级领导反映就行了，上级怎么决定，你就怎么执行。
回到生产队后，我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这四个关键问题上，先查1964年的相关内容，由于工作程序越来越熟悉，那位姓李的会计也很认真地予以配合，工作进展得还比较顺利。
吃过晚饭后，李大哥和大嫂陪我到大院门外的打谷场散散心，顺便聊聊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我想了解的情况。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太阳像一个园园的大火球，把广漠的天空染得一片金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夕阳余辉下仍显示着勃勃生机，一群鸟儿从山那边飞过来，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掠过我们的头顶。
大哥大嫂高兴地对我说: 我们李家人袓祖辈辈都住在这个穷山沟里，虽然离县城远一点，生活苦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心干情愿地住在这个大山沟里。
你看，这儿的空气多清新，池塘里的水质多清晣！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朴实，没有太多的奢望，只希望共产党给我们一个好政策，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再办一所好学校，让孩子们能進学堂念念书就心满意足啦！
刚来那几天，他们夫妇俩对我总是很客气，但是，凡是牵涉到政治问题和对上级领导的意见，他们都不愿多谈，偶尔也讲几句话敷衍了事就行了。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们之间的关係逐渐变得很融洽，向他们了解情况和意见时，他们也总是无话不谈。在此期间，我也逐渐接触了不少其他社员群众，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山里人，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快改变山村贫穷落后面貌，让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我还记得，一天夜晚，李哥夫妇看着我房间的煤油灯还亮着，特地带着一双儿女来看望我，我当时正拿着书本在认真地学习，大儿子走到我跟前好奇地拿起书本左看右看，然后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书？我笑着告诉她: 叔叔正在上大学，白天工作太多，只好晚间看看专业书！哪知道小孩赶紧拉着父母的手大声说: 我也要上学读书，我也要上学读书！
嫂子告诉我:生产队的小孩不少，基本上都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再大点就帮爸妈做点杂活，长大了就当个社员娶媳妇成家。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附近没有小学吗？嫂子凄凉地告诉我: 我们这一带是穷山沟，哪里都没有学堂，县城里到是有小学，离我们这儿好几十公里，没法去啊！短短的几句话讲得我十分心酸。
第二天上午，我走访了几家生产队社员家庭，总是看见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厔后的菜地里玩耍，时不时还会捉条大蚯蚓回家给大人看。还看见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拿着竹制水枪在
院坝前打水仗，弄得满身衣服潮叽叽的。偶而也看见几个男女小伙伴拿着一夲破旧的小人书看个不停，有时为了争着看，还难免吵起来。
我详细地向社员们了解孩子读书的问题，回答都是一样，学校离这儿太远啦！
通过十来天的走访调研，我终于弄清楚了生产队应当尽快解决的几个问题，突发奇想，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
但是，有个问题确百思不得其解，离校前院领导给我们作报告时重点指出，下乡后要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帮助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什么到农村半个月了，我仍然还没找到阶級敌人发动猖狂进攻的新动向，是不是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
后来我认真想了想，是不是我来的这个生产队贫下中农很多，地富反坏本来就比较少，少数几个坏份子很难兴风作浪，心里才逐渐釋怀了。
认真思考了好几天，我决定仍然把工作重点摆在四清工作上，与此同时，认真了解生产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党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964年十月的 一天下午，公社浱人来通知生产队，说是公社李书记过两天要到这里来开批斗大会，坚决批判兴风作浪的地主富农，要求生产队作好准备！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晚上，李队长专门组织干部，群众开大会，会议地点选在生产队会议室，会议室设在一间较大的土坯房里，房里摆满了长条凳，可以容纳五，六十人，有时人多座不下，少数人就站在土坯房外窗户下听讲。
李队长向全体社员传达公社党委指示精神，要求大家提高阶级斗争意识，挺起胸膛昂起头来向阶级敌人的猖狅进攻发起大反击，坚决打跨他们的囂张气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