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暮年，昏昏然自不必说。倘若还算清醒，就免不了会回首往事，回顾看到你自己人生结下的好的果实，也许是在儿时的生活土壤里，能找到那时播下的幼小的良种；如有苦果，也许是那时埋下了邪恶的种子。人生重要的是，在好与坏种子的发芽生长过程中怎样培育与抑制。这种培育和抑制有自控力和外部的影响，在幼时监护人、社会外部影响居多。
你出生，没人敢预言说上天是怎样安排你的，因为未知嘛，顶多奉承式的说你前途无量。但你要走过去了一段人生一辈子人生，就有人会说，甚至自己宽慰自己：上天早已安排好了，你就那样儿。
不要对儿时、年轻时的幼稚、天真、轻狂、荒唐……，感到可笑。老了，你要能再回到那时，可能还会是那样！我们不要去嘲笑已凋谢的花朵和过去的嫰浆果泡儿青涩的时代。老成持重成就不了青春的火焰，成就不了血气方刚，成就不了义无反顾。
一九六二年夏末初秋，在当时引以为荣“贫民”成分的家庭，父亲疾病缠身，母亲无业的家境下，母亲便要领我去上学，终因年龄小而未报上名。在读书上，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一定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不然家庭那么困难，大哥大姐都上过学有文化，小姐也在读小学了？
对上学，五岁多的我好像也没有丝毫兴致与厌恶的感觉。及至看到街邻已报名上学的娃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放学，渐渐地才有了也想上学的念头。眨眼第二年，在我六岁零两个月时，母亲又领我，在县城唯一的“城关完小”（注：竹山县城关完全小学）门口支着的课桌边，在一俩个老师的审视“监考”下，数着一把小竹棍儿，（类似七十年代末的冰棒竹签棍儿），记不清招录的标准是否是要会数一百个数？好像不是非要数一百才能入学，倒像摸底测智力。我数了几十根仰或一百？已不记得，反正那年进了学校。
“城关完小”，每个年级都是三个班，每个班四十来个学生。书包都是自家白布蓝布花布缝的，家庭条件好点也不过是缝纫店扎出来的书包。上过幼儿园的在班上不到二成，都是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学校的正门左侧是两层木楼房教室，每层一个年级三个班，是高年级的教室。右侧是一排平房，也有三个教室。正门的立墙比二层楼要高，白色、有些象教堂，尖顶，校门顶是拱形，在尖顶下拱门上有颗漂亮的中间鼓起的红五星。顺着这个门进去，有三重院落，每排左右两个教室，两教室中间是通道，但有屋顶。教室是大青砖小黑瓦圆木撑儿窗子，木架结构，教室前有木柱撑着的走廊。那时可是好教室啊。院落的左边是二层楼高年级教室学生的活动场地及一大块秋冬萝卜白菜、夏秋豇架茄子的菜园和关着的几头不肥不瘦的黑毛猪圈。右边是个大操场，操场边有个庙楼，庙楼向着教室院落方向的一个飞檐翘角上挂着一口铜钟，用来敲响上下课铃的。庙楼内支着些桌子，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边上又有一个小院落，是老师的集体食堂和宿舍。还有几间平房，似乎是少先队部以及放书籍、鼓、旗等的地方，在我读小学时，也是我崇敬的地方。这里有学校的另一出口——小门。
操场围墙的右侧，长着一排粗大的榆树。榆树两两间高高地用铁丝绑着横木，横木铁环上挂着一根根粗粗地竹竿，小娃儿同学们下课或体育课便顺竿爬攀锻炼着。我身体弱小少有爬杆，那竹竿被摸得油光发亮，滑溜溜的，因没劲爬不了两下，不过有些让人敬佩或者说让人心生嫉妒的同学能顺杆爬到顶。那些年我多是爬边上好蹬的粗糙的榆树，以至爬到架横杆的树杈上坐着，戏耍着，那榆树皮有时会把腿杆子皮肤擦出白一道红一道的印痕。每当春天时，繁茂的榆树，翠绿的枝条上就会长出一串串圆簇的嫩嫩的榆钱儿。古人对榆钱大多感伤飘落，借“春”借“钱”写下哀愁的诗句：什么“满地榆钱未扫除，画帘忽复燕将雏”、什么“榆钱莫买城南春，柳丝莫系城中人”。而我小仅存对春天阳光温暖的感知和捋着嚼着甜甜的榆钱这些美好的记忆。
学校大门再往左是竹山中学，小学毕业后我又进了那个门。这两个学校之间有一个向前位置的飞檐翘角戏楼。戏楼前面是个“大花园”，那时叫“北门坡”。在“大花园时代”，花园的中间是一个围着雕花石栏杆的水池，我下课放学经常爬在栏杆边，看着水池里的金鱼、假山、水草。水池周边由很多条小鹅卵石铺就得路径、分隔着块块花圃，种着各种千姿百态的鲜花和常青的灌木，儿时的我喜欢里边金黄的菊花和嫣红的玫瑰。靠县豫剧团那边，有几排整齐的泡桐树，在初夏开白紫色吊玲状花时分外浓荫好看。
学校最后一排是一年级学生教室，随着升级便向前一排教室挪去。
入学第一天，班主任带着各自的学生，排着队绕学校转了一圈。在我们教室的后面是男女厕所，老师指着厕所说，哪是男生进的，哪是女生进的。从此，我才有点儿男女之别之分。而在我住家院落，甚至多少年后，厕所也没有男女之分。
我们三个班才入学叽叽喳喳的小娃子学生，老师一声训，便排起队站在教室前坎下的院子里，班主任叫詹文清，是个女老师，按推论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也不久。三个一年级班的女班主任像招呼一群小鸭子，站在教室外走廊的台阶上，对着台阶下院内站着的新生，我第一次站在这么多学生娃子中间，有了自然的群体自我约束感，规规矩矩不敢乱动。詹老师站在教室走廊的台阶上，双手打着拍子，教会了我至今难忘的第一首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教室讲台后的墙上端，无一例外地刷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字，上课抬头目染默化六年多。两人一个的带位斗的课桌和带靠背的木凳，我们被教着两手放腿上坐端正，从“播、泼、摸、佛，阿、喔、鹅”的拼音到“山、水、口、天”的汉字，开始了我的发蒙儿时代。
大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忽然插进一个比我高，会滑冰的男同学，后来知是随在这里工作的东北父母来这儿上学的。因我老家是在秦岭淮河零度等温线南侧一点儿，所以冬季雪少并不多见冰面，人们也就没有滑冰的运动习惯。但他，在下雨的时候，便带着我们在教室前的庭院里“滑泥巴”去，在带青苔的湿滑的泥地里一跑，突然两脚一前一后地停顿向前滑去。整的泥一身水一身的，但小男孩儿的“勇敢”尽显其中，可回家自是免不了挨大人们的一顿“tou子”（地方音。义：训斥）。
在这庭院中间有一棵裹着青绿色光滑皮的粗大梧桐树，当萧瑟秋风吹落了枝条上那夏日绿绿的浓荫大叶，蓦然展现出一挂挂秋实的种籽。它的种籽像腕豆大小，干干黄黄的粘在一片船形的黄色的厚厚的蓇葖果膜质果叶片根上，随风旋转地飘落下来。那种籽炒熟了吃挺香的，我喜欢带着小船的梧桐树种子。多少年后，它常使我联想：“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人总是要自己有本事才行。
也有事不关己的事。一次几个孩子“杠祸”，争着自己爸爸是局长科长部长的，受到老师严肃训斥罚站在教室外：在学校不准提自己爸爸当什么官，当什么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你们撑腰的。我那时小，也生在老百姓家，没有“官”啊“权”啊的概念，但我晓得了老师对那些学生说那样话的反感。几十年后，媒体不时报道揭露的一些“拼爹的”、“炫富的”、“贪腐的”。他们扇起了社会最底层的大众，产生出仇富、仇特权、不信任社会的火苗。中国老百姓早就知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基尼系数过大”有很好的容忍度，但对“拼炫贪”巧取豪夺、权钱交易不义之财的却深恶痛绝。我想那时小学老师能遏制小学生炫耀父辈的光环，让“平等”在学校学生心中生长，让不平等在学校学生思想中没有市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每当高年级同学毕业，开小学毕业典礼会的时候，全校师生聚集在大操场。少先大队长、中队长们、小鼓手队员们穿着队服，佩带着臂章系着红领巾，前号手昂首挺胸手举着、吹着铮亮的飘着红绸带的的铜号。领头的大鼓鼓手胸前款着大鼓，右手的大鼓锤“咚咚”地击鼓，左手“咵咵”地拍着鼓顶的镲。后一群整齐小鼓手，双手的小鼓棒“嘣嘣嘣”地敲着，行进的队伍绕着坐着的全校学生，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滴答、滴答、嘀嗒滴滴答”的少先队歌曲，领头的举着红色的队旗，那旗上金色的火炬，在后面隆隆的大小鼓声中从我们面前走过，甚是激荡人心。那时没有校服，下面坐的男学生穿的差不多，女孩穿的就花哨些。那些穿少先队服扎红领巾的鼓手号手很是耀眼，尽管只是在典礼时穿，仍让我羡慕不已，连连的也想入队。听那《少先队歌》，我那少儿的心，如同现在我听到《国歌》《军歌》一样，热血激荡。
我们没毕业，到了期末会领到一张成绩单，下面盖着“升级”“留级”章子，我没有尝过留级的滋味，但和其他孩儿却撵过“留级”的娃子哄笑过：“留级生留级王，见到老师哭一场。……”现在想，这是对“留级生”的二次打击啊，我厌恶我儿时的无知。但愿当今的老师同学善待学习差生，让他们心理健康成长，青少年期的学习成绩“分数”能肯定人生单一方面，但不能注定人生的全部。人不管学习还是工作生活，只要向着目标努力了尽心了就行，是否成为第一可以淡然，你要明白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第一”，即使是有很多的相对的“第一”，你如“钻”进去，也许会伤的体无完肤。人生是一过程，我们应该“享受”这一过程，当然不是“坐享其成”。你可追赶别人，你可超越别人，只要踏实努力走过就行。
大操场还是我们每周全校集中上时事政治课的地方。还记得那时常听政治课老师讲“又击落一架美蒋高空侦察机、抗美援越胡志明”什么的。
小学给我了太多的记忆。
儿时，谁都有荣誉心，我向往加入少先队，一二年级身边同学有几批入队啦，而我却没有，看着委屈的我，詹老师哄这我说：下一批吧下一批吧。在二年级下学期吧，我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入队前，要做三件好人好事。我可能象也可能不象其他同学一样，做的第一件好人好事是：在上学途中拐走监狱墙外、粮食局前的公路，只有那里有一上坡的路段，我要在那里找点好事做。发现拉人力车上坡者，肩上深深地斜勒着草绳子、两手曲着胳膊爆出青筋肌肉扶着车把、头埋下、脚吃力的蹬着路面。我便冲上前，用小的双手和微弱的力量从后面，连吃“妈儿”(注：奶)的劲都攒出来了，使劲推着。上到坡顶，听到大叔喘着气，道声“难为难为”（注：地方义，即：谢谢），心中油然高兴，背着的书包在屁股后颠颠蹦蹦地跑了。还做了哪件好人好事记不清了，但第三件我记得：春天来了，在城外淙淙哗哗流水的河边，柳树林开始发出嫩嫩的小芽，在暖融融的阳光下，我虽还没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文化“底蕴”，却对这片柳树林留存了很多的往事片段情怀。我折了很多枝条在树林边湿漉漉的沙滩上整齐地插了一排。看着看着，仿佛它们吱吱地发出嫩嫩地绿芽，长成绿叶成荫的柳树；看着看着，又像一排排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这往年夏天粘“知luo（地方音，义：知了）子”的柳树林，今天成了我入队前做好事的地方。
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我有时会和小伙伴有时会一人，在家里偷抓一把面粉，在手中用水反复揉着，只揉成很黏的面筋，像指头蛋儿大小，粘在一根长长的扎竹扫把的竹子尖上。在柳树林静静地找着瞄着知乐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面筋对准知乐子轻轻粘上去，它纵振双翅也就飞不了啦。那时供应的细粮——面粉少，粮也不够吃，大人就不让浪费。我们只好又到马车队，蹑手蹑脚战战兢兢地去扯马尾巴上的长毛，怕被马踢上一脚。从竹扫把中抽出一根竹棍，在竹尖上用那根马尾毛做个活套去套知乐子。粘和套知了纯粹是儿时好玩儿，他能练就人的心平气和吗？我没体会，因为到老我都不钓鱼，几分钟钓不上来，心就蹦蹦跳。对套住粘住欲飞不能的知了，有很少次和小伙伴在野外用火烧了，吃它脊背里的一小丁点焦香的肉。看了战斗片，也学着解放军，用柳枝条挽成圈戴在头上，和小朋友们游戏着埋伏和冲锋。
多少年后，谈恋爱时又钻进这片儿柳树林，便会“忆我往昔”，当年做好事插下的柳枝是否已“杨柳依依”了？
初夏入队那天，老师把班上的少先队员和要加入少先队的同学带到松柏掩映的许明清烈士的墓前，我和几位新队员举起稚嫩的握着的右手拳头跟着小队长宣誓。什么歌名忘了，但几十年后仍会唱歌曲其中激昂而哀婉的一句词曲：“烈士墓前戴上红领巾，举手来宣誓……。”
烈士许明清，是建国前新四军解放竹山后的第一任县长，为掩护大部队向陕南撤退，后被国民党抓获，劝降无果后活埋，老辈人不无敬佩地说：边埋边浇大粪阿，还呼喊共产党万岁。
那几年，县城南关街有个小小的、只有一个班的一年级学生的民办小学，教师也就两个。其中一个单身，看起来像个大叔的样子，叫梁家功。但没人叫大名，都叫他梁bai（地方音，义：腿瘸）子。因一条腿断了，杵着单木拐，远远地望去，走的铿锵有力。印象似乎冬日，戴着一顶有帽檐的蓝灰色破呢帽，穿着露出少许棉絮的蓝色袄子棉裤，腰间轧着一条大环扣旧牛皮带。还算高高地个子，铜黑色的国字脸庞显得有些清瘦，胡子拉碴的，但两眼却是炯炯有神。在街上碰到，倒也喜欢给我们小孩儿讲故事。哪些故事我也记不得了，他是否说过他参加过新四军？我也记不得了。但他给我们讲烈士许明清的被俘及英勇就义，我还是多少记得一些。特别是他那低婉粗浑怀念烈士的歌声在我脑中絮绕一生：“三十六年五月间，太阳出来照竹山，来了一位许县长，为民把事办……”。因此，我儿时对烈士许明清很是敬仰。几十年后，我才知这首感人肺腑，脍炙人口，在那时小城的人无人不会唱的歌叫《歌唱许明清》。是著名导演李俊，解放那年在陕南看到报纸报道英勇就义的烈士民主政府县长后，来竹山采访谱写的。他那竹山籍宣传战士夫人也是为他谱写了这首歌而萌动芳心。
烈士墓位于县城北高高地“走马岗”上，是解放后，据目击老百姓指认，在活埋许县长的地方建起的。墓地松柏茂密，早上太阳一出，缕缕金色的阳光从松柏树林上射进墓地，地上是厚厚的棕红的松针。我是男孩儿，想到烈士，后来在夜里走树林也能壮起胆子，不怕“鬼”了。关押烈士劝降的房子在县城西关街，是唯一一处用“洋灰”建的“洋房”。门是铁皮木门，上面布满了锈迹斑斑的大铁钉头，窗子是厚厚扁铁作的横但，方铁条作的竖栅栏。房子正面外观很有欧式“洋房”格调。儿时，每每路过此房，便不禁朝同是锈迹斑斑里面黑黢黢的铁窗子望去，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似乎门一直锁着，我从没进去过。直到九十年代城镇建设拆迁，我也没进去看过究竟，是否是教堂，也没看见上面的十字和听老人的说道。
后来我当兵欲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再到后来参加工作，八、九十年代，人们渐渐地淡忘了英烈的岁月，而我却总会在碰到需伸张正义、需挺身而出时，浮现出英烈被活埋的景象，会热血涌动激励自己。感谢当代花卉的种植技术，能让我在一九九八年的清明，市里公墓外，买下一篮黄白相间，象征清秀神韵高尚坚强的鲜菊花，驱车近一百多公里回老家来到万般寂静的烈士墓前，献上了我一片真诚的敬仰悼念。三十多年前在这里我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举手来宣誓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一路走来没有愧对先烈。此时，墓周围边少了松柏，多了平房围墙，烈士墓地显得孤寂荒凉，不禁让人唏嘘感叹，我们怎么能够忘了英烈！又过了十八年，看到报道：清明节时，该县县委常委们在修辑一新后的烈士陵园——许明清墓前低头致哀，心中才算聊以慰藉，英烈又回来了。
小学给我了太多的记忆。
我一生的学习成绩，总体说都不好，中等偏下。但在小学初高中有些时段大脑也会闪现出聪明的火花，名列蹦上前茅而欣欣然。小学语文课从《乌鸦喝水》到《司马光砸缸》到《东郭先生》再到《十粒米一条命》——，在旧社会（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国民党统治下），一小孩儿在地主狗腿子夺走家中唯一一小袋米的袋子里抓了一把米，却被踢死了。掰开他的小手，手心仅有十粒米。那课文里趾高气扬的狗腿子和矮小倒地的孩子以及边上无奈的父母的黑白线条插图，加上老师声色并茂的朗读，在我小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压强恶扶善弱的种子。
大约小学三年级？语文考试“听写”，班主任报一个我写一个，颇有点得意。同桌的很漂亮的女同学因写不及、写不到，急的啜泣起来，我想告诉她什么字咋写，可我们都坐在讲台下，在老师眼皮下。她白白地红红地圆圆地脸庞，穿的也好看，叫尹玉娥。以后，我才知她爸是尹县长，小学快毕业时，她随父母调走而去，从此便杳无音信。但她那唇红齿白的脸庞永远就在我眼前朦胧了下来。
快六十岁的时候，我在“面子”还算过得去的酒店，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接了快八十岁高龄、从小学一年级教到我小学毕业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的詹文清老师，是她的启蒙，开启了我的知识之窗。请了一帮子“老爷子、老奶奶，男的白发参差、女的丰廋残韵”的小学同班男女同学作陪。席上酒间，热气腾腾，笑语欢声，觥筹交错。老“同学们”象走进了短途时光隧道，勾起了各自不同的小学记忆，叙说着那时的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思、“秘密”行，男女间早没有了儿时的腼腆、羞涩、矜持、调皮。不禁感叹：少儿的我们忽然老了。
詹文清说：“你那时是矮蛐蛐，乖巧听话，还有一次，放学了你爬树掉下来昏死了，同学喊我，我把你送医院的，医生说，没事，营养不良”。但是早回家的同学给我母亲传话，说我放学不回，爬树从树上掉下来。我辨别说，没爬树，是走到那树下，眼睛一黑啥事不知了。
母亲并没有责备我。
我记起了那年上《说谎的孩子》的课文，上课钟声后，詹老师抱着一个绿色皮蒙的方盒子款款走进教室，同学们都好奇地看着。当把盒子打开，我就知道是留声机，“文革”前的六几年初我常看电影阿。这留声机在当时应该是奢侈的东西，因为，后来我到过很多条件好的同学家里再没有看到过第二台。年轻地女老师拥有，可见她当年的敬业、追求、浪漫。只见她抬起一个弯弯的把儿，将把儿头的针搭在转动的黑盘子上，盒子里便象有人似得发出绘声绘色的“……狼来了，狼来了，可是再也没有人相信，来救他”的课文朗读声。在我心中，再没有比匣子里的“她”更好听的声音。
诚实、正直、善良、好学、向上的教化氛围，在家里、学校、邻里、社会很是浓厚。她还给我们讲过：从前，一个小孩，小时小偷，大时大偷，妈妈纵容，最后犯罪临死时，却要见母亲一面，说要最后吃口奶，结果把奶头咬掉，无不怨恨地说：是你害了我。
好的教育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人一生最基本的是要走正路。我举起白酒的杯子碰着班主任的红酒杯，师恩尽在不言中。
小学留给我了太多的记忆。
很多五、六、七十年代的人说起儿时和青年时代，就会说啥啥都摊到了。而我，回想起来都是斑斓的经历。父亲早逝，我不知道悲哀，母亲从没打过我一指头；大姐、小姐对我呵护有加，嫂子因个性、为人处世吧，与家里其他成员不大睦，但对我还是过得去的，也许因为我还小吧。
大哥比我大二十三岁，长兄比父，但不是“严父”，每回小城，便带我到百货商店买铅笔作业本，那可不是一杆一本，一买就是一把一沓啊。他在偏僻的乡下一个供销社上班。那个店在我初中的一个寒假里去过一次，几十里山路走上大半天。供销社门前是村庄的小学篮球场，房背后坎下是梯田，水田里结着薄冰。黄褐色的稻茬顺着水田的形状整齐而倔强的排列在亮晶的冰面上。
哦，就是这篮球场对面坎上只有几个老师的小学，风言风语传说，我大哥和那学校的女老师好。我见过那老师，长得好，但不一定比我嫂子漂亮，只是文化些。我有些不信，因为那次我嫂子带着我侄儿去了，也没看到他们吵架，那女老师来店里买东西和我大哥好像也很正常。
一年中，大哥能回城里家中两三次，侄子比我只小五岁，但我从没觉得他对侄子偏爱一些。侄子幼时，他买的玩具小马车，用铁皮压成形的彩马、车厢、轮子很是好玩，街上邻里可都没有啊。发条一拧，放在街上便哒哒地走起来，其实都是我在玩儿，侄子开心地看罢了。
那时，县城没电、没自来水、没机动车。“文革”初县城才有了小火电厂，也就是一台大点儿的柴油发电机，“学工学农”时，老师组织我们学生参观过。夏日的夜晚，我们一院儿 的大人小孩儿都会到院后的城墙台上 “歇凉”。如若大哥回家了，就会躺在几乎家家都有的很舒适很有特色的木梆竹片的躺椅上，手中摇着棕叶做的桃型蒲扇，和院里大人拉呱着。我却会围着他，玩着他带回的装着新电池特亮的“电棒”（注：手电筒）。静谧的夜晚，满天闪亮的星斗，我不时地摁着电棒，一道亮煞煞的光柱射向漆黑的夜空。大哥便指给我，哪是银河，银河两边哪颗星是牛郎，哪颗星是织女，他有无和我嫂子离多聚少的联想和浪漫的感想？我太小想不到那儿去。那时，对银河牛郎织女星，我既不知“实”的天文，也不知“虚”的神话。人大了，经历了婚恋波折，才感叹天上神话中的“夫妻”分离并不光是悲伤，也是一种爱情美好：“云疏月淡，乌慵鹊倦，忘里双星缥缈。……算来若不隔银河，怎见得、相逢更好。”对比出凡间的“人间夜夜共罗帏，只可惜、年华易老”的苍白。
那时茫然中，我想着不明不白的雷电、彩虹、天空、星宿，还有大人们讲的嫦娥、玉兔、吴刚、桂花树。在中学时才知晓伟人的诗，那革命的浪漫情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到现在老了，我还不时地想：宇宙是无垠的还是有边际的？无垠的伸向了哪里，有边际的边际外又是什么？天空是膨胀的，还是坍塌的？时间是拉直的还是弯曲的，时间有起点和终点吗，能否倒回去？时间就是以某星球一个轮回为基准来刻度的吗？说地球转一圈是24小时，在赤道上“坐地日行八万里”，那在南北极上24小时坐地不动呢？难道就仅是地球线速度不同？摁灭“电棒”后的光是衰减没了，还是继续继续奔向宇宙？
人类及其动植物的生与灭演化的动作震荡，在空间未知的介质（暗物质？引力波？气场？）中会否激起某种波而留存信息？这种繁杂重叠堆积的信息，能否过滤整理重现？如能，历史上那为生存而战的篇章将是多么血腥，而还有很多历史谜团都会一一解开。哎，这些缥缈的问题，可能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后的天文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家也未必说得清。
人类的局限就是中观世界，太宏观太微观的世界你没法认识、没法到达，更别说掌控了。即使借助科技发展不断有所突破，中观世界也扩展不了多少。人类不能的东西是宇宙大自然及其力量，诸如太阳持久的热核反应，地球的电闪雷鸣，但它被宗教解释为“上帝”的力量；当人类突破了过去的认知和行为，如原子弹氢弹卫星，这时宗教不会称这是“上帝”、“神”的力量，而我们会说是科学、科学家的力量。
像几百几千年前的人类，说不清宇宙天地就神话它，高深尊重点叫它玄学神学幻想，粗鲁说白点其实是胡说八道，像《西门豹治邺》中的河伯娶妻。宏观往远十亿百亿光年+就说不清，微观往电子粒子夸克量子-就看不到。宇宙往很大很大，物质往很小很小，你越想越会陷入飘渺虚无的境地。好奇就探讨、就推论、就臆断。你若爱好点天文宇宙信息，在这大数据时代，就会有人悄悄借用大数据分析你个人的喜好，“利用”媒体向你大量推送你“关注过”的东西。“媒体”就会以“科学家”的名义编造出诸多的N多年也无法证实的“论断猜想”，甚至是胡编乱造漏洞百出假话连篇的常识性的逻辑性的低劣的错误文章，来赚取点击率和你的流量费。正像后来人们崇拜迷信的英国天文学家霍金，用超人的大脑靠现代仪器和知识研究了很多成果，当仪器和认知的局限到顶端后，无能为力只能靠推猜测时，“小编们”就说：霍金告诫地球人说，不要去招惹外星人。为什么美国蹬月球后几十年不再蹬？因为月球背面有外星人基地。后来又开编**探索者发现火星疑似有史前非人类文明遗迹，宇宙还有平行宇宙，宇宙是高等文明用来控制人类的等等等等。你信吗？我是不信，胡说八道。
我儿时，还有过严谨的科普读物，如《十万个为什么？》，现在呢？网络、手机上的一些媒体自媒体，方便了人们了解有关天文宇宙知识，但更多充斥的是没什么“文化水平”的“小编们”的信口开河。
科学是知识的精华，世上顶级科学循序渐进地跨一步叫“科学发展”，据现有知识再跨三五步叫“科学分析推论预测”，断层似的再跨七八步，就会出现胡说臆想癫狂鬼斧神工了。甚至媒体“小编们”子虚乌有地说“霍金”、“科学家”怎样怎样“预测”的，如果真象他们说的，我会以为“霍金”已走到第六步。关于宇宙的种种“胡说”，“伪科学”的泛滥，我也没那知识那水平去证明它是胡说，只有不再“关注”罢了。
大姐比我大十八岁，个子显矮，长得普通。我记忆中就是心地善良勤劳能干。县城就这么个三、四十人的建筑队，大姐做着和石灰浆、后来是水泥浆，挑浆挑砖供大工用的小工活儿。回家，买煤挑煤拌煤灰做煤粑粑，一做就是几百上千斤煤灰的煤粑粑啊。那时，我没有体会到大姐的累，大姐也从未流露出丝毫怨言。我想大哥大姐善良宽厚勤劳诚实一生的教养应该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吧。他们和我一样显不出特别聪明，但是善良更难能可贵，因为聪明有时是一种天赋，而善良则是一种品质的选择。
八十年代，母亲因病突然去逝，九十年代大哥退休后也因病去逝。我“忙”于工作，现在每每想起他们，愧对的是：那时没有多拿一点钱，多花一点时间，多陪陪他们说点话，对母亲多尽点孝心和回报大哥他们的爱。是不识字没工作的母亲艰辛地掌控着家，是大哥大姐用他们的肩撑起了这个家，让我和小姐得到教育、得以成长。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小时也得过天花，可能是母亲给别人家奶孩子传染的，又因买不起药，只好用奶别人家的孩子喝过的药渣拿回来再煎熬给大姐喝，使大姐生命渡过一劫，或许轻微吧，脸上并未留下疤痕。而我们很小时，已被吆喝着去“点痘儿”，小城早已杜绝“天花”病和后遗症“麻子”脸了。
大姐在师范读过书，到乡下学校教过书。因天花遗留下了点眼病无钱医治，视力有些近视，加之，父亲身体有病，不同意她在乡下教书，望她在城里好照顾照顾家。那时父命不可违啊，于是大姐就辞了工作，留下了她几十年弃教的遗憾。上小学时，家里墙旮旯里有一没盖的旧木箱，里面装着的不知是大哥还是大姐的书。我翻看的好像是花花绿绿的地图，可能是地理课本，其实也看不懂。直到初、高中才翻看那几本诸如《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的小说。现在大姐快八十了，可是身体远不及有些同龄的人。她是那样矮小单薄，站在一起，还不及我肩头。当她喘气上不了楼时，我每说抱她背她时，大姐便摇着手喘气说：“不行不行，怕把骨头抱折了”。很难想象这廋弱的双肩曾担起过那样沉重的担子。好像是肺癌，近两年越发严重，肺功能几近丧失，上一层楼梯就要喘气。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儿和我们都瞒着她，说是我父亲遗传的哮喘病什么的。大姐现在才说，恐怕是年轻时干重活儿留下的劳伤。我想，是的劳伤！可能还有几十年的石灰、水泥灰、砖灰中无防尘的施工，导致肺损伤。
我丢了母亲，我丢了大哥，我再也不能丢了大姐！我无力挽回她逝去的青春年华，无力挽回她的健康，甚至无力挽回她将要逝去的生命。但我要抓住她生命的尾巴，让她剩余的有生之年，活的心情快活点，临终前质量高一点的活着，以报答她的恩情。
现在的独生子女，少有享受兄妹的关爱幸福，可我却是满满的满满的。
小学给了我太多的记忆。
说到班主任的留声机我在电影中见过。那时，我还小，但电影院在城东边的县门街口的“山陕馆”里。“山陕馆”可能就是商会“会馆”，据传是早年间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合建的，离我家非常近。银幕挂在庙的戏台子上，但放映机和观众都在露天中，看电影就得自己带凳子。在放映机的后面，左右有两个像天安门前的华表，已残缺。石柱不知是大青石还是花岗岩的材质，上面雕龙和瑞云还看得见，双层方形石座还在。影院外检票边门口是个售票房，人们看电影，都得排队在这个小窗口买白纸黑字竖长条儿的电影票，上边印着穹排着的“竹山电影院入场券”，中间印着工农兵高举镰刀、斧头、枪支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标志，下边印着“伍分”的票额。
城里一女子，她干什么的，长得模样，多大年龄？儿时都不太清，但凡放电影她都会看，都会到我家借堂屋里的一把大椅子。母亲总会嘱咐：你扛椅子啊。久而久之，晚上她一到我家，我便会扛起椅子，跟着她，把我带进电影院。而我进去大多是爬上那华表的石座上面，有时没看完就回去了，有时在石座上睡着了。还有点儿印象的是《刘三姐》《劈山救母》《哪吒闹海》《孙悟空大闹天空》等。那刘三姐的歌，还有阿牛爬竹竿救刘三姐的一些片段很多年后都没忘。直到十几年后团里放映队在我们施工的隧道口重映《刘三姐》，我们在淅沥沥的雨中，列队坐着小马扎看的津津有味。据说，还有个战士，部队里地方上追着看了十几场《刘三姐》，看的神精都出了毛病，只好提前办了退伍。我想，像我这样《刘三姐》电影才制作上映时就看过的，在我的战友里可能没有，我可是从小住在电影院边，当了两年多的知青才参的军。其实，那山歌那形象我又何尝不动心？二零一零年，我搞贵广高铁工程，还专门到到桂林一旅游珠宝店看了当年的真人“刘三姐”演员。
说起看电影，好像我父亲还没过世那年，看了什么电影散场，小小的我被人挤着拥着涌向窄窄的出口通道和小门。我的右脚踝被穿高跟鞋的女人踩了一脚，回到家，母亲撮了一点面粉按在我掉皮渗血的伤口上，留下了一个淡淡地疤痕。我后来，每每看见这个疤痕，都会想起这个漂亮时尚的女人。这女人姓张，在我家上边百十米远的院子住，我少不更事，大点儿的孩子说她是“妖精婆子”。穿着高跟鞋，画着眉，打着口红，卷卷的黑发油亮亮的。那卷发我知道，见过一些“妖精”女娃子是用烤烫的筷子或木棍卷成的，油亮的黑发说是抹了点香油。话说那张姓女子，调皮的孩儿们有时追逐着她，齐声唱到：“妖精婆子十八怪，不偷萝卜偷韭菜……”；而下街口还有一姓朱的漂亮女人，孩儿们则唱的是：“猪娃儿奶奶，尾巴摆摆……”。有时我也和孩儿们追逐着围着嬉戏着妖冶的女子唱着；“溜溜的冈，溜溜的冈……”。大了我才知，五、六十年代的外国电影多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那里面的舞曲就有这调儿调儿。
露天电影院搬到北门坡黄土岗街头，那女子就没再来借椅子，我大了，看电影也要买票了。山陕馆改成了农具厂，那两根残缺的华表也被人们用绳子轰然拉倒，那基座连它永远尘封到了地下。
六十年代初的小城除了小孩们的嬉闹，还是很宁静的。街道外表是明清风格的建筑，但因人渐渐地多起来，住的就显窄把。用竹篾编的格扇两面糊上旧报纸，把屋分隔成堂屋、房屋、厨屋，好点儿的家庭用比较结实的皮纸糊。在春节前打扫阁楼和梁上墙上的积尘后，再糊上新的管上一年，有孩儿的人家年中也就扯的窟窿八眼的了。大人小孩，甚至两三个小孩都住在一间房屋。宽余点儿的家庭，大人和小孩也只是隔着个隔扇，父母夜生活的动静，想必他们是能耳染目睹的。调皮的小孩还透过窟窿八眼的格扇，窥视别人家大人的私事。母亲总严肃地嘱咐我：别做些偷偷摸摸调皮的事。所以，我从来不像那些小孩儿疯的不像样儿，别的男孩儿和女娃子抱成团地疯时，我会躲的远远的。那时，我知道是丑事，不喜欢他们玩那样的游戏。这其中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儿，几十年后在老了还真为此事“进去”过，这能说有因果吗？
街上边院有一孤身老男，姓“邢”，不知是不是叫邢独庆？那时小城没有自来水，靠给人下河挑水为生，一担水三五分钱。下边院有一丧偶婶子，姓“邵”，大儿在乡下农场，身边带一小儿，和我年岁稍大点。可能相互间有些帮衬，一次邵婶在邢独庆住的那院里帮他装被子，不知何故，便传出了绯闻。那些讨厌的孩儿，当然也有我，不过我是跟着哄的，便撵着唱到：“邢、邢、邢独庆，装、装、装被窝，两、两、两个人，*、*、*屁股”。那时只知道是丑事坏事，并不知道是男欢女爱。
小城小孩儿唱这唱那的说辞，不知是谁，是大人还是大孩儿所编？而我都是学着别个孩儿瞎哄着唱的。
突然一天，可能是三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詹老师在下午要放学的时候，站在讲台上严肃地又无不关爱地说：同学们，放学回家，不要贪玩，直接回家，街上有些乱。我们那时小，不懂“文革”，但“文革”却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来了。
（待续：四、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