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95年出生的这波人，是“插电”的一代。在这些人中，85%拥有智能手机，80%每天会把手机放在床头边上。
然而研究表明，正是因为手机，今天的他们才如此压力重重。
根据剑桥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两项研究，1984—1995年出生的这代人所遭受的“科技困扰”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加州州立大学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失联”成为这一代人产生焦虑情绪的主要诱因。
所以，手机在身边时，他们深感压力；手机不在身边时，他们则焦躁不安。
正如多伦多约克大学通信研究部主任David Ellis所说，“这一代人将在线社交作为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虽然享受着随时互联的便利，但是同时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扰。”
对此，想必1984—1995年出生的这代人都深有体会：他们对科技产品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每天，我都会听到他们中有人抱怨被信息轰炸的手机、邮箱，以及时时刻刻都会被干扰的现实。
然而不久前，在我去冥想静修的时候（期间手机被限制使用），也时不时地会听到有人抱怨“失联”如何让他们坐立难安。
其实，我们都明白，“超连接”（Hyperconnectivity）的生活让人精疲力竭。所以表面上，我们都如此期待与手机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然而事实却是，一旦远离了手机，我们往往如坐针毡。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有压力？我们真正害怕错过的又是什么呢？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手机和电脑的盲目依赖，是因为它们让我逃离了“不舒适区”，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危险。毕竟，有谁能够习惯性地接受和拥抱那些尴尬、无聊或者寂寞的时刻呢？每到此时，我们总会习惯性地给朋友发个信息，或者刷刷朋友圈，或者收发邮件，再或者吃点零食、抽根烟。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心理模式，还是在去年戒烟的时候。那时，每当我想抽烟，瑜伽老师都会建议我静下来冥想内心的感受。后来，我又发现，在赶路的过程中或者是等人的时候，我都会因为独处而心生不适感。而这时，如果又没有什么东西来分散注意力的话，那我就会极度渴望抽烟。我相信烟友们都能理解这种感受。
在下定决心戒烟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的焦虑感爆棚。第一反应不是去做正念禅修，而是要探究一下自己的纷杂情绪。每当想要抽烟时，我就不停地摆弄手机：一遍遍地刷新邮件，以确保自己“掌控大局”；不停地查看社交网站，告诉自己并不孤独；总是想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以得到点赞和评论，进而确认自己的幽默和风趣。总之，我用网瘾替代了烟瘾，而这两者都可以让我远离焦虑。
对于那些我们自身所不喜欢的—— 焦虑、愤怒、恐惧、无法满足的欲望，以及维护界线、舒缓自身的压力，我们往往有多种可以逃避的方法，摆弄手机和抽烟只是其中两种。不过，无论是吃零食、抽烟还是刷邮件，这些都可归结于同一种回避心理。而手机，则是最广为接受的回避方式。
与社交媒体、新闻、邮件、短信等持续连接，以达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虽然可在短期内让你获得一定慰籍，但从长远来看，则必然会消磨诗人John Berryman所说的“内在力量”。手机将我们的视线从焦虑中移开，但是最终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外出就餐时，都是“低头族”中的一员—— 而这仅仅是为了确保不漏掉任何一件事情—— 但是想过没有，也许我们本身没那么“社交控”，也没那么害怕错过事情。
当然，有时候我们确实是担心严厉的上司会因打不通电话而发飙，或者害怕漏接了来自朋友或家人的重要电话。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陷入了“科技压力”的悖论：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产品，寻求更多的自由。而这自由本身，却又带来了更多焦虑。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只能与自身相处，生命将是怎样。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和Harris的研究结果，1984-1995年出生的这代人之所以压力过大，主要是因为金钱和工作。这一代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在工作方面，也缺乏应对各种职场问题的经验。因此，这一代人在使用科技产品时，往往会表现出拥有更高技能，同时也“压力山大”的特点。“这一代人要比其他年代的人都更加热衷于科技，但是他们也在承受其所带来的后果。” 数字未来公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Greg Bovitz这样解释道。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不意味着将其清楚划分以及采取回避策略，而是要回归自身，要体察那些不愿独自面对的时刻。
当你感到孤独或与朋友闹矛盾时，不妨写写备忘录或者敲上一封长长的邮件来舒缓情绪。因为无意识地刷新邮件或者抽烟，对于消除孤独感和愤怒，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你在办公室不开心，那么首先就要接受这一情绪，并且拥抱它，最终你一定会意识到，它终会过去。
就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和一个朋友吵架。写作中途，没有任何原因，我特别想去整理手机中的照片。但我克制住了这一逃避的冲动，意识到自己远没有预想的焦虑。这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放任自己去难过了，反倒自然而然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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