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在当今的时代已经是个陌生的词汇。而对于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人来说，电报是长途通讯的主要工具，快速、简洁，不受时间、气候的影响，是快速传递讯息的重要手段。那时，一封电报都能引起一阵的紧张。所谓紧张，因为每一封电报传递的都是些不为所知的急事要事，每一封电报告知的是足以引起痉挛的意外事。当然，偶尔也有意外的喜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家就收到过一忧一喜的二封电报。
那是在196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雪，人们早已钻入被窝睡觉了。大约午夜11、12点钟光景，一阵急速的摩托车声驶进了弄堂，嘎的一声，停在了大门口。然后有人推开大门，站在天井里，一阵“电报！电报！”的呼喊声震惊了整幢楼。要知道电报一般是白天送的，只有更急更重要的事才24小时随收随送，那是加急电报，要另外付费的。这半夜三更的电报更是让人紧张的情绪提到了嗓子眼。住在前楼的人家已经迫不及待地从窗口伸出头来探询了，“是啥人家电报啊？“肇周路200弄30号朱永兴电报”。深夜的寂静，让住在亭子间的我们家听得一清二楚。父亲听到自己的名字，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更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前不久祖母去了河南新乡的姑妈家，若不是身体的原因不会有这样的电报的。果不其然，只见电报上四个字“母危速来”。原来祖母虚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正在医院抢救。父亲接到电报后，连夜收拾行李，与大哥赶往火车站去了姑妈家。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和大哥把祖母接回上海。可祖母的身体没有好转的迹象，不久于人世。
过了一年，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大约9点左右，与一年前的同样的情景又发生了。弄得父母又是一阵极度地紧张。又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在思忖着。前几天刚收到姑妈的来信，告知一切安好，八个子女只有大女儿在外地工作，一个星期前刚探过亲，莫非她发生了什么意外？打开电报，还是四个字，“调回上海”。父母看到这四个字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大姐在探亲时只是说有可能专业不对口要重新安排工作，至于能不能回上海不得而知。
原来，大姐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哈尔滨仪表电气厂，因专业不对口，重新安排到上海船厂工作。看到这四个字，父母大喘了一口气，紧张的情绪一下松弛下来，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大姐回到上海后，父母责怪她不能发这样的电报，大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我是让你们早点知道呀，”父亲说那也不应该是加急电报。也确实如此。在那时，就个人家庭而言，电报意味着意外，意味着紧急。一封电报足以引起不亚于8级地震般地紧张，不要说再加上“加急”的了，更让人毛骨悚然。父亲的责怪也不无道理。
不过随着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各工矿企业支援“三线”的建设，更多的上海人去了全国各地，电报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了。此时电报承载的职能大多是到车站码头接客的任务，“某日某时某次车到”之类的电报成为常态。那时物质匮乏，身在外地的上海人当然也不会忘记携带当地的土特产回家探亲。于是，大包小包，肩扛手提。旅行袋是上海人携带东西主要用具。所携带的东西，也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淮北的花生，皖南的小核桃；山东的红枣，东北的木耳；宁波的咸鱼咸蟹，四川涪陵的榨菜；江西的樟木箱，浙江的竹编；等等，为各自的家庭增添了丰富的年货。一路的旅途早已精疲力竭，一封电报需要家人去接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除了接人接客的外，还有的就是因工作需要催促速回的电报。我也收到过这样的一封电报。1976年大年初二的中午，一封电报不期而至，倒也没引起家人的恐慌，人在上海，除了工作还能有什么事。果不所然，五个字“缺人望回厂”。原来春节留厂值班的那个人，因家有急事回上海了，急需有人顶替，以保证检修抢修之需。那时，当然没有那种“军令如山”的庄严感，却也有一种解“燃眉之急”的责任感，当机立断，买好船票，第二天就回厂了。事后想想，那封电报除了要我回厂外，更多的是领导对我的信任。
虽然，电报早已成为远去的记忆，但是我们会忘记经历过的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