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由王亚南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个印象:第一，通篇有机会就讽刺钱穆，倒也“入木三分”；第二，语言僵硬，不少现在“已死”的说法，大概也是白话文弊端的一个表现；第三，著者为《资本论》译者，受马克思影响太深，用马克思理论来套中国历史，不免前后矛盾。不过，有很多观点非常不错
●时隔几年后第二次读，解决了我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疑问，但有些地方由于没有足够的知识还没有完全明白。
●重新读一遍，又有新收获。
●运用的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怼钱穆很爽快
●这是一本大师所写的著作。何为大师？在我看来，拥有清晰的概念，严谨的逻辑，透彻的洞见，独特的视角，科学的方法，再加上自成一家的体系便可称之为大师。相比现下泛滥成灾的“皇皇巨著”，此书耐读、耐思考、耐琢磨，实为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概念模糊，论述粗疏，结论仓促。除却暗合一般意义上的归属常识层面的感性认知外，本书既谈不上深入又难言洞见。
●和钱穆直接撕开了
●可和钱穆先生的诸作对观，很有意思，去“钱穆”毒的良品hhh…… “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为了行什么鸟道，而实是为了行使其统治榨取的特权……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在馆
●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理论虽然不错，但于实际无甚意义。官僚政治古今中外都有，可能于我为甚。中国官僚政治之边续性、包容性与贯彻性可能是最概括的观点了，至于新旧官僚政治的时间分野与特点等则不能同意。经济社会情况虽变化，官僚政治治理模式其实变化不大，人为地以历史阶段划分自然不妥。当然，囿于作品时间与背景，这也很自然。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二)：一个本想成为短评却不慎超字数的伪·长评
说实话有点失望……因为我本来是抱着韦伯的“官僚政治”的概念去读的这本书…… 嗯……尽管对于“官僚政治”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王亚南老爷子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分析确实炉火纯青！ 经济基础而至上层建筑，无法脱离经济基础而理解上层建筑。老爷子对于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的关系以及均田制那一节的分析十分不错~ 尽管这样…但我仍然也认为王老爷子忽略了韦伯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例行化”为官僚政治的危险…以至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宣判了官僚政治的最终灭亡，实在是……令人失望……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不错著作
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不错著作
亮点有：1、详细说明了中国式地主经济也是封建主义经济的一种变形。中国官僚政治虽然和西欧封建政治不同，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某些地方，中国比西欧更严酷。
2、为什么中国一直在低水平的发展阶段打转？作者认为是中国特有农工合一的生产方式，加上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四者合一的剥削阶级所共同形成的。而西方，手工业者很早就形成了行会等组织，封建领主是贵族，不会做商人，商人也不会做高利贷，这样资本主义萌芽更容易产生。
缺点有：1、对于农工合一的生产方式解释得并不详细，估计作者思考的也不是很清楚。
2、书的后半部分，特别是涉及国民政府的一块，影射太过明显，有失客观性。感慨一下：国民政府言论可真自由啊。
1. 1981年版本（8.9）和2005年版本（8.6）的评分比2010年版本（7.6，2013.05.07取样）的评分要高很多，是否能够说明社会的思潮在不断变化？
2. 书中对钱穆先生批评很多，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没有太多必要。钱穆先生无非是从与王亚南先生不同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的问题，更多的是从官僚制度的角度来分析，给出一些事实，判断的得出也比较自然，并没有那么的不堪。王亚南先生自己的专业是社会经济学（马克思社会经济学？“剩余价值”倒是提到过很多），在这本书里面，却几乎没有看到他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评价。
3. 这本书立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官僚政治”这个判断，在国外可能是一个300年的历史过程，前后都有社会现实可以对照研究，因而可以验证一个社会理论的范畴，可以看出变化及其因果。
而把这个概念引入中国之后，王亚南先生把“官僚政治”这个词应用范围扩大到秦朝以后直至民国，2000年。往前，周朝的制度能否归入“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由于历史记载不足，没有进行验证；在民国之后，只有在他理想中的，由人民做主的社会不存在官僚政治。也就是说，在他写文章的时候，“官僚政治”这个概念还是无法证伪的，只要有历史，就是“官僚政治”的历史。
“一个无法证伪的概念是没有价值的”（似乎是自然学科里面的概念），因为他无法给出任何的参考坐标。而随着人们日益的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官僚政治”还鲜活的存在着，更让这种判断失去力度。
4. 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闪光点。唐朝以前的豪门、门第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有何差异？如果细分起来，是否唐朝以后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官僚政治”？
钱穆先生的书中很多部分是关于皇权和政府权利的划分，是可以作为王亚南先生讨论的补充的。即使在现代，研究官僚政治的程度，也许是讨论政府、法院、议会三方权力的划分，也许是讨论人大、政协、党和政府四周之间的权力划分，总之是明确一个讨论的范围。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五)：官僚政治视角下关于秦、隋之比较
秦、隋皆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关于这两个王朝的异同点，也不乏有许多结论，例如郡县制、科举制这样宝贵的政治遗产，以及长城、大运河这种“利在千秋”的伟业，而最明显的则莫过于对分裂局面的终结。不同于以上论断，本文旨在从官僚制度嬗变的角度，对秦、隋之异同点进行探讨。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将六国旧贵族中地位较高的那部分迁至咸阳居住，这条措施与对他们的政权的灭亡一道，大大地侵损了六国旧贵族的利益；而文帝、炀帝在位期间推行的科举制与大索貌阅、输籍定样，则分别削弱了传统士族在仕进与经济方面的特权。这样看来，秦代有许多心怀不满的旧贵族，隋代亦有不少满腹牢骚的士族，虽然他们损失的利益并不相同，然而无论是旧贵族还是传统士族，都是在之前的时代，占重要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为便于表述，我们暂称为“旧势力”。 这些“旧势力”，在推翻其统治者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旧贵族纷纷群起响应，给予了秦王朝沉重的打击；隋末亦出现了杨玄感、李渊等出身于士族的起事者，后者更是取代了隋王朝的统治。如今我们虽有“秦末农民起义”与“隋末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农民起义军中，所隐藏的“政治投机者”。 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相同点：秦、隋灭亡的过程中，都存在推波助澜的“旧势力”。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向秦、隋之后的汉、唐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区别：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关陇集团，而汉王朝的建立者并非旧贵族而是被称为“布衣天子”的刘邦。换言之，唐王朝由“旧势力”建立而汉王朝却并不是。这一现象之出现，是因为秦汉之际，旧贵族彻底失去了其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其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亦摇摇欲坠，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很好的体现；而反观隋代，传统士族则仍有着比较强大的实力，否则终唐一代，也不会有那么多类似《氏族志》的用于打击传统士族的文献了。 这样，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点：隋之后的唐是由“旧势力”建立的，而秦之后的汉却并非如此。 前文中借用了“旧势力”一词，下面再引入与之相对应的“新势力”。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新势力”并不是唯一的，且往往会与“旧势力”相互转换。秦汉时的“新势力”是与血缘贵族相对应的封建官僚，隋唐时期的则是与士族地主相对应的庶族地主，至于这些名词之间的联系，我在此先不做赘述。 当我们比较秦隋、汉唐对于新旧势力的态度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采取扶持新势力、打击旧势力的措施，不同的是前者较为激进而后者则较为缓和，并渐进地对新势力予以扶植。汉代的“任子”与“訾选”制度的实行为官员与富商子弟入仕提供了一定的特权，武帝时始行的征辟、察举、公车上书与五经博士等选官方式则为平民提供了更广的仕进渠道；唐代在科举制之外，保留了按身份划分入学资格的“六学”，官员之子弟此时在仕进方面，仍拥有着一定特权。而秦、隋两朝在对待“旧势力”的问题上则并未采取这样循续渐进的手段。 相比之下，秦、隋两朝在对待新旧势力方面有一处相同点，即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方法，这也是第二个相同点。 新旧势力实力的消长，体现在两种势力对于仕进渠道的争夺，同时反映了官僚政治的确立与发展。秦汉、隋唐都是我国官僚政治发展的重要节点，前者使得官僚制度最终确立，后者将官僚之来源进一步扩大并开创了之后千余年的选官制度。只是秦、隋在官僚政治方面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措施，以致许多“旧势力”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倒向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进一步削弱了统治者的实力，也难怪这两个王朝在起义的打击下，如此迅速地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