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独立师警通连驻扎在东局子兵营，和师教导队相邻，在它的北面。那时一排两层高东西向粉红色的尖顶楼房，据说是苏联人建造的。警通连占有最南面的两座楼房，前排是有线通信和警卫分队，后排是无线通信分队。在警通连的北面，是师部的维修队。在警通连的西边，隔一条南北大路，是后勤部汽车连和军需仓库。在维修队的北面。 一片极为平整开阔的土地和一道山脉般的土坝，是警备师打靶的靶场。在警备师靶场的东面，一片面积更大土坝更高的靶场，是天津警备区的靶场。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两个靶场每天都有练习打靶的民兵，特别是我们连队管理的师靶场，来打靶的人更多，一个单位紧接着一个单位，连队每天都要为此派出勤务。现在，独立师的那片兵营和靶场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高楼林立的住宅区。天津警备区靶场那一带，则成为小桥流水、绿树如茵、游人如织的公园。
我是连队文书，居住在最南端的那栋楼的二楼，和连长指导员的房间相邻。连队文书的职务上相当于班长，在连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因为它与连首长和上级机关接触较多，知道的消息也比较多，很受连队战士的尊重。在我之前，警通连的文书是一个69年的兵，内蒙人，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很文静的，还是个高干子弟。那个人的品质很好，待人接物没有架子，但就是有点自由散漫。我被任命为文书后，他就下班当班长去了。连队文书主要是负责连队的文字工作，比如：制定连队的学习教育计划和军事训练计划，书写连队需要的各种标语口号，管理连队的枪支弹药，上报连队的军事实力，帮助连长指导员做好各种会议记录和任务动员总结的文字工作。除此之外，还要管理好连部的两个兵，一个是司号员，一个是卫生员。那个时候，连队没有打字机，各种计划材料也都要自己刻板印刷。文书和上级机关打交道最多。警通连的对口上级是师部政治部的直工科。我三天两头要往那里跑。直工科科长叫陈继海，老成持重，说话慢悠悠的字斟句酌，很有政工干部的风度。干事有折占鳌和柳文两位，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喜欢运动打篮球，对下级的人都很热情。当时的师机关在河北区光明道22号。过去那里是一座意大利兵营，粉红色的，一层层楼房看上去就像一层层窑洞似的。我们居住的东局子兵营距离师机关有十来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有一次因为事情紧急，在跑步时稍微疏忽与一位老大娘撞了个满怀。我十分惭愧。但正想给老大娘道歉时，老大娘却首先开口，问我撞痛了没有，当时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七十年代初期，部队的生活还不富裕，国家供给是倒三七制，即细粮为三粗粮为七。那时，师部的张副参谋长经常在连队蹲点，吃饭和干部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在炎热的夏天，中午给他添加个西红柿拌白糖，就算是很不错的了。这位师副参谋长感到我写的字可以，时不时拿一些文件让我帮助他抄写。他对我的印象很好。为了丰富改善官兵生活，每个连队都进行养猪种菜。我们警通连的菜地在营房西北方向一二百米的地方。种菜的人叫范俊朝，邢台人，说话有些缓慢，但忠厚老实，非常能够吃苦。我们两人的关系也很好。我爱好读书，每逢有点大块头时间，或者是节假日，我就会带上一本书，到菜地边的树荫下，坐着或躺着去读。有一本《欧洲哲学史》，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完的。书中一些著名论断和稀里古怪的名字，我至今还能够记得一些。
那个时候连队的风气非常之好，干部升迁和战士入党提干，都靠实打实的干工作，全凭贡献政绩说话，根本不用找人走后门。每到年终总结时，各级都要召开组织生活会，战士都是实打实的给干部提意见，干部也都能诚恳接受，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摆出来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干部家属来队后的“多吃多占”方面，比如哪个干部多拿了食堂的一袋面，哪个干部多打了几斤油等。当然还有组织纪律观念和民主生活作风等问题。连队的民主生活会每次都开得很认真，很严肃，有时甚至还发生激烈争辩。他们争辩时，嗓门比较高，我在隔壁能够听得到。但那时候，干部尽管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但事情过后，大家谁也不计较，不往心里去，在连队建设中依然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协力建设连队。
我在当文书期间，参加了一次野营拉练。 野营拉练是一种训练形式。要求部队走出营房，练走、练吃、练住、练打。我是第二批参加野营拉练的。文书在野营拉练中的主要任务是，每到一个地方驻扎下来，立即给上级书写宿营报告，上报连队的驻地位置和兵力分布情况。要求文字准确快捷，否则是要被批评的。野营拉练最为疲劳和痛苦的是走路，每天要走六七十里的路，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的脚上，都磨出了大大小小的燎泡，脚一着地，钻心地疼痛，严重的走路一拐一拐的，步履艰难。白天行军还好一些，晚上行军特别容易犯困，弄不好就睡着了。但人在浅睡的状态下仍然可以走路，而且不停止、不掉队。这是我在野营拉练中发现的秘密，这大概也是人体在特殊状态下的一种功能。野营拉练到了目的地，安置完住宿事宜后，干部战士马上为住户担水、扫院子，搞卫生，然后就是去街道搞卫生。待一切就绪后，开始进行学习和训练。有时也派出小分队，指导民兵进行训练。在每个村庄驻扎时间不等，有的一两天，有的二三天，然后突然一个号令迅速离去。拉练部队每到一地，都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招待，有的百姓把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腾出来给部队住，到处都是军民一家亲的动人场景。
担任连队文书，因为和连首长距离比较接近，有时候也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那次野营拉练途中，有一次部队打靶，在连队战士打完靶带离现场后，连长指导员又过了一回枪瘾。之后他们对我说，你也来一来，想打什么枪你自己挑。我选择了机枪，并连续打了几梭子子弹，直到震得我耳朵嗡嗡响，才停止了射击。那一次，我确实过了打枪的瘾。从那之后，我打枪的愿望就不那么强烈了。
部队实施千里野营拉练，主要是贯彻落实毛主席“不当老爷兵”的指示，解决部队长期在和平环境中形成的安逸生活状态问题。所以，在野营拉练途中，始终贯彻练为战的思想，不断模拟各种敌情的出现。我们在拉练途中，经常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隐蔽疏散或者急行军的命令。尤其是在急行军的命令下达后，部队必须按时赶到指定地点。在拉练途中，本来干部战士已经十分疲劳，再来个急行军，那是雪上加霜。在这种关键时候，既需要领导作出样子，也需要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记得有一次深夜，我们正在遵化县的山地里行军，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急行军命令，我们立即加速度前进。我是连队宣传鼓动小组的组长，背包上拴着一个喇叭，不管上坡下坡，我都喊个不停。那时候年轻，心中又憋着一股劲，什么都不畏惧，什么困难也不在话下，即使是在翻越一座山峰时，也没有吃不消的感觉。等到达了目的地后，卸下肩上的背包，才发现身上的汗水已经浸湿了背包，脖颈后面的喇叭已经结上了一层薄冰。
在七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形势极为严峻。在那种背景下，连队多次召开誓师大会，组织干部战士强烈谴责新沙皇的罪恶行径，表达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我在连队大会上多次表态发言。还有，那些年各种批判会也比较多，因为我能够写点东西，发言也还算利索，每每在连队或者师机关召开的批判会上，我都作为个人班排和连队代表发言。有些连队干部的类似发言，也找我来帮助他润色或代写。这些份里份外的工作，虽然对我是额外负担，但也极大锻炼和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和发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