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在田野》是一本由[澳] 林恩·休谟 / 简·穆拉克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田野的心理压力各个都挺大，所以田野点最好还是平实一点，还有在哪里作田野都离不开搞关系。
●混乱
●翻译有点儿疵~
●人類學家各種吐槽…
●“在田野中，我们利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历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工具”。尽管参差不齐，但对田野定性研究来说，乃“如人饮水”的一本好书。
●其实这本书再次说明，人类学的先哲们留下的所谓“田野研究”只是一个美好的“局”，后来者正在为他们当年极其随便且自大的预设买单
●琐碎中的诸多启发
●开头几篇不错，后面就有些碎碎念了。 相关文献可多参看： Baumen the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翻译的不好.而且没有想象的有趣.怎么说呢,相当平实,的确是那种几个月呆在热带雨林的人类学家的口气,不太招人喜欢...没看下去
●寫得羅嗦，另翻譯得也羅嗦～
这本书以故事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学家在不同地区进行调研的所得与感想。有妓院、修道院等等
第一章作者将自己置身于妓院，与性工作者频繁接触，后来“我”爱上穿工作服，它能给我提供一些保护。时间久了“我”对性工作者和市政官员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银河地带建立在国有合作农场的土地上，不允许买卖或租赁，但后来官方表示要捐赠土地，由此引起了银河地带的反抗…在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伦理问题和个人利益的损害、政治立场和社会事实不可知的威胁以及试图既投入又中立的举动的影响，这都是要妥善处理的矛盾，不过田野调查也确实能够了解许多文献所查不到的一手资料，让我们看到许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第二章讲的是修道院的事，资深修士相较于年轻修士来说更愿意讲述自己的过失，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让我相信诚实的追寻上帝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完美无瑕。而年轻一些的修士想表现的尽可能圣洁，因为“我”与他们同辈，但却和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他们想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懒鬼。获得的访谈资料并不都是真实的，受访者可选择什么要说什么不说。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注重形式而非内容的倾向可代表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将现实视为具有必要环境意义的，将人格视为约定而非固定的实体，这比起对民族志内容的分析来说更加有效。
第三章讲述的是作者在泰国做人类学考察，面临khaek和farang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时的感受，她有时会被看做白皮肤的外国人，有时又会被看做黑皮肤的外国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当地人对待她的态度大相径庭，也看出泰国社会有很明显的等级制度。……
把书中的“人类学家”或“研究者”替换成“记者”也同样适用（当然前提是深度调查记者），虽然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窥私癖，跟自己鄙视的那些记者、电视台人员、猎奇者相比，我也好不到哪去（《两处地点中的田野工作》吉姆·波克海德）。
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他妈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家里的沙发上喝橘子水？究竟是什么驱使着我？作为窥私者的好奇？还是作为记录者的使命感？“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说白了就是把将人本身作为研究工具，有点武侠小说里“人剑合一”的感觉。但人毕竟不是工具，永远没法停止对意义的探寻。
我绝不是在抬高记者，很显然他们做的工作没有人类学家来得深入系统。但是两者在面对“田野”时对自身的焦虑应是相通的。
1，局内局外的分裂
所有的研究者此时都是双子座。参与观察需要投入和同理心，但理性又需要你自觉跳出来，当对方把你当成自己人对你掏心掏肺，你却不得不时时化身上帝或中立者。
2，自我披露时的顾虑
究竟披露到何种地步才是合适的？以前有一则关于鲁豫的帖子，说她每次采访别人的时候都要说自己数学不好怎样怎样。但是事实是，人际传播在最初的时候是一种交换——用自我的披露来获得对方的信任和披露。
3，要不要继续保持的亲熟关系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亲熟关系，在研究结束之后还要不要继续保持？一方面，人生已经很拥挤了，我们常常要清理或者说清空一段时间的关系以留给下一段人生以空间。可是这样会不会给研究对象造成一种“被利用”“被抛弃”的感觉？由此造成的内疚感是必然存在的。
另外，这其实是一本人类学家的吐槽文集，内容基本围绕田野工作中的自我认同、身份焦虑、对意义的怀疑和疲于应付之感。其实没必要翻译得这么学术体。
《人类学家在田野》读后感(三)：杂·关于田野调查的一些小思考
怎么说呢 看的比较仓促… 这是16个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从中可以发现人类学赖以生存的参与观察的各种困境(இдஇ;) 田野中，与被调查者的关系（人类学者做不到真正的局内人，并且适当的保持距离，维持平衡是必需的，但是应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类学者自身的价值观和作为研究者的观念（二者如何协调 仍回到与被调查者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 调查中的各种困扰和危险，外界的污名，所处特殊群体的潜在危险，及伦理问题…如何处理资料，如何处理与被调查者的关系，实在友谊可否被调查关系所代替？ 不同的身份 地位等又会带来不同的困境…同时需要不同的策略以应付田野调查中的不适感，当然，田野的界定也很灵活。 在田野中，研究者个人的感情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尽量客观又不至于强占“道德高地”亦是对于人类学者的一项挑战~不禁想到自己的田野，在田野中，似乎是异常的“顺利”，其实田野中的无常和焦虑都是极为正常的，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处理杂乱的关系，杂乱的信息，这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简直不能再有用啊！
人类学者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对自身质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质疑…这同样是目前人类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了，对传统以及后现代各种民族志写作方式和田野工作方式的质疑…各种文化无所谓好坏，但只要生活其中的人们有一种好的体验，那这种文化便是“成功”的（这或许就是评价文化的客观标准，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等各种指标？子非鱼，文化中人们的体验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参与观察、田野写作也尽量以这种尊重被调查者方式展开不就好了，但学术研究与生活总是存在权力 政治 界限等各种阻隔，所以民族志写作这条路还是很远吧…（奥特纳：民族志总归意味着尽可能利用自我作为认识工具去理解他人生活世界的尝试）
太乱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前言不搭后语就是这样吧）“人类学的田野是社会的 相互的 需要关系 行动 利益乃至身份建构方面的互动”在一点一点琢磨 一点一点尝试中，人类学田野工作也在进步，相信 会更好的。
书中的好多人类学家真的很酷啊，真实的田野经历从来都不是乌托邦的浪漫，但还是很希望很希望于田野实践中，于无尽的理论中继续认识人类学。
对啦 这本书分了三个部分，定位参与 伦理参与 多地点参与，前面读的还好，多地点参与那部分是不是读的太急了，没读出什么
说到人类学，我第一次遇到这个词似乎是和高中的学霸同桌说到，她说中大有读人类学的师姐，不知道怎么说自己的专业，可能也和现在的我一样，说不出建筑学位何物。当时也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并不放在心上。我来到大学听了一场一位人类学老师的讲座，讲述他在调查围龙屋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最迷人的还要数他说在祠堂保卫时各个利益团体之间亦敌亦友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客观的中间人的调查者的尴尬处境。
我觉得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它用多个案例很清楚地阐释了这种奇妙的关系，主要是在探讨民族志者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建构的新的角色新的身份对他们研究课题的推动与阻碍，以及他们的社会身份在研究中的影响等等。
我现在看了一半，我就挑我记得比较牢的文章来写一下，虽然编选的文章都具有某种代表性，但我这个毕竟是个人的理解，也带了很多倾向，所以不会面面观，也是因为阅历不足，只能就着学者们写出的文章来评议，会有些偏颇。
第一篇就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墨西哥“银河地带”——一个卖淫的地方，通过作者的介绍，这个一个有非在野党的政党执政的一块地，这块地历史上原是上一执政党与农民签订的私下条约不做农业用地而用来开发的，“银河地带”的发展政府很重视，特别是在之后农民想要回这块地的时候，政府加大宣传力度，为里面的工作人员有做了不少好事。作者的叙述让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本人在银河地带中与健康站工作人员、妓女、嫖客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当局势变化，渐渐“银河地带”里的人变成为统一战线时，又转换成作者与农民、政府和里面的人的关系。前者更多涉及道德、隐瞒、保密等在银河地带内外的两种角色扮演时带来的尴尬，在作为专业人学科要求的忠实记录和个人情感倾向之间的矛盾，以及因为过于接近妓女群体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健康站工作人员的疏离和伦理道德上的轻蔑。在矛盾转化之后，作者因为不得不去对“银河地带”的存在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它的未卜的命运做一些尝试努力的时候，要和三方甚至更多方打交道，面临着同样的在介入过深，交好的人情和面临越来越难的保持中立态度的处境，但最后作者的那句，她是站在妓女的一边的我就不太理解了……似乎是选择了最弱势的群体，最后做了一个道德上的选择，研究终止于此。我想作者对于自己这种并不和谐的身份抑或是角色扮演甚至是真情投入，都有讲述到重构一个新的自我，深入交谈和抽离观察叙述的困难，在做这样的研究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关于自己的研究。
未完待续
（《出版人》特稿）
与化学家整日关在实验室面对瓶瓶罐罐的孤单不同，人类学家好比是独行者，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备尝田野的孤独寂寞，感受调查工作引起的文化冲击和心灵震荡，并且，时不时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1918年4月7日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土著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迎来生日，寂寞无聊至极，只好在日记中发泄郁闷：“我困惑，我陷入到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之中，所有一切都被阴影笼罩，我的思想不再有自己的特征了。”
当然，这种恍如隔世的迷糊感是人类学家登高的一把扶梯，渡河的一叶扁舟！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是马林诺夫斯基，是因为他离开了波兰和英国，到蛮荒的特里布恩德岛；波亚士之所以是波亚士，是因为他离开了美国都市生活，到印第安人的部落；费孝通之所以是费孝通，是因为他离开了家乡和学院，偕同妻子双双去了大瑶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要培养一种“离我远去”的能力，远离自己的生活本态，甚至与自己的文化保持距离，这才能让自己的习惯和思想暂时退让给他对一个遥远的世界的期望。
不惜忍受旷世的寂寞，甚至人身安危，都必须到“现场”去，这出于人类学研究的需要，如果人类学家可以被视作一种职业，那么坚持做田野调查就是他们必须恪守的职业操守。19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学者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获得经验，认为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的各种状况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于是，专业的人类学从此诞生，然而，研究者们只是坐在书房的摇椅里阅读他人的民族志材料来展开研究，这其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弗雷泽，篇幅多达5000页之多的巨著《金枝》全是来自各种文献资料的堆砌和归纳。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才开始了全新的田野工作模式，他主张科学的任务是描述感觉经验，并将其当成一切论证的依据。人类学家的实验室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他们必须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并将这种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学报告——民族志。至此，以往那种粗糙和随意的调查方式宣告终结，一套尊重实践的科学标准和基本方法论在人类学这个学科领域被建立推广开来，“承认那些从未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人类学家也必须是带着七情六欲、灵感甚至是偏见进入田野的。除了严谨客观的学术报告之外，那些饱含个人情感的经历也作为辅助性手段，展现田野调查工作的全貌。
《人类学家在田野》对此作了最生动的例证，十六位人类学家亲身前往色情场所、修道院、乡村、监狱等第一线“现场”，混入那些诸如黑帮匪徒、残疾者、海洛因吸食者等特殊“社群”中，最大程度地参与、观察、体验乃至记录，最后达到思与行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个文化杂交的混血儿，人类学家们必须遭遇痛苦和尴尬的身份模糊——一部分属于研究群体，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像闯入异域或潜入对方内部的“间谍”，同时扮演“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
正如帕蒂•凯莉所言，“我们利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历作为一种主要的研究工具”，人类学家必须把固态的自我“带入”田野，像出镜的电视新闻记者一样宣称：此时，我就在现场。以往累积的学识、人生经验可能帮助他们游刃有余地尽快融入异化的陌生环境中，比如凯莉从小就在调酒师的父亲工作酒吧里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当她试图接近那些卖春的妓女时甚至产生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恍惚感，尽管保持中立令她心神俱疲，但仍然坚信自己“最终是站在她们一边”的。
当然，这种富于共鸣和移情色彩的互动式体验并不意味着沉陷是被允许的，他们必须保持理性姿态，不能全情参与，必须在多元化的多重符号和关系的空间中克服混乱。同时，他们也在交互式的田野实践中接受被调查者的审视和定位，比如，伊达•费得泽拉前往泰国，其马来西亚的种族与美国的国籍为她先后换来了当地人感情色彩褒贬不一的两种称谓：farang（相当于中国充满善意的“老外”）和khaek（相当于“洋鬼子”）。
异域对于外来者总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防备，并且，日益增长的人群流动性，已经增大了人类学家选择一处合适的田野工作地点的难度，研究者除了要战胜专业主义、相对主义与个人价值观、情感的矛盾，还必须迎接道德伦理的拷问、多地点参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这也使得田野调查工作越来越接近于一场文化和心灵的旅行——在无休无止的漂泊中获得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