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故事》是一本由王瑞来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408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宰相故事》精选点评：
●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只是限于最初写作过程与全书体例，前后重复性内容稍多了一小点儿
●感觉王老师被黄仁宇坑了。
●宰执天下
●对了解北宋权力架构大有裨益。
●学术书，但语言端庄有亲和力；非常好，对理解现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也有帮助
●可以一窥宋代之政治面貌
●又是一个钱穆的徒子徒孙，被李振宏和黄敏兰抽脸抽肿没？活在民主国家日本没受到专制统治就可以因为华人血统而爱中华爱到意淫帝制中国不是专制社会？按道理赵老爷他们应该和你谈得来，岂不是今上更不是专制政治了？
●喜欢宋史可以推荐看看 一个另类角度
●以宰辅专政矫君主专制论之失太过。行文冗杂，太多的议论过于武断，另有部分史识囿于史书之陈说，无甚新意
●终于弄看完了，好开心。
《宰相故事》读后感(一)：王先生不可爱
学问不足的时候写得文章，往往回头来看，觉得漏洞百出，但一个有素养的读者，对这些不足往往是“欲辨已忘言”，所以这些不足并不影响大家对文章的喜爱。
可惜王先生后面的补缺，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对《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的暗矫，并不可爱。
《宰相故事》读后感(二)：瘿相
在真宗朝的宰相中，他没有李沆的帝师背景，也没有王旦的正派，更没有寇准的强硬，因此，真宗对王钦若并不敬畏…不是框架，不是高压，而是像水一样柔，却使人不得不从。这就是王钦若的模式。王钦若用这种模式，不仅达到了固请邀荣的目的，还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让稳健如王旦、强权如寇准那样的大臣也不得不随其波，逐其流
《宰相故事》读后感(三)：宰相
已经读完了好长的一本书，其实不长，拖得时间有点长。作者选择真宗年间的五个宰相，可以说是中国官场现形记，其中大部分情形，时至今日依然鲜活的活跃在我们面前。读史可以鉴今，这都需要慢慢体会。 作者在后一部分写了自己的皇权和相权观，这个在现代人看来好像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可能放到80年代，大家都认为是皇权至上，但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皇权不可能一家独大，相权也不可能长盛不衰，此消彼长，循环往复。 从字里行间感觉作者更看重相权，说是到了执政后期，皇权已经是一种象征，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偏激，虽然遍观各朝各代确实是这样，但是皇权是否在后期会沦丧至此，我还想细细查之。
《宰相故事》读后感(四)：买书需谨慎（针对逻辑思维重新出版的《君臣》）
1、可读性
可读性一般般，因为是几篇论文的拼凑，所以有大量史料重复，不是专门写成一本书的，而且有大量史料用户界面不友好，文言文有时看不太懂，而且作者本来是学术性论文，所以很多注解都是标明出处，然而就普通读者而言，完全不care你的出处，不如对一些生僻的文言文史料做些注解。引用大量史料证明一个论点挺没意思的，完全是论文范儿，跟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差的不是一个级别。
2,、视角独特
视角很独特，不是像《明朝那些事儿》一样，把历史简单的罗列演绎一下，而是选取了一个朝代一朝历史的横截面来研究这段历史，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这种独特的视角不至于把历史看成故事会，反而会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段历史，以及以此为代表整个君主制时期国家的政治状态，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
3、受启发的核心论点
在我这种历史盲的历史观中，君主制就是皇帝说一不二的历史，然而通过这本书作者叙述来看，并没有这么简单。君权经由一个变化的过程。创立朝代的第一代、二代国君，本身多为武将出身，未经儒家道家各种加的经典熏陶，凭借魄力登上皇位，威信也极高，所以往往大权独揽，凡事亲力亲为，是为君主独裁制。然而到了第三代国君，由于科举取士的原因，大量各个阶层的读书人得以出世做官，并且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帝国的实际主人渐渐变成了他们，而此时的君权就走上了象征化的道路，因为皇帝走上皇位完全靠宗法关系，没有战功可以树立威信，而且皇位得来也是靠着长时间的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才熬出来的，所以皇权就受到了种种限制，大到国家征战小到册立贵妃，一举一动无不收到当朝士大夫阶层的控制，因此皇帝反而实际权力变得很小，而皇帝的老师多为优秀的士大夫代表，从小耳濡目染儒家经典，皇帝要想做好，标准就是士大夫们的要求。于是皇帝和当朝士大夫合力塑造了以儒家经典为要求的政治观。而这种政治观一旦形成，就任凭谁也不得逆它而行了，直接后果就是皇权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所以随着一个朝代国君的更替，皇权就越来越由实际权力向象征化的权力转变。这种政治制度导致以宰相为首的实际执政集团拥有了帝国的实际统治权，然而士大夫阶层也并非铁板一块，由于个人恩怨以及其他矛盾，很容易形成以某些高层执政人员为首的党派，于是党争形成，斗争也变得越发残酷，由将政敌发配地方逐渐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4、罗辑思维卖书
“罗辑思维”以此书为参考得出了保守主义好的结论，并做了一期节目，然后我看书后并没有这种感受，可见节目所说也是索取了一些支持自己的史料来论证他们需要说明的观点，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另外这本书卖59块，个人感觉：不值。
5、其他
历史有其大规律，然而也有其偶然性，而且往往就是偶然性事件决定了历史走向。宋朝政治格局大概了解之后，产生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中，君主没有彻底走向象征化而产生君主立宪制度。而历史的车轮越往后走，是不是君权也原来越得到了加强，于是跟宋朝相比，明朝有时一个样本值得研究，所以带着这种疑问，我想再次看看《万历十五年》。
《宰相故事》读后感(五)：書評：王瑞來《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
王瑞來教授在80年代發表的《論宋代相權》和《論宋代皇權》二文，對於中國古代皇權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在中國史學界引起極大回響。此後他對於宋代皇權問題保持了持續的關注，在2001年出版了《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一書。眼下這本《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大部分是作者日文著作的中譯，並進行了一定的修改，可以說代表了作者對宋代皇權問題和皇權論的最新、最全面的看法。
《宰相故事》的敘述中心是人——宋真宗朝的五位宰相和翰林學士群體。作者通過這些人的活動，來探討宋代的士大夫與皇帝的權力糾葛。從權力的結構而論，無論是宰相還是皇帝，雖然以個人形象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卻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某種勢力或某個集團的代表，尤其是宰相。作為士大夫群體在政治上的最高權力代表，他們的行動在很多時候在整體上代表著士大夫的集體意見。翰林學士從設置的本意來看屬於皇帝的私屬，但本身又屬於士大夫集團，因此作者將他們視作相權與皇帝權間的另一股勢力，具有雙重性格。這兩者加上在政治體制中具有最終裁決權的皇帝，一起構成了宋代中央政治權力的大體框架，他們之間的互動繪成了一幅比較完整的政治圖景。作者的這種選擇無疑把握了宋代中央政治的關鍵，可以深刻剖析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態與形成過程。作者強調“人是歷史舞臺的主角”，社會歷史都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因此他尤其注意真宗朝宰相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具體行動。對於真宗朝的五位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欽若、丁謂，作者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礎上，生動而真實地還原他們在歷史中的形象。透過他們在宦海浮沉中所體現的行動取向與特點，作者認為他們代表了五種不同的宰相類型，也同樣代表了臣子與皇帝的五種關係類型。它們像五條線一樣交織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了真宗朝政治的具體面貌。
雖然討論的核心人物都是大臣，但皇帝始終在場，作者意在強調這些人對於新型皇權的塑造，其最終指向無疑是皇權。作者指出，盡管真宗朝五位宰相的具體行動迥異，對他們的評判也截然不同，但他們從正反兩方面重塑了皇權。也就是說，在促使新型君臣關係形成過程中，從後世的效果來看，其實際指向是一致的。作者認為，從第一個正常繼位的皇帝——宋真宗開始，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正式奠定，皇權開始“以宰相為首的執政集團的權力顯現”。針對史學界的君主獨裁或君主專制的說法，作者提出所謂“宰輔專政”的概念——指以宰相為主的執政集團在中央政治運作中的決策形態（第13頁）。雖然作者不否定皇帝在這種體制下仍有一定作用，但本質上權力在宰輔手中，皇帝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性權力。作者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形容皇權與相權的關係：相權如公文內容，而皇權則如公文上的公章。進而在延伸閱讀——皇權論綜述中，作者對於中國古代的皇權演變作了整體性概述：“從整個歷史的發展趨勢看，實體性的皇權由高向低漸進發展，而象徵性的皇權則由低向高漸進發展。傳統中國的皇權，從實體性到象徵化，經歷了兩個至高無上的演變”（384頁）。
一種制度的形成與演變，依賴於人在其間的參與和推動，因此作者通過典型人物的個案研究，來構建制度形成期的歷史面相。他偏重於討論作為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欽若、丁謂出於各自不同的才性，在同一個職位上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這與臺灣學者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側重於討論太祖到仁宗作為不同的“人”在扮演皇帝這一政治角色的差異性相映成趣。相對於劉靜貞從皇帝的視角強調的人在制度中的無奈，或者說制度對於“人”的限制與壓抑，作者更強調的是宰相對於皇權有意或無意的塑造，即“人”對於制度的沖擊與改造。這兩者綜合在一起，使得皇權不再是枯燥甚至有些空洞的一種制度，而是存在於真實歷史場景下的具體過程。這種基於某一時空下歷史活動的研究，有利於我們探究皇權在一個歷史橫斷面的具體形態，免致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論。
作者有意識地將制度性皇權與私人性皇權綜合在一起，因為在作者看來，皇權是個集合體，在現實中是無法將二者分清甚或分開的。但是，士大夫在努力塑造皇權之時，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呢？經歷了唐末五代的權力分散，宋代士大夫積極要求保證皇帝權力在制度上的集中。但這種中央集權所強調的是出於“公”的制度性皇權。當皇帝個人認真履行作為一種制度的皇帝權力之時，士大夫往往表示出支持。而士大夫所極力遏制，要求大幅削弱的，是出於皇帝個人私心的私人性皇權。比如作者所特別強調的李沆對中使燒毀真宗封妃詔書一事，一方面是緣於真宗的這項任命出於個人喜好，另一方面內出手詔違背了政治制度對皇權的要求，其背後所反映的恰恰是李沆對作為個人的皇帝權力的壓制。當遇及朝廷公事時，尤其涉及朝廷的人事權，士大夫反而強調要加強皇帝的權力，不可使皇權下移。比如王旦曾巡使山東，返京後請真宗對地方官員進行表彰。有人認為他作為宰相出使，卻沒有提拔地方官員而只是表彰，力度太輕。王旦的回答是如果那樣，則屬於君主對臣子的恩典都出於自己，這是作為臣子應極力避免的嫌疑（《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三）。這表明即使王旦作為宰相的權力有所擴張，但宰相和皇帝仍各有職權，任命官員的權力屬於皇帝而宰相只負責推薦。再如《宋史》記載的王旦曾代替真宗下旨行事，而一同參政的陳彭年、王曾、張知白表示不滿。雖然這出於真宗的主動放權，顯示了皇權一定程度的讓渡，但反過來看，在士大夫心目中，宰相仍然不可以侵奪皇帝的權力，事情的最終定奪權需要由皇帝掌握。
在宋代士大夫的理想政治架構中，皇帝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如孔子所言“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實際上處於“虛君”的地位，他最大的責任在於擇相/任人，不負有實際的處理政事的責任，而宰相和士大夫是政治實踐的主體和責任者。比如說政治觀點對立的司馬光和王安石，同樣都抱有這種認識。司馬光向仁、英、神、哲四宗的上書，提出君主職責是任人、賞善、罰惡，歸根結底只在擇人而任這一方面（《傳家集》）。王安石在《尚書新義》中解《喜起歌》時也贊同“皋陶以為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爾，”若人君“下侵眾職，則元首叢挫（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哉？”（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尚書〉》）程頤更是提出“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在這種觀念下，一方面，皇帝是政治權力的最終端，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需要從根源上保證政治的清明，正本清源；另一方面，皇帝只要完成選擇賢人的步驟就足夠了，而如何能夠選賢，則依賴於皇帝的個人道德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確如作者所論述的，宋代的皇權在宰輔專政的政治體制下走向了象徵化。
作者選取宋真宗朝作為新型君臣關係的定型，從其具體研究進路來看，實際上是政治史。政治行動是他敘述和立論的核心。而所謂政治行動，尤其集中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事件。然而，既然人是政治行動的主體，人的思想觀念無疑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甚至可以說是行動的基礎。另一方面，思想觀念的形成又依賴及受影響於時代的整體環境和官方的思想文化政策。可惜，本書在這一方面似付之闕如。而缺乏這兩方面的討論，對於新型君臣關係/皇權是否在真宗時期定型就變得大有疑問。
從宋初的官方文化政策看，雖然論者一直強調宋初的右文，但放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儒學方面的支持只是意識形態重塑過程中的一個側面。筆者曾梳理具有非常強象徵意義的宋初諸帝臨幸國子監、佛寺、道觀的次數，宋初三帝幸國子監或文廟總共只有10次，而幸佛寺和道觀的總數達150次以上。可見宋初佛道二教在朝廷之中的氛圍。這種對於佛道的重視與扶持，同樣是出於鞏固宋朝政權的需要。他們意圖將佛道的思想納入到統治政策之中，與儒家一起塑造出皇帝所希望看到的一種意識形態。太宗、真宗的御制文包括了道、釋、儒以及為政等方面，並有很大的部分被注釋、刻石，頒示天下。從這一角度看，宋初三朝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到仁宗時開始出現轉變，明確表示出了對於佛道二教一定程度的抑制，景祐興學即代表了官方對於儒家士大夫的支持和鼓勵。
再論及皇帝對士大夫的態度，太祖曾讓人通過比武來確定狀元，仍不脫五代崇武之的風氣。為論者所稱道的太宗擴大科舉錄取額，但他所希望的，是得到“為治之具”，士大夫不過是皇帝用來進行統治的工具而已。在太宗、真宗看來，士人出仕是為了獲取名利，光耀門楣，君主可以通過名利這兩個誘餌來控制士人。皇帝授予臣子以官職、榮祿，臣子對皇帝報以盡忠職事，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利益的結合。因此才會有太宗以為劉昌言罷官會涕泗橫流，會有真宗以為向敏中被任為右僕射會非常欣喜，更會引出真宗的真實想法：“大臣宜附會國事”。雖然說皇帝的想法和現實中士人的表現會有很大的差別，但是，至少可以說明到真宗時，皇帝對士大夫仍存有工具性的認識，所謂新型君臣關係下的宰輔專政體制並沒有被真宗皇帝所接受。“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樣的話在真宗朝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是提不出的。
2006年，美國宋史學界匯編了一本討論宋徽宗時代的書，題目是”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除去他們特別關注宋徽宗時期不談，副標題的“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特別引人注意。該書編者並未具體解釋何謂“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但從該書的具體討論內容來看，涉及政治、軍事、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醫學、藝術、信仰、歷史文獻等諸多方面，也就是說所有這些方面都可以納入到“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之中。相對於傳統的政治史偏重政治事件的研究，筆者更傾向於用“政治文化史”來代替。一方面，政治仍然是主體；另一方面，“政治”後面加上“文化”，可以涵蓋更多的內容，也更能夠深入政治的本質。任何一件政治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政治”行為，其中會牽涉到人的思想觀念，人對於社會政治的認知，該時代的整體背景環境等等。而政治事件或行為只是一種外在反映，是時代問題的具象化，其背後有作為根源性的文化為支撐。因此，單純作政治事件史、政治人物史的研究，無法揭露政治過程發生的根本原因，也就無法根本弄清政治的實際進程。或許，從“政治史”向“政治文化史”的轉向，不失為一條深入剖析傳統中國政治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