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全集》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280.00，页数：88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散文全集》精选点评：
●囫囵吞枣。
●补录。
●喜欢法兰西小篇，可人儿。
●陆陆续续看了两年
●的确蛮日系的，喜欢
●其实他写东西不错啊
●看完人生都升华了~最感慨的是那句“余一生文字，无足道也”。亲，你知道你养活了多少后来的小朋友么？>3<
●花鸟虫鱼，即使鲁迅说弟弟的文采超过他，那又怎样，不务正业而已。
●等三刷再来写书评（爱知堂先生！）
●他兄长的看得太多 便想看看弟弟的 果然不同 个人更偏向后者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一)：中国人对汉奸也太宽容了
这种人的书作为文学资料或者历史资料，可以出版。但是把他当个休闲文学的大红人捧着，冠以好听尊容的头衔，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说出版社只是为赚钱，读者只是在休闲。但是也表确明态大家并不觉得他跟那个时代的其他学者（譬如说他哥哥）有什么区别，或者需要区别对待。
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民族，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仅仅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交代而已，得不到广大国民的认同。看到那些80后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地在哈日哈韩，你还能说什么？他们说鲁迅太沉重而喜欢周作人也是很自然的。谁让他们的父母让他们觉得轻松是应该的，沉重是别人的呢？他们轻松到无聊以后就去哈周作人，哈日本人了。
这么一个社会氛围，可以预见的是，以后汉奸会更多。“出汉奸、宽容汉奸”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一个谁都可以欺负的民族，一个只要实惠不要廉耻的民族，一个婊子养的民族！！！！！！！！！！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二)：“文章作态”
周作人一九四五年在《谈文章》一文中说道：“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以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家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彩，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子，在怒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在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
此处， “触目惊心”的“好些实例”，即因“作态”而现出丑态的文章，照舒芜的见解，肯定有现实的所指，那就是其兄鲁迅之文。自打1923年兄弟失和以后，周作人便多次映射攻击鲁迅，到了鲁迅死了快十年的一九四五年，还是不能放过。可见周作人的气量之小和对鲁迅的成见与怨恨之深！鲁迅虽长周作人四岁，不过自小就长兄为父，对周作人慈父般关爱的同时，也免不了有封建家长的专制处，如强改其弟文章使后者不快却不能言即是。古语有云大恩如大仇，一旦弟弟摆脱了兄长，反噬起来毒且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以知堂的知与智，所说不能不有些道理。周氏兄弟俩的文章公认是新文学的top2，但是正如这篇文章中所言，“文章不好写”，容易失在“作态”，尤其是文坛领袖（虽然钱理群老师多次分析说鲁迅不是主将，且自觉不愿当导师，但实际上他在青年人的眼中是光环里的人物），提笔写作，不免有些装腔作势，如我至今不喜的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多少有些“作”的。不过周作人自己虽常说“不佞”“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也不能幸免，如名篇《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就多少有些名士的作派，一为名士，不免露出表演的痕迹了！所以，张中行说，苦雨斋作文追求“用平实的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这标准“像是不高，其实不然”。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三)：月亮的阴暗面
某年某日和冲同学偶叙，他突然问我对周作人有什么看法，我一时理不清头绪，无言作答，只好唐突回了一句：真不了解。不懂他为何投身于日本傀儡政府？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历史瓜葛纠缠于一个文人身上都是一个悲剧，令人惋惜。
我之前买过舒芜先生整理的《知堂文丛》，基本囫囵一遍，能记得的却很少。印象中，他字里笔端对日本是颇有情愫的，近于虔诚。回顾民国，时文人所激扬和探索的，无外乎国家沉沦之出路与运命走向，常常表现是理想的单纯，和行动的骤风疾雨，妄想毕其功于一役浊清病垢顽疾，让中国脱胎换骨。
而他那段日本留学背景和异国婚姻，在那时也算国人之鲜有，即使现在也不多，足见其当时受日式维新及西方新风气熏耕之深，与支撑于自身躯壳的流毒发肤肉骨的传统文化形成极端的对比，这多少是民国文人相格之一。不怪得对旧中国之失望，批判之深，莫过于当时的周氏兄弟俩。不过，我感觉俩人的文格是白水对白酒。
周作人冲淡的散文，让人感觉是一种大度与端正人格，总也不会在大是大非有所偏差。投靠傀儡，假若不为钱，那又为何？我能想到的，当有人妄想假手于敌来革新自己时，那人对自己是多么的无能无望。可见当时国之沉沦、人之昏聩，到顶了。假如他真寄望日本大东亚共同圈，延续明治维新手法革一个新中国，可以肯定的一点：他的心是热的。
而另一个也有相同争议的胡兰成，文字清秀绮丽，别具一面，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以近于女性的阴柔手笔，描绘出一枝清新脱俗的胡氏禅花。自然是种子，历史是土壤，天命是基因，机缘是阳光雨露，人文是气候，这些元素如金木水火土一般完成了这枝禅花的整个命格，而“天命”无疑是这枝花最妖艳之处，因为它天生命不凡。稍不有不慎便容易浸淫其中。
读《今生今世》，隐约能感到胡自命不凡，是“成大事”之人物，对出仕之看重，封建思想之浓重，这也便是农村小户人家思想、气度的局限。在他看来，凡事没有是非对错，一切皆是机缘巧合和天命所为，似乎与生命行为无涉。天命所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欲以天命为幌子，以文字逻辑为行为逻辑作满章狡辩，反为这朵奇葩留下更深的黑斑。
不禁想到法国钢琴家科尔托，演奏“追求音色的丰富多变，尤其是对弱奏的音色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堪为最得肖邦和舒曼之神采的天才演奏者。我首次听科尔托演奏的肖邦专辑，由于电脑光标原因转跳弗拉基米尔索弗伦茨基版的肖邦，而不是法国浪漫的科尔托，立马感觉这是俄罗斯派钢琴家的刚劲风格，这就是科尔托给我的首次感灵。即便是年代的单声道录音，触键时的声音晶莹剔透，殷实无拈，游走饱满、清劲、柔软间的琴声闪闪发光，如舒曼篇。此公出人意料，竟与纳粹当局合作，出任傀儡政权职务。二战结束仍久久不得法国人之谅解，加之记忆力退化，常有错音，这些错音对一个音乐家的未来充满了隐喻。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有张非常有意思的成名专辑叫《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姑且叫《月亮的阴暗面》吧。想起我小时侯看到的月亮，是诗与神话一般梦幻美丽的月亮。即便是斑驳的月阴面，也被以吴刚与丹桂树的神话所幻美。长大了，我们看到的月亮不再是一面纯粹的、神话式的中国月亮，还有一面是西方科技放大的荒芜冰凉、充满陨石坑洞的真实月亮。但见真实之后，会妨碍人继续迷思月亮的美与梦吗？我在想。
随手翻翻《苦竹杂记》，觉得周作人实在是大可佩服的，虽然有着一些保留。
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
然而懂得他的人似乎并不多。弄政治的人尊敬他的声望，可是从来就和他谈不来。革命青年，又怪他不来领导革命，说他是落伍了。而剩下一些捧他的人，也并不比政客或革命青年更能了解他。
政客不必谈，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谁当做人去要求了解的。革命青年呢，我以为倘肯虚心的想一想，周作人在他的一面实在是提供了可宝贵的供献。因为革命青年之中很多人只是公式地看取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却不知道如何去注意这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一面。周作人后期几乎是不谈政治，连社会的制度那样的名词都很少见他触及。他只写些关于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全面渗透，使我们更切实地了解这时代的。
大概因为辛亥革命以来，政治的社会的变革反复了无数次，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仍然停滞在原地方的缘故，纔使周作人发生这样的观念；从日常生活革新起，从人们的生活情调与生活智识革新起，所以变成人文主义者的吧。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没有修养，也不措意，又因为人文主义的诫条是明事理，体忠恕，就使他渐渐的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有话未必可说，二、说了未必有效，三、何况未必有话。」他只是想做一个平实的人（不是平淡，也不是平凡，而是平实）。
也可以说是因为离开一切面红耳赤的争斗，他这纔有观察人生的余裕的。然而他又决非旁观者。是非于他是这样的分明，他将如何表示，而不致牵入面红耳赤的争斗呢？现实的生活又确是到处充满着面红耳赤的争斗，周围的人们都在这么急促，局限，而潦草的过着日子，他将怎样保持人生的余裕呢？这就使他踱进了民俗学的园子，在那里寻得回旋的余地，并且从明清人的小品文和日本人的小品文去找题材，提出崭新的见解，非常恰当而深刻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正如借用太阳的反光来照明月球，使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样。
可是缺点也就出在这里，借用题材，难免被题材所限，终不如直接以当天发生的事情做题材的亲切。倘说周作人与鲁迅有何不同，则可以说周作人取材于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而鲁迅则取材于报章和杂志。而且，人们对于这时代的变动的愤怒与喜欢，究竟淹没了对于小事物的爱好，而从周作人的文章里所看到的情绪上的余裕，也只能引起怅触而已。人是要求余裕的，倘然过的是剧烈而迫促的生活，则要求以这剧烈而迫促的生活为题材，而从这里面去发现情绪上的余裕，但周作人的文章却是以余裕的生活为题材而示人以余裕。这是青年人之所以不易和周作人的文章亲近的缘故。
有人以「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晚年爱冲淡」，来解释青年人程度之低，而把周作人拉到老年人的那一伙里去，一些少年而已老成的人们深以自己已能赏识「冲淡乃文章之最高境界」，做了周作人的朋友与门生为荣，他们其实是并不认识周作人的。
末了，还有一点余谈，我觉得周作人晚年的文章，造句时或夹入之乎者也，自称为「不佞」，也是一个小毛病。可是学他的人似乎正喜欢这些。
（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
《周作人散文全集》读后感(五)：读《周作人散文全集》0101
读《周作人散文全集》0101
钟叔河编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0101表示我读第一卷的第一则笔记。笔记采用“录、按”格式，以免空发议论。
《编者前言》（钟叔河，200808长沙城北念楼）
钟：人归人，文归文。——1986年撰广告语
抟扶摇按：对的。可我以为老钟叔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般性的道理，而是有周作人特殊性的。譬如汪鸟，也有学者盛赞其诗文好；又如蒋石头，好事者也说他书法不比毛石头差；三如胡兰成，没事找事者也说他文笔好。有人好事，要把这三人的文字笔墨刊印出来，再现老钟叔对周二那样写“编者前言”，四处发表。我看是有发表的风险的，至少不可能做到如周二那样咸鱼翻身地风光。为啥呢？毛主席早就放过周二了，说他是文化汉奸，意思是没有杀过或导致砂锅中国人，也没有策反过中国人。后来又有人讲周二实在是因为胆子小，加上老婆是日本人。于是据情理推论，老公如果坚强不屈硬骨头，老婆怕会给同胞认为“叛变”了，按照日本雄鬼子的脾气，蹂躏一个雌性同胞怕也是幸灾乐祸的。于是周二不惜自己的名声“玉碎”，“倾囊而出”地买断老婆的名节。这最后一种解释居然也有一点“英雄救美”的豪迈悲壮。所以毛主席重周二之才，行“给出路”政策，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由周总理安排，周二的新中国生活过得比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功臣还要好：每月2百元稿费预支，后来变成4百元预支。试问当年新中国，多少人的月工资是2百元的？蒋石头做得没有错，周二是要关；毛石头做得更对了，关关么好啦，还非要关死人啊？汪鸟是天要他死的；汪老婆拒绝CCP释放，因此是作死的。周二愿意悔过求生卖心力，这当然是好事。点灯之后，胆子越大的人越是非不分，心肝越缺，周二这些本来没有也无所谓的散文现在做“一个不能少”的全集更是无所谓了。只不过“人归人，文归文”这句真是广告词，多所骗人的，其实正因为周二是这样的汉奸，所以他的文字能够全集出版，换成胡兰成试试？
钟：周作人……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与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抟扶摇按：这个说得好，而我从来听人说周二的散文好，都是“文笔好”。凡是只说“文笔好”的周二欣赏者们大概是读不了他几篇散文的，只有像老钟叔那样的认识才能推动一个人去研读老二，甚至成为专家。
钟：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来信告诉我：去年乔木来沪……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
抟扶摇按：“吾兄”就是老钟叔，他在91年之前申请出版周二书的，还得高层批准。
钟：后来秦人路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写的一封信，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抟扶摇按：“我”，楼适夷。1952年，胡乔木应该官不大，仅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中南海值班。他能邀楼入海谈此事，我想绝非胡的主动创意，而是顺杆爬。很可能胡和毛主席谈到新文学、鲁迅、周二，毛对周二是宽容的，甚至说可以出点老二的书，于是胡拿鸡毛当令箭，对楼适夷摆出“做指示”的样子谈吐起来。这说明解放初，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是相当宽松的，要不是后来包括老钟叔在内的右派捣乱，文艺政策何至于变成文大哥里的紧箍咒？所以从新中国的历史看，出版周二文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右派不闹事，就没有极左紧箍咒。但是正确路线要坚持，老钟叔必须承认胡乔木说的“新文化运动”是包含着反帝反封建一面和学术上要赛先生、文化上要名猪的这另一面。而且这两面是重叠一部分的。今天，网上有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这些人我不论，在肯定新文化运动的人里，有很多人否认反帝反封建的一面，这我就不开心了。
钟：“挖墈寻蛇打”似的在文人中寻斗争对象，对与人奋斗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永远一言九鼎、生生不息的罢。
抟扶摇按：老钟叔小心眼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话那么反感？这种反感难道不恰恰表现了“与毛泽东的话奋斗，其乐无穷”吗？这些臭酸知识分子怎么总爱抽自己的嘴巴子？人生在世，人际交往，总要相斗的嘛。斗的激烈程度有不同；斗的内部当然地包含着和谐。一个“与人斗”就把斗争、和谐于节度全部包孕其中了。你能换上别的字词吗？这是我对这些臭酸知识分子讲哲学辩证法。现在讲政治，不能污蔑毛主席。“挖墈寻蛇打”也是因为蛇暴露过了，被发现了，又被认为是危险的，于是追踪蛛丝马迹、挖土翻石撬洞，必欲擒拿到手为快。很显然，没有右派，怎么会有反右派斗争？斗过了，就可以安静一阵子，就可以出汉奸的书了。前面已经说过，出周二的书是1952年就初准了的，并且直到文大哥前都是主张出的。因此老钟叔实现的自己的愿望，那是在1952年中南海里奠基的。老钟叔感谢直接恩人胡乔木可以，却不能忘记胡乔木在1952年不过是毛主席点香烟的一根火柴棒。
钟：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散文作品尽可能搜集起来，尽自己的能力认真进行校订，在编年的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
抟扶摇按：按照这种做法，这部全集是编辑质量最高的。
钟：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
抟扶摇按：这是周二的话。他说的“中外新旧思想”就是包括科学、名猪（新思想）和神灭、民贵（旧思想）两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