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叛乱》是一本由[美]韩书瑞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元，页数：1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山东叛乱》精选点评：
●自杀式的起义~
●分析太过于武断，逻辑联系缺乏，神学解释几乎不可能有太大用处。本书的价值在于说明白了叛乱的过程，其他就不好说了
●从本书译名《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就能看出这本书尴尬的立场。作者明显是更加同情王伦的，虽然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通常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标题中的“叛乱”两个字看起来孤独而又尴尬。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准备，接着讲叛乱，最后讲结论。准备和叛乱部分是纯叙事的，没有任何分析和总结。结论部分过于短且没有人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试图讲此次叛乱归咎于“千禧年事件”，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单粗暴，也暴露出作者对于白莲教的无知。最后，本书的论文色彩明显，其所有参考书目均是围绕着该事件而组织的，作者数次使用恒穆义的《清代名人传略》，但从来没有使用过《清史稿》，作为学者来说，这显然是严重失职的。
●陕图本。旅途读完。资料汇编，叙事史学。无甚新观点。
●论文论文
●: K249.301/4451-1
●有点意思，可惜很多东西没有很好地用逻辑组织一个解说体系。
●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白莲教起义的开端而已。
●美国汉学家韩书瑞先生的一部代表作，以清代乾隆中后期山东西北部的一次小规模叛乱作为考察对象，详细考证叛乱从源起到策划，从实施到被消灭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美国汉学家从小处入手，做深做透的特点。作者也试图以此次叛乱，作为见证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性事件之一，分析事件对于清代政治社会格局变迁的影响。不只如此，注重叙事训练的作者，把这些要义，都融汇在流畅而精彩的文字当中，赋予了全书很强的可读性。非常值得推荐。
●没看懂的书之一
两百多年前的1774年，正是乾隆三十九年间。
这一年和珅在历史上还渺无踪迹，《四库全书》馆开张一年有余，一切看来依例海内升平；直到这年秋天，康乾盛世的完美幻相出现了一丝裂纹，这道微小却致命的裂纹被认为拉开了帝国衰败的大幕。
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山东寿张农民王伦带领四千民众起义，这帮白莲教男女一路浩浩荡荡，杀死临近三个县的地方官员，聚集了上万之众，甚至占领了重要城市临清。随后，和大部分起义一样，随着内部领袖的意见分歧，清廷赢得机会镇压，王伦等人自焚而死。
咋眼看上去，王伦的故事并不特别出奇，毕竟山东等地在康熙年间就开始有不少白莲教叛乱。不过，细细深究下来，以往我们习惯分析农民起义的压迫、剥削等等常规思路来看，则可能很难解释这个故事：1774年，当地并没有严重的天灾，不存在饥荒，造反无疑缺乏群众基础；同时王伦的父母官日后被判乱者也认定“是一名好官”，事发后王伦起义军也与其他白莲教联系松散，是什么使得年过四旬、五短身材、家境殷实的王伦放弃日常安稳生活，依然选择一种在今天看来有些飞蛾扑火的爆发行为 ？
或许是抱着相同的疑问，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试图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给我们勾勒出一些新的图景。与中国历史学者不同，韩书瑞更为强调从历史场景解释地方动乱。在深入王伦自身和他的教派组织之前，她强调关注焦点在山东西部特别是寿张的环境，力图从地方史的角度考察出推动王伦起义的社会结构与区域生态来解释，这与裴宜理等西方学者路径相同。
寿张属于山东西部地区，位于大运河和卫河之间，在历史上此前一直名不见经传，在历史上取得功名的人数也较其他县少得多，使得寿张疏离于正统意识形态与精英权利之外。无形之中，白莲教的观点与组织成为一种替代品，充满诱惑力，为个人提供分享价值观的机会，使得当地民众产生前所未有群体感与成就感，韩书瑞认为起义也许来自信仰，而非社会危机。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神仙护体，刀枪不入”，近千年来，白莲教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历史书卷中隐约出没，不过总是一闪而过。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名女学者，韩书瑞与中国邂逅却源于与历史关系不大的文学家赛珍珠，而她在台湾的游学经历使她成为最早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她在研究中发现两个现象：“第一，没有人研究宗教；第二，宗教在中国社会不重要。”
冥冥之中，一切都把她推向研究白莲教等中国宗教的神秘大门，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她最终选择了通用宗教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视角再加上她对历史材料的挖掘，使得她占有中国研究一席之地，成为魏斐德与孔飞力等人之后的大家。
韩书瑞一向被认为擅长利用材料讲故事，这本书中她也充分调动诸多材料，从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等多方面进行历史还原。大师陈寅恪曾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韩书瑞而言，她无疑能够运用新材料，也力图讲出新问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既定思维下的思考范式，虽然这本书被人认为有些笼统不连贯，但或许正来自问题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是头领的领袖气质号召追随者？还是白莲教给予了寿张农民以进入正统的诱惑？抑或秘密教派中的“末劫”思想引发滔天激愤？……当我们越回溯历史的源泉与本质，就难免越加困惑。掩卷沉思，这场一触即发的群体运动仍旧暮霭重重，这或许源于中国白莲教现象背后驳杂百态，王伦的“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也如是。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 2008-09-01
《山东叛乱》读后感(二)：一场典型必失败的起义
为黄粱美梦而奋起一搏，然而能做到的只是破坏，因为所想要的，不过是在彻底失败之前饱餐一顿，撑死亦在所不惜。
这是一本蛮中规中矩的故事书，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结论都交代得很详细，结构清晰，把这么一个其实蛮普通、在中国历史上再普遍不过的故事说得形象生动。然而作者对于千禧年这个概念的纠结有点逻辑上讲不过去，这和乾隆年国家的具体行政和国情如何并没有太大关系。东汉历史张角式的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农民起义，在那之后的一千年、两千年里，其实是不绝于史，明朝的兴起不也如此，金庸对于明教的勾勒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民间对于那些“愚蠢”的宗教乐此不疲，只怕直到今日还是会有一些类似组织在延续本应该在现代文明消失的生命力。而真正要思考的便是为何在这段历史以后，在这个国度为何反复会出现这类明显吃力不讨好的“尝试”，这群人似乎记吃不记打，失败了也没有去改进自己的模式，好歹来让自己的持续时间能撑长一些。在此，仅作个个人理解的讨论和总结，这实则是一个难以撕破脸讲清楚并有点复杂的问题。
往往官方教材上会表达，之所以会农民起义是因为朝廷收税太多，大多数人承担不起，民不聊生，铤而走险。这固然是一方面，毕竟中国农民一贯以善良淳朴、听话温顺而出名，遇到个连年灾荒再加个不长眼的税收铺天盖地，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碰碰运气另外挣一个生路，这通常描述的是一个极端现象，常出现在王朝后期没落时代。然而书中的这一次出现在“乾隆盛世”，之后类似的起义层出不穷，有白莲教起义，后有出现的长毛起义，爆发点地为广西金田，再之后庚子年出现了义和团，首先是在山东，在朝廷特派的袁世凯镇压以后，又出现在了山西，这次的性质和起因较为特殊，因为当时山西巡抚正是在山东未能控制局势而被调派到山西的毓贤。 有一点需要说明，出现类似情况，未必是民不聊生，幼年阅读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对于清朝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有清一代，因康熙帝一句“永不加税”，农民的生活未必最高，但不曾到过官逼民反的地步，清亡于人们对于时代的不适应，而非活不下去。书中对于王伦起义的特点概括得很到位（本人就记了一个大概），同样适用于之后种种怪力乱神的暴乱和民间让人啼笑皆非的农民政权：
1．起义的地方处在一个官方势力（不管是衙门还是地方士绅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2．起义的地点不在商业繁荣区域（王伦起义地点离大运河不近）
3．起义地点周边高级知识分子如进士、举人不多
4．起义的领导者或领导层面文化程度不高
5．都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教门宣言
简单可以概括为，在一个不太具有商业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地方，朝廷没有花太多成本管理当地，而当地因为经济一般，大部分居民以务农为主，普遍无财力业务兴趣不去参加科考，没有在当地形成权威的乡绅。所以在那种氛围下，洪秀全的秀才身份显得非常金贵可信。往往，会因为某个灾年而异军突起，那些平时招摇撞骗的领导者们便异军突起。想想看起义初期的口号吧，王伦是教给他的教徒们一种特别的“气功”，可以帮助他们在不用服用食物便可果腹，号称“刀枪不入”，大家一起吃饱肚子。在他们起义并攻克了一些地区的反应，几乎是对当地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不少居民自尽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也有不少人死于乱民之手，而乱民在巩固胜利成果之时，必定好好劫掠一番，囫囵吞枣那些从未吃过的精美食物，将生活用品抢夺一空，搜刮可以见到的一切财宝，在当地好好享受几天，而在这个做梦过程中，“大封功臣”是不可少的，于是在记录中，便留下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左右护法们和大罗金仙们。被压在最底层太久，这口气是肯定要出的
然后他们会做什么？就去找下一个城市或者说据点再来一次洗劫。王伦是闯了两关就被清廷以绝对优势兵力搞定了的。想想初期的太平天国，或者是之后的义和团，何尝不是一群烧杀抢掠的流动抢匪，所到之处，只是帮助一小群人实现自己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完全建立在当地居民的生命痛苦之上的。流动，恰恰见证了，这不是一个试图建立正常机制的组织，因为他们不事生产，只是眼馋未来一个又一个现成的金元宝，在把眼前的财宝全部挥霍完之后就会接着去糟蹋下一个，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什么未来什么规划，只不过是不断地去寻找有钱的那个巢穴，一窝端掉，大家分钱。即使之后太平天国占据了半壁江山，看起来像个政权，依旧无法抹去它本来的痕迹。能指望它们去改变什么？ 如若胜利，才是黑暗到来的那一天。
《山东叛乱》：一场不伦不类的起义
1774年的中国，在山东西南地区，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民众叛乱，一城一池的刀光剑影再怎么激荡猛烈，对于帝国的庞大身躯而言，这样的战事无异于癣疥之疾，对统治者的权力根基，无甚动摇。
王伦的起义爆发在其故乡山东省寿张县，一个位于大运河西部的小村庄，也就是漕运所形成的经济圈内，是一个相对商业化的地方，也是华北的“区域中心”一部分。书里详细展现了地理环境、商业氛围、政府决策、气候、农业种植、人口分布等各方面要素的图景，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环境，起义前夜的生活活生生地再现出来。总而言之，在山东西北，虽然不及鱼米之乡的江南富庶，也不如天子脚下的皇城那样得到举全国之力的一切便利，但与更多的贫瘠之地相比，这里还是个幸运之地，旱涝灾害是间歇短暂的，尤其是王伦事发的前几年，相对太平无事、风调雨顺。无论如何，此地此时并不具备传统农民起义所需要的滋生条件，社会各阶层人士皆无变革之欲。在不适宜叛乱的地方揭竿而起，这是一场非社会危机的催生物，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宗教团体从中作梗——白莲教。
王伦的团体，跟正统的宗教信仰比起来，仅仅是一个江湖卖艺练武那样的团队，师傅带徒弟，舞刀弄枪兼发气功打坐，如此而已，跟卖大力丸的义和团没两样。
起义的发动亦是非常仓促的，各村都有存粮，没有饥荒，是在如此大背景下粉墨登场的。一帮起哄着的乌合之众，懒懒散散地向邻近城池出击，不是官员望风而逃或者措手不及，就是遇到小股官军的抵抗，我觉得根本没有发生过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只是比黑帮群殴火拼、村民械斗稍大点规模。
而从军事角度观察，作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细节报告，信徒们高呼各类咒语给自己壮胆前行，武器杂乱且以农具为主，整支军队几乎与火器、弓箭、骑兵绝缘，因此不具备远程攻击力和快速机动力，行军是徒步行走夹杂着载满掳掠而来的物质的大车，狗和羊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夜幕来临时，队伍在大车围成的圈内扎营，所以我越看越觉得像一个正在迁徙流浪的吉普赛群落，大伙衣食无忧，一路说说唱唱。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支靠着巫术支撑起来的队伍，他们在算不上高墙深沟的临清新城的城墙前久攻不下，因为缺乏作战的专业技能。而双方居然都是靠着各类稀奇古怪的斗法僵持不下，在沮丧的叛军看来，是因为守城清军用女性的污秽物破了他们的法。整场战乱的结局极度简单，缓过神来的政府调集军队，轻易围剿了叛军，就在临清新城下，王伦在一座塔楼里自焚身亡，随后一切结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各方面比较，这场起义的原因，只能解释成宗教信仰的推波助澜，即王伦的“千年王国”说教欲图引发的千禧年运动。王伦的信徒在事败被俘后供认，“叛乱之发动乃是教派的千禧年思想和王伦富有成效的传教效果所产生的动力造成的。”白莲教预言，“在神佛的指引下，极乐世界将降临人世，暴力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在其教义流传中，认定历史发展要经历三大劫，在一劫向另一劫递进的过程中，最高精神领袖无生老母会指派一位神佛降临人世，清代的白莲教就在等待第三劫的危机心理下栖慌度日，于是王伦自命为真紫微星下凡，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劝导主张，告诫教徒们该如何照做以使得渡过末世难关。王伦的宣传蛊惑，也就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乐此不疲的各类乌托邦论述，天堂近了，但是在天堂降临之前，先有血海要趟过。而王伦的微不足道，还在于他的叛乱对于教外的民众，没有一个实际有益的诱惑口号和措施，没有平均地权、劫富济贫、免除徭役税收的说法，把政府库银洗劫一空，尽入自家囊中，同时寻求官员及其家属们对王伦领袖的效忠，结果是在儒教门下的英烈榜上多增了几行名字，而市民和乡民们更多当做热闹来看，甚至在政府的物质奖励下组队守城。按照勒庞的说法，这是一个“心理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急急收场的起义，实在愚昧不经的教义，给这场起义增添了喜剧色彩，王伦文不能成为加尔文、马丁•路德，武不能成为闵采尔，无生老母也不是耶稣，白莲教也就沦为了类似中世纪层出不穷的巫术。
1776年，在王伦昙花一现的楼起楼倒后两年，美国爆发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时间再往后拨拉，1793年，法国大革命，同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访华，让古老帝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居然有人拒绝双膝跪地觐见天朝最高权力者，这已经不仅仅是礼仪上冒冒失失的冲突了，而是两个世界、两种文明的撞击。从此外部压力将国门甫一出现的罅隙冲破扩大，势不可挡，在这样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无法再以传统之道解决的危机，直至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厝火积薪的社会危机下爆发，这一次，便不再是王伦起义那样嘻嘻哈哈了，王伦在那点可怜战果下对部属的权力分封赏赐，不过是日后永安建制的山寨版彩排预演。
成稿于09-07-15
《山东叛乱》读后感(四)：逃避天劫，痛快作乱
大清乾隆三十九（公元1774）年十月，一个才不惊人、貌不出众的山东农民王伦在寿张县举起了反清大旗。徒众千余人扶老携幼，一路北上，攻州克县，最后被满洲调来的七千旗兵消灭于临清城下。王伦起义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算长，但由于当时几乎四海升平，使这场平地而起的农民叛乱显得异常醒目，为康乾盛世的编年史留下了不和谐的一笔。
有关叛乱的原因，对当时的乾隆帝来讲都是一个难解之谜。首先，王伦起义并非那种常规意义上的逼上梁山，因为寿张地方官的政绩和清廉在当时都有据可查。其次，王伦的家境颇为殷实，该年也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灾荒水旱。第三，当时的政府并没有许多失道表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较强，王伦以数千乌合之众对抗政府，无疑是自取灭亡。最后，王伦起义根本没有什么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在里面。由是王伦叛乱的正当性就更加扑朔迷离。
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书瑞看来，王伦起义有其自身的原因和逻辑，这和王伦及白莲教信众坚信所谓的“千禧年末劫”即将来临息息相关。正是出于对未来新秩序的狂热笃信和强烈执着，使他们走上了对抗政府的叛乱之路。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并无太多新意，但在该书英文版问世的八十年代初，却有很大的启发性。
众所周知，王伦所在的华北地区，异端宗教和习武练功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源流或不可考，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却不可小视。比如元末刘福通、韩山童起兵河北，正是以白莲教“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旗号，掀开了元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促成元明的朝代鼎革。千百年间，白莲教等异端宗教思想不绝如缕，在十六、十七世纪逐渐形成小的高潮，所谓千禧年劫难的说法甚嚣尘上，成为王伦起事最好的催化剂。不仅是王伦，后来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1813年八卦教起义等，几乎都是这种末世说的流传促成的。
白莲教主张的 “千禧年末劫”，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要经过三重劫难。王伦等人的时代，正好处于第三劫来临前夕，这也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劫难，所有遭劫之人都将死亡或失踪，惟有跟从真正的“紫微星”，才能在未来的灾祸中幸免于难。这种说法今日看来固然荒谬，在当时却几乎是白莲教民们的共识，成为一种近乎真理的末世性话语。这种教民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韩书瑞的另一本书《中国的千年反抗：1813年八卦教起义》中有很好的描述：“白莲教的徒众平常就对个人宗教生活比较重视，同时又预期一个大灾变时刻的到来。那时他们将抛开世俗生活，追随派来领导他们的神灵，团结一致，奋起战斗，迎接一个美满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都将凭着对神的信念，而且单凭这种信念而得救。”从她在《山东叛乱》中对教徒们不寻常行为的详细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执念。比如在他们与官军的对阵中，充满了怪力乱神的荒谬斗法行为，叛乱者也没有印象中的农民起义一样开仓均田，只是不停地作狂欢式的吃喝庆祝。除此之外，教众们还舍弃家园，携带老幼家眷随军前行。作为教主的王伦，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进军路线，只是盲目地误打误撞，对清军实力连一个常识性的估计都无。由此可见，王伦叛乱带有极大的不理智因素，这样的缺乏权衡，若非受一种狂热的信仰所激，几乎不能理解。
所以在研究王伦叛乱和后来的八卦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中，不仅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失效，连当时较新的裴宜理式研究方法也不起作用。在和《山东叛乱》英文版同时出版的《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中，裴氏对淮北地区进行了社会史的分析，他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和社会疏离严重，加之异教文化和尚武精神盛行，导致该地区持续的农民叛乱传统。韩书瑞并没有为这种流行的分析模式局限，而是带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切入王伦叛乱个案内部，从思想的角度分析探求叛乱的动因。作为一名社会史学家，在本书中她似乎不太相信社会和环境决定论，而是认为思想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超越社会条件，自身意向可以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动因和基础。
不过也正因为她的社会史专业背景，使她在书中对教徒“自身意向”的考察浅尝即止。而且在第一章中，她还不自觉地沿着一般社会史分析的老路，分析王伦所在寿张县的地理因素和社会条件，可是这样的分析对下文王伦起事的内容，实际并无太多的关联和意义。再就书中的细节而论，我们还可发现，这次叛乱乃至后来诸多异教叛乱的部分骨干，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一些走江湖卖艺者，脱离生产的游民。这个被排斥在正统儒家话语体系之外的游民群体，由于长期不被主流秩序认可，使他们渴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秩序，打破儒学精英对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权。从这个角度看，王伦叛乱等也并非单纯的思想史或社会史上的事件，背后还是受着某种利益驱动。如果过度强调主观思想因素，可能在推倒一种解释模式之后重建另一种解释模式，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但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英文版问世的三十年前，海外学者在一些中国研究的领域中还很荒疏。作为一种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范式，本书具有很大的草创之功。后来学界着手从教派自身探究叛乱的原因，也基本是沿着韩书瑞这条路进行的。另外，由于韩书瑞高超的写作技巧，使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一部描写王伦叛乱的小说。在这份细致而精彩、有趣而又真实的全景式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革命描述不同，也和正史中“张献忠屠川”的匪盗叙事迥异的农民叛乱景象。
南都，2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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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山东叛乱》的导言吸引了我阅读的兴趣：“我们总是从偶尔爆发的有组织暴力活动中了解过去的民众，而不是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这是一个并不起眼却又十分不幸的事实。” 社会史研究中，日常状态下的普通民众始终湮没无闻，只有他们把充斥的愤怒宣泄于叛乱之时，历史学者才会投去一瞥目光。关注中国民众运动的韩书瑞把研究集中到1774年王伦叛乱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试图作出新的阐释。然而，读罢此书，薄薄的一本研究著作置于手中，兴趣了无，困惑丛生。这些疑窦并非全部指向此书，不过它们由读此书引起是不争的事实。
一、叛乱事件
几个月前，读到王笛主编的《时间•空间•书写》，他在序言中揭示了宏大叙事的不堪一击、群众史观以人民为主角的虚伪。他提倡新社会史，身体力行微观史的书写，书中即有一篇他的文章，题为《街头的日常纠纷和生存竞争——清末民初城市的族群、阶层与性别冲突》。王笛没有为引车买浆之流做传的意图，即便如此，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底层社会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跃然纸上。在他的文章中，邻里纠纷、小偷行窃、茶馆起哄诸般琐事占不少的分量。这份努力我打心底佩服，可对于家长里短的具体叙述我提不起兴趣，甚至有一丝厌恶。
我很清楚我的抱怨是杞人忧天，因为王笛的关注微观与日常，不是浮于琐碎，不是拿着显微镜把小事放大。我的疑问在于：当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筛选到书本上我们关注的部分“历史”时，我们是被蒙蔽了眼睛还是心甘情愿？学人热衷研究的和普通人乐意窥探的都仅仅是历史人物，那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佼佼者。芸芸众生有意无意被忽略，被无视，不发声。一个普通人的生平事迹没人在乎，即使写成煌煌大传，也可能缺少读者。人类的猎奇心态更偏爱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
那么，这次叛乱事件从久远的档案中被检出，由于一个洋教授的著述再次令人瞩目就不算稀奇了。1774是个寻常的年份。山东寿张县在帝国的版图上并不起眼。“从17世纪开始，这里就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这些地区在经济或行政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们没有显示出一般社会骚乱的征兆——地方土匪、无能的官僚或者行政上的疏忽。” 然而，这一年寿张的大地突然躁动，五短身材的王伦于此起事，率众攻下县城，随后北上，占领堂邑县城，一路直奔运河重镇——临清。临清旧城被陷，新城却久攻不下。在这里，叛乱者的势力达到顶点；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他们就被来援的清军彻底镇压下去，顿如烟消云散。
二、叙述与解释
韩书瑞的书结构简洁，除去结论，只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准备”，第二部分“叛乱”。假设纯抱以欣赏故事的心态阅读此书，那么你会为作者精彩的叙述激动不已——虽然韩书瑞讲故事不如她的老师史景迁。王伦叛乱从发动到被剿以至叛乱失败后交战双方参与者的不同下场都有生动的描绘。阅读过程中你甚至会为各种小人物的命运担忧——这些小人物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卷入叛乱，他们的经历或壮烈英勇，或跌宕起伏。堂邑代理知县陈枚被俘就戮时的激昂 ，临清旧城小民季国贞入伙叛军的无奈 ，起事失败王伦自焚的义无反顾 ……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情景反复出现：王伦的信徒们冲锋陷阵高呼咒语：“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 守城清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此类不可思议战术的运用 ；叛乱者乌三娘强大而奇异的战斗力 ……故事的结局是残酷的，有罪的凌迟、斩立决、流放，镇压有功的升官发财；那些牺牲了的平民士绅所得的最好奖赏不过是牌匾和纪念祠。在此考察清代的司法系统使人沮丧，它的运转百年来未曾改变。
与讲故事的效果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对故事的解读一直都引人争议。韩氏在大量铺陈了山东西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后，把着眼点落在王伦个人、白莲教组织及其千禧年意识形态（millenarian ideology）上。王伦“利用了这种思想，并以这种思想来解释现在，构想未来，敦促他的徒弟起来造反。许多徒弟证明了他们信仰的力量。” 正是因为这场叛乱不同传统观念中的“农民起义”，它被许多人视为“另类”。 其实不管是传统的阶级斗争叙事还是韩书瑞以宗教为切入点，人们在解释造反动机时，总想赋予它非同寻常的意义。且不论叛乱动机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来说，“叛乱者缺乏精英和大众对自己的支持” 。仅从军事对比看，叛乱者的失败也是预料之中的。一场简陋冷兵器对抗远程武器 的战争随着屠杀的血腥味沉重落幕，我想战场堆落的尸体诉说着一切毫无意义。
三、余论
单从宫廷档案、地方志和临清守卫战一个不太靠谱的亲历者的叙述 中梳理出这一民众事件的全过程实属不易，同时它也把事件真正主角的失语（voiceless）状态暴露无遗。当他们发出声音时是在被严加审讯的供词。类似本书所采《东案口供》这种刑事档案在学者手里变得越来越有发掘价值，无论王尔敏著述加以提倡还是孔飞力《叫魂》的成功都是鲜活的证明。当他们沉默，他们的面貌模糊；他们开口，仅为冰冷的档案增添麻木的供词。
在我漫无目的读书时，不太注意对它们解剖分析。肢解，我缺乏游刃有余的高超技艺；何况，肢解之后的情景是惨不忍睹呢。在历史系念书，接触过不少学术著作，却很少去想它们的视角如何、践行的是何种理论。有些老师倡言“问题意识”，抱着问题去读，读时想问题，读完问问题。似乎问题决定一切。可能这就是史学研究的初步，然而我始终不入其门。对于史景迁在《王氏之死》前言中的一段话，我十分激赏：“她对于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发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我明白时间的紧迫不再会让我有心情观赏“石头的色彩和纹理”了；我愈想辨明，舞台背景和人物活动愈变得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