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贝特诗集》是一本由[波兰] 兹比格涅夫·赫贝特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页数：8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赫贝特诗集》精选点评：
●赫贝特与自我、世界、历史的反讽、反思关系比米沃什强度更大。可惜译文比较一般，词汇、句法都太随意。
●译得不行
●欧洲古典文明，二战灾难，已经渐行渐远，全新的未来等在前方不远处。
●译文的瑕疵无损于诗本身。之前读过科吉托系列的一些吧，读全册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他的散文诗，智慧，有心肠，悲哀，他的诗是好寂寞的诗，那种瘦，剃尽了血肉的寂寞。“要数出那里一共有七棵树，并不需要在这里住上三十年。” 可这就是人的生命啊。
●诗译得不错。有些人看到译本有不如意的地方，便痛心疾首地说“译得不行”，不知他们是否是读不了，迁怒于译者。他们可以试试，如果不是诗人，也不懂原文，又大言不惭地诋毁译本，他可以试试看看一些有定评的中国当代诗，要是还都不喜欢，甚至是不懂，以后就不随便诗歌翻译了。这些人恨不得翻译家手里拿的是电钻啊，电源一开，译本一出，马上可以钻透他脑袋的花岗岩外壳，让他福至心灵。这恐怕真的没有人能做到。
●赫贝特的诗援引历史、宗教典故，深刻但绝不晦涩。读不通之处，或是由于译者没搞明白，或者是因为注释不够。
●翻了一遍，深感失望，以前读零星诗作积累的好感消失殆尽。
●从《客体研究》开始，一下好得不得了。
●二月份读了上册，四月份读了下册。下册诗的质量更高。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赫贝特题材的广泛，以及时代对他的影响，就像米沃什一样。其中，诗人用科吉托先生这个角色来写的诗有意思。波兰这些诗人啊～但是，真的希望可以看到不同译本。
●对抗，汲古，反讽，松弛，少灵性，略逊于超一流大师。
《赫贝特诗集》读后感(一)：暴君来信
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部诗集。赫贝特早期作品较为幼稚，上册收录的《光弦》（1956）、《赫尔墨斯、狗和星星》（1957）两部诗集尤其如此，技艺平凡，抒写单调，结构乏味。散文诗集部分，逐渐现出才华。他更擅长悠长的表达，在叙事中表达闪耀的智慧。有一种独特的旁观者视角。上册保留《客体研究》（1961）、《文字》（1969）两册即可。诗集下册，塑造的”科吉托先生”这一角色出现后，赫贝特的才华与识见，得以完美展示。《科吉托先生》（1974）与《来自围城的报告》（1983）、《离别的挽歌》（1990），三册诗集，颇有古希腊讽喻诗的韵致，又远远胜之；且对观念的表述与控制，甚是节约又直接，那种率直、通达、洞见、微妙的幽趣，在退身而居的骄傲中时时得见，颇为耐看，可以说是精彩纷呈。较之以往，有了希腊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典籍润色，早期作品中的单调句式，此时反而增溢出赫贝特风格独具的诙谐意味。《挽歌》（1990）一集有经典气象。之后的《罗维戈》（1992）用力有些过度，暮气出来了。而《风暴尾声》（1998）一集，完全散掉，令人遗憾地重返了青春时代。整体而言，赫贝特显然更适合出选集。
2020.3.8
《赫贝特诗集》读后感(二)：真正如蓝色大海般宽阔的诗人
1、关于科吉托先生
编者将赫贝特创作出的著名文学形象“科吉托先生”放在了下册，与他的诗作分开，但我想，在了解诗人之前，先该了解这个虚拟形象所体现的东西。
Cogito，取自笛卡尔的名言“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诗人所有关哲学的思考与定义，大多被寄放在了科吉托的身上。比如有关“上帝”的《科吉托先生讲述对斯宾诺莎的诱惑》，在这里诗人将上帝人性化了，他让斯宾诺莎与上帝对话和调侃，细聊那些私人的大事，就像诗人为何选择笛卡尔的句子来为人物取名一样，对大部分人而言，上帝代表的是心灵层面的安慰，但头脑里的东西，比如物理、比如家庭，同样值得尊重和保护。
再比如有关“谦卑”的《旅行家科吉托先生的祈祷》，在句子里，科吉托先生的祈祷目标，成为了那些为幸福而战的民族，成为了热情好客的陌生人，成为了美丽的万种世界。诗人一定也走过这些地方，才能去理解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语言，以及他们背后的苦难，有人说这是共情心，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谦卑。
2、关于诗
有人吐槽当下时代受快餐文化荼毒太深，其中碎片化阅读显得肤浅而又浮躁，但我想着却也有利好的地方，就像我曾在别处看过赫贝特的一句话，无头无尾，也没标注名字，只是那一小段就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死后，他们欲将我们变成一簇干枯的火焰，徘徊在风中的小径——那就应奋起反抗。永远歇息在空气的腹中，在黄色光环的阴影里，在二维合唱团的低语中，这毫无意义。应该进入石头、树木、水流、门缝，哪怕成为地板的咯吱声，也好过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透明般完美。
后来得知是取自一首《只要不是天使》的诗，作者并不小众，相对于他在世界上的名气来说，只是在国内不太为人知，百度百科的介绍也仅仅不过两句，还不如一首诗的长度。不过也不打紧，东欧那批家伙，说是文学界，其实大多都是接触过战场的猛士，就像之前聊过的米沃什，真正加入过武装起义的人，是很少有再去贪图虚名的。赫贝特同样如此，他以欧洲古典文明和哲学反思入道，继而拓展为对战争的反思和抵制，当然他眼中的同胞不仅只是受灾受难的本族人民，他笔下的祖国也不是某个政府派系脚下的政权。
诗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赫贝特回答道：“若非诗人的忙碌，围绕鸟儿和石头转个不停，什么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丰盈。”
夏尔·波德莱尔在《恶之花》里讽刺道：为了挣得糊口的面包， 你应该像唱诗班的孩子， 歌唱你从不相信的赞美诗篇。赫贝特当然不屑与此，其在1950年代拒绝在官方规定的框架内写作，而不得不从事多份报酬很低的工作，直至六年后才开始写出自己想要的文字，不仅仅因为他因战争而被摧毁的安宁生活，更因其在颠沛流离之后所见识到真正会发光的东西，所以他歌颂哲学，写出：要知道存在不会感动，空间不会流散，时间也不会在流失的进程中止步；所以他嘲笑所谓的“审判”：山的名字是骷髅，这可以是灰色的，没有激情；所以他厌恶那些权威：鱼儿们无法用手势表达自己的绝望，这为在鱼背上一边跳跃一边刮去鱼鳞的钝刀开脱了罪责。
我想我们可以将这些归于一种天性使然，对于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来说，创作的动力只来源于自己想要去做，而不是别的外在原因去鼓动他们去做出某种改变，服从、听话、配合、认命，没有任何一篇作品会让你感到哪怕一丝的消极情绪，即使《献给倒下的诗人们》里“你已无法用诗歌让烈火神圣，你日渐枯萎，徒然浪费，被击穿的手掌如花自凋零。”这般，也只会让人感到悼念的味道，和共情的勇气。他在为死去的诗人们祈祷，何尝不是在向沉默的人们发起倡议，让人群记住那些“揽子弹入怀”的人，记住公正到来所付出的代价，记住用怒吼而不是无言来面对征服者。他的激情始终如一。
再者，在诗人的句子里，有一个大量出现的关键词。叫做“不”，对于一个观念，一个物体，一个人的界定，往往基于一种“否定”，如“如何能定居他处而不在唯一的树上栖身”；“他既不想要月亮也不想要星星”；“我停留在一个不是城市的城市”等等，用重复否定又很少给出答案的方式，去提醒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想必也不是诗人的随手为之，或是高傲自大好为人师，他背后所暗含的东西，正如《圣经》以及《古兰经》里对信徒的训诫一样：面对大千世界、诸多禁忌，我们无法完全的表述哪些东西是应该做或者应该发生的，但对我们的内心而言，不去做被认定为不好的事情，反而是自警、自省最好的方式。
就如《大象》里描绘的那类敏感生物：
实际上，大象极其敏感、容易激动。它们有狂野的想象力，有时能让它们忘记自己的面目。当它们走进水中，它们闭上眼。看到自己的腿，它们沮丧地哭泣。我知道一头爱上蜂鸟的大象。它日渐消瘦，彻夜难眠，最后死于心碎。那些不懂大象的天性的人们说：它如此超重。
你只有了解并认可这种天性，才能明白对于赫贝特以及他身后的东欧文学所想要创造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凌越/文
我对赫贝特的好感，起于在《世界文学》上的几首诗歌译文。其中一首诗是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旁边恰是一个古老的刑场，诗歌本身貌似平淡的语调和刑场与日常生活并行不悖的存在造成强烈的反差。然后就是台湾诗人李魁贤翻译的那套著名的小开本“桂冠诗歌译丛”，赫贝特作为波兰最具世界声誉的两三位诗人（另外两位入选波兰诗人是米沃什和辛波斯卡，他们先后在1981年和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一，自热也入选了该诗丛。
赫贝特再次引起我的好感是他的散文《阿特拉斯》，这篇文章中译收录于《诗的艺术》一书中，译者是诗人王敖。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在古希腊诸神祗中备受冷落的泰坦神阿特拉斯，“他不对我们的心灵和思想说话。他被逐出想象，他是神灵和人类的流放者。为他而作的雕塑、壁画和诗歌也相当少。”文章不长，却有一种隐喻的厚积薄发的力量，文章最后流露的道德感也令人动容：“只需要我们最小限度的善意，再加上些想象，他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位守护神，保佑那些晚期病人，终身监禁的人，从生到死都感到饥渴的人，受辱的人，所有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还有那些人——他们的品行只有沉默、无助、原地不动，还有莫名的愤怒。”
就是这十几首诗加上一篇虽然短小却力度十足的散文，——尽管它们在赫贝特全部作品中属于很少的一部分，——已经足够让我产生很大的好奇心。但让我意外的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以前通过赫贝特少量作品积累起来的好感，竟然慢慢消失了。毫无疑问，赫贝特还是那个具有世界声誉的波兰诗人，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个名字已经黯淡下来。我相信，记忆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那几首赫贝特的诗依然是佳作，但那也差不多就是他最好的诗了，当两卷本近九百页的《赫贝特诗集》呈现在我面前时，大量平庸之作几乎将它们完全淹没，那几首诗歌的巧思终于变得微不足道。
中文版《赫贝特诗集》囊括赫贝特一生出版的九部诗集。读完全部诗集，赫贝特作为诗人的整体形象也清晰起来，总体而言，赫贝特是一位理性的立足于表达的诗人，换句话说，通常优秀诗人极为看重的语言在赫贝特这里不再重要，语言主要是表达观念的工具。我必须马上强调这种语言观念属于前现代范畴，现代优秀诗人共有的对于内容和形式之间鸿沟的弭平（敏感于两者间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赫贝特的诗歌中并不明显，甚至于两者间鸿沟有重新加深的趋势。
并非我一个人有如此观感，至少赫贝特中译者赵刚在这方面和我看法相近（尽管褒贬的向度不一样），在发表于《当代国际诗坛》第三辑上的《思想的力量》一文中，赵刚写得明了：“有人认为，诗歌是对语言本身的窥探和挖掘，而赫贝特的抒情诗则截然不同，他重视的是文学之外的内容。语言对赫贝特来说只是工具，要理解他的诗，必须有坚实的欧洲历史文化基础。”赵刚对赫贝特语言工具化倾向显然持褒扬态度，但是从波德莱尔以降的一大批杰出的现代诗人早就认识到，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表达最终要由语言完成，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将最终决定表达本身的准确性和魅力，而后者显然是诗歌最为重要的神秘特质之一。越是执着于对固有内容的表达，越是离诗歌神秘性越远。赵刚想要强调的也许是赫贝特是逸出这一现代诗歌传统之外的特例，即赫贝特跨越了这一现代诗歌的“金科玉律”，赫贝特因此是更为卓越的诗人。
但综观赫贝特全部诗歌创作，很难得出和赵刚相似的乐观结论。事实上，在许多诗里我们明显感觉到，赫贝特诗歌语言工具化倾向都在损伤着诗本身，而不是相反。
波兰近代以来备受强邻摧残，赫贝特是这些摧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但凡他们这一辈波兰诗人（米沃什、辛波斯卡、鲁热维奇等）没有人回避这一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主题，但是赫贝特在处理这个主题时经常显得笨拙，过于直接，最终减弱了诗的力量，而见证的目的也难以熨帖地达成。“我们把公共事务与暴政和谎言的战斗以及伤痛记载通通但在了瘦瘦的肩头”像这样处理暴政，讲得极端一点我以为是在帮暴政的忙，因为诗歌本身的力量太微弱，它们当然不是美妙的诗句，那只是一句笨拙的“表达”，表达了和暴政和谎言斗争的态度，仅此而已，既无美感亦无巧思。一首诗如果只留下“政治正确”的话，基本可以判断，那就是一首乏味的诗，因为它太正确了。《科吉托先生寄语》里的诗句也流于空洞的鼓励，没有美妙的意象（“沙海的孤旅”当然算不上，只是陈词滥调），没有令人回味、值得反复咀嚼的思想。它们不是“思想的力量”，恰恰是思想脱离了语言有力支撑之后的艰难喘息——如果不能说奄奄一息的话。《赫贝特诗集》里诸如此类直白表达的句子太多了，它们压垮了语言本身，也压垮了某些刻意而为的反讽。和同时代波兰诗人相比，赫贝特的确要逊色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语调的庄严和对极权的批判力度方面，他不如米沃什，而辛波斯卡诗歌的轻盈和敏捷（同时不乏批判性）又超过了赫贝特，事实上也超过了其他绝大多数诗人。
赫贝特诗歌中一个很明显的形式特征是，他在抒情诗中引入了一个人物——科吉托先生。科吉托先生首先出现在1974年出版的诗集《科吉托先生》中，诗集的名字已经充分说明，赫贝特要在自己的抒情诗中创作一个有别于诗人自身的人物，而且这个人物将成为整本诗集的核心。诗集共有四十首诗，科吉托先生直接出现在大部分诗歌的标题中，诸如《科吉托先生和珍珠》、《科吉托先生思虑痛苦》、《科吉托先生的深渊》、《科吉托先生读报》等等，而在那些标题为《母亲》或者《姐姐》的诗中，科吉托先生往往也藏身其中。“科吉托“一词来源于笛卡尔的名言”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因此“科吉托先生”也可译为“我思先生”。人如其名，赫贝特笔下的科吉托先生是有点儿孤独，有点儿守旧并经常陷入玄思和奇想之中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抒情诗发出的经常是诗人自己的声音，抒情诗发展到极致就会出现更多人物，从而变身为戏剧，像赫贝特这样在抒情诗内部即引入有别于诗人自身的人物，在抒情诗的历史上的确罕见，却不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诗人贝里曼出版于1964年的77首短诗诗集《梦歌》里也有类似的人物——亨利。贝里曼在抒情诗中引入人物，其最初动机应该是出于对抒情诗声音过于单一单调的不满，同时又不想放弃抒情诗特有的语言强度（否则他大可以去创作戏剧，就像叶芝和艾略特创作晚期那样）。在《梦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亨利的出现，诗歌本身的人称指代有了极为丰富的变化，在一首诗甚至一行诗中，“你、我、他”这三个人称代词都有可能同时出现，并引起诗歌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而意义也因此得到指数级的增殖。同时，每一首梦歌经常是以某个具体的场景展开，其诗歌顺应了美国当代诗歌对于具体性的强调，并因此获得了诗歌沉甸甸的质感。随着阅读的深入，亨利的形象变得越来越丰满，每一首梦歌仿佛都是他的一个侧面，那么他也就拥有了四百多个侧面，可以想见亨利这个人物内涵之丰盛，而亨利的痛苦和喜悦也就便利地击中读者，让他们感同身受。某种程度上，《梦歌》的成功是建立在亨利这个人物成功的塑造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诗歌语言活力的基础之上。
反观《科吉托先生》，虽然和《梦歌》一样，在抒情诗中引入了人物“科吉托先生”，但是赫贝特似乎并没有像贝里曼那样有一种戏剧角色上的考虑，赫贝特绝大多数“科吉托先生”的诗歌是单声部的，通常使用第三人称“他”来指代科吉托先生，“他”确实可以给诗歌带来某种理性的旁观的色彩（这也是大多数小说喜欢使用“他”的原因），但是更情绪化的“我”和“你”的缺失则使诗歌失去了某种抒情诗的强度，语调变得平静乃至于平淡。更重要的是，这个赫贝特努力增加的抒情诗人物，也因为赫贝特习惯性单一使用“他”这个人称代词，而失去了它本来应该带来的戏剧性——就像《梦歌》曾经做到的那样。这个新的形式技巧的使用，由于赫贝特技术上的局限，抵消了它原本具有的充沛活力。因此，科吉托先生更像是“亨利”这一角色缺乏活力的“儿子”。
在赫贝特去世后出版的遗作《风暴尾声》中，也出现了五首科吉托先生系列诗作，但是由于赫贝特始终未能解决引入人物之后抒情诗的声部转换问题，这些诗作依然停留在某种沉思和玄想中，同时因为赫贝特始终缺乏语言革新的意识，这种沉思和玄想相应也少了一些魅力。
《赫贝特诗集》读后感(四)：从《赫贝特诗选》中我们能读到什么？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是东欧国家的文学，著名的小说《好兵帅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伴随着《多瑙河之波》《第八个铜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经典的老电影，东欧文学深深植入上世纪50年代前后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但东欧都包括哪些国家呢？随着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东欧的概念也在不断刷新，直到今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自己是东欧国家。
可是波兰伟大诗人赫贝特，却始终自称是东欧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随笔，被收录在“蓝色东欧”系列作品中，内容既涉及了欧洲古典文明，也充满了对二战灾难的精神反思。
01.曲折历史背景下的天才诗人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赫贝特的作品就在西方文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
1924年10月，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出生于波兰东部名城利沃夫。说起利沃夫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属于波兰，在二战结束之前的雅尔塔会议决定，把当时还属于波兰的利沃夫划归了乌克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利沃夫成了赫贝特思念一生的故乡。
赫贝特具有英国血统，当年，赫贝特的祖父从英国辗转来到波兰，最后定居利沃夫。他的父亲在银行任职，参加过波兰的独立运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时，赫贝特在地下学校读完了中学，年轻的他还参加过一些地下抵抗活动。
二战结束后，赫贝特前往克拉科夫读大学，取得了经济学与法律的硕士学位。后来，波兰著名哲学家亨利克•艾尔岑伯格收他为学生，传授他哲学，因为亨利克•艾尔岑伯格的独立精神，被赫贝特奉为“精神导师”。2002年，波兰出版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赫贝特自卑而羞怯，他不能确定自己将来究竟要以哲学还是写诗为生。
赫贝特最早的时候发表作品都是用笔名，他并没有以写作作为自己的正式职业，而是处在社会底层，从事着营业员、计时工、图书馆管理员等各种低收入工作。在入不敷出的时候，他甚至卖血来维持生计。
“我在底层。我不屈服。”秉承着这样的信念，赫贝特开始跟当时波兰许多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拿起笔开始写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波兰的文化氛围渐渐宽松了起来。作家们的作品和名字开始出现在《当代》杂志上，赫贝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56年之后，他相继出版了诗集《光弦》《赫尔墨斯• 狗和星星》《客体研究》以及他最著名的随笔集《花园里的野蛮人》。这些作品甫一问世，很快就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欧洲主要语言，在欧洲各国发行，继而在国外斩获各大文学奖项，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1965年10月，赫贝特第一次走出国门，前往奥地利领奖。三年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认识了诺贝尔获奖诗人米沃什，随着两人合作的加深，赫贝特干脆在美国住了下来，并在洛杉矶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有趣的是，赫贝特的知名度也是归功于米沃什，正是米沃什翻把原本以“小语种”波兰语写作的赫贝特诗歌翻译成英文出版，才使得赫贝特有了如此高的知名度。这二位杰出的诗人也由此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1971年回国后，赫贝特开始介入政治活动，导致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从此，他的作品渐渐在东欧文坛消失匿迹，但是他的诗作在世界文坛上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02.很难被定义的诗作
1974年，赫贝特发表了大型组诗《科吉托先生》，将他的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科吉托”一词取自笛卡儿的名言“Cogito， ergosum”（我思故我在），意为“我思”。
“科吉托先生”是的确是个爱思考的人，他对一切抱有怀疑态度，遇到不平的事儿总是忍不住嘲讽，他老派而孤独，时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独特的价值观。
在这部作品中，每首诗都像是一个传记片段，写的都是科吉托先生的思考。比如，科吉托先生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腿，脑袋里充斥着另类的想法；他读报纸，给自己释梦；他考虑要不要回到故乡；他去看望生病的朋友；他猜测地狱的样子，思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思想，等等。通过科吉托先生的所思所想，表达了赫贝特想要阐述的观点：“写作必须教人清醒：让人醒着。 ”
赫贝特是含蓄的，他在创作诗歌时，喜欢引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圣经等内容，并在这个基础上赋予自己独到的观点，为其增添新的寓意。著名诗人巴朗恰克曾这样评价他：赫贝特总能在两种对立的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只要他不让它们冲撞，不暴露自己的裁判身份，并且永不宣布哪一方获胜。比如当他说“没有人喜欢道德家”，事实上，他并不是反道德论者，而是在暗示某些道德价值的失落。
换句话说，赫贝特总在暗暗揭示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直面矛盾。比如他在《科吉托先生反思苦难》一诗里表达的：
饮尽苦涩的草药精华
但不包括沉渣
要小心地给未来留下几大口
接受苦难
同时也将它孤立于体内
如果可能
从苦难的材料中
创造一个人或别的什么
同它嬉戏
当然嬉戏
热情地跟它开玩笑
就像同一个病孩子
最后哄哄它
以一些可笑的把戏
一个苍白的微笑
赫贝特用简洁的语言，写出这些毫不滥俗的诗句，他的语言高度凝练，表达的东西却意味深长。这些句子是具象的，仔细品读甚至会觉得能够触摸到真实。
多少年来，评论家们一直试图给赫贝特的作品定位，用“新古典主义”“历史的反讽诗人”“逃离乌托邦”等等称号为他加冕。但是，赫贝特的作品几乎在顽强抵抗着这些定位。
03.常年生活在国外，却时刻与国家共命运
波兰著名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写道：“在赫贝特的诗里，我听到反讽，幽默，和很少惠顾二十世纪文学的人文主义者的静思，但是，其中也有绝望和哀伤。”
正是这些绝望和哀伤，让赫贝特诗歌里蕴藏着20世纪的苦难。赫贝特对于一个时代的残酷有着超乎寻常清醒的意识，但他并未因此丧失抒情或幽默。这里有一个伟大艺术家深沉的秘密。
赫贝特常年在国外生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西欧，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希腊。他深深着迷于地中海文明，自从1956年第一次走出国门，他就越来越长久地呆在国外。他是用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来完成对文学的朝圣。
在异国他乡，赫贝特带着写生簿，流连于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在一幅画、一尊雕塑前一站就是一整天。他在这些艺术品身上找到写作灵感，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这上面。当时，波兰货币在国外的汇率很低，赫贝特省之又省，能坐公汽就不坐火车。
就这样，赫贝特写下了大量关于法国、希腊、意大利、荷兰的历史和艺术的随笔散文，分别集结为《花园里的野蛮人》《带马嚼子的静物画》《海上迷宫》等。这些文章具有极其明显的抒情特征，能够轻易地激发读者进一步认识和探究的兴趣。其中，《花园里的野蛮人》是对自己的自嘲，抒发了他自己置身古代欧洲的艺术场景时内心的惊叹，仿佛一个野蛮人来到了文明的花园。
到了80年代，波兰局势动荡，生活在国外的赫贝特毅然决定回国。此时，他已经年近60，被各种疾病折磨，然而他毫不在意，回到华沙后，他频繁地参加集会和活动，他的诗作被音乐家谱曲，在地下活动时广为传唱。1981年12月12日，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目睹乌烟瘴气的局势，赫贝特心如刀绞，他发表了《来自围城的报告》，诗作经地下刊物传播，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来自围城的报告》原本是他在柏林创作的作品，但他故意把创作时间改为1982年，这是赫贝特婉转地向外界传达自己置身其间的情势和心声。几年后，评论家巴朗恰克这样称赞道：这是一首可以站在赫贝特所有作品之上的诗，因为它代表了赫贝特全部作品里贯穿始终的那种声音：清醒而急迫。
在《来自围城的报告》的结尾赫贝特这样写道：
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
支持妥协者已经赢得对于拼死抵抗一方的微弱优势
常见的情绪转移，我们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
墓地在扩大，抵抗者的数字在缩小
抵抗仍在继续并将坚持到最后
即便城市陷落我们只有一人幸存
他也将在他的体内背负整个城市踏上流亡之路
他将是这个城市
我们看着饥饿的脸火焰的脸死亡的脸
以及它们中最坏的——背信弃义的脸
而唯有我们的梦没有受到羞辱
赫贝特的这首诗读起来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愤懑与控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赫贝特甚至比米沃什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热爱的原因：赫贝特，在与祖国同甘共苦的岁月里，选择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04.伟大的诗人，英雄的暮年
赫贝特保持着足够敏锐的现实感，他为波兰的命运感到焦急和痛苦。他振臂高呼：对于一个民族，价值匮乏是致命的。
在1992年，赫贝特结束了在巴黎为期六年的并不如意的生活，回国出版了诗集《罗维戈》。在评论家眼里，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诗歌写作开始走向衰弱。赫贝特老了，可是在这部集子中，却出现了比以往更为明亮和欢快的东西。
赫贝特夫妇是在1986年冬天抵达巴黎的。他的传记资料记载：自“解冻"时期开始，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波兰再返回，如此反复。从前，他是厌恶华沙那种小规模的极权主义的粗俗和丑陋。现在，他要抵抗那些各种公众意见不断带来的压力，它们迫使他戴上“民族诗人”的面具。而在国外，他是孤独而自由的艺术家，可以退进自己最喜欢的职业、绘画、博物馆或当地的教堂。然而，最后他还是会开始想念波兰。
赫贝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差，在他需要紧急看医生的时候，租住地电话却被停机，他的妻子只好到邻居家借用电话。这个在自己国家深受爱戴、在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都备受关注的著名诗人，在巴黎的生活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巴黎人的审美格格不入，甚至在他出版新作时，只得到了一篇评论，内容竟是：这部作品很不正常。
被绝望和疾病驱使，赫贝特决定要起诉他的出版商，他甚至聘请了律师，准备控告出版社造假、侵占，后来不了了之。事实上，他真实的怨气在于，他是一个勤奋工作，认真写作的诗人，他渴望稳定的生活，然而却越过越穷。
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他是一个大师，而他生活得几乎一贫如洗。在某种意义上，赫贝特在巴黎的孤独，是现代世界里诗歌处境的一个象征。
1998年7月28日，赫贝特与哮喘和孤独抗争多年后，在华沙去世。
作为一个成功地为民族精神困境下定义的诗人，他的作品拥有一种最强烈的道德感和真正抒怀的激情。他所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正与日俱增，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赫贝特去世10周年的时候，波兰议会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将2008年确定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年”。在作为议会决议的文件中，有这样致敬的文字：
在遭遇价值危机和痛苦疑虑的时代，他始终一贯地坚持原则：在艺术上一一坚持美、层次和写作技巧的标准；在生活一一坚持明确区分善恶的道德法则。他为人勇敢、无所畏惧又独立不羁。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自由的珍爱，对个人尊严以及对这种尊严所产生的道德力量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