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0日晚上九点多钟，我接到钟逸人的侄儿发来的家庭讣告：尊敬的领导和长辈，您好！家父钟逸人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0月10日上午11时23分在惠州逝世，享年75岁。定于2016年10月12日上午8时30分在惠州市殡仪馆安顺堂举行告别仪式。子女：钟绚、钟晖叩首。接到信息，我十分惊讶。我知道钟逸人最近几年身体不好，但是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1995年10月我被惠州市工商局引进，任《惠州商报》副总编，在没有引进张卫平之前，惠州商报的编务工作基本上都由钟逸人负责。我正式到商报上班的第一天，局长杜广福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商报今后就交给你了！在此之前，他与我亦谈过商报的情况，包括人员构成及发展构想。我知道在商报有钟逸人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他当时的身份是惠州市文联主席，以前是惠州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当时商报社的领导班子组成是：社长杜广福（局长兼），总编辑邓荣鹰（副局长兼），副社长魏伟芳（办公室主任兼），副总编辑叶秉智（消委会秘书长兼），只有钟逸人算一个全职的顾问（他基本不到文联上班），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是由他和魏伟芳、叶秉智说了算，他们形成了三角关系。局办公室魏主任带我到编辑部，商报中层以上的负责人都在编辑部等待与我见面。这次，我第一次见到钟逸人。他一头花白的短发，说话慢条斯理，显出一种久经世面的老练。事后，他与我单独谈了报社的情况，并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人物传记《电话大王张济时》。这本书，我看了一些，但是并没有看完。一是因为工作忙，初来乍到，总想为单位多干些事情，以报答领导，当时给我分配的房子又正在装修，因此忙得不亦乐乎；再是，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钟逸人的文字，很有兴趣，很想知道这位顾问的功力。读着读着，感觉文字的黏度不够，缺乏吸引力。有了在商报的交集，我与钟逸人亦算是同事。我叫他钟总，他叫我邓总。开始相处得还算不错。时日一久，我发觉他有一个毛病，“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只要是他写得文章，就得上头版或头条，包括他写的评论。我们知道，评论不是不能上头版头条，但是必须是重大事件和在重要的时点。就像很多党报发社论，就是发头版头条。但是你不能自以为写得好想上就上。有很多人说钟逸人是写经济评论的高手，我读了他在商报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有些提法是很好的，譬如说，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方面，他提出“要靠自己的骨头长肉”，警示企业不等不靠，积极作为。但是他的有些文章，就是在书斋里做出来的，提概念，喊口号，搞提法，很难说与实际相符。为此我们有些不同意见。我一直认为，一个没有经营企业的人给企业把脉治病，能治好企业的疑难杂症除非他是神。虽然他对有些领导的作法很反感，其实，他自己就是在以官样的行为和习惯在办报。就像我们有的领导，一会儿在金融会议上作重要指示，为金融领域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会儿在房地产议案上作重要批示，为房地产发展点明了航线；一会儿在外交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为世界外交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想，世界上有这样全能的人，那就应该不是人了。另外，我是一个很厌恶搞“阶级斗争”的人，不喜欢拉帮结派，讨厌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对人对事，都以指标和效果说话，不因亲而宽宠，不因疏而严苛。可以这样说，在商报与钟逸人的关系，除了工作，我们没有更多的联系。商报撤销后，他长期在《惠州房地产杂志》做顾问，说是顾问，其实也与在《惠州商报》一样，编务上看得出都是他做主。我看过他送我的房地产杂志，整本杂志几乎三分之一强是他的文章。尽管他说别人没有文章，但是作为一位顾问，你就是要给服务的单位作指导，培养人才，建立专家团队和作者队伍，而不是样样都是自己来。我想这与他的自恋情结有关。如他有很多笔名，其中一个叫“余人秀”，我没有看到过他对自己这个笔名的解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就是人中最优秀的人”。
倒是在他退休后，我们联系开始多起来，尤其是我帮曾志平推出《六如轩》的小说在全国打响后，他才返身过来重建我们的关系。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出版了一本书，要开一个研讨会，地点是江北江畔花园的新豪靓汤餐馆。我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了许多人。这哪是开什么研讨会，书已经出版了，应该算一个庆祝会更贴切些。回来，我很快读完了这部小说，我惊奇地发现，这部小说应该是钟逸人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不论是故事的演绎，还是小说的语言，以及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思考，可以说，在惠州的长篇小说里，综合来看，他的这部小说应该达到了最高水平。可惜不足的是小说的书名很失败，像个地摊上的通俗册子的书名。我把想法告诉他后，他很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三君，那你帮忙起个书名。这时他不再喊我邓总了，这样的称呼就让我们的关系显得亲切多了。我与他商量：那就叫《县委书记和他的秘书》吧？他一听大为高兴，说，好，这个书名好！不多久，他来电话说：听说你在北京文学圈有朋友，看看能不能把我这篇小说在公开的杂志上发表？我说那我试试。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10期发表。由此，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2014年以后，他就比较频繁到我的办公室来交流信息和意见。我发觉他还是放不下很多事情，一边说他要辞掉作协的顾问，一边又说作协不愿意他辞去顾问这个职务，他说可能是作协不愿意他离开吧。后来，对于作协换届的事，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亦毫不保留地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我说谁当作协主席起码要从三个方面来甄选：一看文学成就，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获得的奖项；二是职称和会员级别；三是作品的影响力。二看领导策划能力。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信力；二是策划力；三是活动力。三看资历。这就要看行政级别。他从我的这三点中看出了我的态度，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还就新增一位女性副主席，专门给我来了邮件，谈了他的看法。我没有回复。关于谈到我的事情，我说，很感谢道华兄的抬举，推举我做了副主席。其实，在任期间，我几乎没有参加过作家协会的活动，下来我也不打算再做了，没有公开的原因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被纪检部门请去喝茶，我怕连累文联和作协。其实，为此事振尧兄亦找过我，我估计是代表作家协会某些人的意思而来。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官瘾的人，作家协会不过是个社团组织，要是想当官，我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当官的机会很多，都被我主动放弃，这是我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所决定。通过几年的接触，我发觉虽然钟逸人说话的语气温和了许多，对我的看法有了重新的认识，但是他“爱管闲事”的习惯并没有改变。那种“存在感”像一个无形的魔爪，始终拽着他的每一根神经。显然，这是对健康不利的。当然，往好的方面说，他始终在为惠州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直至奋斗终身。
现在，我的博客里仍然保留有这样一段话：
10月10日接到钟逸人先生的侄儿来电，告知钟逸人仙逝，我十分震惊。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年龄并不算老，而且近几年，我们交往算是较频繁。他曾将他的《魂断九连山》给我，说想改一个书名（他说有人说这个书名像一个破案小说名），我看完全书，给他起了一个书名《县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他认为很好，于是在《中国报告文学》全文发表时，就用了这个标题。我与钟逸人先生同事数年，私下交往并不多，但是他退休后，尤其是近几年，他与我有过一段时间的频繁交集，他多次到我的办公室来交流情况，大多是通过邮件来往。他的突然故世，让我大为惊讶，因工作之故，不能参加送别仪式，特撰挽联一副，以表哀悼：
惊悉钟老逸人先生仙逝，十分悲恸。工作之因，不能参加送别仪式，特致挽联，凭吊！
逸义刻罗浮涛涛东江翻滚如泪长涌；
人仁镌南昆滚滚汤泉氤氲似情永恒。
——逸人永恒
邓三君于 2016年10月11日晚22时40分
转眼间，钟逸人先生离开我们近四年了，但愿天堂没有文学，而是有一个亲情甜蜜，美好温馨的家园。
2020.7.17.22：40.于闻之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