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哪一年，根据省市哪一个文件，抑或响应党中央哪一个号召，沈阳市南郊苏家屯白清寨的北部龙凤山脚下平白冒出一片稍具规模的建筑群，当地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沈阳城里一所师范学校在这里安营扎寨。
曾经在这里读过书、工作过的人，累计起来能有成千上万，像天上的朵朵白云，现如今不知被风吹向何方。只记得在这个小小的人生驿站里，我停留了7年的时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经意中存下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初见的惊喜，曾经的厌恶，别后的依恋……
确切地说，学校是建在一条深沟里。沟口朝着东南，沟底伸向西北，一条小溪在中间淙淙流过。校舍依着地势建在沟两侧的山坡上。
东南面沟口是一片开阔地，挺宽敞。一辆通勤大客车在这里挑头拐弯绰绰有余。这是整个校区唯一的一片平地，仔细看，实际也不平，只不过坡度稍小一点罢了。学校的大门建在这里。与其说是门，倒不如说是个入口。学校三面靠山，对面低洼处是大片农田村舍，四周并无围墙，所以，大门只是个象征性的摆设。因为只有两个门垛，水泥抹面，挂着“沈阳市第二教师学校”的校牌子。
我们第二届学员入校，是1972年4月的一个艳阳天。一千八百人的队伍把行李扔上大卡车后，在几位体育老师的带领下从南站上火车，在姚千户下车，便开始长途跋涉。一公里长的队伍，十八里地的路程，每人肩扛一把铁锹，蔚为壮观。虽然都有下乡几年的锻炼，走到后来，大家也都汗流浃背。女同学们扛不动那把大铁锹，反正不是什么稀罕物，一人起头，众人随，拖在身后，任其叮叮当当，铿铿锵锵。大队人马经过近三个小时拉练行军，浩浩荡荡地就从这个大门进入。
大门的西侧有一排青砖瓦房，一排红砖房，有几十间。青砖房是教师独身宿舍。根据砖墙暗旧的颜色判断，这可能是校园里最早的建筑。我在这趟平房东头的一个小单间里住过几年，那是毕业后留校当教员，从学生宿舍搬到这里的。红砖房是音乐班的教室和教研室。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科系学员学习和休息，他们师生独居一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吹拉弹唱、练声吊嗓子自得其乐。
学校的打字室也设在这里。几位打字员的工作量前所未有。因为我们的教材清一色是打字机打出来之后，用油印机手工印出来的。中文教材尚可，数理化讲义中数学化学符号物理课程中的图表，可难坏了打字员，哪一本讲义里都不可避免掺杂着手划钢板的印记。
开学第一周，同学们经常坐在一起对教材。把没印清楚的地方补上，缺行补行，缺字补字。模糊不清的照着清楚的描一遍。缺页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到打字室的废纸堆里找不到，就只能耐着性子重抄一遍。
跨过小溪爬到东北坡上，从山腰上硬劈出来的一片平地上，两栋二层楼并肩而立。我所在的中文十一班二十多名女生住在南楼的一层。一间大屋子面对面两排通铺，一溜十人。堵头还有二层铺，并排摆了六个行李卷。我住在二层铺的把边的铺位，靠窗户。春秋季节还蛮不错，冬天时就遭了罪。窗户缝不严实，股股寒风吹进这个角落，很冷，很冷。之所以选择这个铺位，是因为这里守着大窗户，很明亮，便于看书。
北面的山沟深处离大门大约有一里地，那里横躺着一排宽大的平房，是食堂重地。把西头是厨房和一排七八个卖饭的窗口，剩下几间大屋子空空如也。没有桌椅，连一条板凳都没有。平时是学员站排买饭，蹲着吃饭的地方。
有了大型活动，如开学典礼，结业式，联欢会，这里就是礼堂。前面摆一排桌子，几把椅子，主持会议和讲话的人能坐着就够了。学员们和教师都每人手持褥垫，席地而坐。特别庄严的活动，为表示郑重，大家手提一把椅子鱼贯而入的时候也有。那时候，学校里没什么娱乐活动。了不起看一场露天电影，八个样板戏轮番上演。即使这，还勾来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早早地爬山越岭在操场上占地方，等着观看。
我心目中最大的乐趣是开全校大会时，听教务主任刘兴东的讲话。那精致的构思，生动鲜活的语言，那充满磁性的嗓音，那颇具亲和力的面部表情以及每一次引来爆炸似的掌声，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那个年代里，能做到每次讲话都神采飞扬，妙语连珠，幽默连着幽默，给学生们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添加些精神推动力实属不易。
我们的课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伦不类。三年的学制摆在那里，学时有限，加之学校上上下下被“十七年教育反动路线”的阴影笼罩着，不敢把文革前的教材搬上来。记忆中，我们手里的教材是老师们凭着感觉拼凑出来的，说不上是大专还是本科的水准。在全国大专院校招生前，沈阳市急急忙忙挑选一批已下乡三年的老高中生集中到这里深造，解决了市里各中学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待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工资待遇却按中专毕业生的标准发放。高中毕业上中专，怎么也说不通。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声呼号也好，上街游行也罢，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977年恢复高考后，莘莘学子们心有不甘，全然不顾年过不惑，成家生子，这彪人马重新奔赴高考考场，开始另一轮艰辛的求学之路。这自然是后话。
山沟东侧高坡上，一层高过一层，梯田似地矗立着一片红砖平房。最高一层顺着坡势从东北到东南一溜十二间六个教室就是我们中文专业八至十四班栖息地。我们的脚下依次建有两片十几间教室是数理化学班所在地。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也设在这里。我在这校园里呆了六七年，除了在教室门前打排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掉到下面，偶尔到底下捡捡球，竟没有一次特意到这些教室里看看。真的没有什么可看，整整齐齐几趟房，一趟房有三四间教室，除了桌椅黑板讲台，一无所有。简陋得很。况且，即使是球掉下去了，很多时候是下面的理科同学给扔上来。那时，时间珍贵得很，课间也就十分钟，忙着玩，下去捡球总是匆匆地上下，和理科的同学很少交流。
相传理科的同学因大部分是文革前重点中学毕业的高中生，高三的学物理，高二的学数学，高一的学化学，很规范。所以他们有些瞧不起学中文的同学。相反，中文科的学员因为自身不是很整齐，从初一到高三哪个年龄段的都有，反倒对理科的同学高看一眼。
学员入校后，没有报志愿的环节，学什么专业由组织上决定，学员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开学一两周之后，我们才渐渐摸到学校编班的基本原则。理科安排不下的，或有文学特长的高三高二的同学编在中文科里的九班十班，剩下的十几名高中生和二十几个初中的同学混编在十一班。其余初三以下编在十二、十三、十四三个班。简直像刀削萝卜扒菜堆一样，简单明了。我曾经因为这个歧视性传说，和班主任闹着要跳到化学班去。
中文科虽然在编班时把学员分成了三六九等，但是教材并没有区别，考试的题目也区别不大。刚开始时对前三个班稍有侧重，尽量安排资格比较老的教师。到后来也就稀里糊涂。
那时我们从农村选调出来，小的二十岁出头，大的二十五六岁，正是收获爱情的季节。针对这种情况，校方三令五申发布文件，“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结婚，如有违者勒令退学”。但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谈恋爱的现象很普遍。爱情之花开遍校园每个角落，校方的那一纸空文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我们一起留校的十几个同学中，就有三四对。据说还是几位男老师开的头，他们被分配到这深山沟里，在市里很难找到配偶，于是在学生中物色心上人，领导们为稳定教师队伍，也就睁眼闭眼不加干涉。
虽时值文革中期，我们学校的师资水平还相当不错。他们除了一部分师范学校的老教师，其余大部份是从全国各地重点大学毕业毕业分配到这里的。我们十一班的班主任陈老师和他的爱人都是从北师大分配过来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老师们在讲台上个个小心谨慎，不敢偏离毛泽东思想半步。有的老师干脆打开教案宣读讲义，一句一逗，只字不差。也有些青年教师思想比较解放，敢于展开思路侃侃而谈。学生年纪大，有的在农村做教师做大队党支部书记，社会经验丰富，对老师讲不讲真话很敏感，反倒喜欢敢于阐明自己观点，善于自由发挥的老师。
劳动是必修课。每个学期至少两周。学工，学农，建校园。一届学员建校舍。听说我们的教室大部分是他们建的。二届学员修操场。同学们挥锹抡镐，肩挑手抬，挥汗如雨。那场景如同在农村时修水库梯田一样。“人心齐，泰山移”。经过两周的劳作，愣是把教师宿舍旁边一个山头切下来填到沟底，在教师宿舍和学生宿舍之间造出一个平平展展的大操场，大家用肩头，用双手为学校开辟出第二块平地。山上流下的小溪被捆进粗水泥管，埋到操场底下。这一片地势提高，好像把整个校园都抬起来了似的。沟两边的房子由山坡上落了下来，离平地近了许多。第三届学员建教学楼。食堂的前面伫立一幢三层楼。没有起重设备，老师和同学们用杠杆往上压，搭跳板，用土篮子把砖头水泥运到高处。
我们入校时，混沌到不知主要领导是哪一位。军宣队的团政委，工宣队的师傅以及学校原来的校长副校长说起来都是学校领导。后来军宣队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撤了，工宣队的师傅们对教学一无所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校长，各科系主任倒是忙，每天层层请示步步如履薄冰。后来，留校做教员，方知道学校的一把手已变成了党委书记。因为通勤大客车只有他是坐在前面一个固定位子上的，其余的人上了车随便坐。
在音乐班教室的房后，有一条崎岖小路通往山西。所谓山西，是龙凤山脚下的另一条山沟，与校园隔着一个小山包。后来这个小山包生生地让我们劈下来用土篮子挪走，在小溪上面堆成了平展展的大操场。山西那边很少去。一片房子横七竖八，分不清正房厢房。这里是双职工的家属宿舍。一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因丈夫出差，一个人不敢住，曾邀我为伴，在她家住了几天。虽然也是土炕，家里非常洁净舒适。班主任陈老师两口子与我从师生变成同事，最后成了莫逆之交，知道食堂的伙食不好，多次请我到他家吃饭，得知家属宿舍的生活水平比我们住独身的不知要高多少。因为那里住的双职工大部分是一对大学生，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元。农村物价低，农民到那里推销的蛋禽土特产蔬菜都非常便宜。有的老师还在房前屋后自己开荒种点菜。比我们家住城里跑通勤，每月拿三十八票的强多了。
西山还有一个研究“分子筛”的校办工厂，规模不大，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老师在那里支应着。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分子筛”是个什么样的产品。没资格赘述。
上学的时候，非常节省。学校提供17元钱伙食费，我只吃掉12元，剩下的做零花钱，三年的时间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虽然周六回去星期一回来上课的同学很多，我一直坚持平时没有特殊的事情不回家，因为来回车费需要2元2角钱。
春秋季节，白清寨天高云淡，星期天躺在教室后面山坡上的大石头上，被太阳晒得浑身热乎乎的，眼睛盯着天上慢慢挪移到远方的白云，惬意得很。
无端地觉得自己就是那散乱云团中的一份子。我是其中的哪一块呢？是那块小的？不是。是那块颜色淡些的？也不是。也许一大片白云边上最不起眼的一小块，团团的，慢腾腾地跟着队伍漫无边际地飘着，那就是我。它会到哪里去呢？也许会和大片云团合在一起变成细雨惠及大地，也许霎时间被风吹散，化为乌有。我更希望它能好好保存体力，永远在无涯的天际飘荡。
工作以后，每周搭学校的班车在山沟和市里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年，说不清有多少时间搭在路上。带着孩子住独身、跑通勤的日子不堪回首。每天一只手抱孩子，另一只手端饭盒，到食堂打三顿饭，二三百米的一段路要放下孩子歇两起。很多时候有同事、学生帮忙。一个星期天，实在太懒得折腾了，没有回市里。一个人带着孩子冷冷清清地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无聊得很。厕所在房后的山坡上，很陡峭。厕所里又脏又臭，没法放孩子。只好把孩子用裤带绑到厕所外边的树上。那时孩子刚会走路，还觉得挺新奇，一点也不哭。
1979年的某一天，白清寨上空的一片云被风吹走了，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