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承蒙师长厚爱，留校任教。自知才疏学浅，不堪重任，工作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寻找进修深造的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盼到辽宁大学中文系招收“业大”学生，我便急不可耐地报名参考。
那是一个“学性复苏”的年代。在“文革”中荒废了十年美好青春的年轻人，渴求知识、不甘平庸的热情，一点不亚于今天的“文凭热”。招生名额只有200个，而报名参加考试者却趋之若鹜，竟有三四千之众。万幸之中，我还真的被学校录取了。
第一天报到，系领导告知，200名学生按考试分数排名次，按名次分甲乙两班，每班100人。我正在庆幸自己分到甲班，一个意外的遭遇，使我不但自尊心大大受挫，而且多日来辛勤备考的成果也付之东流。
在一个能容纳一百人的大教室里，每次上课，老师都要点名。先点学号，再点姓名。并一再强调，学号是按考试成绩排出来的。点到谁，谁起立答：“到！”。当老师点到20名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因为这20人里，竟有四五个是我的学生。待点到我的时候，前边已经念了十几个学生的名字。我勉强站起来，嘴上低声答：“到！”，心里如万箭穿心，尴尬透顶。恨自己让工作、孩子、家务缠昏了头，没有复习好；怨自己临场发挥失常，丢掉了十几分，在刚出校门的学生面前丢尽了脸。那一瞬间，终生难忘。似乎十几名学生都在回头看我，其他几十人也仿佛知道我的身份，用眼睛的余光嘲笑我。余下的几十分钟里，老师的开场白、课程安排的前言序语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一直沉浸在“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中。
课间，学生们围着我嘘寒问暖，煞费苦心地用各种话题来掩盖我的颓丧情绪，更使我觉得难堪。两个多月后，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点名方式的折磨，就找了个理由辍学不念了。
不久，我又考取沈阳教育学院五年制半脱产本科班。这回是按专业分班，每班五十人，心里自然放松了许多。第一天上课，照例是点名。抬眼一看，五十人中，竟有二十来个熟面孔。里边不但有我的学生，还有我的老师（我上一届的留校生）和在各中学里教书的同学。这次让我吃惊的是，点名的老师竟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分到这所学校，既担任进修班的班主任，又跟我们一起听资深教授讲的《古代汉语》。
上一次的尴尬经历，给我增添了些许定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染到我身上的那点儿师道尊严，业已消减。当这个学生站在教室前边，呼名道姓地点名或布置作业时，我已经不大以为然。其中不排除和我坐在一个教室里的老师、同学们与我共同分担了那份尴尬。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男同学泰然处之的态度感染了我，因为点名的老师不但是他以前的学生，还是他新婚的妻子。
多年以后，几经“点名”的洗礼，我和我的老师、同学、学生们在毫无逻辑秩序可言的境况中，攻读不懈，不但完成了必要的知识积累，而且增添了不少令人难以理解的阅历。当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回味那峥嵘岁月里的尴尬心境，就如同喝了一杯苦丁茶。浓烈的苦味尚未消失，舌根下便渗出丝丝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