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身处穷乡僻壤，农家院里，餐桌上少不得大酱。不但大葱大蒜辣椒、白菜心大萝卜蘸酱吃，烀土豆、烀茄子拌酱吃，甚至刚结出来的嫩黄瓜、小茄苞，也偶尔掰下几个来蘸酱吃。于是，大酱，成为农家饭桌上的主角。
每年秋天，新庄稼下来，家家要磨炒面，做大酱块子。第一个步骤，是将黄豆、玉米按一定比例混在一起炒熟，磨成粉，孩童们称之为炒面。把炒面和成面团，做成十几个一尺见方的大酱块子。把它们晒干后再一个个摆到房梁上晾着，大酱就有了雏形。酱块子晾到一定时间，浑身长满白毛，告示人们已经发酵好了。第二年春天，选阳光明媚的时辰，把酱块子搬下来用清水洗刷干净，然后敲碎了，下到院子里的大缸里。添上适量的水和足够的盐，蒙上一层白布，再用木头盖子盖严实了，做大酱的程序算完成大半。太阳的暴晒，使小酱块子在缸里继续发酵。于是，家庭主妇们每天多了一门功课：“打酱耙子”。即用木耙在酱缸里或顺时针或逆时针搅和N遍，并不断把浮上来的沫子撇除去。
酱耙子的形状像高尔夫球杆，一根长长的木杆，一端钉着一块约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木板，简单实用。需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待酱缸里的沫子撇净了，酱块子经过充分发酵搅拌，粘稠稠的，黄澄澄的，油光闪亮，味道变得清新香甜，新酱才算做好了。已经盛到小罎子里的陈酱，就显得暗淡无光，不受欢迎了。
做大酱初始工序是磨炒面。届时，家家户户的孩子们便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平时，孩子们没什么水果、零食可吃，掺了一把白砂糖的炒面，味道就显得分外香甜。磨道里拉磨的毛驴，眼睛被蒙得严严实实，即使鼻子闻到炒面的香味，苦于看不见，也偷不得一星半点的嘴。只有孩们获得了特权，手里端着瓢啊、碗啊，里面都盛满了炒面，在屋里屋外游走。
旧时乡下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羹匙或勺子，怎么吃到嘴里呢？有的用手抓，捏不住；用舌头舔，吃得磨磨叽叽；性急的嫌不赶劲儿，扬起头，把手里的碗小心翼翼地举到嘴边，尝试着往嘴里倒。“哗”的一下，分寸没掌握好，倒得满脸都是炒面。眼睛迷了，鼻子呛了，咳嗽不止，嘴里的炒面还舍不得吐出来。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着，一边清理脸上的美味。
老奶奶忙找出几根洁净的高粱秸，小心地把叶裤扒下来，去掉叶子，留下长长的裤筒。每人分一根，用它舀炒面，往嘴里送，稳稳当当，想舀多少就舀多少，斯文极了。
以后进城了，使用过各式各样的匙。有搪瓷的、陶瓷的、铝制的、塑料的……再也没有机会使用那粗陋、简单、纯自然的“土匙”。
每当看见孩子们用小巧精致的不锈钢匙，兴致勃勃地挖冰激凌的时候，便无端地的揣想，发明羹匙的人，肯定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顷刻之间得到了灵感，才开启了智慧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