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是一本由(日)佐藤铁治郎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19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读后感(一)：共和前的袁项城
倭国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上个世纪初做《袁世凯传》，目标客户是中日两国的读者，且中国读者所占分量不轻。因此，这本书当初是用半文半白的汉文写就。天津古籍出这本书时，就用的文言文，当作史料出，可惜销路并不好。以后的编辑为了把这本书变作大众读物，画蛇添足，翻译成了白话文。而且翻译很明显是对着文言翻译成白话。这一来多了译者，但韵味全无了。世俗化真是很无奈的事情。不过，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都无可否认这是一本很好的史料，更是一本出色的项城传记。至少，作者把共和前的袁项城行迹，细致的刻画了出来。
袁世凯从朝鲜发迹，这本书也以朝鲜岁月开篇。不过，由于立场不同，作者站在小日本立场上极力美化日本侵略朝鲜以及丑化中国对于高丽的统治，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诟病，认为这本书是伪造历史。其实，作者也就一记者，何必用严肃史家观点来评判？从作者对于袁世凯朝鲜岁月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管窥小日本的心态，了解小日本的看法，还是很新鲜的。由于屁股决定大脑，所以，作者极力诋毁朝鲜岁月中的袁世凯，将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刻画成权谋家野心家，狡诈无比，为了控制朝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作者看来，如若不是清朝太腐败软弱，经袁世凯一折腾，朝鲜很可能成为清朝的行省了。袁大公子可能正是看到这些诋毁，才在此书出版前予以禁毁。其实何必，敌人骂的越厉害，反而显示出伟大来。从作者的咬牙切齿看，袁项城在朝鲜确实让小日本头疼不已，可惜国家实在太弱了。
离开了朝鲜后，可能与日本纠葛较少，佐藤铁治郎对于袁世凯的评价趋于客观，当然，也只是趋于客观。佐藤显然是赞赏日本式的政治革新的，因此对于袁世凯回国后的种种努力，大力赞赏。佐藤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的介绍袁的两次练兵，大赞袁世凯为清朝的兵法大家。又盛赞袁如何首创中国的警察制度，接轨世界文明。对于袁在司法、教育甚至立宪制度改革上所做的尝试以及不得已的阻力，都是不吝笔墨。对于袁世凯的失误，佐藤认为是用人不当。但他把用人不当归咎为中国官场中腐败至极，已经烂透了，无人可用。这可能有些见识短浅，其实三步之内，必有芳草，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只是袁世凯不是出身翰林，因此不可能有曾国藩那样的道德感召力，能将品学兼优的人才招至麾下。不得已，只能用小人了，这似乎和王安石、张居正有很多共同的悲凉。其实，袁世凯用人也很有一套，北洋军中的龙虎狗都可圈可点，其他有才之士也招揽了不少。很多人，如唐绍仪，似乎也没有佐藤说的那么不堪。
这本书成于1909年袁世凯下台时，把共和前的袁世凯的历史功勋展现给了读者。袁的很多功勋，都被称帝给淹没了。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个完整的袁世凯，而不仅仅是被丑化的袁大头。可惜，个人觉得这本书还是写的早了，如果再晚写十年，作者会如何评价袁在辛亥的立场与称帝？这些似乎都无解了。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读后感(二)：末日余晕下的强音
提及袁世凯三个字，总是让人想起晚清民初那段屈辱岁月。而长期以来革命话语下各种立论更是给袁世凯戴上了一个高帽子，“窃国大盗”。随着对袁世凯的研究逐渐的深入，如今对袁世凯的评价也逐渐的公允起来。先前一部《走向共和》更是将袁项城塑造的高大起来。
那么真实的袁世凯到底是怎样的？时人是怎样看待袁世凯的呢？佐藤铁治郎的这本书或许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甲午之役后，湘淮陆军、北洋海军成了白头宫女们闲说的往事。团民扶清灭洋的盲动激情演化为两宫西狩。大清国成了“一艘破败的小舟”行驶在惊涛骇浪之中。这艘破船之所以没沉，在佐藤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袁世凯。袁世凯苦苦支撑者风雨飘摇的清朝外交，坚定不移的守护着本方的底线。
“在当时的清朝大臣中，除了李鸿章，无人能与袁世凯相提并论。”因而书中着重引用了李鸿章的观点，“（李鸿章）百年之后，唯有袁世凯可堪重用”。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是李鸿章的临终遗言。
当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高度评价之后，其他的对袁世凯的各种溢美之词自不必赘言了。至于小站练兵、实业救国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作为一本袁世凯传记自然作者也会有所记述，并将袁世凯的“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穿插期间。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作者对袁世凯有的不都是褒扬，也是有诸多批评的。佐藤批评的一个着力点便是袁世凯的用人不善。清末新政，破格用人，由袁世凯保举提拔的“没有一个真正作出了成就”。
从总体上看，作者的立论很有意思。作者认为袁世凯不会成为“下一个曹操或者刘裕”。如果立宪失败，袁世凯在历史中消失匿迹；如果成功，袁世凯会响彻世界。可惜的是，从后来发展的来看作者如此的理论无一成功。我们没有必要去苛求一个古人尽知身后事，每个人都有每个时代的限制。佐藤对于义和团的分析确是很有见地的。“义和团的根源，实际上是因为民教仇恨”。这种观点很难得。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自己很为作者的立场而担心。什么军国主义分子啦，什么大东亚共荣啦，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往我之心不死啦……读完之后，才发现这纯粹是瞎操心。虽然本书成书于西元1909年，作者并没有因为中日两国的境况而偏颇多少。仅发现书中提到过“同文同种”，不过这词貌似是陈天华先说的。作者佐藤是一个很关心大清国前途与命运的人，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佐藤对清末新政中流露出的弊端如官场逐利、公帑败奢、民生凋敝表示深深的惋惜，甚至说到“我实在不忍心看见我爱着的祖国的锦绣山河……造成被列强坐地分赃的惨剧”。作者也对大清的改革之路举步维艰报以同情。
对于朝鲜问题，佐藤的立场常被嗤之以鼻。佐藤毕竟是个日本人，在这种问题上，其立场存在偏颇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再者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而清国与朝鲜仍在抱守残缺；观念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碰撞。佐藤做著书立说的时间是甲午后、拳乱后，（日本战胜了大清）在这种情况之下，佐藤所描写的过去是根据他的“现在”所重建的过去。不过尽管立场偏颇，其塑造出来袁世凯的折冲樽俎却丝毫不斜。
国弱百事哀。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读后感(三)：作为补充史料吧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无疑是一本属于补充性质的研究史料。然而最近的媒体报道的：话说民国军阀的妻妾生活，应该先说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非“袁大头”——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是河南沈丘人于鳌的女儿。于家在当地田宅广阔，号称是挂过“双千顷牌”的，可以说是真正的土豪。袁世凯17岁正是壮小伙子的时候在老家河南把于氏娶进门。我想，当时袁世凯虽然不用像今天这样想方设法“拚岳父”，但脸上应该还是很有光彩的。不过，大家都知道，于氏粗识文字，略通礼法，但过门后跟袁世凯的关系却很一般。第二年春，于氏为老袁生下嫡长子袁克定后，就开始了“守活寡”的生活。
如果我们追究一下造成于氏“守活寡”的原因，我说应该是于氏倔头倔脑、不会说话。有一次，老袁看到于氏腰间系着一条红色花缎子裤带，就顺嘴开玩笑说：“我看你这身打扮，就像个马班子。”那个时候，河南人把妓女称为“马班子”。“土豪”出身的于氏听后自然不乐意，立刻回嘴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这里，于氏想表明自己是明媒正娶的原配，不是没有娘家的姨太太。可是，袁世凯听了又不开心了，认为于氏是在骂人不带脏字，故意揭他的短处，因为袁世凯的生母是一位姨太太。他的脸“啪哒”一下子拉了下来，从此不再和于氏同房。
和现代社会家庭生活面临的问题一样：老公出息了，老婆跟不上，怎么办呢？于氏出身于河南乡间，是一个典型的“上不了台面”的旧式妇女。她平时不会梳妆打扮，不懂得“女为悦己者容”。袁世凯接任孙中山成为大总统后，外事活动增加。就像“共和”这种体制来自于西方一样，民国的外衣礼仪也是来自西方的。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带着夫人一起参加外交活动。
谁料，在一次盛大的外交活动中，一位外国公使满面微笑、文质彬彬地伸出手来要和袁总统夫人握时，她自己窘迫得满脸通红，慌慌张张地把手缩到背后，让这位外国公使尴尬不已。“夫人外交”没有搞成，反而形成了一次“外交风波”。从那以后，于氏就很少在外事场合露面了。对了，即使露面，也不公开回答外宾的提问，而是由儿子或者女儿代行答话。她真的怕像上一次那样，再说走了嘴。这种“夫人哑外交”，大概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
对这位下得了厨房、上不了厅堂的朴实原配，老袁是“不干”，但礼遇上还是有加的。袁家搬进中南海后，怀仁堂延庆楼后的三进大院福禄居就划给原配于氏和嫡长子袁克定及家眷居住。老袁自己是按惯例“拜访”，每次隔个三天五天，到于氏房中小坐片刻，舌吐莲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是略聊上几句家常，然后抬屁股走人。不过，这种仪式性的表现，还是很有示范作用的——一种凸现名分的作用，一种震慑“贱妾”的作用。
特别应该表扬的是，尽管袁世凯后来家里“彩旗飘飘”有了九个妾，但还是信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传统婚姻理念，做到了家里同时“红旗不倒”，并没有与原配于氏分手。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还把实诚的原配于氏摆在了“皇后”的位置上。拥护帝制的大臣女眷由国务总理孙宝琦夫人率领着向身穿“凤袍”的“皇后娘娘”朝贺。孰料，于氏真的是实在人，就是不肯就坐受礼，对孙宝琦夫人连连推辞说：“亲家太太，各位太太，皇后不敢当，不必行礼！”最后，于氏是被四名女官强行“按”着，才算全了礼。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刚一死亡，原配于氏就大哭大嚎：“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那时，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也领着众儿女跪地求请：“求娘赐死！”直到嫡长子袁克定出面相劝，才算作罢。
媒体的题目是：下得厨房上不了厅堂 袁世凯原配终生被冷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作者是日本新闻记者，独特的视角。但是我更加喜欢研究媒体挖掘性质的报道。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袁世凯》读后感(四)：来自敌人的传记
对于袁世凯，受意识形态史观的影响，长期以来的评价都以负面为主流——因在逼清帝逊位的同时又强取辛亥革命果实而被称作“窃国大盗”，因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而被视为“独夫民贼”，因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而被认为丧权辱国。那么，历史上的袁世凯真的就如此不堪吗？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面目呢？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与他同时代的外国人的看法。
在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眼中，袁世凯同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面体。一方面，他认为袁世凯浪荡不羁，好弄权谋，狡猾奸诈，依靠处理朝鲜壬午之变在政界崭露头角，凭借李鸿章的信任在朝鲜玩弄权柄而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在被迫回国后又靠攀附大太监李莲英谋得了小站练兵的差事，之后任山东巡抚时以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而声名大振，又在保守与改革两派之间首鼠两端、左右逢源；而与此同时，他又不无推崇的认为，袁世凯果敢有谋，敢做善为，极有成就，毫不吝啬地把诸如改革先锋、国之干城、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办者、中国司法奠基人、中国警察制度的创立者、君主立宪第一人、李鸿章的接班人这一系列让人眩目的头衔按在了他的头上，还拿他与俾斯麦、伊藤博文，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知名政治家作比，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能够与李鸿章比肩的新式官僚。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矛盾，难道这里的袁世凯不是同一个人吗？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书中对袁世凯前后判若两人的评价，就会发现问题出在作者身上——只要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涉及日本其立场还算客观，但只要牵涉到日本的利益作者就不再淡定了。原来，佐藤铁治郎是在20世纪初受日本政府的指派到天津日租界经营报馆的，他前后在中国、朝鲜生活居住差不多30年，这本书正是他在此期间利用记者身份搜集与袁世凯有关的信札、电稿、笔谈以及传闻等资料写成的。所以，他对袁世凯的负面看法就主要集中在其在朝鲜任职那段时间，用到了大量的负面词汇，而此时的日本简直就成了中国和朝鲜的大救星，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为清政府仗义出后，用难以计数的日本士兵的牺牲，换来清政府的领土主权”、“眼看东亚局势复杂，便告诫朝鲜不应太过依赖清政府，而应变法自强，以免唇亡齿寒”……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有意挑战中国人的智商！我们便不能不怀疑，这要么是佐藤铁治郎的历史观错乱，要么就是他被政府洗脑了，而丧失了客观立场的记者，他的职业道德还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实际上，我们查诸历史不难发现，袁世凯以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在朝鲜监理国政时，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维护东亚既有的政治利益格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为此和挑事的日本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此期间他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视作清王朝在朝鲜保持存在的最大威胁，也是未来的潜在对手。就在这本书写成6年后的1915年，袁世凯因为受日本威逼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据说他视此为奇耻大辱，曾经决定要将协议签订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而且据称，在袁世凯在1915年称帝之后反对最力的仍是日本人……由此看来，说日本人一直都是袁世凯的敌人也不算错。
以上啰哩啰嗦转了这么一大圈，我其实就是想说，对袁世凯这个人我们过去的评价是失之片面了。有句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这本书出版22年后的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日本是中华民族的敌人确定无疑，至今可能仍然如此。如果佐藤铁治郎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把袁世凯放在对立面去，而且要对袁世凯原来那种失之于片面的评价作出修正，至少不能再说他是卖国贼了……所以，虽然佐藤铁治郎在序言中那些颠倒是非之说让人几乎无法卒读，但客观来讲，这本来自于敌人的传记对于我们了解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袁世凯，正确、客观的评价袁世凯，的确是很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