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间的密林中》是一本由唐克扬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空间的密林中》精选点评：
●2.5。
●震撼之上的震撼
●很有趣
●“社会戏剧”启迪人心，而“生长的城市”则相当优雅，其中所有的文章都值得一读再读，尤其是以“园林”作比的两首诗篇，梦幻美妙。然而“空间细语”后两篇中有太多的个人语境，实在无法读懂。作者在抽象概念上仿佛刻意安上了一层不可能被捅破的金刚窗户纸，让我有一种把书中纸张揉碎的欲望
●王石推荐的书，过来看看。
●唐克扬在时空中来去自如
●看着费劲。。。
●喜欢《在空间的密林中》和《美术馆是个剧场》两篇——所以我其实就是想看看大师作品分析……至于最后“生长的城市”几篇，完全没看懂在说什么……
●被一百多年前西安北关外的照片描述吸引。最终 可以当成一本故事书看
●行文这么绕弯弯还能让人在地铁上读的下去的书，也是很神奇。
《在空间的密林中》读后感(一)：密林中的密林
花了一天时间读完，可以看到作者在探求中国建筑中的深邃思考，只是行文有些个人化的语境，需要代入感。
对书中的两点理论比较感兴趣：
其一中国传统建筑有着把物理身体的界限延展的建筑表面的自由，这样整个建筑空间就被统摄在知觉体系之中，宅和园的结合将社会的“我”和内心的“我”融为一体；
其二对外部事物的感知有两个决定因素，即角度和深度，角度决定看见与否，深度决定与事物的关系，但是看到作者的装置之后还是略感失望，没有理论阐述的那么有说服力。
《在空间的密林中》读后感(二)：卡尔维诺说过：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
建筑写作是建筑设计的说明书吗？建筑批评只是“批评”建筑吗？建筑理论可以，或者有必要教给人们具体的设计方法吗？本书摘选了作者在过去数年中写下的十余篇建筑思考文字，差不多每篇都有不同的取材、角度甚至文体，从对重要理论话题的论述（《渐变的歧路》），到带有再创作性质图文并茂的建筑“随笔”（《一座中国园林的生与死》）。作者认为，“论文（essay）”绝不是简单地以立场代替知识，以知识代替问题的，总合了立场、知识和问题的“智识”（intellect）是建筑写作的要义。它的目的不在于终结问题而在于打开新的问题。卡尔维诺说过：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
围绕着“中国建筑”的现实的讨论不尽然是轻快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难以纯净的、“杂声”的物质现实，无法用任一种既有的理论囊括——正是这样的前提，改变了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对我们的意义，它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变化在每一情境中的必然。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不管听众是如何急性子，小故事还非得要从头说起。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既取材于实景，本身也兴趣盎然的写作，这样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
《在空间的密林中》读后感(三)：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我猜，没有哪个西方人，会比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更强烈地懂得“室内”和“室外”的差异了——1942年，已经占领荷兰的盖世太保勒令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立即出境，这以后，对于犹太少女安妮和她的一家人，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们和另一户所藏匿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街一所普普通通的“配楼”了。从外表上看，“主楼”已经人去楼空，谁也想不到，后院和“主楼”通过狭窄过道相连的“配楼”里居然还藏着八个大活人。1944年8月，由于一个不知名的告密者的出卖，这个看不见的隐匿所被德国秘密警察查抄，安妮和她的一家人被遣送到不同的集中营先后死去，仅有她的父亲幸存了下来。
那无疑是西方建筑史上值得记入却又没太多人注意的一幢建筑，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但忘记了这座房子。在西方社会中，大约很少再有这样的机会去人工摆布成一个类似的世界——即使安德鲁·魏斯[Andrew Wyeth]笔下的不能行走的克里斯蒂娜也可以拥有世界的一角（他笔下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里，克里斯蒂娜实际上占有了整个地平线以下的世界）——而少女安妮的世界却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个看不到风景的房间。或者，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一个遁身在世界中的世界，这个小世界是自足的，又是脆弱的、模糊的，它时刻焦虑着，渴望着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但那庞大的外在世界的重量又让它随时感到有被吞噬的可能，哪怕仅仅是通过一扇小小的经过伪装的旋转门——事实证明了这一天的到来就是他们的大难临头之日。
安妮·弗兰克日记牵涉到一个建筑学的问题，是什么使得如此一幢普普通通的四层建筑如此惊心动魄？安妮之家是一个西方建筑中不多见的真正的内向空间[introspective space]—— 运河街有很多这样街面狭窄进深幽邃的套房，除非仔细核算每层的面积，单纯从外立面看，一般人很难判断这个密室在楼后的存在，“配楼”没有室外，只有室内，不仅仅它仅有的几扇面向后街的窗都数年如一日地拉着窗帘，从心理上，安妮一家不得不排除了这个室外的世界和他们的任何关系，一家人同处一室，对于外在世界的全部意义，他们不得不向内寻求。
《在空间的密林中》读后感(四)：唐克扬：《在空间的密林里》细语
还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建筑”的书，这似乎是对于相关母语文献匮乏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人们习惯了流水线制造连夜攒就的“论文”，殊不知“论文（essay）”绝不是简单地以立场代替知识，以知识代替问题的，总合了立场、问题和知识而在西方同类思想中汹涌而来的“智识”（intellect），使得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建筑写作都有些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双重的沉重感撕扯着我的神经，使得围绕着“中国建筑”的讨论不能尽欢于学院高阁的“白”。这种沉重感，当然，首先来自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纯净的、充满“杂声”的物质现实：一家人拘于数平方米的城市斗室中的成长经历也许还算不上什么，那么，描绘我们这个古老而庞大国度的通景画一定是更为触目惊心的，它不能被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所囊括，而一定是摇摆于汗漫和具体而微之间，那是费正清为《两种时间》（Two Kindsof Times ）写序时所谈到的亟须“福楼拜、笛福、巴尔扎克”三支大笔而不能尽书的故事，是值得每个曾经在这里浸透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某种真实的原境。
然而，即便经过苦苦思索，我却始终无法确立这样一本著作的准确体例，它无法是年谱、地志式的小尺度编目：甲、乙、丙、丁、卯；A，B，C，D，E。也不能是19 世纪博物学家的百科全书那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这样的缺憾既因为学力所及，也缘于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以有限的智力和知识构造一个无限圆周式的体系，终将是在时间的螺旋线上游贻笑大方了——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只有一个：抓住某些紧迫的、有感的、具有举一反三作用的议题。
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对于当代建筑问题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思考，也算是从以上感悟出发，对于“中国现实”的某种答卷。它们绝非面面俱到，充其量，只是由于连续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整一性，保证了它们较为完满的感性和真实；与此同时，既然是某种面对现实的思索，那么就无法不同时面对广阔的理路和这些问题共享的基础，值得在这里预先写下，作正文的铺垫。
首先，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这是我在此为这个专有名词加引号的原因。如果说“建筑史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对大多数建筑师还过于抽象的话，“传统”或者“文脉”都不会是什么陌生的说法吧！可是“建筑学”（20 世纪初由留学生自西方引入）之前的中国营造该如何定义呢？传统自身的传统是什么？文脉之外的文脉又是什么？对某些只爱好“创作”的建筑师而言，建筑理论或建筑史几乎已经可算做建筑设计外一个边远学科了，它的岌岌可危到了没有“产值”就要被淘汰出局的地步，可是我依然要说，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为去寻找某种“原型”或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在于在博古架上徒然增加可以拼贴的品类，而是在于观察它作用于现实的门径，柳暗花明却又殊途同归。由此，我们理解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的意义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万千变化的可能。
对以上设问的解答很可能也是打开更一般问题之门的钥匙，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本身即兴趣盎然的写作，这里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
很多当代建筑师同行对于“建筑本位”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但这种思考有时纠结着非传统和“创新”的冲动而难免归于无处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学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笛卡儿“空间”之外的可能性，大多“创新”依然离不开传统的和翻新的“类型学”的自说自话，它在寻找建筑内含的语言和意义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所有的沟通功能，须知语言的意义来自于实践，“体”与“用”是两个无
法脱离的层面，中西方思想的区别，不仅仅是来自于渺渺乎天人之际的“本体”，而是来自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的主体，在于“此时此刻”的“手中”和“体内”。这样的探究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沦为抽象的，也很难为某一两种特出的主张所囊括。
20 世纪初在中国建立的“建筑学”完全是个舶来品，因此更加离不开它在新的情境中的不同体认——理论关乎宏观，阐释则牵涉到局部，两者又是通过具体的沟通手段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建造、媒体、建筑图或是广义的建筑再现（representation）手段，因此是我十分关心的内容，它们既包括建筑师感受的转化，也涉及建筑作品如何为更广阔的社会所接受（建筑写作者的本分，就是传达这样一种活泼实在的经验）。这样看来，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皮相”的问题其实是实质而不是手段，或者说，它们可以同时是出发点和目的地，既新（表述方法）且旧（诉诸熟悉的感受）。例如，近十年中国的都市化的主旋律中有“城”与“乡”的变奏，在另一端则兴起了“景观”和建筑学的关系——从社会沟通的角度而言，它们并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在我国方兴未艾的“都市景观”本是立于“城”和“乡”的二元对立之上的，这些问题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套用今天的专业标准而只能回到它们最初的表达方式里去考察。
“情境”和“身体”因此共同织成了更为密致的“文脉”，使得我们对于营造的理解不仅仅囿于“纯粹建筑”，还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和它们的高级表现形式——比如艺术；我们可以讨论的不仅仅是今天的建筑，还有历史上的城市，乃至整个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扩展知识视野的同时，这样的讨论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于个人视角重要性的强调，让“总体建筑”最终不至于沦为泛政治化的讨论，而是导致某种开放性的答案。例如，历史上那些被认为“落后”的城市规划（奥斯曼的巴黎改建）真的是毫无是处吗？其实过去认为他们对的人，就和今天认为他们错的人一样多。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深思的：因为智者不会空言集体的“态度”，也不会放大表明个人诉求的“愿望”；只有同时审视“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才能理解中西建筑学巨大的差异性——时间的差异性，以及高等文化和低等建筑之间的差异性，回到“明星建筑”和“普通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间的中道，在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设出坚实的桥梁。
和很多时报、月刊读者的想象有所不同，在建筑写作中写作者的“趣味”并不十分重要，明星项目中使人惊悚的物质性光环也并不重要。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除了“要做得如何如何”之外，还必须以“别变成那样”而自勉，原因其一就是不要在思想自身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仓促地变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僵硬无趣的言
说（带有过强政治性和专业性议题的狭窄主题）；其二就是不要“似是而非”，这对于大量汲取西方知识而不具有消化能力的当代中国而言尤其严重。而为了避免这一点，除了加强翻译和导读，恐怕还要勤于反省和自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