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历史》是一本由威廉·贝纳特 / 彼得·科茨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158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11-4-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环境与历史》精选点评：
●花了两天过了一遍 似乎收获不大
●一种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尤其是国家公园部分很有借鉴价值。
●没用。
●额、。。。表示也是为论文借的书看得，，，，还没完。。。下次看
●前面读来令我回想了一下数年前的资源环境经济学课堂。后来国家公园一节提到了荒野概念的文化建构。结论梳理了从资源保护主义到环境主义。作者特意提到他们写的是一部环境史而不是环境主义的历史，不能仅用“破坏”概括一切，有的时候是“转型”。
●如何在环境末日论和返祖小清新中开辟一条新思路，环境保护主义内涵的不断变化，从功利主义的特别类别资源保护到生态取向的整体公园和保护区保护，对待商业化和商业开发的不断争论，技术官僚的形成和学科知识的兴起，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协商斗争和妥协。值得再读的好书
●在有限的篇章内融汇环境、历史、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理出现代环境主义兴起的脉络。
●初看上佳，细读后觉得还是四星比较合适。农业和自然保护区问题在各章中较为突出。对双方互相甩锅、知识界局限一方的可能等还是有比较诚恳的描述【虽然还是难免有偏，下面有篇书评讲得不错】；另外，发论与概述太多、原始材料不足，让本作有点像是一本不大不小的研究综述了，当然综述得不错。译文有时候处理述宾结构时忘记述语部分，不过可读。Bibliography不错，不过都是20世纪的了。。。
●文献课的教材还挺有意思的，虽然不喜欢环境史
●@@
摘自《中国保险报》 作者：楠 欣
当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即便是家庭主妇也不会对全球暖化这种话题感到陌生。但是，我们对自己所生存、所生活的环境并非如想象般的了解。说起人口过剩、资源枯竭一类的环境问题，大众往往会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科技进步，总会发明解决问题的新技术。然而，我们的环境远不只有技术的维度，相反，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关系千丝万缕，因而，有些学者会打破学科的樊篱，以跨学科的广阔视角去考察环境这个多维度的复杂事物。
这也正是《环境与历史》两位作者的意图，他们跨越学科的边界，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和南非的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环境史，描述生态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之间互动关系。作者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然环境被人类驯化的过程，他们还关注到这些行动以及相关的环保政策是如何影响原居民等弱势群体，揭示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公正等问题是如何延伸到人驯化自然的过程中。虽然作者强调这是一部环境史，而非环境主义者的历史，但书中提及环境思想和环境主义运动的篇幅并不少，从这个角度最能看出自然环境对我们而言从来并不只是与人类社会关系不大的中性存在，相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环境主义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往往孕育出政治行动的纲领，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环境主义引发的运动常是与其他争取权利运动相互呼应。
这本书给予我们多种新的角度去观察环境的历史，打破了环境仅仅是个自然科学问题的刻板印象。书中揭示了环境背后隐藏着社会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如何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在驯服自然的过程中，那些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也被延续到了自然的边界。因为作者把焦点放在环境史本身，所以对环境主义思想的根源和流变的探讨并不够深入，削弱了这本书思想上的穿透力。假如进一步探讨现代思潮对环境主义和环境运动的影响，这将会是一部更有洞见的著作。
摘自《新民晚报》
在驯服自然的过程中，那些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也被延续到了自然的边界。
当下，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即便是家庭主妇也不会对全球暖化这种话题感到陌生。但是，我们对自己所生存、所生活的环境并非如想象般了解。说起人口过剩、资源枯竭一类的环境问题，大众往往会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科技进步，总会发明解决问题的新技术。然而，我们的环境远不只有技术的维度，相反，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关系千丝万缕，因而，有些学者会打破学科的樊篱，以跨学科的广阔视角去考察环境这个多维度的复杂事物。
这也正是《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英国]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著，包茂红译，译林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的意图，他们跨越学科的边界，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和南非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环境史，描述生态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之间互动关系。作者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然环境被人类驯化的过程，他们还关注到这些行动以及相关的环保政策是如何影响原居民等弱势群体，揭示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公正等问题是如何延伸到人驯化自然的过程中。虽然作者强调这是一部环境史，而非环境主义者的历史，但书中提及环境思想和环境主义运动的篇幅并不少，从这个角度最能看出自然环境对我们而言从来并不只是与人类社会关系不大的中性存在，相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环境主义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往往孕育出政治行动的纲领，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环境主义引发的运动常是与其他争取权利运动相互呼应。
这本书给予我们多种新的角度去观察环境的历史，打破了环境仅仅是个自然科学问题的刻板印象。书中揭示了环境背后隐藏着社会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如何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在驯服自然的过程中，那些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也被延续到了自然的边界。因为作者把焦点放在环境史本身，所以对环境主义思想的根源和流变的探讨并不够深入，削弱了这本书思想上的穿透力。
摘自《读书》 作者：庞冠群
印象中，欧洲人是善于保护传统的，他们对于各种文化遗产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呵护。因此，如若被告知欧洲某地的某种象征物或仪式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话，我多半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然而，霍布斯鲍姆与五位英美学者共同撰写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书抛出了一个令人有几分惊讶的论点：“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为论证这一观点，六位作者考察了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主要是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历史中建构传统的种种情形，并阐明了“被发明的传统”之历史功用。
前两篇论文涉及英格兰的弱小姐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特性。这两个地区虽属英国，但皆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情，保持着文化上的独立性。苏格兰男子以穿着色彩绚丽的格子呢短褶裙、吹奏高亢的风笛为荣；威尔士人则将其丰富的民族音乐与诗歌视作传统文化的瑰宝。而实际上，苏格兰的传统服装、威尔士的民族文化遗产都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追溯性发明，或至少是虚构了某种历史连续性。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重点考察了克兰格子呢褶裙诞生的历程。其实，短褶裙是在一七○七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这一合并结束了苏格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之后才出现的，它是一名英格兰企业家为其苏格兰雇工设计的简便服装，而克兰格子呢褶裙则是更晚些的发明。以格子呢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首先是由格子呢制造商们编造出来的，尔后又从艾伦兄弟那里得到了“历史依据”。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艾伦兄弟，于一八四二年出版了他们精心伪造的十五世纪末的手稿——《苏格兰的衣橱》，其中描绘了苏格兰各家族的克兰格子呢。此书中精美的格子呢图案不仅保障了苏格兰格子呢制造业的繁荣，还为日后出版的许多种有关克兰格子呢的书籍所仿效。由此，已经消亡的苏格兰克兰体系被以服饰的形式重构，独特的高地服装也成为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借以表达对英格兰的抗议。
如果说苏格兰是在缺乏独立传统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个传统，那么威尔士人则靠虚构历史的连续性并制造伪传统来消除文化断裂的困扰，从而塑造出新的威尔士特性。根据普赖斯•摩根（Prys Morgan）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随着英格兰生活方式的传入，威尔士的风俗与生活方式迅速衰落，当地的文化“爱国者”们决意追寻并改造威尔士的历史，以复兴其文化传统。于是，原本被认为是文理不通、只有下层才使用的威尔士语逐渐成了“民族的丰碑”、未受污损的“天堂中的语言”。在职业吟游诗人阶层已经消亡之际，着迷于神话与历史的艾罗却发明出了众多“吟游诗人协会”，并将它们与复兴了的诗歌大会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民族文化的新传统。古老的威尔士音乐也随旧式的生活方式共同消失，但通过改编英格兰歌曲、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与本土音乐等手段将威尔士打造成了“音乐之乡”，并制造出其本土音乐传统悠久的神话。如果说复兴威尔士本土音乐是虚构了其历史连续性的话，那么设计威尔士妇女的民族服装、将模糊不清的人物马多转变成民族英雄、制造风景传说等做法则是明显的伪造传统。摩根认为，是威尔士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制造神话与发明传统的运动，而这一运动也的确在民族进程的艰难时刻起到了重要的愈合功能。
被发明的传统何以被接受、认同？应该说，浪漫主义的时代背景为苏格兰、威尔士发明传统提供了理想的氛围。摩根将其论文标题就定为《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一般认为，浪漫主义倡导挖掘历史遗产、弘扬传统，并把传统视作共同体认同的依据，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促使威尔士人迸发出对自身传统的兴趣，哪怕是虚构的传统。浪漫主义的氛围也造就了一个人们普遍迷恋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因此，艾罗等人的发明或伪造才有传播扩散的空间。对于苏格兰而言，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运动崇拜高尚的原始人，认为他们面临着被文明毁灭的威胁，那些曾被视作懒散、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才会变得魅力十足。于是，英格兰化的苏格兰的贵族、绅士、律师、商人都偏爱新近发明的高地传统装束。
不单只是不列颠的边缘地区发明传统，英格兰也不例外。与其他国家的元首相比，当代英国的君主总是被众多的仪式所包围。而每遇王室盛典，评论者们往往用“千年悠久传统的壮丽辉煌”、“一个历经数百年的盛大场面”之类的语句来表达赞美之意。大卫•卡纳迪恩（David Cannadine）通过研究一八二○至一九七七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的演变，揭示出现代形式的种种盛典其实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一九一四年间，英国君主制的公共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王室仪式被成功地改造，从笨拙可笑、缺乏魅力变得庄严华丽、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发明仪式与传统的高潮。仪式上的攀比实际上也表达了国家间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奥地利，行使实权的国家领袖乃是盛大仪式的中心，而在英国，君主在真正的权威衰落之后却被提升为超越于政治纷争之上的民族领袖、帝国家长，被盛典、仪式所环绕。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卡纳迪恩认为，“是权力换来了声望”。十九世纪的前七十年间，英国君主行使着真正有效的政治权力，对当时的英国民众而言，王室的权威使君主制变得危险，又加上接连几代的王室成员都声名不佳，因此，王室仪式不可能成为取悦大众的庆典活动。而维多利亚从政治生活中隐退、很少行使有效的权力，这促成了君主制公共形象的转变。另外，一八七七年女王成为印度女皇，此后王室盛典同时也是帝国的庆典，它们要体现帝国的鼎盛与辉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七七年这一时期，英国人可以骄傲地认为他们长于仪式，其王室盛典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从国际层面来看，英国在王室仪式方面先前的对手——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都已经废弃了君主制，王室盛典的确变为英国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意义。内政的变化、战祸的折磨使得君主制变为动荡不安的年代中稳定性的象征，王室仪式主要传达的就是这种连续性与稳定性。而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严重衰落，与伟大往昔紧密相连的君主制仪式又能“缓和丧失世界强国地位的痛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变迁的时代，王室盛典变成了唯独属于英国人的“千年传统”。王室礼仪的形式及其文化意义的演变，实际上折射出了大英帝国兴衰的历史，以及兴衰交替过程中民众的心态。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的研究视线从英国本土转移到了其海外殖民地，阐明了殖民者如何利用发明或移植传统为殖民统治服务。博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考察了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统治者如何重建殖民统治秩序并通过仪式展现英国之权威。一八五八年，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力图将印度本土的贵族阶层转化为效忠英国女王的“封建领主”。对于英国人而言，莫卧儿时代的印度缺乏一套针对王公们的等级次序和荣誉体系，因此，他们按照欧洲的模式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一八七七年举行的旨在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接受印度女皇新头衔的帝国集会，以一系列仪式活动创造出了一个本土的封建贵族阶层，并集中展现了由女皇所象征的英国的权威。这次集会极力呈现印度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被视为印度人需要英国女皇统治的明证。此次集会还将英人统治印度的新秩序象征化，会场的布置、赠与印度人的以纹章装饰的锦旗都充满了象征元素。总之，英国统治者极尽历史想象之能事，创造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封建特色”。我们可以想见，这次集会有多少荒谬可笑之处，难怪以往的研究者都将其视作无聊的表演。但是，本文作者科恩还是为这项被发明的传统找出了一点意想不到的历史作用，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便深受其影响。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撰写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再次证明了殖民者不只是依靠坚船利炮来维护其统治。但非洲的情形与印度并不相同，非洲的许多地方存在白人定居者。这些定居者为了在非洲变成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而移植了有关从属关系的欧洲传统，比如确定军官与士兵地位的军团传统、确定主仆地位的乡绅大宅传统、确定级长（prefects）与低年级学生地位的公学传统。这些移植来的传统可以创造出“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与印度的另一点差异是，非洲没有莫卧儿王朝为殖民者提供的那种古老的王权观念与帝国体系，因此英国人在非洲发明出一种君主制新传统，即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它宣扬英国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既可以使白人的统治显得合理，又可以树立起帝国的意识形态。英国殖民者希望借助白人与黑人同属于大英帝国的观念促使非洲的酋长、长老等人与他们合作。为了增加英国和非洲政治、社会、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殖民者还为非洲发明了其本土的传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部落传统的创造。殖民官员们相信每一个非洲人都属于一个部落，就像每一个欧洲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部落被看做是拥有共同语言、单一社会制度和已确立的习惯法（所谓非洲的习惯法也是殖民者的发明）的文化单位。而实际上，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并非只有一种部落认同，“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在多种认同之间摇摆，有时将自己界定为这一酋长的臣民，有时是那种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一氏族，有时又是那一职业行会的成员”。现代非洲的部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官员与非洲知识分子的创造。总之，殖民者通过整理、发明和传播非洲的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这种被发明的传统虽然歪曲了过去，但它本身已经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此外，谈到殖民主义总难绕过其双重使命的问题，在发明传统层面也不例外。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此作为建立新社会的资源。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将大规模生产传统描绘为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历史的重要特征。他纵观此时欧洲各国出于种种目的而狂热创造新传统的实践，从法、德官方创立的公共仪式、纪念碑、雕像到与工人运动相联系的红旗以及“五一”节，再到英国足总杯、环法自行车赛、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等体现群众或中产阶级休闲的体育活动。对霍布斯鲍姆而言，这些发明的传统都有着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用，否则它们既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得以巩固。
研究“传统的发明”这一历史主题的意义何在？我想戳穿伪传统、揭示历史真相并非首要目的。讨论传统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又产生了何种历史功用远比单纯地鉴别真伪重要。此外，发明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每项发明传统的个案都指向了更大的时代背景，透过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本书所跨越的年代基本吻合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七七六——一九一四），在这个时代中，民族认同的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殖民主义的扩张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上述论文讨论的发明传统的现象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追踪那些被发明的传统不失为考察“漫长的十九世纪”历史的新视角。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来简单谈谈本书的特色。近三十年来，“新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颇具影响。一九八三年推出的这本以传统为研究对象的英文文集也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新文化史的印记。第一，文集的题目就有新文化史的影子。新文化史家强调文化是一种建构或者发明，所以题目中带有“invention”或“inventing”的著作大量涌现（诸如L’invention du quoditien [Michel de Certeau,1980]、The Invention of Africa [V. Y. Mudimbe,1988] 、The Inven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Paul Longmore, 1988] The Invention of Scotland [1991]）。“传统的发明”这一标题正体现了（并且进一步推动了）此种潮流。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此书非常关注仪式、象征物、语言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制造物，这些内容正是新文化史家所热衷的一些研究对象。而且，新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认为仪式、象征物等文化因素不仅反映了社会，它们自身也在影响社会、创造历史。再看此书的各篇论文，其共同的主题便是考察被发明的传统如何生产出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发挥影响，这也与新文化史的认识相一致。第三，此书中的个别篇章与许多新文化史的著述相似，都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此书虽然主要汇集了历史学家的文稿，但也有人类学家的贡献。科恩便是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致力于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他对于一八七七年帝国集会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另外，卡纳迪恩在研究英国王室仪式时，反复强调他使用的是“厚描述”的研究方法——提出“厚描述”的吉尔茨则是对新文化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第四，新文化史在历史叙述类型上有“从分析转向叙事”的特征，而此书的各位作者也有着明显的说故事的欲望，有赖于此，这本文集才能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巧妙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传统的发明》的英文原著自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
《环境与历史》读后感(四)：尘暴因何而生？
摘自《读品》 作者：肖澜 李海默
今春，中国北部地区又有小范围的沙尘暴发生，提到沙尘暴，一般人都会马上想到这是不注意环保的后果，应该用环保的方式来处理解决。这是不错的，只是问题在于真正的“环保”应该首先是完全懂得了“环境”的含义与历史，进而因应这些要素去进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去年6月引进出版的一本书对我们会很有启迪。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Taming of Nature in the USA and South Africa）一书的作者威廉•贝纳特（William Beinart）和彼得•科茨（Peter Coates）二人都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而译者包茂红先生为北京大学学者，也是国内环境史领域的一线研究专家。此书原本是Routledge出版社的“历史联系丛书”之一，1995年出版，在英语世界广获好评。作者运用比较研究考察在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中被改造的两国自然环境，展示政治经济与生态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狩猎、农业、森林、国家公园和环境主义发展五个部分回顾了荒野被驯化的历程，勾勒出环保思想观念兴起与发展的轮廓。其中的第一章“环境史的特点：美国与南非的比较”与第四章“农业：无限和有限的开发”，深刻揭示了作者的核心意旨，也最契合我们今天审视中国环境问题的立场和维度，尤其值得认真研读。
第一章中，作者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尝一尝正在走向成熟的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独特风味”，而选取的比较框架——北美和南部非洲的比较分析已有很长的历史，只是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单向的：即美国学者把南部非洲当成是考察自己历史的陪衬。作者回顾之后认为，种族关系是这比较的一种，而边疆扩张则是另一种。尽管从特纳的边疆学派大行其道以来，大多数美国边疆史研究都打上了深重的例外论的烙印，但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和南非这两个地区的征服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两个方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埃里克•沃克在1930年对南非边疆传统分析的著作继承了特纳的思想，但并不像特纳那样乐观（在一定程度上，特纳带有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色彩，因之也较早注意到，在有重要的资本被引进之前，早期边疆上一些殖民者事实上“走向土著化”，较早注意到研究适应与妥协的方面），他更多看出的是种族隔离的根源，一定程度上，沃克影响到了1980年代的研究者，带领他们不再集中探讨移居者的性格，转而更多研究入侵者与当地人的冲突。作者在此明确指出，关注环境的历史学家能通过探讨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把边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对殖民征服史中环境因素的重新探讨，尤其是对此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几乎还从未有过。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地区历史的模式和特点。作者认为，在环境史上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超越了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写历史的界限，能平衡关于政治经济和生态变迁的讨论，阐明它们相互作用的关系。
作者也强调了通过比较方法突出的差异性，一是在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的明显差别，二是殖民者对南部非洲的冲击比较弱，而美洲却是欧洲殖民者自1492年以来殖民扩张的关键边疆，三是因为非洲人并不像美洲土著人那样与世隔绝，北美土著人比非洲人在面对白人入侵时更脆弱。这些过程造成的结果就是北美保有一个明显不同的人口结构。作者还指出如下可资注意之点：1、南部非洲降雨从东海岸向西减少，从南向北减少（不平衡地），故南非在前殖民时期西部广阔区域人口稀少，北美的东海岸与西部地区情况相仿，东海岸有非常精细的农业经济；2、北美并不存在一个与南部非洲类似的因受疾病因素影响的殖民者“不可进入”地区；3、在北美，人口替换和当地人被逐出家园的规模比南非要大得多，步伐要迅速得多，但即使在那里，当地人口被替换或融合也并非是整齐划一的。
作者发现北美实际遭到四个方向的扩张的渗透，其中三个在17世纪初就已启动，但只有第四支扩张广为人知，起源于英伦三岛，后来壮大为著名的西进运动，是最终塑造了美国的主要力量。而南非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袭击，如果葡萄牙人在17世纪末获得成功，南非就有可能是从北部开始被殖民；荷兰人在18和19世纪从西南向东北进行的拓展最终屈服于占优势的英国殖民竞争，1806年以后英国殖民者强化了次大陆的商业化，并逐渐把它连成一体。到20世纪初，南非获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仍不足够，殖民地经济占大端，而美国在自给自足方面成为国际上的一个例外，比较的方法应到此为止。
作者在第一章中书写的轨迹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清晰阐释了环境史审视维度的立场与价值，一方面，系统厘清了本书研究对象的相关学术史和其他背景，为进一步比较的展开奠定了工作前提。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十分明白为什么要进行比较，以及参与比较的对象之间内在的联系，这就使得整个结构将是动态的、有包容力的。葛剑雄先生曾强调要以千年的尺度解读中国环境，其实质也就是要求要以动态的、有包容力的结构，才能真正深入明了中国环境乃至于中国史的症结。放宽审视的时空度量，皆为学术正道（本书后记中有类似表述，说明所评估变迁过程的时间跨度之重要）。
第四章中，作者开篇即讲到了尘暴。作者指出，新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极大地改变了南非和美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最为复杂的法规。1930年代的南非在发生与美国大平原相类似的环境灾难，作者注意到1939年两位英国殖民土壤学家的国际比较研究结果（他们指出美国和南非均属于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其中南非的情况更为危急，但是，美国当局却似乎在治理尘暴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作者在书中则指出，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明显浪费了自然的慷慨赠予，但两国都在有限的几个农产品净出口国中维持了自己的地位），但作者认为并不能把尘暴简单看作是长达三个世纪或更长一些的时间里滥用土地必然导致的最终恶果。殖民农业加剧了自然过程造成的破坏，要为主要的环境损失负责，但决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失都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在考虑到南非与美国都早有人士认识到有必要约束控制殖民农业中最为浪费的方面这一前提下，人类对草地的侵占不是导致其根本改变的因素。作者不同意环境绝望主义的“肤浅论调”，认为在使用破坏这个概念的同时应想到另一概念：转型。
作者首先回顾了在北美与南非土著居民中存在的比较稳定的农业系统，非洲人在十九世纪越来越多把玉米（可参阅墨西哥学者阿图洛•瓦尔曼所著《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作为粮食主要来源，可能最初与葡萄牙人的远航而来相关，疾病的传播则可能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殖民者的牲畜，而在北美，围绕家畜的冲突逐渐加剧。在较早的，更多以维持生计为导向的阶段，殖民者的农业表现出多样化经营的特点，而对原来生态体系更为全面替代的种植园体系从17世纪初开始在美洲逐渐发展到最高峰。单一种植的生态缺陷逐渐表现出来，相对于美国建国先贤在政治理念方面巨大的建树，作者感叹“在其农业体系中完全忽视了需要建立起同样的机制”。到了内战（1861-1865）时期，对环境的影响更达到高潮。与此同时，畜牧业也推动着一个流动的、扩张性的、劫掠性的边疆不断前进。在两个地区，绵羊都是推动边疆扩展的突击部队。主要是东开普的英国人殖民地、新的贸易口岸在19世纪后半叶改变了放牧边疆的面貌，到1930年代南非绵羊数量可与拥有更广阔牧区的美国相比。
直到1910年代，牲畜都是南非内陆殖民者的支柱。而在美国和南非的边疆，大规模的谷物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在南非，流动的、相对独立的游牧和狩猎文化比美国类似文化延续得更久，19世纪末期的美国牛仔大多数是雇佣工人。同时，在美国与南非，采矿实际上都是工业和城市刺入许多尚未拓殖的边疆地区的利刃。当时政治家们进行的干预不仅要保护农业利益，而且要促进农业扩张。
在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养牛大王们被草场掠夺者取代之前，少数联邦政府官员已意识到在一片降水匮乏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来自湿润地带的农作物，会带来潜在的环境影响，只是这种担忧被普遍的乐观湮没。到1900年代，基于追求商品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在农地上维持物种的多样性的资源保护主义在美国与南非都大行其道，导致南非与美国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地表径流得到了重视与治理（1950年代中期，干旱再次光顾了美国平原地区，但是像在1930年代发生的那种灾难并未全面重现，部分是因为利用了地下水，这一点很值得玩味），但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引起美国人强烈关注的尘暴区却是由风刮起的。在此格局中，南非的环境问题主要源于过度放牧，美国的尘暴区与种植业的关系更密切。由于南非短缺资本和机械却拥有大量廉价的佃农，美国则不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土壤暴露的产生。而当时大平原区内的耕作体系加速了典型尘暴的生成。
作者十分敏锐的断言，当资源保护主义在总体上与联邦权力联系过于紧密时，农业法规在1910和1920年代失去了支持，作者甚至说“多亏美国发生了尘暴”，它才重新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但作者同时也明确指出，也许二十世纪的农业体系不论在哪里都是“不可持续性”的，甚至在支持这种体系经过改造的自然界中也是如此。
不可讳言，此书的原本布局与翻译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此书的引进中国应毫无疑义是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本书引进了一个判断基准，即“针对环境损失和自然补偿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有冲突的观点”的存在（本书第六章“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主义运动和其他”也有讨论涉及）。这比一代环境史大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1979年推出的名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Dust Bowl）中所持观念，或多或少是要前进了一步。比较研究的部分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对照，表现了美国在诸因素综合作用下独特的走向，与沃斯特的工作（沃斯特对美国大平原区两个特殊的尘暴地区的集中研究引人入胜，还说明了造成大萧条的同一个社会如何酿就尘暴，而罗斯福新政又如何未能捕捉住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一道构成了尘暴形成史比较完整的叙述。
沃斯特《尘暴》与本书的区隔是很值得注意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五年间英美环境史理论手段的更新。而他们在运用史料刻画问题时的分野也很耐人寻味，比如对生态史学的开创者詹姆斯•马林（James Malin）的论调，本书选取的是马林在1930年代坚信人类侵占草地引起的环境变迁只起到加剧而不是根本改变的作用的言论，而沃斯特则集中注意到马林在1950年代对“生态生物学的均衡和顶级理论使大草原成了一个过分理想化的世界”的猛烈抨击。此书对沃斯特的工作借鉴也主要是在于转引其史料，重做一番剪裁，不大强调沃斯特著作的论断。这很有趣味。如果说沃斯特开创性地跳出了环境绝望主义的“肤浅论调”，则本书的重要业绩在于进一步淡化了绝望的感情色彩，指摘出“转型”这一理解模式。2002年，葛剑雄先生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答问时说到“一方面可能是现在的沙尘暴越来越厉害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人更重视了”，一定意义上就是由“转型”模式理解问题。
按照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院士的回顾，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构想在1990年才由任教于澳洲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伊氏曾著有《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书，惜尚未有中译本），伊氏规划了五个主题，分别是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水利系统的各种技术与生态；森林、木材贸易与使用木材的技术；大型驮兽的历史；中国的居住环境（built environment）。如按照伊氏这个划分，1990年以来中外学者们做的工作还是很有建设性意义的，其中的大陆学界学者，既能上接中国既有的农史与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也能渐融入国际学科体系。如曾庆存对东亚沙尘暴的研究，钞晓鸿对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萧正洪对“环境与技术选择”课题的研究，张应强对“木材之流动”课题的研究，蓝勇对木材的丧失与铜的流动的分析，韩茂莉对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的分析，侯仁之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期刊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对指导性理论的细致分析与演绎方面，我们仍明显落后。
1990年后国际理论界的进展不容忽视，《环境与历史》这本书的引进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参考文本。借助切实的“比较”手法和深刻的“转型”眼光，对于中国环境史构筑自身的理论体系将产生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环保”问题，如何投入“环保”事业产生影响。
刘翠溶指出，澳洲学者多佛斯（Stephen Dovers）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强调环境史应有两个操作的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一是比较简单的说，环境史尝试解释我们如何达到今日的地步？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二是环境史尝试解释各种地景（landscapes），以及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其演化与动态，并从而阐明未来的问题与机会所在。也就是说，真正的环境史研究应当是不忘记未来的，这与传统典范里史学研究的不要多谈未来形成鲜明对比。怎样才算是真正探索出“转型”的意蕴？1950年代中期美国大平原区对地下水的利用就算是一个大成功。我们中国有没有？当然有，但似乎并不受到重视，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他一直主张应反对在草原上造林，转而鼓励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因这项主张，他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说，国内学术界对环境史的研究，很有必要着力于整理我国历史上环境体系性的变迁过程，以探索今日我国环境体系所处之阶段与由来。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千秋之业。
此外，2008年12月，刘翠溶院士主持编辑的《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一书已在台湾由联经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有来自领域专门学者对环境史之新成长的探研，编者刘翠溶院士指出：“自然与人文分别在光谱的两端，然而其间的重叠与互动则呈现出复杂的关系”，“重叠与互动”正融贯了“转型”的新主张与新精神。台湾学界走在前头，当仁不让的角色是很值得我们取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