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是一本由[英]C.S.路易斯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1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精选点评：
●路易斯的功底还是太深厚，借助了大部分译注才勉强涨了些知识，增加了理解。
●C.S.路易斯的几部作品是今年的最打动我的，或者说，那些忠实于最诚实的感受并相信最平易的文字力量的人，是最打动我的。将文学的理解还原为切己之事，并且越过一切用于炫耀的知识性术语——正是这些不断自我繁殖的术语摧毁了文学之赏（appreciation)而转为文学之用(use）——路易斯相信最纯粹的文学体验来自于一个小男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的《金银岛》。某种程度上，路易斯兼备我尊敬的批评家的两种品格：斯坦纳式的宏阔视野与概念创造，以及詹姆斯伍.德式的细节的考究功夫（虽然在本书中，所有细节路易斯都几乎只是简单提及）。“盲于文学”者的归纳真是好极了，真正的文学阅读者追求的必然是一部作品中events之外的东西，就好像真正的聆听者关注的是tune之外的存在。译者邓军海老师，是学界里我唯一敬重的那类人。
●路易斯的作品文字浅近，意蕴深远，书不厚，却能让人满载而归。从谈论如何界定好书开始，最后抵达从自我走向非我的问题。一路的精妙辨析，让我们洞悉“盲于文学之人”和“敏于文学之人”区别和可能的转化，“使用”文学为何不如“接受”文学，“描述之写实主义”和“内容之写实主义”如何容易被混淆，“道”（logos，所说）和“艺”（poiema，所做）的关系是什么？面对文学，“谁仅仅满足于自身，因而小于自身，谁就身处囹圄。”只有打破自我视角的幻觉，通过暂时的“去己”，才能达到“扩充”，才能“前所未有地是我自己”。
●自我认知外圆内方老学究的形象跃然纸上，想到陈嘉映。可能都想象自己说理清晰，娓娓道来，类比恰到好处，鞭辟入里。实际构建出的体系单薄勉强，解释到现代诗时已经捉襟见肘，已经冒出也可能会和政治修辞学一样成为流传千年的行省式传统这种奇怪笑话了，引起杠精不适。更别说要一边相信文字的本真力量一边又要做个按评卷规范拯救烂卷的考官。比起迫使自己达到易于接受被文学关联，不如只接受最终击倒了所有潜伏地怀疑的东西反倒是一种可靠的使用。
●路易斯对敏于文学者与盲于文学者趣味差异之比较，对文学与心理学层面幻想之含义的阐释，对科幻文类及诗画鉴赏的非主流评论……尤其那篇《论写实》，直接在文中应和了老友托尔金，更是有力回击了将奇幻讽为“提供生活虚假图像的逃避主义”的观点，那些把童年与成人阅读对立的批评家。整本书都值得一读再读。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我见过最良心的评注本。译者为所有译法存疑或者容易混淆的词语和句子后都标注了原文，就像在与读者进行商榷。他几乎是把原文甚至只是随意一笔的那些难以理解或是无从查找来源的炫学点全给排掉了，除了解读外甚至还有对注释的再解释，覆盖面之广博简直可怕，几乎是理想状态的完美译本了。详见【https://www.douban.com/people/arsenal911031/status/2105048957/】
●辛辣 机灵 吐槽一把手 直戳要害 看得超爽!
●我觉得这本比那些《如何读诗》《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等等给出的建议都要好。其实几年来我都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读诗了，知道要读多读好，却仿佛七窍堵塞，看完后抄完后什么都吸收不进，就站在伟大诗人们身边却隔了层雾，他们发着光，我却不知道如何被光源所影响。书里说的是对的，我是在快速地“使用”书籍，让它们成为书单或谈资，却没有耐心透过作者之眼去亲见那些活泼的形象，像思索神的一件件行为那样。是啊，很多人从事文学后反而忘记了最初是如何进入文学的，记得高中时读顾城是一遍遍一句句地读，好像印刻在了性格里，还有我小时候读了几百遍的鲁滨孙漂流记，拿手指着拼音，做梦都在想象自己也是修房子种果树养牲畜的海岛之王
●真的被好多观点吸引引起对自己阅读的反思和观望，我们读书要“去己方能成己”，还有关于文学评论的“我们要保护正在成长的一代免于被骗，武装他们，避免他们被铅印的文字频繁地提供给他们的错误的情感和混乱的思想诱惑。不幸的是，使他们免受拙劣文字影响的习惯也同样影响他们对优秀作品的感受。”
●恳切精辟。
●与其说是实验，不如说是邀请。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会因为那些“do things with it”的瞬间而无地自容。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读后感(一)：基督教与文学
说起基督教文学，他们是否有区别于其他文学的自身特质？C. S . Lewis 认为基督教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写作方式是相同的；并且它的文学上的成功或失败与所有的文学原因相同，与是否遵从基督教原则无关。
在视觉艺术里，神圣艺术与纯粹的图像作品是有区别的，神圣艺术试图影响想象力和审美需求，纯粹的图像学的作品仅仅意在作为敬拜和默想的起点。现代文学的批评观念的核心是创造性，而圣经（起码是《新约》）却指向了模仿。
“创造性”和“起源”只属于上帝，不属于人类。作为造物的人类在造物主面前只能是派生的或反射的。
【将这个原则以其最大的普遍性运用到文学中，我们应得到所有批评理论的基础，那就是一个作者应该从不认为是他自己给存在事物带来从未出现过的美丽或智慧，而应仅仅是在他的艺术中体现或反射永恒的美或智慧。】
这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在文学研究方法上最根本性的不同。不信者把他自身的经验当作事实，认为经验本身有价值，而对于信徒作者而言，把自身的性情和经历作为事实和属于他自己，是没有价值和不重要的，他更倾向于把它们当作中介和平台通向某种普遍的益处；另外还会体会到文学的轻松。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读后感(二)：（一读笔记）阅读时，为何最好严格顺服文字
阅读文学作品时，为何最好严格顺服文字：
1.【只有这样的阅读，才能帮人增益自我】
它帮人走出自我，发现自我之外的视角和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增益生活，扩充自我。否则，走到天涯海角，读到的只能是自己已有的东西。
2.【警惕自己是在接受还是使用作品】
“使用”作品意味着面前的对象只是固有情感的启动器，或通向别处的工具；“接受”意味着不妨悬置企图，视对方为目的，跟着它本来的样子走，看看体验如何，沿途有什么风景。对最终到达哪里这种价值焦虑，我们无需“承担太多”。哪怕受骗，也比刀枪不入的熟练的怀疑主义者得到更多。如果作品本身对不住你预设给它的善意，那么不必担心，只有你真的把身心交付给它，专注去听，才会更快地发现它的虚弱。
3.【提醒过于认真的读者是否拒绝了对文学技艺之关注和乐享，同时也拒绝了与作品的公正而有效（默契）的交流。】
（1）文学作品是件道艺结合的制造之物，把它当哲学读，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使用”，而非“接受”。真正的读者，会放心地因语句和技艺自身而兴味盎然，这也是好文学的义务。否定这种内置之乐，将戏剧视为哲学之载体，是对诗人的唐突。
（2）一个过于认真的读者，无法成为好的接受者。作者用什么文体和语调写，我们就用什么心意读。面对小玩意儿、轻佻之语、喜剧，轻快地读，才是“顺从文字”。太认真的人怪赵本山和郭德纲低俗，他们是认真的人，却不是认真的读者，他们并未向所读作品，公正而又大方地敞开心扉。
总而言之，摆脱自我，顺服文字。失丧自我的，将要得着自我。阅读也是如此。
（囫囵一过。路经辛辣，邓注高致，精妙之处更待细会，期待二读。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读后感(三)：金句摘录
盲于文学之人的标志就是，他把“我读过”当作拒绝阅读一部分作品的充分论据。
对敏于文学者而言，初次阅读某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其意义之重大，只有爱情、宗教或丧亲之痛这类体验，方可与之相提并论。他们的整个意识为之一变。变得面目一新。
你的精神应该沉浸在一盘精神象棋中，它以“雕刻为亚历山大体的激情”为棋子，以人类为棋盘。假如真能沉浸其中，哪还有时间考虑文化这么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
任何艺术品，对我们的第一命令是顺服。看。听。接受。别让自己碍事。
正如盲于音乐之听众只想要要曲调，盲于文学之读者只想要事件。
除非我们充分关注字音和字义，除非我们顺从文字之约请，去接受、想象、感受、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那些体验。除非你真正努力透过镜片看，否则就无法知道它的好坏。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某部作品写得不好，除非我们一开始先把它当成好作品读，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对作者的礼遇过了头。但是，盲于文学之读者给予文字的那点可怜关注，只为从中抽绎事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神话之乐，很少依赖用吸引人的叙事手段，如悬念或突转。即便首次听闻，也让人觉得非它莫属。而且首次听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结识一个可作永久沉思之对象——与其说它是个叙述，不如说它更像个物体——以其独特气息或品质感染我们，恰如一种气味或一个和弦那般。
俄狄浦斯之霉运，与基督山伯爵之幸运一样，要求我们搁置怀疑。另一方面，在乔治·艾略特和托尔斯泰的杰作中，一切都或有可能，也是典型的人类生活。
没有哪部小说能骗得了最好的读者。他绝不会误以艺术为人生，或误以艺术为哲学。他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进入每个作者的视点，不置可否；必要之时，会搁置自己的怀疑及信仰。
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不是儿童趣味，而是正常的、常在的人类趣味，只不过因文学风尚在大人们身上暂时萎缩而已。需要解释的是我们的趣味，而不是他们的趣味。
悲剧略去真正的不幸中的笨拙而又显得毫无意义的打击，略去真实伤悲中有失尊严的乏味的渺小。喜剧则无视这一可能性，即恋人之婚姻并不通常导向长久之幸福，遑论完美无缺之幸福。闹剧则排除了对嘲笑之怜悯，在真实生活情境中，他们则应得到了怜悯。三种戏剧，都不对生活作高谈阔论。它们都是构造：用真实生活材料做成的东西；乃人生之补充而非人生之评注。
阅读古诗，牵涉到学习略微不同的语言；阅读新诗，则牵涉到改换头脑，放弃你在读散文或交谈中所用的一切逻辑关联和叙事关联。你必须达到一种恍惚状态，在此状态中，意象、联想及声韵之运作，无需上述关联。因而，诗歌与其他文字用法之间的共同基地，几乎削减为零。于是乎，诗歌如今前所未有地具有诗性；在否定意义上“更纯”。
假如把文学研究及批评看作文学之辅助活动，那么其唯一功能就是，放大、延长并保护好的阅读。
令一本书声名扫地的，并非坏的阅读之存在，而是好的阅读之缺席。
最好的价值判断是，“那种伴随新颖知识、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在一个美好清澈的心灵中生成的判断”。
跟一个盲于文学的朋友交谈时，我们才对此体认最深。他或许心地善良，聪明睿智，却居于狭小世界之中。我们居于其中，会感到窒息。谁仅仅满足于自身，因而小于自身，谁就身处囹圄。自己之双眼对我来说，不够，我还要通过他人之眼去看。甚至全人类之眼，亦嫌不够。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读后感(四)：“多数人”与“少数人”
路易斯带我们重审雅俗之辨，然则这对词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意味，我们很难从雅高俗低的前见偏见中抽离出来，当然即便替换成似以数学衡量的“多数人”与“少数人”，或许也会不自觉视“多数人”为“大众”，为“乌合之众”，而自觉将自己置乎其上，超然处之。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词的奴役，任何词或许都不得不承载一定的文化语码，进而携带一定的价值判断，除非我们决定用钪钛矾铬锰这类词言说自身，否则绝不可能单凭语词来实现不带任何价值判断（无论是从说者还是听者角度而言）进而客观精确如数学公式般的表达。然而虽无绝对客观，却有相对客观。我们得承认，“多数人”与“少数人”的表达比“雅俗”好。
“雅俗”就作品评价而言，“多数少数人”则是就读者而言的。事实上，路易斯的意思或许更加深刻，指向读书方式，换言之，读者与作品的交互。他提出四点区分“多数人”与“少数人”：1.读过与阅读；2.消遣与阅读；3.依然故我与变化气质；4.过目即忘与魂牵梦绕。路易斯提出的“盲于文学”与“敏于文学”与这四点紧密相关，但是他在叙述时多有含混，无法确知“多数人”-“少数人”与“盲于文学者”-“敏于文学者”之间的关系，此处不过多展开。
下面根据书中内容，谈谈我自己对上述四点的理解。
“多数人”读一本书是在“使用”这本书，而非“欣赏”。一旦他们读过一遍，大概率就不会再碰，书于他们而言就像火柴，划完了就真完了，他们如机器识别般判定某本书的标题和封皮，就像识别人脸一样。读过就是读过，的确没错，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哪怕他已记不起一星半点内容，他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宣称自己读过，比如标记豆瓣读书记录（逃）——其实真的，可以建议豆子将“读过”与“在读”合并为“阅读”，或者可以搞更复杂的“二刷”“三刷”等标签，这正是“少数人”的特征，他们会将某些书读上许多遍。
“多数人”把读书当消遣，他们读书是因为无所事事，他们或许为了在临睡前催眠，或许是资以应付“坐火车、生病、闲得发慌”。与此相反，“少数人”将读书当作庄重的仪式，容不得环境的喧闹和不适。我对这一点并无太多认同，特别是在如今，消遣的方式千种万种，难以想象会有人以读书消遣，硬要说，反而是那些“少数人”，可能将阅读某些计划外较轻松的书籍当作“消遣”或“休息”。
路易斯在谈第三点时没有贸然使用“少数人”“多数人”的概念，而是描述了“敏于文学者”的特质，是否可以将此处的“少数人”等同于“敏于文学者”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敏于文学者”相较“盲于文学者”的确是少数人，但此“少数人”非彼“少数人”。比如后文提到的“文学专家”属于“少数人”，却很大可能不属于“敏于文学者”。此处路易斯的说法貌似是含混了些，其实整本书都不乏这种不甚清晰的界定，但是《实验》虽说从逻辑从系统上说弱了些，但不影响它包含许多洞见。就比如这第三点：“对敏于文学者（the literary）而言，初次阅读某部文学作品的体验，其意义之重大，只有爱情、宗教或丧亲之痛这类体验，方可与之相提并论。他们的整个意识（whole consciousness）为之一变。变得面目一新。”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第一次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昂扬了我的斗志，第二次是《红楼梦》，“致郁”了我的精神，第三次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与《白痴》，反讽了我的意义。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获得这种击穿灵魂般的文艺体验，如果文艺有用的话我认为这才是文艺真正发挥效用的时候。然而难啊，难在人的自大本身就极大，能将其瓦解的作品太少太少。
“少数人”读书，书的幽灵常常在他们的意识里穿梭来去，而多数人则过目即忘。兴许这就是第一点的原因，或者结果。其实四点区分，本质上是在说“多数人”与“少数人”对读书这一行为的态度分野，前者认为根本不应对读书如此在乎。
“多数人”与“少数人”的藩篱并不固定，一个人很可能此时是“多数人”而彼时是“少数人”，很可能在此艺术领域为“多数人”而在彼艺术领域为“少数人，例如某些音乐家那令人不敢恭维的文学偏好。“多数人”也并非和“没文化”、“未开化”挂钩，就像“少数人”并非一定“敏于文学”一般。值得注意，路易斯此节的描述虽然言语之间不断贬低“多数人”，但这或许是他的无意识流露，从他最后的结论来看，“多数人”与“少数人”在具体的人身上处于某种动态关系之中，并且可以确定的是二者与“盲于文学者”-“敏于文学者”并不完全对应。我们还会在后文路易斯对“盲于文学者”的描述中看到这种可贵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