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本由[日]宫崎市定 著 / [日]砺波护 编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史学界把中国古代史排除在世界古代史外，缘由是中国受地域限制，和外界文明缺乏交流，是一成不变、没有价值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以西方史观看待问题，他们忽略了中国体量上的先天优势，民族基因内在的动力。要不你为何解释中国在11世纪时就出现了西方近代文艺复兴的特征，而这是西方经过了近千年的黑暗时代后才产生的。更何况中国古代文明与外界是有紧密联系的（在大多数时候上），客观孤立看待问题是不可取的。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如何披红结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 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屋檐流水槽的倾斜度和一只猫如何沿着它溜进窗户;突然在海峡外出现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如何打坏了流水槽:鱼网的破口,三个老人如何坐在码头上-面补网，一面重复着已经讲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说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时就被遗弃在码头上。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二)：那些历史中的小人物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的历史主要是一些有名的人物，我们所记得的历史也是名人的历史。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小人物的状况是什么呢，本书重点介绍了6个部分。
书名来源于书中的第一篇的文章《东洋的近世》。这个历史期的划分是作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近世大致是宋以后的时代。
书给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发展。交通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交通流量大的区域其发展的水平较高，信息交流的频率和总量会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低层百姓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比较辛苦，从中可以看出一二。资本也是不断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宋文化的被认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点是得到验证的。
书专业性较强，值得一看。
前半本书和文艺复兴做对比，后半本是宋朝为主及以后朝代的经济研究，因为是非作者编书，对于书名就只取了前一半。
作者研究做的很细，经济学以外对文学的研究也很深刻，但是详细的过程有时候会推出奇怪的结果。比如根据唐宋的经济环境推测“唐人过分嗜酒，正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表现”。而且很奇怪的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内容不在于经济上的“近世”，以土地为代表的资产集合和零散，反而是文学的发展，例如训诂之学，又例如宋代对儒学的复原。还有另一个观点就是中庸，读完以后原本对中庸的理解被宫崎市定覆盖了，我还特意去百度了中庸，感觉宫崎把中庸解释成“常”我更能接受与理解。
后半本书因为我中途先往后翻看到了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不容侵犯的民族自尊心被伤害了，所以对书中文字也不能够客观。考虑到作者生活在1900-1990的日本，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历史大概正在“脱粉回踩”，草草读完，总觉得有种时代的偏见。并且内心总是觉得，外国人永远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历史（笑，大概是另一种文化自信）。
书名“近世”这个概念，如果中国也有文艺复兴、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最大可能是在宋代，错过这次机遇真的很遗憾。因为谈到资本主义的萌芽，和今年读的另一本书联系了起来。它是说，大约明清的时候开始出现“李记大刀”“张记藤箱”，这些其实都是“爱马仕”“阿玛尼”的雏形——以生产者命名的商品商标，可惜他们后来都被“大清康熙年间制”“乾隆年间制”代替了。工匠缺乏品牌也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商业的发展。（这种知识串起来的感觉好棒）
另一个方面，我一直觉得虽然相比欧洲，中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古代”、在封建社会，但漫长的朝代更迭并不是没有价值的纯粹时间上的浪费，而是用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其他一些表面以下的内容。本书有些评价单纯从商业、生产力、文学的角度做出是单一又不全面的，而这个问题在许多结论性观点处都有存在。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四)：《东洋的近世》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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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来说，“东洋”一词在国内仅仅指日本国本身，在日语中，东洋所指的是东北亚及东南亚地区，可见，在日语当中， “东洋”这个词的地域属性要宽阔很多了。
对于经常阅读历史书的我来说，宫崎市定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了，作为京都学派的史学泰斗，其著述之丰富，论述之深刻，文字之中多样的含义，让我们本国的史学家不得不去关注他，
对于汉学，宫崎市定可以说是倾注了十分多的心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喜人的。
提到汉学，或者说提到中国史，我们就不能不知道《史记》而《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一书，被认为是阅读《史记》的入门书，宫崎市定本人的汉学功底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诚如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的前言提到的，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辄以西方为主体，而把东洋视为附属。事实上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一点看看现在关于世界史的书就知道了，九成九在目录上排第一的都是欧洲史，然后是美洲史，最后才是亚洲史吗，如果细看其中的内容，会发现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而究其原因，则应该是因为20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急剧下滑，而西方则借着工业革命的大潮在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将中国赶超，甚至于世界史的学术中心，都在西方国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世界史的学术中心就理应处于西方国家，东方，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史的比重不可因此而被看清。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都不可以被忽视。
拿文艺复兴来讲，提到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因为此三人对于文艺复兴的影响甚巨，所以这事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呢？宫崎市定用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答案，有。不但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更是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提前了三百年之久。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五)：宋朝的另一幅面孔（学者的另一副手套）
有人说，和人天生媚骨，只要你强，他祖孙几代都可以跪舔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跪舔，宋时为最。
因为和人也尚武，即使宋时武功早就废了，和北边的契丹西夏女真一败再败永远都是败，但和人不那么真明白。一千年那会儿，日本文明程度。。。。没什么文明，识字率大概在千分之几的样子。
所以和人眼中，大陆上的人就是牛叉，还是唐人。
可是这个背景，被甲午战争、九一八、侵华战争打得粉碎。
跪舔摇身一变成为拳打脚踢。
这本来就是和人的天性。人性如此。
这位宫崎市定，年轻时也来过中国，参军打仗，1933年的时候退伍，当年就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作品。以此为开端，陆续发布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
半个世纪，日本始终将中国摁倒在地狠揍。但宫崎市定则绕开了这些个“现代史”，走向了古代。
如果熟悉一点京都学派，你就会知道，他们此刻刚刚战败，要作“重新发现中国”的活。
本书写于50年代，唉，那时候，你知道整天都在干什么吗？
京都学派能够放下身段，来“重新发现中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刚刚跟你死我活地打了十几年。
后来的司马辽太郎等等一众写中国题材的人，基本上都以这位宫崎市定为师。
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题材的经典作品。
但不得不批评楚尘，书又不厚，你干嘛要弄这么多人来翻译呢？
三人合译，嘛噶！
一般来说，三人合译，就可以称作烂本子了啊。
但好在编辑还不错，整体感觉还是一人翻译的味道，也许应该是统稿做得不错吧。
另外这个书名，其实我建议就应该是“中国的近代”。因为在日语里，这里的“东洋”就应该翻译成中国。
这应该算是本书的两个bug。
宫崎研究中国宋代，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他用的那种所谓的世界眼光。
也许因为后来多年在外留学，也许他对二战的反省，总之，他的世界视觉，很恰当的将宋代的“近世”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
中国学者讲历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就是战争史，基本没有物品史，没有财政史，更没有人名史。
所谓世界眼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眼光，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但核心是文化和财政。
就像司马辽太郎写《项羽与刘邦》，不是写战争，也不写霸王别姬，人写的是组织和财政；不似作家，一般都写的是戏。
当人家对你的研究都透彻到了这般地步，当人家对一个过去根本看不上眼的对手，尚且都研究到了这般地步的时候，你不觉得背脊发凉么？
早在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了著名的观点:“唐宋变革论”，其观点之一认为近世开端于宋代，即在宋代，就已出现了近世社会的风貌。宋代的统治者为了吸取五代十国分裂的教训，实行分权统治，使宋代地方上再无叛乱，地方上的稳定，也促使了北宋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宋代及以后元明清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探究西洋和东洋之间的共性，作者试图将质的东西还原成量的东西，来帮助读者，进行量化历史的研究。东洋的中心是中国，西洋的近世只维系了数百年，而东洋的近世却延续了近千年。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的美誉。本书的作者“宫崎市定”也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讲到，本书阐述的问题，有不少是对先内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论的祖述。
阴影部分是研究的时间段
这是一本历史学的研究著作，历史学的发展的，今天，其研究对象的划分更加的精细，对历史问题的探究更能深入本质，找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有力依据，而不是流于表面的阐释，这也是本书所力求达到的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子孙，但随着北方战乱，生产力的进步，南方得以，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宋代完成的东移和南迁，本书中，作者有充实的历史现象和史料，来讲述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其中包括唐代关中地区经济的利用价值达到了极限，而宋代以后的近世，则变成了以运河为中心的时代，而到了降至明清，则是以沿海为中心的时代，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贸易，海外国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运河时代这种说法，其实我是第一次见闻，回顾隋朝，建立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中国实现了政治与经济重心的分离，的确大运河的修建开创了一个繁荣的运河时代，可见作者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见识独到。书中还有很多非常精辟的言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除了运河，作者在书中还细数了货币，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仿石质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盐的发展等等，这只是受社会生活，经济中的很小一部分，本书当中还有包括中国近世的政治，交通，民族主义文化，中国近世的资本借贷，都市人群，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以及明清时期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等，内容非常详实，涉及到近世东洋的方方面面，学术性和思想性并存。 这是一本了解东洋的近世不可多得的好书。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七)：文艺复兴的近代史。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辄以西洋为主体，把东洋视为附属。这种立场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东洋，不应是通过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应该放在西洋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我历史本就不好，上历史课的时候总爱打瞌睡，觉得老师就像是在“念经。”他没说一句话就跟在催眠我一样，使我睡意大发，而到了后面，我才深深的懊悔，睡觉虽好，但也不要误了功课啊。所以看这本《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本书的时候，初期颇为费劲，这是中信出版的，精装版可以作为收藏，放的比较久，而细细读下去也觉得颇为有趣，你若熟知历史，就会知道，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的过去，而如果你懂科技，你更能知道将来会的地球会怎么样。也是这本书，让我觉得，我现在重新拾起历史来看并不晚啊，这部的重点挺多的，不厚，才264页，却让我这个不懂历史、初步喜欢历史的人看的老久……（自身原因而不是书的原因。）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同；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
宫崎市定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这本书《东洋的近世》获得了”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日本学士院奖得主。这也是宫崎市定的代表作，在此之前，他还写过《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等。是日本的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先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哈佛大学和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开篇第一章为让我们这些不懂历史的人娓娓道来一个全面性的东洋近世，文化、交通、中国近世的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意义和文化等。
西洋的近世于文艺复兴，而东洋社会自宋代（即公元11世纪）便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的现象，而如果这种观点一旦得到认可，那么无疑显示东洋社会比欧洲社会先进的多。文艺复兴的认识不应该停留在思想意识的沉面上，而应该将它作为建立在社会各大领域之上具有综合意义的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尺，这个标尺具有精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
首先是印刷术，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初期阶段，在佛教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而在当时的宋代，佛教与儒学相互竞争，双方都致力于经典的印刷，只不过后面儒学日益隆盛，而佛教经典在印刷数量中的比重也随着日渐减少。
中世界的思想界，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最具影响力的是佛教，朝廷指定的官学是儒学。中世纪的儒学，以训诂学为代表。
所谓训诂学：是穿凿经典文学的学问，分为新旧两种。从实际操作方法来看，就是对经典的原文不断的加以注释。所谓“经”，是经圣人孔子之手整理出来的不容置疑的记录。对圣人留下来的经典准确无误的地进行解释，然后将之付诸实施，是后世儒者的责任与义务。比如《春秋》，《春秋》一书是由鲁国史官记录的鲁国的历史记载，并由孔子删定的经典，而为了避免后世的可能会出现的曲解，后由同时期的左丘明做出注解，即后来的《春秋左氏传》。所谓的“传”就是对“经”的注解。
而训诂学又有另一种产生的原因； 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汉朝时基本形成。到了宋代，训诂学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时期，训诂学出现了衰退，而在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最辉煌的时候。现代则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发展训诂学。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八)：比较视角下的东洋近世史
突破了传统的朝代分类法，其实也不影响治史，暂时把中国界定为“东洋”也不为过！因为横向的对比与类推更有利于治史视角的扩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就是这样做了大胆的尝试。宫崎市定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过程比西洋早三个世纪。这个观点很新颖，横向建立了两个复兴过程的联系，也证实了自己的论点：东洋的文艺复兴是情理之中的事。
作为治史中的一般共识，有水的地方就容易产生人类文明，无论是农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唐宋统治者对水运影响社会治理的认识，促成了运河的开发与利用，促进了交通，为孕育当朝的富裕生活与富强国运创造条件。陆路方式局限了交通范围，影响了物的流通与人的流动，而转向水路发展时，就柳暗花明，有力促进了资源的集散，进而影响了经济！总之，商业的发展与融通对国家与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学史而知兴替，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这个理）
本书其实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次疏讲，经济决定政治，比如这个观点：“与食盐专卖相关的法规被称为盐法。盐法可以说正是中国近世君主独裁政治的表征”，就很典型。盐与民生密切相关，由此连带出官盐与私盐的问题，又涉盐政，再则推研下去就有盐商与军队的瓜葛，朋党与结社的问题，最终导致暴动的可能性。类似的观点还不少，虽然缺乏系统的考据，但从微观的治史方面讲，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至于因富民贪利过度或贫富悬殊引发的佃农暴动或农民运动难成大事，认为起因于缺乏团结，没有组织，恐难苟同，应该还更多方面因素的考量。
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断，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特别在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方面与欧洲史作了对比，也突显了东洋近世的特殊性。在东洋民族主义萌发与勃兴中，汉字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符合了传统的民族史观！但在所谓诸如突厥、回纥、蒙古、契丹等“异族”入侵方面，作品倾向于征服与朝贡方面着墨，而疏于强调汉文化的融通与共存的理念，突显不出汉文化的包容与韧性，作为中国读者应该对此处产生相关的警觉。
总体上，作品多运用归纳法，较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结起来，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关于考证，不得不佩服学者的能力：博采穷搜，信手拈来, 自成一体。但是，作为一般读者，囿于有限的史料资源，来一次恶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在正史与野史素材种类的甄别上，估计会感到无助。这恰是此书值得商榷的地方！当然，学史知兴替，学史以治今政，来点值得反思的史材，恰如一碗令人清醒的水。我们面临的“新时代”也是与古代语境比较下催生的，适时来点盛世危言，也许是中信出书的一个目的吧，我猜。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九)：序言（宫崎市定）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辄以西洋为主体，把东洋视为附属。这种立场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东洋，不应是通过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应该放在与西洋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一旦做起来却极不容易。即使在那些纯粹的研究中，这个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之脑后。
如果仅限于世界史的立场，也不可能形成“近世”这样的概念。只有将西洋和东洋放在对等的位置上进行比较以后，才能产生这一新的概念。将西洋的近世概念就此用在东洋的研究上，同样是不科学的。西洋史研究者如果无法克服西洋史的视角，东洋史研究者如果仅抱着东洋史不放，那么，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无法产生的。一些被认为是世界史的研究，实际上不过是把西洋史和东洋史这两本书合为一本而已。
如果将金发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的话，那么，用同样的标准在东洋寻找美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美人。东洋并不是没有美人，这里有的是乌发黑瞳的美人。我们在重视具体现象的同时，也必须去追寻共通的要素。
历史学家的任务，绝不是为既存的理论补充史实，而在于不断地追求新的理论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去探索向来被视为毫无关系的对象—就本文而言则是西洋和东洋—之间的共性，这意味着必须将质的东西，尽可能还原成量的东西。人类肤色上的差异，绝不是质上的差异，只是色素的多少，即量上的差异。这样想来，平凡的真理其实可以拓展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只有将质的东西还原成量的东西，不同对象之间的比较和评价才有可能进行。
对量的评价，可能是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最缺失的一点。都市国家也好，古代帝国也好，封建诸侯也好，阶级构造、社会组织也好，如果单纯从这些理论去探索历史的话，有很多现象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因此，在许多场合下，从量上来观察是必不可少的。越是想站在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上来看待世界史，就越会感觉到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个历史地域的形成，绝对的量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不用说，这是量的威力在起着关键的作用。
就拿汉字来说，几千年来使用这种兼具象形和表音双重性质的文字的地域，在世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但是，西方在表音文字完全定型
之前，也曾经使用过像汉字那样兼具象形和表音双重属性的文字，只是使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中国在长达数千年内一直使用着这样的文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时间的长短。
这种不发达的文字使用了数千年，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的中心过于遥远了。中国文化，不管怎么说是乡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面对世界这座华丽的舞台，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轰动世界并成为世界通则的。尽管是乡村，中国文化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与发展，而支撑这一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不用说就是量的威力。只是，这种量上的威力也不时地给中国带来不幸，也就是冥顽的保守主义与固陋的尚古主义。其实，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它与世界其他地域的相对位置，以及量的关系进行说明。
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本书所附的年表。从年表中可以看出，西洋史与东洋史的差异中，有一点表现得比较明显：西洋的近世只持续了数百年，历史随即步入了近代，而东洋的近世则延续了近千年，历史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本书的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事实。本书是在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写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讲义的痕迹尚未完全褪尽，甚至还有些词不达意的感觉。关于这些问题，只能有待今后从世界史发展体系的根本问题出发，进一步完善再版了。
最后想说明的是，本书阐述的问题，有不少是对先师内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论的祖述。
宫崎市定
1950 年10 月
转自宋史研究资讯
《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读后感(十)：【转】李济沧：“宋朝近世论”与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
【摘要】宫崎市定"宋朝近世论"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理论，部分学者以其为基础探讨宋代的问题。与此同时，思想史学者批判这一理论是欧洲近代化言说的亚洲版。那么，该理论与欧洲近代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本文从宫崎的时代区分论入手，探讨其理论框架的特点以及"宋朝近世论"提出的意义为何。迄今为止的历史理论，都是预设一个"他者"，然后将其相对化，借此强调自身言说的正当性，但这种思路正是欧洲中心观的反映。宫崎的中国史论基于世界史的立场，重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交流，而诞生于宋代的中国近世文化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结晶。在这里没有相对化的"他者"，有的是覆盖地域间文化距离的文化传播和相互影响。在这种重视地域平等和交流的史观之下，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也就有了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