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是一部由蒋樾执导，牟森 / 唐长炼 / 崔亚普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彼岸》影评(一)：被艺术玩了的雕像
A是农村孩子，回忆自己对电影的着迷：当时母亲带我去看电影，移到放电影的时候我就睡着了，一放完我就醒了。但我感到有光线射到我闭眼的状态下。
无文光、于间等艺术家在城市的教室扯淡，而农民最终回到田地先锋饿屎：拔苗助长。
导演一点也不紧张的回答者群众的肤浅问题。最终结束。
《彼岸》影评(二)：世界的聪明人太多了， 于是让人感到苍凉。
世界的聪明人太多了，
于是让人感到苍凉。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推断”过去的，所以，你问一个人，他们一个月、两个月以前的生活是好是坏，幸福指数多少，本身都并非“现实”，而是一种合理化。
但不知为何，这部片子看到后来，我越来越想说：
没有谁错了，没有谁认识有问题，也不是什么教育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结构就是这么个情况，在这种结构下，有一定可能性顺利，一定可能性失败。
但因为“聪明人”太多了，我也属于其中之一，所以..........没什么可说的了
《彼岸》影评(三)：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吴有光纪录片《流浪北京》，5个盲流只记住一个人，牟森。
《我穿墙过去》冯远征留德口述，只认识冯远征和牟森排练的小剧场先锋话剧《彼岸》。
《先锋已死？》牟森先锋戏剧采访，再见小剧场话剧《彼岸》。
只有在冯远征的采访中，才提及他有参与《彼岸》的排练，而纪录片《彼岸》也只有2-3个冯远征短小的镜头一闪而过，也许那个时候的冯远征，还不是冯远征。
在所有的采访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14个学员孩子无报任何希望…甚至预言扬言他们即将像陨石一样坠落下去…彼岸不是彼岸。
先锋已死？也许就像《彼岸》台词里所写，这是一个不会到达的彼岸…
《彼岸》影评(四)：没修好的拖拉机
孩子们是热情的，自始至终都是热情的，只是他们最终也不是孩子了。
段雪渊被采访时，始终是逃避的。不难看出，她知道自己心里的彼岸，但她不愿承认。从自己热爱的事业到出卖皮相谋生，她不再执拗于最初的那个“彼岸”，而是一再降低自己的期望，把嫁人也看作了一种彼岸。她说，再讨论彼岸，别人会笑话。她笑着笑着，最终忍不住哭了起来。
种苹果的崔亚普恍然间或许也会想到，在华北平原上自导自演的那出戏剧。他们拉扯，吼叫，追赶，村里凑起的观众们在旁边看热闹，锣鼓是他们眼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其余一概看不明白。拖拉机从开头到结尾就那么戳在那，谁也没修好，本来要靠它经营一番天地，谁也没修好，最后演员们推着拖拉机前进，牟森也过来帮着一起。就像他们表演的梦，谁也养不活，还要靠自己支撑着，手一放，扔了也就扔了。
《彼岸》影评(五)：权力的表演与无权者的表演
别忘了，话剧《彼岸》，最终是由表演这些话剧的人定义的，而不是牟森，高行健，于坚。它带有明确的自指性，虽然它的创作者们辩称，这出戏“解构彼岸”，但剧自身即是实有：《彼岸》已是彼岸。它的最终成果仍然脱不开忠字舞、大渡桥与伤痕文学的痕迹，却是演员们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这个地方，牟森得便宜卖乖式的“不满意”，毫无意义。
我憎恶牟、于们将演员称为“孩子们”，这个暧昧的称呼似乎带着亲切，但更明确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表征：摆脱不掉的父权和启蒙者意味。从头至尾，这些人并没想赋予演员们共同创作者的权力，演员们始终是学徒和被灌输者，并不理解牟、于们假惺惺的绝望与深谋远虑的自我矮化。然而他们理解了他们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舞台上，事实上，这个理由与牟、于们毫无关系。
在讨论会上，张颐武认为已经没有、甚至实际上不存在鲁迅式的巨人——他刻意忽略的是，权力本身仍然存在，而权力意志并不是、从来也不是人格化的。这些自我阉割的知识分子啊，甚至无法理解舞台上那些无权者为什么会被他们自己的表演魅惑：在舞台上，从权力关系里解脱出来的那一刹那，他们曾经自己行使了自己生命的权力。
一群孩子进京排戏，4个月乌托邦是的集中排练，完了之后等待下一步戏的过程中消耗着，迷茫着，直到破灭，被现实所困，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继续表演还是换作其他职业？
"彼岸"是一场梦，找到工作算起一个彼岸，结婚算是下一个彼岸，我们将穷尽一生不断的寻找彼岸。
生活是坚硬的，残酷的，并不是当初他们想的那样，毕业了就有人来找他们拍戏，能成为大明星，是放弃还是切换可行的路径？
所以，彼岸需要碎片的，实际的，是有可行路径的。
关于教育，认同牟森电影中说的一句话，"学习到知识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信心，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这个主要得指望家长来塑造，帮小孩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任重道远，吾将苦苦寻找。
《彼岸》影评(七)：没有关于生活的真理，有的只是在生活中的人们
关于生活，关于彼岸，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是谁的看法也成为不了真理。
以下是我的看法：
年轻人应该把自己放到当下来看，做当下自己最想去做的事情，也别想着事情会有多难完成，依我看哪条生活的道路都是残酷的，所以啊，还是去做那件你最想去做的事情吧，至少你能拼尽全力地心甘情愿地去做它，至少当它失败时你不会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努力，至少当你为此而奋斗时感到充实，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如果有幸点开我这篇感悟的人，看到这里，可能会感到上述文字中理想主义的幼稚与天真。但是请允许我在此辩解一番：
生活在一种社会环境里，就意味着有规则的存在，它规定了人要依靠什么来源活下去。在原始社会可能这个来源是火种，而今是金钱。
而现在是这样一个时刻，大多数人都无法脱离社会规则的束缚，也无法就此跳转到最后的彼岸—死亡。我们选择活着，而选择活着就意味着要有金钱的来源，这是我们活着的保障。
在我不知道想干什么的时候，我就选择去挣钱；在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并且有能力去尝试的时候，我就选择去做这件事；在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没能力去尝试的时候，我就选择去累积这种能力。在我看来，这样的日子都能给予我活着的充盈感，即所谓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幸福感。
《彼岸》影评(八)：抄写一下
看到年轻的戴锦华老师，本人莫名流泪了（？）
这个纪录片让我有太多思考了，关于集体追求和个人追求，现实的操作能力，彼岸是否存在，人可以一边追求梦想一边融入生活吗？所谓的梦想破灭以后人应该如何生存呢？
抄写一下诗人于坚的话，“剧本要传达的东西这些孩子并没有领会。他们在演出《彼岸》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站在远离现实的彼岸，它达到非常奇怪的效果，彼岸本身他就解构了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但是这些孩子在演这个解构的戏剧的过程中，他们又置身于一种新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当中。只要你置身于这种氛围当中，你的梦想就不会破灭。但是这个氛围只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一旦这个氛围解除，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存在负责的时候，那么这个彼岸就没有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教育，就是一种虚假的乌托邦文化的教育，它不是教育孩子对生存有一种非常强的操作能力，而是教育他们应该有一种远大的理想，总有一天这个理想就会实现。在这种教育下，所有人都习惯那种形而上的、彼岸式的、想象式的思维方式，而缺乏动手操作的能力。包括他们自己跑到北京来，也是把北京看作一种乌托邦，只要跑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就有可能会实现他们梦中的那种天真的东西，这种天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一段时间，但是结束之后他们发现还是没有到达他们理想中的彼岸。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彼岸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他们自己面对命运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就什么都不存在。”
《彼岸》讲述了一群农村来的少年参加了北影的演员培训班，排演了一出叫做《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的先锋戏剧，演出大获成功，他们却各奔东西，离表演越来越远。片中着重记录了在排练彼岸时孩子们的状态以及这出戏对他们此后心理与生活的影响。
这里，导演没有向观众讲故事，至少没有用讲故事的技巧，而是忠实于纪录他们在彼岸时的状态与彼岸之后的生活。影片不断地在彼岸的排练、孩子们日常的训练以及他们的生活中反复游走，日常的状态总是与排戏演戏的过程交替出现；而随着彼岸的结束，导演采用了黑白闪回的方式将彼岸时的片段穿插在被采访者的生活与采访的片段中去。在这里，《彼岸》这出先锋戏剧被分割成无数片段，被不断割裂，意义也随之消解，而更近乎于一种情绪的表达与宣泄。而导演也没有吝于情感的表达，在彼岸时期的片段中，出现了数个对人面孔的近景与特写镜头，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彼岸的演员们坐在地上，面对镜头摇晃着歌唱；随后，镜头生硬地直接切换到现实的状态中。抒情的情境与客观的纪录、对彼岸的纪录所包含的情感及其主观性与导演随后力图客观地纪录演员们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变迁的现实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理想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等种种冲突构成了影片全部的意义与艺术张力。
另外，对于“彼岸存在吗”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存在的，只是不是出发时的罢了。
还有，学会了“不做梦”。
这是蒋樾1993年的作品。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年轻时的于坚，张颐武，戴锦华，吴文光，当然还有牟森。
14个所谓出身底层的男女青年，带着不舒展的肢体与不标准的普通话，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牟森指导的进修班。他们排演的，是高行健（居然看到了这个名字！）和于坚编写剧本的实验剧目《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排演结束后，大家返回到各自的残酷生活，有的去了夜总会，有的推销方便面，有的回家种苹果。在戏里，他们不停呐喊着：“你生活在彼岸中吗？那是另外一种生活吗？”当戏结束，他们的心情从憧憬接戏成为明星，变为“不做梦”。
回家种苹果的男生，带着他的两个同学排演了一部相当生猛的实验话剧，舞台就是田间地头，道具就是拖拉机土坑柴火。在片后讨论中，一个朋友形容此剧为“林兆华看了都会说牛掰”。
思考是可贵的，行动更可贵，我欣赏这样那样勇于将思考化为行动的人们。在如此平庸无聊的世界上，他们还能活得如此激情。
片后讨论中，也有朋友发言说：“这帮孩子就是被牟森玩儿了一把”，“艺术是需要土壤的，这帮农村孩子...”blabla。也许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力吧。在年轻的时候，梦一回，应当是件幸福的事情。只是若这梦太缥缈，适时收手，在岁月面前我们总会无师自通的迅速缴械。
刚刚辞世的季羡林老师说，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彼岸是个动词，它让生活的虚无有了种自以为是的丰盈。
来自此女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29df30100dss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