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是一本由韩策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4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公交车上看到浓郁的书卷气的老先生时，记得一定要态度谦恭，必要时还要要手机号，说不定这就是以后的授业恩师或指路明灯。
●考证翔实，言之有据，全书运用大量书信与未刊史料，作者对史料的占有、掌握和解析能力均属一流。行文质朴而流畅，充分发掘制度与政治、人生的关系，勾勒出丰富的历史图景。（香港大学欢送区大典一处，读之令人神伤）或许本书不属于读之觉得才华横溢的著作，但应该是能够放得住的著作。
●
●书当快意读易尽，如此令人神旺的专业论著，好久没有看到了。
●还不错 但是对我来说有点枯燥
●废科举，迎来大革命，挺好的！最后的进士最后还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从戊戌变法开始科举制包含着两条相辅相承的改制脉络，其一是科举考试新章脉络，其二是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脉络。刘坤一和张之洞因酝酿科举制度新章而要求辛丑乡试展期，朝廷希望尽快举行考试安抚人心。刘、张的分场去取之法被驳回，朝廷另行通过二人提出的废誊录主张作为补偿，反而有损科举公平性，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甲辰、癸卯两科会试在科举新制下具有特殊意义。进士馆的开办在进士之中掀起波澜，教习的身份亦颇为尴尬，对教习怀抱愤懑者有之，拥护新学主动申请留洋者亦有之。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之后进退浮沉不一，在书院、大学，白话俗文与经史诗文之间亦有各自的坚守。
●在单向空间听了韩策先生的讲述，“远去的士大夫”，好困
●粗略翻过，先作个标记
●有几个点儿有启发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乃韩策的毕业论文，其师尚小明在序言中对韩策不惜赞美之词。的确，在一个已被广泛谈论与研究的课题中仍然能够发现问题并加以考证实属不易。单从本书史料来看，无论是其使用的数量、种类与质量还是考据都名副其实。
本书概言之，存在两个思路以及与之相应的两个视角。两个思路是：1.清末改制的内容与实践；2.科举造就的癸、甲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命运。两个视角是：目光向上探讨改科举到废科举的政治运作；目光向下观察科举新制的实际运作以及士子群体在新旧之际的自身分化与浮沉。
在考察清末改制的内容时，作者首先将目光着眼于有关辛丑乡试是否再展的问题，作者认为，这其中涉及到的中央与督抚以及督抚之间有关新政态度相当程度上乃是东南互保格局的某种延续，这种权力格局自然而然地在科举新章中得到某种体现。在考察科举新章时，作者先检讨了各版本内容与新章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不同版本内容对历史中的人以及历史研究者的影响。接着，作者将张、陈二人的科举新章方案与辛丑时期加以对比，并得出结论：辛丑新章在场次与题量方面延续了张之洞与陈的戊戌方案，但其中的变动也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前者的主动修改，另一方面也有中央的权衡。其中，辛丑新章中废除誊录制度的做法成为日后趋新者所废除科举的依据。值得深思的是，在论述废除誊录制度这一过程中，作者基于的是原先的权力格局框架，认为前者的通过是中央对张、陈二人极力推崇的分场去取否决的一种“补偿”。对于张之洞为何提出誊录制度的废除以及面对这一要求中央究竟是有何考量与斟酌并没有太多的史料支撑，其解释难免过于单薄，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观的讨论空间。随后，作者将眼光下沉到科举新章的具体运作与实践当中，考察了当时考试题目及其意义以及阅卷标准与取中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更多的运用了当时士人、考官的日记与书信，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科举改章后的实际情形。
在考察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命运时，作者将切入点与视角放在了进士馆，先是考察中枢大臣是如何推动进士馆建立来延续庚子整改翰林院的思路，一改以往研究过程中中枢在改制过程中的被动角色，再考察了进士馆实际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教习非师"等问题，而这也是当时中国新旧交替之际在教育上的一个缩影，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最后，作者通过量化研究考察了官职改革与辛亥鼎革以来进士群体的分化以及其当时的精神世界。这一研讨过程中将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以及史料整理与归类充分展现了出来。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读后感(二)：“科举改制”救得了清朝吗？
科举制度初萌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善于宋，兴盛于明清。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制度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研究向来是史学重点，晚清改制更是重中之重，但把全部重心放在癸卯（1903）、甲辰（1904）二科的力作，并不多见。韩策的《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很有见地。
该书的征引文献从P369至393，分为八个部分，以第一手资料为主。P394~404按照音序排列了“人名索引”。绪论之前还列出了全部的图表目录。韩策所采资料有很多是已刊档案、官书与资料汇编，比如《大清新法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清史稿》等官方史学。这表明作者论史的基调围绕着清廷的政策动向而展开。
这部作品并非大众读物，基本上抛开了叙事性，韩策直接抓取各种材料，分析公文奏章、日记书信等的语言内涵，以及其中的细微变动所透露的信息。
早在1895年9月，刘坤一就上奏《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批判八股的空疏无用，倡议在书院中添聘精于西学的教习，并“于通商各埠设立学堂，延师教习，给肄习西学的士子以秀才、举人等科举成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呼吁应以“修备储才为要”，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刘、张在早期推崇稳步改革，适当学习西学，是改良主义倾向的。1903年之后为何趋向激进？这不只是刘、张的个人表现，而是要探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行驶了那么久的科举列车，为什么猛然加速以至于倾覆呢？
韩策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借闱河南”。英国公使萨道义在“辛丑谈判”中坚持北京五年内不可举行乡试、会试。那么，何处可科举？南京曾是借闱的首选地，但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消极态度而改置河南。这一过程的复杂缘由显然也牵涉到朝廷的派系斗争，并且影响到广大考生的日程。韩策的视角就此由高堂大殿移向民间的士人生态。
废八股改策论，诸如《时务通考》、《洋务经济通考》、《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等应试书大量出版、发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汤震的《汤氏危言》、张之洞的《劝学篇》等政论类书籍也极为畅销。正如时人所言：“方今国家讲求实学，广征经济之才，用备维新之佐，取中学之体，西学为用，于是经世文编，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但是，新学昌盛亦暴露丛弊：教材良莠不齐，荒谬芜杂；合格师资缺乏，鱼目混珠；传统桎梏思维，连主考官出题都闹了不少笑话。诸般种种，突显教改尴尬境地，与改革初衷差之千里，可谓晚清兵荒马乱、病急乱投医的一个镜鉴。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大英百科全书》有言：“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科举传播海外，为朝鲜、日本等国挪用，亦引西人歆羡。科举制度促使人们重视教育和文化，并且提供了一种上升的比较公平的渠道，就算是屡遭抨击的陈腐的八股文，朱光潜在《我与文学及其他》中也肯定过它在锻炼思维和语感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科举的问题，在于它本身的存在需要和当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清末朝野对科举的批判，虽不乏明见，然大多舍本逐末，回避了最根本性的原因，即专制帝制和官僚主义统治，把弊端一股脑儿算在了科举头上。故废科举既是大势所趋，又是清王朝将之作为替罪羊，希图苟延残喘。
一项改革，最重要的往往不是如何“破”，而是“破”之后如何及时地“立”。科举场内的失落，并不意味着科举场外无所得。韩策在最后一章指出“流风遗韵：癸、甲进士的人文事业”。陈黻宸、商衍鎏、郭家声等一大批癸、甲进士风云际会，他们在个人思想和价值取向方面各自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有资格、有能力对历史予以充分反省。“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废科举救不了清王朝，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晶报2017.7.29.标题：谈论“科举”的另类视角
：文本繁密细致。书评因篇幅1500字所限，未能充分展开，另个人学识能力粗浅，对这个领域不够熟悉，此文权作介绍，当进一步了解。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2月3日。
一、
读博时在历史系蹭课，时而看到一个让人疑惑的身影：面相老成如访问学者，执礼甚恭却仍是学生模样。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韩策，当初毅然从法学转入近代史，目前则是北大历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成的新书《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颇得史学界前辈的好评。
韩策是尚小明教授的学生，从留日学生、学人幕府，再到民国以来大学教员，尚教授多年来专力于士人群体研究，形成了一套综合人物行迹与量化统计的独到方法。韩策选择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当是得自师传。癸、甲进士是中国漫长科举史上最后两科会试的成果，但其意义决不止于“最后”。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自辛丑（1901）科举改制的“策论举人”，实为戊戌以来朝野不断争论科举改章的产物。
科举改章废八股考策论，扩大了举子的知识范围。而成为进士以后，翰林院和六部的改革，进士馆的设立，进士留学的派遣，又进一步补强了这批最后进士的“新学”背景，使他们走上了一条迥异于此前正途士大夫的进身之路。他们之间既是科举同年，也是新学堂（进士馆）的同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政学共同体。从后往前看，无论在科举史还是士大夫身份认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清末的官制改革、学制改创、预备立宪，为癸、甲这两科最后的进士拓展了迅速上升的途径，一改清中叶以来官场的拥堵局面。而随后辛亥革命的勃发，又使其出路严重分化。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如汤化龙、谭延闿、沈钧如、袁嘉穀、陈黼宸等，在民初政坛、法律界、文教界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往后看，清季最后两科科举所奠定的人际关系，在民国史上依旧影响深远。
韩策的新著所关注的，正是这批介于新、旧之间的“最后的进士”。众所周知，“进士”是科举考试所能获得的最高身份，故从士的功名背景来讲，也可称其为“最后的士大夫”。这一选题和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其实颇具针对性。近年近代史研究界受外来新风鼓舞，颇张扬社会史、地方史、基层史等新视野；韩策此书讲的却是活跃于京城的士人精英，偏于梁启超以降新史学所不屑的“帝王将相”。其次，就晚清科举改制研究的小范围来讲，“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第16页）；韩策则更关注文教变革在中枢发动的机制，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可谓有骨有肉。
二、
中国诗学素有以身体比拟诗体的传统。明人胡应麟《诗薮》有云：“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其实“史之美善”也可作如是观。韩策此书便可称“骨肉停匀”，既关注“活生生的参与者”，又以制度和机构为骨干。
近来颇有学者忧心史学研究中“人的隐退”。数十年来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理论方法纷至沓来，强调整体趋势、结构、量化、长时段，带来种种启示之馀，其末流却未免有汩没情性之虞。特别在近代史时段内，材料多、头绪繁、数据样本大，制度变化频繁，除了少数几个大人物，多数人的个体命运在历史潮流中宛如沧海一粟，或仅充当所谓计量史学中的一个数字而已。遂使近年的许多近代史研究著作越来越偏社会科学，而日益远离人文性。这在我一个中文系出身而对近代史有兴趣的外行看来，诚为遗憾之事。我们或许该追问：史学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没有人、没有温度的史学有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固有的文史传统，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中，还有无容身之地？
了解这样一个背景，就会看到从尚小明教授到韩策，多年来致力于士人群体研究的意义。这些士人群体是近代史庞杂表象背后的精神所寄，他们有理想，有情感，有身份认同的自负（如韩策书中所举，翰林在进士馆中不服留学生教习的例子），也有个人的小算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在科举展期争论中的算计），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尚教授和韩策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不动声色当中，用扎实的考证、辨析和细节的呈现，延续着中国文史之学“把人作中心”（见钱穆《中国史学发微》）的作派。
但是，人物研究不是写传记，人物群体研究更不是写群传，专业史学还要有一套身手。1960年代西方史学界提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最初仍重定量分析，相对漠视具体人的存在。近百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到人物“史迹集团”的研究法，须以一个中心人物聚集人物关系。然而，韩策所研究的进士群体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最后进士”的特殊性，是戊戌以来制度变革赋予的，要给这些血肉找到骨架，还是要回到制度史。所以他向前追溯科举新章的形成，作为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延伸，接上了一个庞大且专门的研究领域；向后则以进士馆为中心考察进士的“新学”教育，又是近代教育史上新学制、新学堂的内容。具体人在制度和机构中生活，强调人物中心，并不是否定社会结构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韩策对制度框架的研讨又非静态。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晚清这么一个巨变时代，制度和机构时时处于动态变化，少数关键人物的思量和交际，甚至可以影响制度走向，关乎多数人的命运。在本书前两章，韩策对于辛丑科举改制中借闱、展期和分场等具体问题，特别是其商讨、争论和最后定议的过程，都有详细的铺陈，呈现了制度背后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角力。其中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在教育史叙述中甚为趋新的张百熙，竟上奏强烈反对科举展期，不惜化身保守朝官的代表，诘责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第29-34页）这类细节的呈现，或可打破关于晚清人物新旧归属的一些刻板印象。而张百熙与张之洞之间的龃龉，有可能影响到两年后二人在京共商学制和大学堂事务的过程，其间纷扰亦非“新旧之争”所能概括。
三、
韩策此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点，是精于史料辨析和阐释。
近代史研究史料猥多、体裁丰富、载体芜杂，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却对史料辨析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代以来流行的“平等看待史料”之说，其实甚有问题。史料从来就不平等，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史料的物质属性、载体、文体有别，都将造成阐释有效性的差异。与发掘新史料同等重要的，是还原史料的文献属性，辨析史料层次。
比如前些年研究界颇为看重的报刊材料，其意义就有待重审。韩策此书前两章探讨庚子以后的科举展期、借闱之争和奏定新章的过程，就指出先行研究存在着过分倚靠报刊资料的偏颇。他利用档案、电报、信札等更可凭信的一手材料，考出许多报刊载录之不可信。如辛丑年三月报刊盛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申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几乎众口一词，一些研究者也信以为真。韩策则在书中利用中枢与李鸿章往还电牍，证明李鸿章这一时期正为顺天山西等地乡试及北京会试努力交涉，不可能贸然奏请停考。（第40-41页）关于辛丑科举新章，以往研究也多从报刊钩沉，韩策则发现新章有众多版本，报刊所载之“八条”、“十二条”多有错漏，并非政务处与礼部会奏之“十三条”定本。（第50页）三个主要版本之间的分歧，涉及拟题者、命题范围和命题标准。最终确立的章程中，由皇帝钦命的题目只有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包括《九通》内容。这些原则都跟报章所载有较大差异。
又如在科举史研究中，朱卷集成、乡试录、会试录向来是考察科场文字和衡文标准的重要材料，为研究者所爱用。而韩策却指出这些文献（特别是其序文）所标榜的原则和试卷本身往往多有差池，应该结合阅卷的实际情况来审查，以免为表面文字所欺；朱卷集成中的考官评语，也有事前事中事后等不同情况，且多属空谈，不足为训。就此而言，阅卷过程中产生的日记、书札等材料，反映了考官心态和科场惯例，透露出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反而更加重要。
韩策此书依据新出史料纠正先行研究误判之处甚多，却并不矜才使气。所谓“史料辨析”，不仅仅是辨伪（哪些史实说错了），更是梳理文献记载的层次。换言之，也就是历史真实的层次。比如报刊记载固然把史实意义上的真实弄错，却往往能表现了当时舆情的真实（如第106-112页所举进士馆的舆论反响），或者说是趋新派心态的一种真实，甚至可能是在放政治烟幕弹（第105页）。又如第151页指出“会试闱墨”普遍经过考官润色，固然不可当作考卷原样，却恰可看出考官眼光。所以，本书并没有因为依据了所谓“更一手”的史料，就把二手、三手材料一概抹消，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真实的不同版本与折射。每一次折射都有它独特的介质，其对最初事实的偏离，正可反映出介质的属性。其实何止是报刊，连笔记、小说、诗文集等文学性材料，都被韩策拿来驱使。这正体现了一个史家的技术，也是该书在史料学上特别予我启发之处。
此外，沿袭尚小明教授幕府研究的风格，韩策此书中载有大量表格和专业的定量统计。被他纳入统计的数据，多出于片段记载，一鳞半爪，散件于海量的档案、函电、题名录、诗文集等，需要很多联络、钩沉、拼接的工夫。但我所看重的，仍是韩策在数据面前的清醒。他注意统计方法的反省，更注重数据的分析，警惕过度分析。比如有学者根据癸、甲两科不同地区的中额，想要说明沿海与内地的风气差异，而面对内地少数省份中额较高的数据，又说这是人为调控的结果，结论先行，前后失据。相比之下，韩策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就要复杂得多。（第167页）
四、
韩策此书虽以考证、辨析、统计见长，却不是东鳞西爪的碎片化研究。全书有严谨的结构设计，从变改科举这件事情的根源谈起，到庚子以后的乡会试的展期之争，然后才是科举新章的制定和实践，以及进士馆建制的原委。这些都是癸、甲进士这一群人——所谓最后的士大夫——能够产生的前提。往后则进一步论及进士馆的出路、留学，并按照翰林、部属、即用知县等类别统计他们在仕途上的分化，看到最后两科进士的前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黯淡；在有些层次上，他们的补缺、晋升，甚至改观了晚清官场拥堵的状况。
书末论及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之际的浮沉，许多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这两科进士因为知识结构较新，且在进士馆或留学期间接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所以其中的部属人员在辛亥以后多留任，与翰林的凄惨结局形成对照。但从清末学部到民初教育部的转型却是一个特例，学部—教育部在鼎革前后的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这或许体现出文教事业与政治伦理的密切关联，即便在学部、教育部这样导入科层制的近代新部门中，亦未曾消解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缠绕。（第305页）
最后，作者还勇于尝试在史实基础上总结一些“模式”。比如论及清末科举由“渐废”转为“立废”的过程，韩策提出了“交互激进”的模式。（第83页）最初，只是袁世凯提出“增实科”，同时旧额“每科减一成，减至五成为止”，亦即改革后科举的新旧学对半开，旧额最终仍可保留。孰料号称老成的张之洞更为激进，声言“留此五成，顽固不绝于天壤”，袁世凯随即提出“渐废”旧额。下及1903-04年的三科递减方案，直至1905年的立停科举，都是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陶模、端方等督抚之间竞相以趋新为政绩，“交互激进”而使变革加速度不断飙升的结果。对这一模式的总结，不仅可以阐释清末科举由改而废的机理，更可推而广之，用以观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趋势。
2017年11月29日于丰台花乡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读后感(四)：书摘丨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最后的进士群体的命运
（节选自本书“结语”部分）
科举绵延上千年，随时代而更新改进，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制度发明，影响传统中国至深且远。清代科举已然成熟，从多方面维系着帝国的秩序。虽任何良法美制均难免末流之弊，但制度文明绝非一日之功，易科举实难以善其后。
清季西潮东来，中西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屡遭败衄，踏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尽快走上一条变革旧制、仿行新法的富强之路，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追逐的目标。随着“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的说法渐成“共识”，兴学育才就被当成救时的不二法门。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247页。中西新旧对比之下，固有的负责培才、抡才的书院与科举制度诟病日多。
结果，当英、法、美等国师中国科举美意，逐渐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之时，中国的科举制变革却渐由“坐言”走向“起行”，至百日维新时几度颁下改制之谕而达到高潮。惟政变旋作，悉复旧制。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厉行新政，首要的便是改科举。所以，甫入20世纪，在兴学堂的同时，科举改制再次启动。只是究竟如何改，关系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和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既异常关键，又纷繁复杂。
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
清季科举制变革，是内外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作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决策的参与者，若干实力督抚与朝内重臣的主张、运作和权力格局值得特别关注。既往研究更多侧重于督抚方面，在中枢、礼部、翰林院方面相对薄弱。
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科举制变革就包含两条相辅相成的改制脉络。一是科举考试新章脉络。从废八股文、试帖诗，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五经义入手，希望透过改内容、调场次、变文体等措施，注重中国“实学”，引入“西学”时务，拔取应时人才。二是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脉络。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举已取之才。既令资深翰林群体研习经世实学，而自癸卯科会试开始，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书须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以期从科举精英中培训出略通西学时务的新政人才，同时引导士人学习风气向“实学”、“新学”转变。前一改制脉络旨在直接用所谓的“经世实学”取士，后一改制脉络则对已取之士再课以西学时务，两相配套，皆为解决科举为人诟病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弊。前者由督抚主动发起并竭力运作，而受到中枢、礼部的制约；后者因系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由部分中枢大臣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
就辛丑科举新章来说，在改制之始，朝臣与督抚、京官与外官以及督抚之间颇有分歧，且一开始就与乡试、会试展期问题纠葛缠绕。1901年春夏，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也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与此同时，清廷高层希望通过尽快举行乡试以收庚子残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孙家鼐等重臣对刘坤一、张之洞一再奏请乡试展期大不以为然；张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陈奏，“诘责”刘、张。然而，在辛丑之际两宫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举足轻重，中央正深倚重。他们既对中枢重申己见，又向各省串联施压，坚持乡试展期。结果，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辛丑年乡试或展或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但这加剧了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议题上的分歧，并投射到了科举新章的制定出台上，直接影响了科举改章的内容和走向。
因此，虽然1901年七月清廷部分采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建议，下诏改科举、兴学堂。但是，科举详细章程的拟定和颁行充满争议。尽管刘坤一、张之洞屡次奏请乡试、会试采用分场去取之法，但中枢、礼部对科举大典的理解显然颇为不同，在稳定士心、三场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终不松口，然又不能完全否决彼时权势煊赫的刘、张，故“两害相权取其轻”，议准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主张，以为“补偿”。千年以来“无害于选才而有益于防弊”的糊名易书制度就此废除，给乡试、会试带来了严重恶果，与科举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进言之，张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举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续而来。但后者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于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虽曾颁行天下，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特殊时期，未经广泛讨论就由光绪帝径自允准的。但正因曾经颁行，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辛丑时地位凸显，所以张之洞的科举方案自然占了上风，成为新政伊始科举改章的底本。虽然张之洞也意识到其戊戌新章规定二场考试声光化电太过“荒唐”，辛丑改章时将其删除，但其方案中头、二场论、策题量太多，内容偏难，颇有可议之处，四书五经既置于三场且题量甚少，自然又难免荒经之弊。但是，急于富强，不惜倡导西学皮毛亦可救国的张之洞，在辛丑时已有废科举、专重学堂之心，所以改科举方案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学堂、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认识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深入理解科举对国家、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将制度设计斟酌妥当。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变法条议虽然作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为稳健的不废八股，科举、学堂分途考试方案，却被刘坤一、张之洞舍弃。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考试的思路与其戊戌年为总理衙门拟定的经济常科方案一脉相承，意在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当年这一业经颁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进的改科举行动所推翻；迨辛丑之际，又被同样急于效西法的张之洞所舍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巨大刺激之前，作为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中学、西学，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举的思路和方案还有更多选项，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显然超过我们既有认知。这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影响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终形成了如此局面。总之，变法改制既急切进行，决策高层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静气地从容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至善，为国家策万全之安，而是权谋相加，轻变旧制。所以改制决策颇多可议，为此后的考试实践埋下了隐忧。
科举改制的另一条脉络，是从庚子前后整饬翰林院到1902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研究显示，整饬翰林院主要由孙家鼐发起和主持，而诏开进士馆是瞿鸿禨、荣庆极力推动的结果。此举延续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但在政务处初期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与瞿鸿禨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由于翰林院不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与科举关系至密，是士人观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举改制的决心与力度，极具示范效应。同时，开设进士馆还涉及官员的养成制度，关系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响甚大。
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论争，在京外官、士子群体及报刊舆论界，更引发了多方面回响。虽然当局此举有意抑科举而扬学堂，但彼时津、沪报界已经倾向废科举，故并不满足此渐进改革。所以，开进士馆不仅未能赢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好评如潮，反而引来不同程度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开进士馆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同时，开进士馆给新进士心理层面与实际出路皆带来不小冲击。不少新进士颇为抵拒也就可以想见，而依恋科举的朝官亦多有訾议。这导致进士馆章程屡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落实和成效。当局扩大科举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这样纷纷扰扰以及学堂、科举势不两立的聒噪下，科举的形象进一步遭受贬损。
当枢臣瞿鸿禨等筹划诏开进士馆之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抚也在串联着推进三科递减渐废科举。其实，从1901年开始，在改、废科举过程中，趋新督抚就形成一个交互激进的模式。1901年袁世凯之所以在新政复奏中提出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的主张，就颇因张之洞的助推之力。《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9~150页。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凯的“启发”。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定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的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说：“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年至1904年，乡试、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1903年京官批评袁世凯、张之洞奏请三科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也是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外，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确是奏停科举的最佳年份。
同时，督抚请废科举，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所以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督抚则单衔复奏。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袁世凯、张之洞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会衔。但之所以最终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说明中枢高层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再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1910年多位督抚奏请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抚的串联活动。
国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
借闱河南开封贡院的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的重要实践。因为英国公使萨道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固执己见，坚持北京五年内不可举行乡试、会试，结果有清一代会试不在京师举行，这还是头一遭。所以，遭庚子兵燹焚毁的京师贡院也就没有了迅速修复的紧迫感。迨1905年再议修复时，科举三科减额方案已经颁行，最终定议缓修。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5~122页。但北京不能会试，并不意味着定要借闱河南。事实上，南京曾是礼部和议和全权大臣奏请借闱的首选地，但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态度消极，政务处最终退而求其次改选河南。借闱河南令广大东南士子颇感不便，导致考生人数较往常减少许多。各省士子人数的多寡起伏，又直接影响到会试考中的机会。同时，借闱河南也影响了科举的声价。
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新章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题目来看，注重观照现实，连史论题和经义题都有影射现实的意思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意在鼓励士子究心经世实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考题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题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实属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观察，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区分度明显下降，以致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故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头场未荐而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通过补荐而中式的考生，大约占会试中额的1/15。从阅卷取中的因素和内幕来看，改章之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更为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誊录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而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从贡士举人科分构成来分析，由于壬寅、癸卯两科“策论”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所以在癸、甲会试中表现格外出色。这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试、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但由于科举新章之不善，科举改制的成效尚难言乐观。
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最后的进士群体的命运
1904年进士馆正式开馆，近百名新进士入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因此，如钱振锽、温肃等抵拒入馆的进士固然所在多有，但像甘鹏云、汤化龙等希望入馆学习，更新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亦不乏人。随后，有多批进士出洋游学，绝大多数赴日，但也不乏负笈欧美者；留日进士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主，但亦有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肄业三年以上，获得选科甚至本科文凭者；专业虽以法政为主，亦有学习工商，甚至军事者。进士馆和留学的背景，使得癸、甲进士中许多人成为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肄业生。无疑，对于大多数进士的新学造诣，我们不宜过高估价。但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这样的双重身份和背景，却迅速拉高了他们的地位和身价。
在预备立宪时代，策论出身且拥有法政、理财等新学背景的部分癸、甲进士，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加以部院扩张，缺分增多。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书的补缺及升迁速度，竟远超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在辛亥鼎革中，癸、甲两科部属群体因其衙门多有承继，既不像翰林群体因翰林院被裁而集体失业，亦非如知县群体守土有责，在革命洪流冲击下纷纷丢官去职。因此，虽然不乏像陈毅、陈曾寿、王季烈、苏舆等实缺司官挂冠而去，甘做遗老，不仕民国，但绝大多数癸、甲部属仍官新朝，尤以度支部到财政部、邮传部到交通部、法部到司法部的延续性明显。不过，因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极新人物掌控，原在学部兼差的近二十位癸、甲翰林几乎全部退出。
废科举切断了榜下即用知县的来源，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日少，物以稀为贵，各省即用知县反而逐渐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县在中进士后的七八年内已补实缺，远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诡的是，废科举对癸、甲进士中的即用知县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国亡时”，辛亥鼎革对实缺知县冲击甚大。虽亦有少数癸、甲进士继续在原省任州县官，且有像吕调元那样骤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数则经历了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的过程。此后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间，虽亦不乏数十人“光复旧物”，但已颇受波折。
伴随着改、废科举的新政过程，往日清贵显要的翰林群体迅速式微。虽亦有个别癸、甲翰林遽补司道实缺，但整体来看，后科举时代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为最后的两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内最大的群体。故宣统年间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机，他们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保住衙门，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园。民国肇建后，癸、甲翰林中不乏遗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温肃、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复辟干将，但自状元王寿彭、刘春霖以下，奔走于民国官场、效力于大员门庭者实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遗民”和“贰臣”互见，势力相当。
此外，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张国溶、陈黻宸、沈钧儒、梁善济、杨毓泗、萧湘、杜严、方贞等癸、甲进士，借清季立宪之东风而崛起，领导各省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成为预备立宪精英。辛亥鼎革前后，此辈多乘时而起，与革命合流，致身通显，随后又通过组织政党而扩充实力，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
总之，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既未明显地边缘化，也未笼统地出路更宽。在新旧剧变的转型时代，部分人与时俱进，仕途顺遂，火速升迁，部分人衙门被裁，地位骤降，无所适从。同年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鼎革之际，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至为不一。将停废科举与辛亥鼎革通盘考虑，从较长时段着眼，可以更好地观察最后的进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既占据大多数官场高位，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癸、甲进士孕育于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不少人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在后科举时代，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民国以降，陈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声、易顺豫、狄楼海、孙智敏、赖际熙、区大典、章钰、郭则沄、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以关赓麟、郭则沄、顾承曾、何震彝、何启椿、林步随、靳志、陈宗蕃、温肃、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吴璆、饶孟任、刘敦谨、郭宗熙、胡嗣瑗、陈曾寿、章钰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尤其是关赓麟和郭则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津）、须社（津）、清溪（宁）、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之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要之，在后科举时代，癸、甲进士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