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是一本由[美] 汉娜·阿伦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元，页数：3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的境况》精选点评：
●阿伦特对于人类condition的细分是对从洛克到马克思的劳动观的反对，这种看待问题的角度的确对有精英倾向的人很有吸引力（把多数人贬斥为劳动动物）。对于公民资格的过高要求，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可以现学现卖的，但很难真的支撑起我们的“心力”。
●翻了一遍。读到最后几十页，实在无心细读。把导言重看了一遍，内容实在有点，枯燥。
●人的荒诞在于你知道境况是如何产生的，依旧只能随波逐流。
●面对被抛回自身的有死者世界，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蓬勃地迸发，却深陷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之中
●还行吧… 半懂不懂的，看懂的部分还是挺精彩的。序挺好的…
●第一遍看完了。对笛卡尔式内省的分析，让我感觉那么精准呢，虽然我还没读过笛卡尔，我想把那两段抄下来。阿伦特的思维是精准，洞透的，系统，全面的。这大脑，太强大了，太卓越了。哲学家聪明的大脑是我最膜拜的。我真的膜拜发达的大脑。
●朋友分享。作者富有古希腊历史和哲学史的前置知识，常常以此作为论述的展开，推崇马克思等人在社会生产领域的思想，主题设置很好，但是阅读起来真的很不友好，每一个小篇章刚刚展开就结束了，并且语言论述上有些绕，感觉很多时候只是换了个更麻烦的说法。
●相比较之前读过的阿伦特作品，人的境况是各个章节之间关键最密切，结构最突出的。劳动，工作与行动代表着人的不同条件，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互相影响着彼此。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交替着决定了人存在的意义。非常想知道，如果阿伦特经历了21世纪科技更为迅猛的发展，甚至目睹具有“思想”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她的理论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通识读本
●阅读了一遍，先树立一个框架吧，毕业论文就搞它了。
《人的境况》读后感(一)：第三章/劳动/65
与工作的生产力为人造物增添了新东西不同，劳动的生产力只是偶然地造成对象，并且主要与它自身再生产的手段有关；既然它的力量在确保了自身再生产后还没有耗尽，它就能被用于另一个生命过程的再生产，但它除了生产生命本身之外不“生产”任何东西。通过奴隶社会的暴力压迫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它就可以被导向到以一部分人的劳动满足所有人生命所需的方式。
《人的境况》读后感(二)：阿伦特的近现代批判
《人的境况》中印象较为深刻的或许是阿伦特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现代世界有几个显明的特点:1.公共领域的丧失，私人领域的扩张。这是立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批判古代人一向认为个体只有在由每个个体组成的公共意义世界中才能成全自身，才能作为自由的存在，创造自己的故事，实现自身开端启新的能力，但是反观近现代，我们逃避公共领域，缩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之中，认为这种生活最真实，相反，公共领域往往表里不一，因而是少数人的事情。2.阿基米德点-笛卡尔我思的确立使理性成为了世界唯一确定的立足点，一切皆要经过人类理性的参与与介入才回被予以承认，古代自为的超越性世界秩序丧失，这一转折带来的后果是人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仅仅遭遇到的是他自己，世界自身在这种对待性的思维中丧失了。3.人自身的贬低，古代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通过沉思，有向世界秩序靠近的可能性，近代人作为制造人，更为糟糕的是，那种以对于理念的沉思为制造原则的维度没有了，人不免有一步一步走向虚无主义的危险，为此，人不得不转向生命原则，即一切活动的开展根本原则为肉体的快乐悲苦的总量。
这些特征之间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让我们看到近现代启蒙理性以来的困境，让我们反思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在进步以及一步步走向人类自身尊严和价值的消逝。
《人的境况》读后感(三)：Vita Activa的回甘齁甜齁甜的
把那份书单里的书挑出来，发现只有左上角部分是读过的，升腾起被担心挂科支配的恐惧。
昨夜梦见国际货物买卖法考前的画面。考试开卷，考题是几十道案例分析。Casebook上的案例我只能记得案情和判决，五湖四海当事人的名字一团乱麻。吃饭时跟印度和英国同学聊天，他们谈论谁谁谁vs谁谁谁的案子，我：？？？，听了半晌才根据货物标的和仲裁员名字对上号。惊恐之余憋在ThorpHouse几天没出门，其间只和邻居刘斐然讲过话。功夫不负，一番缠斗终究通过了考试。毕业后这门课教授Jonathan Mukwiri在我Linkedin上的技能点赞间接促成了和一位同仁的合作。
正在读《The Human Condition》。阿伦特博士将积极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进行对照。Vita Contemplativa是辛苦的，Vita Activa的回甘齁甜齁甜的。
#IllinteracyJH#
《人的境况》读后感(四)：《人的境况》与汉娜·阿伦特的行动政治理论
我可能永远读不懂阿伦特了。
《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作业，整理了一下放到豆瓣上来。我可能永远都读不懂阿伦特了。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创新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她生于魏玛共和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师从海德格尔学习哲学，后转投雅斯贝尔斯门下。30年代纳粹上台后，她离开德国，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一段时间，后流亡美国，她随之开始思考“恶”的终极问题，从一位哲学家转变为一位政治理论家。阿伦特的哲学学科背景使她能够游走于哲学与政治之间，从哲学角度探讨政治问题。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而坚持将自己称为思想家、理论家。她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学者，推崇传统的古代政治，许多学者在评价她时都说她对于古希腊城邦有一种“遥远的乡愁”。在本书的论述中，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入手，追溯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传统。《人的境况》英文版名为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名为Vita Activa，这是一个拉丁语词汇，意为“积极生活”。按照阿伦特的说法，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原意是“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随着古代城邦的衰落，这个词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
《人的境况》一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对西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的政治假设和传统的总结，在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和颠覆，乍一看也许缺乏原创性，但细细思索就会发现阿伦特的天才之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政治思想家大多遵循柏拉图的思考路径，将“沉思”作为最大的美德，阿伦特却另辟蹊径，通过对“积极生活”这个术语的拆解，她对人的活动方式进行了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种（并不全面的）分类，并借此来探讨现代人的境况。
劳动（labour），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而必须付出的努力。由于人类需要通过劳动不断创造生产资料以回应自身生存必需品的桎梏，劳动是不断循环且永远也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也鉴于这个原因，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对于体力劳动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希腊人将劳动贴上“奴隶”的标签，带有双重的“奴役性”——一方面受到生存需要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是在奴隶主的要求和控制之下进行的。因此，劳动本身是低贱的，是“低等”的奴隶的专属，从而保证了奴隶主和公民更高层次的人性的活动。
工作（work）可以理解为一种工业上的制造。与劳动生产消耗性产品不同，工作制作出来的产品是可存续的、耐用的，从时间上来说是持久的。工作往往同“技艺”“技能”挂钩。在工作过程中的人类并没有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因此也不会受到“必需性”的限制与束缚，他们摆脱了体力的消耗与折磨，而能够自行支配布局与过程，因此感受到一种同制作产品相连接的自信与快乐。更重要的是，工作的稳定性和可积累性使我们最终得以建造一个人造的家园，而这一点是单凭劳动所无法达成的。
工作的稳定性和客观性能够进而延伸到第三种人类活动——行动（action）中。行动是人之所以区分于动物的最为核心的活动样态。如果说劳动是同自然打交道，工作是同工具和器物打交道，那么行动简单来说则可以被理解为同人打交道，是一种因为他人在场而被激发、实现行动者自我卓越性的活动，是人类活动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拓展。阿伦特在书中对公域和私域两个概念的发展和区分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据她所说，公共领域是一个公开的世界，是“行动”得以实现的场所和政治空间。人们在公域中进行自由讨论并展现自我，这就是行动，“只有进入公共领域的生活，才是‘得体的生活’（good life），才能称得上一种有质量的生活”。
阿伦特对以上三个概念的例示和梳理是立足于古希腊罗马政治传统之上的。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现实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三种概念的意涵也继而变化。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在物质资源极为丰裕的后工业化时代，劳动的“奴役性”标签剥落了，也不再能同辛劳、痛苦画等号。
马克思将劳动放在至高的位置，人在劳动中实现自我（马克思学说中的“劳动”似乎更偏向于在阿伦特的坐标中创造价值的“工作”）。 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政治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关联最为紧密之处莫过于对劳动和工作的论述。她批评马克思的“劳动”混淆了“劳动”与“工作”两个概念，将自然生命过程的劳动扩大为人类活动的中心甚至是唯一，将创造生产资料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而同自我救赎相挂钩。“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围绕着一个早期的洞察：劳动者首要的是通过生产维持他生存的手段来实现他自身生命的再生产。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认为‘当人们开始生产维持他们生存的手段时，就开始让自己区别于动物。’”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阿伦特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解释是一种个人的裁剪和误解，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加形而上学”的庸俗理解：马克思并不像她理解的那样将“工作”与“劳动”混为一谈，他只不过采用了不同于阿伦特的划定方法。马克思放弃了讨论生产性劳动与制造性工作的区分，而着眼于动物的劳动与人的劳动的区别——前者受到肉体的支配，是片面的，而后者则相反，是一种全面的生产。
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人的三种活动中最为高级的一种样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见闻，人类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活动领域，为私有的、物质的活动空间赋予了公共的、精神层面的特征。这不但健全了个体人格，也拓宽了“社会”疆界的抽象范畴。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说和行动都在其他公民面前显现着他的身份，界定他是‘谁’，“它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事实上，公共领域的兴衰可以说是贯穿阿伦特作品的主动。她批评古希腊罗马以降的政治传统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私人领域的扩张与公共领域的萎缩和衰落。[6]
行动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固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积极要素的无限膨胀也使其具有危险性，或者至少说是局限。一是无限性，行动归结于个人自我的展现，而行动者常常容易跨越界限；二是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这是由于人的行动的不可预见性；三是过程的不可逆性，行动的结果不能逆转也无法取消。而以上两则缺陷可以由宽恕和承诺来拯救。
对于如何克服行动理论的局限，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的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加诺芬（Margaret Canovan）有如下评述：
第一，阿伦特向古希腊人寻求行动理论的行为范式，但是她首先并没有向雅典城邦制度寻求灵感，而是关注《荷马史诗》中记载的君主的战争行为，并将此与雅典人的演说和雄辩区分开来。第二，雅典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在意自己的行动方式，相反，阿伦特批评雅典人过分关注个人荣誉并自我炫耀。她说，正是这种“鲁莽的个人主义”“最终使城邦陷入了厄运”。第三，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往往忽视《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的行动，而在阿伦特看来，这种行动的卓异性甚至可以与罗马人建规立制创设有序的政治机构，以及基督教宽恕之美德相媲美。
《人的境况》是汉娜·阿伦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专著之一，也是她最系统论述的著作，同她早期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有逻辑上的承合与联系。后者从反犹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角度探讨了纳粹的罪恶。二战之后，随着纳粹极端右翼意识形态的偃旗息鼓，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左翼极权主义开始在历史舞台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阿伦特意识到前作对极权主义的探讨是不完全而有缺憾的，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亦潜藏着极权主义的危险。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补充，她写作《人的境况》，侧面回应了当时苏联式无所不包的极权政府的罪恶。
在阿伦特看来，从柏拉图开始，所有政治哲学家都犯下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忽视了政治的“复数性”：人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复数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原创性（不过阿伦特没有从根源上找到人的复数性的基础）。这一刻意的忽略所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也就是极权主义的肆虐。在她的讲述中，现代社会标示着作为个体的人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异化为一个纯粹的生物物种。现代性的荼毒使得独立思考与积极行动消失，政治领域中具有主体性的人被化约为简单的禽兽，个人无法自我维系而只能通过集体得以实现。这就是阿伦特叙事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而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人人都拥有“开端启新”的能力，具有向各个可能的方向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这也进一步佐证/增加了行动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
强调人的主体性、创新性和多样性的自由主义是阿伦特行动理论所揭示的政治伦理，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中反对邪恶的伦理基础。正是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对西方政治传统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重新塑造，她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关注人类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的平等协作和活动的主动性，凸显了精神层面的自由活力，进一步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人的境况》读后感(五)：谋生方法最古老的传统之中的友谊
人的境况：遮蔽普通篇幅的信念偏差
“所有的职业都可以作为谋生手段”这句话提醒我区分中的劳动、行动与工作共同指向的话题，通过误解与制作分离这三者是一次思维体力的个体式逾越。而消费主义所提倡的行动分享在时间效度上取代了更漫长的磨合、蕴藏与孕育，将现象学变成了自我冲击的浅层对比，似乎也更接近私人方式的话语暴露，但作为行动本身，这些获得轻信的方式总会令揣测者产生畏惧。“所有的职业都可以作为谋生手段”承诺的日常是否屈服于“轻科技”遮蔽人们的“理智想象力”，从解答方式来看依旧未见分晓，同时脱离人们所克服的困难依然会陷入对机械重复的盲从。
在AI智能以具体事件的方式逐渐向我们涌来的时候，从更清晰的图景上看到的是，本位的制作成为我在这本书中寻求的某种历史异化的沟通。公共领域的自由化辨析了人们所善待的真相，无效的文本与行动以隐瞒了的谋生方式延伸着这种沟通的秩序，为人们所忽略的内在的变革与暴虐也在继续隐瞒着危机中的价值实现。而此刻我唯一想到的是阿伦特对人们所说的，“生产过程的力量最终被目的的产品所吸纳，而行动过程的力量却不会在一个单一的行动中耗尽；相反，它随着其后果的加乘而加乘；在人类事务领域里，持久存在的是这些过程，它们的无限的持久，像人类本身一样持久，不受物质消亡或个人生命终结的限制。我们从来不能对任何行动的后果或结局作出确实预测的限制。我们从来不能对任何行动的后果或结局作出确实预测的原因，仅在于行动没有终结。单个行动的过程甚至能一直持续到人类自身走向终结的那一天。”（p181）
阿伦特的著作在当时的时代是人们触摸天才头脑的一种方式，但是严厉的抨击则提醒人们要疏远她的理论陷阱，但这种糅杂了暴力流血与避难流亡的创伤记忆在更大程度上能引起广泛关注与群体共鸣，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动荡局势中人们的心声。在极端的社会情形下的人们要刻意避开违反战争形成的共识与约定，这使得人们的思想变动在时时刻刻的妥协中变成一种隐秘的心灵流动，并非是转化成为劳动、行动与工作这些更“高级”的形式。承担着历史重任的人们自发选择站在历史前线成为以谋生手段克服公共压力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进程中那些已经失效的部分彻底的、惨淡的走出了人们的视线。有些被人们所忽视的深刻感受并不是被遗忘，它正和欧洲历史遗留问题一样悬而未决，作为一种慎重的、沉闷的、冗杂的考量去实现。事实上的公正解答因为取缔变得单薄，当乏味剥夺了始终作为谋生手段出现的日常时，我才会想到对“空间的束缚”的质疑与抵触，似乎已经变成经历所有禁锢之后最轻微的犯罪冲动。
似乎让话语变成一种影响，让行动变成一种事件在网络时代变得更加困难，反馈形式变得分散、简约、随意难以形成大的方案与共识。短期的障碍解决发生在消费社会，通过社会化的分工合作来提供公共领域的信息对称，通过私人化的利益鉴别来指导理想生活的乐观对等，人们自发的选择以获得感为依据来衡量价值与效度，从未抛出各种纷乱的预测都被视为是狭隘盲目的表现。但我一直在思考着的是生命的尽头是在死亡的时候开始的，还是从我们选择某种放弃导致自我缺失的时候开始的，自由主义的理想究竟能帮助我在精神行走的时候走多远。因为没有合适的实现渠道，自由主义在被广泛剥夺的过程中正是体现着“故我在”的匮乏。趋利避害生成的自我缺失包含了言行方面的冷暴力，通过自由实现的关于创造的信念尽管能够制约这种进程中的威慑，像是阿伦特提到马克思的一句话，“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p177），释放出偶然性的历史联结、想象承诺以及共识标准恰好是以接纳人类情感与友谊的方式提供了永恒的暴力与自由。
话语所提供的是世界上最为空洞的自由，填补它空洞形式的是人在各种境况、历史之中的处理，是一个自带谋生过程的长期观察的过程。历史的记忆能够集腋成裘，那些不可逆的情感与礼仪形成了“阿基米德点”（能够用一个杠杆把宇宙撬起来），“通过一种器物（接纳模式 笔者注）对宇宙的尝试性一瞥，立刻调整了人的感觉，并注定要揭开处于人的感觉之外的无限和永恒的秘密，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并决定了其他事件的进程，这些事件后来以更为公洞的态势把人类带入了现代。”（p205）
我对“现代”的理解建立在对人类原始欲望的探索之上，每个人在青年时期都要经历深刻的个人历史的转变，他必须从在深层隐藏的利益结构之中获得自己的阶段立场。并不是所有的个体责任与生活进程都能够将自己带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隐居并且落脚于对观察产物进行剖析、批判以及跟进的维度上面。对世俗胜利的不确定性进行多大程度的妥协与迁就，取决于我们对于人的境况的忍耐程度，这种封闭性的价值指导会让生活的细节为自己增殖，但自由所承诺的知识地图，建立在知识地图上的版图学上的沿革会让我们对自我意识更清晰的认识。
不可接近的“获得彼岸”的欲望与从知识转移向情感的乐观会形成一种拾荒的共识。这就是阿伦特提供的人的境况、谋生方式与世俗事务之间的心灵尺度上的自我推理暂时的胜利，不懈的探索与创作并不是为填补空洞，或者扩张自己所独占的积极生活。阿伦特在著作最后说明了出让出自由产物的无穷性所指引的信念，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从话语的不同策源地提取行动、劳动以及工作提取到它所隐瞒的秘密价值，即思考的价值。“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的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的假定为只属于少数人（我敢断言这些人不会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更少）。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对积极生活内的每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的话是多么正确：‘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我在想精神时代那些高产的作家之间的恶战，是他们病故之后才开始的，是深邃灵魂、深刻话语以及深厚情感之下的信念偏差的核心部分。恶战也是友谊的一部分，是人类未来与人类命运的版图。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价值预设与重估之间的战争
我们的语言限定的公允传统状态是一种被做旧、被狭窄、被权威的现象实践，历史的失落与遗忘掩盖了错杂交织的网络——对历史进行的暴力就是对历史的现写，也是对历史本身倒退的复认与放弃。人类6500年的文字系统中，我认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自由的所有权限，理解程度上的净化即是对非虚构文学之中历史叠压与沿革的打破与扰乱的复认。在历史的暴力中，书写并不是同时与过去和未来相沟通，而是与自己手头的“翻译”工作相和解的过程，历史共识尚未形成的阶段都是个人通过自己单薄的话语权力向前做出艰难的推进。离开非虚构文学作家的书籍，历史就又会倒退到普及常识的阶段，但是，像是人文与社会译丛的主编刘东说的那样，“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的小补小修，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人对于历史本身的辨认与判读如果只是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上，或者从未从真实历史材料的困境中将自己解放出来，历史提供的准备就必然会脱离和解后的各种警惕，从而滑向随时随刻准备好认同他人的境地。而福克纳的这句话，“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就识破了历史偶然性、终结性与活跃性的相遇，在过去与未来的线性混战中被敌人驱迫到唯一方向上的人类共识，承载着人类普遍怀疑的欲望，以及为历史造成的国别式的现状抱有尊重的情感。
丰沛的情感需要记忆的操练，很多人将探索欲望从记忆的私人观、历史观转移到了复数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之上，形成了现实意味的思想自由。国际秩序与形势带通过局部变动的新闻产物带动着人们去坦诚的面对国别、域别、族别的认同差异，危机意识、患难意识以及惩罚担忧会鞭策年轻人去从这些现象实践的缺口入手，深层次的探索出内心所确认的价值，从价值预设出发重估价值，从精神实验出发凌驾情感上的疲惫。更深层次的危机感是实践领域里的机遇进步，这种机遇就像是在83页提到的历史“残留的融贯性”对于漠视态度与轻信状态的冲击，对于稗官野史口述状态的假设冒险，因为任何的经验本身都不足以说明经验的指导意义和历史概念能够是“全能”的。
当理性变成一种古老的保守的，并且难以超越避难情结的手段时，丰沛的情感将授予我们更过体验、感受上的接受状态，在矛盾混沌的状态中保持独立、克制与自足。像是阿伦特在521页摘录薛定谔发明的典故，“有翅膀的狮子”。或者说外行人的有限理解虽然难以抵达历史的真相，但是这种情感上的理解力上的不可证实仍然是属于人类的。阿伦特说，“用薛定谔的话说，我们试图‘征服’的新宇宙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接近的，而且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因为 这种无论我们怎样设想它，都是错的；也许它不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并不比一个‘有翅膀的狮子’更有意义。（p251）在这种“理论性的困难”压制了理性的避难情结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价值预设的温床上清醒过来，将自己保留意见的情感释放到充满秩序的隔膜与芥蒂中去，重复思考如何在“翻译”过去与未来时保留内心的平衡，而现在是否正是和解本身，而非基于变动而强加于自身的厌弃。停留在现在之上的公认假设，都将从和解中找到“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依据。
这种依据建立在符合偏差的历史传统之中，“现代世界真正复杂的问题”既是官方理念终结的开端，同时也是人们放弃某种意义上传统的非权威建构。如果抗辩与扬弃不足以说明背离传统与世俗的历史命题能够解决人类事务，不足以说明运用这种充满敌意的秩序能够使得自相矛盾的解答迎来它的“寂静的春天”，那么这种依据所涉及的过去与未来的景深就只是停留在狭义的限定关系上。阿伦特对于在描述解决方式时提到了暴力特征，“马克思式的把行动等同于暴力的命题，暗含着另一个对于传统的根本挑战，而这一点或许更难被洞察到，但是，鉴于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极为谙熟，所以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双重定义，即既是一种在言说能力上达到最高可能性的存在，又是在城邦生活上达到最高可能性存在，旨在把希腊人从野蛮人中区别开来，把自由人从奴隶中区别开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希腊人，共同生活在城邦中，以言谈的方式通过说服来处理他们的事务，而不是以暴力的手段通过无声的压迫来处理他们的事务。……而言谈恰恰是暴力的反面，是传统上最为人道的交往形式。”（p18）历史的断裂尽管能够使得暴力的形式变得可以掌控，但它所承诺的并不是一个关于救赎的神话，断裂带来的教育危机席卷人们内心的时候，任何的承诺都只是为了得到所谓的“传统的沉默”。
对过去与未来产生攻击行为的与产生和解行为的现象实践就在这种不断被更新替代，不断被改写推翻的书写范围之中，它并不是“信仰共同体”所畏惧的“朽灭的危险”，在95页说明的“进步与倒退之间”、“自由与权威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将隐患贯融于历史进程的暴力手段与其说是价值预设的尺度，不如说依靠被历史潮流淹没的想象实践代替了那些无能的非权威建构，为现实中的人提供了永恒家园。尽管价值预设并不能失而复得，使得历史上关键时刻的先知复活，但它的的确确影响着我们对现实意义上的客观进程进行的判断，使我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摆脱生命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