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救祖记》是一部由张石川执导，郑鹧鸪 / 周文珠 / 王汉伦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孤儿救祖记》精选点评：
●1905—1923；思想上比较进步，体现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尝试时期的巅峰之作
●中国第一部真正成熟的故事片。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确立了明星公司的中心地位
●中国民族电影的确立以及中国电影尝试阶段的结束和自觉探索时期的开始。——李道新《中国电影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10页。
●亡佚
●无缘。
●中国电影成为一种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的一个开端。
●假装看过
●无源，无缘。
●1923年
●1923-1927，郑正秋、张石川
《孤儿救祖记》观后感(一)：《孤儿救祖记》促成了“国产电影运动”
1、制片机构的勃兴。至1926年底，全国共179家制片公司，仅上海一地便有142家；
2、影片年产量的扶摇直上；
3、影院建设。至1926年底，全国影院156家，其中上海39家；
4、电影教育。至1926年底，全国先后开办电影培训机构18所。
5、电影“国货”在一段时间内大受欢迎。
6、各异其趣的创作群体、创作流派的形成，如明星、长城、神州、上海、大中华百合、天一，他们希望创立一种有别于其他公司的“精神品牌”，创作人员也希望体现自己创作趣味。
7、各式人才投身电影业。张石川（以赢利为目的进入电影界的外行人） 侯曜（有专业知识和具备高等文化水平的人才）（海归派如欧阳予倩 神州同仁们 明星洪深 田汉）等。
如果说《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的电影创作只是一种自发的尝试性实践的话，那么，从1924年年初开始的两三年间，中国影人的主体创造意识得到了第一次普遍意义上的觉醒。
《孤儿救祖记》观后感(二)：中国民族电影的基本确立--《孤儿救祖记》
从《阎瑞生》到《莲花落》，这批影片或走商业路线，或追求艺术表达，或注重伦理教化，在叙事、镜头语言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索，但在中西文化取向、传统与现代转型、商业定位与艺术追求等方面远未达到成熟的融合。但《孤儿救祖记》 (1923）却很好地解决了上述矛盾，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确立的标志。 《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周剑云 成为中国民族电撰写字幕说明。张石川导演，张伟涛摄影，董天涯布景，主要演员有王汉伦、郑鹧鸪、郑小秋等。影片的剧作形式还是故事梗概(“本事“)加分幕,但在《明星特刊》上。“本事”与说明字幕同时刊出,应当说这是可读的文学剧本的雏形。影片以一个家庭在10年中的变迁为线索，讲述了富翁杨寿昌受贪心侄子的欺瞒，将儿媳及遗腹子逐出家门的故事。丧子逐媳后的杨翁老境凄惶，侄子又纸醉金迷，智领杨翁巨款。与此同时，儿媳余蔚如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儿孙两人在杨翁资助的学校里相识，孙子后来又智救受到威胁的杨翁。最終祖孙翁媳相认，一家团圆。 从主题上看,郑正秋把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植入影片当中。取缔封建遗产制度和倡导平民义务教育，这在当时是颇为时尚的思想。另一方面， 郑正秋抓住了 家庭伦理剧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塑造了善良的女性形象和年少有为的儿童形象。穿插其中的误会更使情节曲折，富于吸引力。余蔚如年轻丧夫，被诬陷而遭杨公驱逐，之后又丧父，层层的不幸与最后的沉冤昭雪形成戏剧性张力。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魅力。张石川在导演时多用全景、中景和镜头段落，使画面充实，有效地体现出人物关系和表情动作。另外，他还运用交叉镜头，增强情节的紧迫气氛，影片的美工，布景、服装、道具、化装都更为生活化,同时又符合民族特点。这部影片以其思想性、艺术性、民族特色、商业效益等方面获得的成功，使其成为中国电影从尝试时期走向自觉的艺术探索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作品。饰演余蔚如的演员王汉伦(1903--1978）江苏苏州人，由此开始成为影坛著名的“悲旦明星”。 尝试时期的中国电影，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定军山)到《孤儿救祖记》的摸索中不断前进,终终于找到了一条 于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已民族电影的道路。
《孤儿救祖记》观后感(三)：导演说
1923年《孤儿救祖记》
依靠“社会"拯救票房在经过大量的短片摄制和最初几部长故事片的尝试之后，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正式进入了长片的拍摄阶段。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不仅改变了“明星”公司经营上的窘境，而且刺激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引发了一波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潮。影片的题材也引来了很多跟风者，使得“社会问题片”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影坛盛极一时。
孤儿救祖，孤儿救市谈到《孤儿救祖记》，史书上往往会以“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为之定论。至于“艺术的成熟和完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准则，加上影片已经失传，更是无从评说。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孤儿救祖记》所带来的巨额票房收益及其对日后的深远影响，却足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通畅的出路，什么样的影片能够适合中国观众的胃口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至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明星电影公司，同样没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间，明星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游沪记》、《掷果缘》和《大闹怪剧场》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猫画虎。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依靠肢体语言表现的喜剧根本不对中国观众的胃口，直到今天喜剧依旧是周星驰、冯小刚等“口头主义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只能是西方喜剧的特产。而“明星”当年的男一部作品《张欣生》则可以视为《阎瑞生》的跟风之作，同样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实命案，不过影片过于渲染案件的残忍细节，以致诸如“蒸骨验尸”这样的骇入场面引得当局不满。提早给这部电影亮出了红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业绩可谓惨淡，这或许是令张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主张显然未能奏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推崇兴趣的拍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未能找准观众的“兴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郑正秋“教化社会”理念拍摄的正剧《孤儿救祖记》却阴错阳差地落在“兴趣”之内，自此改变了明星公司的命运，中国电影也有了新的运行轨迹。
1923年，明星公司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电影讲的家庭内部遗产争斗的故事尽管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足以营造出一场罕见的观影热潮。《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开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
无论如何，《孤儿救祖记》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仅为明星公司打开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国电影潜在的市场。至于这样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许因人而异，但描写家庭亲情、骨肉分离的题材却绝对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借《孤儿救祖记》之风，明星公司此后又接连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题材的影片，这股热潮也一直持续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才告一段落。
而此类题材的杀伤力，却在日后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屡次得以验证，从郑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到80年代银幕与荧屏上的两枚“催泪弹”——《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渴望》，无一不是履行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
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开了中国社会题材电影的先河，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片机构在三四年时间内拍摄了大量涉及家庭道德、教育、妇女等题材的电影，此类电影由于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希求变革的背景相呼应．相当受观众的欢迎。直到1927年前后，古装片开始盛行，社会问题片热潮才告一段落。
除“明星”公司外，长城画片公司的著名导演侯曜在这一时期也拍摄了多部社会问题片，比如《弃妇》、《摘星之女》和借鉴莫泊桑小说《项链》情节的《一串珍珠》。和郑正秋、张石川二人的创作不同，由于侯曜受欧美文学戏剧影响较深，他的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式人物和新的思想，比如女权、民主政治等等。
摘自《中国电影百年》
《孤儿救祖记》观后感(四)：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
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国产故事片
1922年，中国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张石川联合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电影公司之一。
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
影片描写一个富翁杨寿昌在儿子死后，怀疑儿媳不贞，将其赶出家门。儿媳余蔚如忍辱负重，将儿子养大成人，送入杨寿昌所办的学校读书。一天，当年陷害儿媳的侄子密谋害死杨寿昌，夺其家产，被孙子余璞挺身相救，于是真相大白，一家人终于团聚。
编剧郑正秋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其电影观念也秉承着中国文艺观的传统，认为电影应担负起改良社会，教化民风这一重要使命，因而他编剧的电影强调道德教化，关注现实问题，注重社会的内涵，被称为“社会片”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这部影片是郑正秋电影观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社会片”。影片的主题是“教孝”、“惩恶”、“劝学”、“扬善”和宣传社会改良；片中的人物也被归结为善与恶的代表，尤其儿媳余蔚如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理念的标志。
在《孤儿救祖记》问世之前，已诞生十几年的中国电影正陷于低谷之中。这部影片除了在故事内容上摆脱了早期电影对西方电影例如滑稽片等的因袭摹仿，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民族观念外，艺术上也摆脱了文明戏式的舞台化表演风格，力求形象、情景的生活化和真实性，同时注重故事性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这使得影片在当时的确不同凡响，非常契合观众的口味。
影片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公映。据记载，它成为第一部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国产片，其在当时的声誉和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片。影片公映之后，“未二日，声誉已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以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连映六七个月，“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了生机，并在此后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制片机构之一，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国产电影运动”。此后数年间，国产制片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22-1926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自然导致了电影产量激增，国产电影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中国电影借此开始走出低谷，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余蔚如的扮演者王汉伦（1903-1978）。她是中国第一代女影星之一，当时为一外资企业的英文打字员。影片在开拍之前四处寻找女演员无着，经同事中一位明星公司的股东介绍，王汉伦前往应试，颇得张石川的满意，从此进入影坛。影片的成功不但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也成为享誉一时的中国第一位悲剧明星。[3]
依靠“社会”拯救票房
在经过大量的短片摄制和最初几部长故事片的尝试之后，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正式进入了长片的拍摄阶段。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不仅改变了“明星”公司经营上的窘境，而且刺激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引发了一波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潮。影片的题材也引来了很多跟风者，使得“社会问题片”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影坛盛极一时。
电影大历史：孤儿救祖，孤儿救市
谈到《孤儿救祖记》，史书上往往会以“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为之定论。至于“艺术的成熟和完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准则，加上影片已经失传，更是无从评说。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孤儿救祖记》所带来的巨额票房收益及其对日后的深远影响，却足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通畅的出路，什么样的影片能够适合中国观众的胃口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至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明星电影公司，同样没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间，明星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游沪记》、《掷果缘》和《大闹怪剧场》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猫画虎。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依靠肢体语言表现的喜剧根本不对中国观众的胃口，直到今天喜剧依旧是周星驰、冯小刚等“口头主义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只能是西方喜剧的特产。而“明星”当年的另一部作品《张欣生》则可以视为《阎瑞生》的跟风之作，同样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实命案，不过影片过于渲染案件的残忍细节，以致诸如“蒸骨验尸”这样的骇人场面引得当局不满，提早给这部电影亮出了红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业绩可谓惨淡，这或许是令张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主张显然未能奏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推崇兴趣的拍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未能找准观众的“兴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郑正秋“教化社会”理念拍摄的正剧《孤儿救祖记》却阴错阳差地落在“兴趣”之内，自此改变了明星公司的命运，中国电影也有了新的运行轨迹。
1923年，明星公司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电影讲的家庭内部遗产争斗的故事尽管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足以营造出一场罕见的观影热潮。《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开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
无论如何，《孤儿救祖记》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仅为明星公司打开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国电影潜在的市场。至于这样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许因人而异，但描写家庭亲情、骨肉分离的题材却绝对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借《孤儿救祖记》之风，明星公司此后又接连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题材的影片，这股热潮也一直持续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才告一段落。
而此类题材的杀伤力，却在日后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屡次得以验证，从郑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到80年代银幕与荧屏上的两枚“催泪弹”———《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渴望》，无一不是履行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
社会问题片
《孤儿救祖记》开了中国社会题材电影的先河，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片机构在三四年时间内拍摄了大量涉及家庭道德、教育、妇女等题材的电影，此类电影由于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希求变革的背景相呼应，相当受观众的欢迎。直到1927年前后，古装片开始盛行，社会问题片热潮才告一段落。
除“明星”公司外，长城画片公司的著名导演侯曜在这一时期也拍摄了多部社会问题片，比如《弃妇》、《摘星之女》和借鉴莫泊桑小说《项链》情节的《一串珍珠》。和郑正秋、张石川二人的创作不同，由于侯曜受欧美文学戏剧影响较深，他的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式人物和新的思想，比如女权、民主政治等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民国忽然爆发了一股恐怖热，犯罪电影频频上映，也频频遭当局禁播，可仍旧有许多电影公司禁不住地跟风。直到明星电影公司推出《张欣生》后，由于其内容过于暴力血腥，当局不得不彻底通报禁止拍摄此类电影，这股恐怖风这才作罢。那么，当时为何当时民众如此钟爱恐怖电影？这股风又因何而来？或许我们从国产电影诞生的时间线上可见端倪。
一战带来的社会压抑
1913年张石川和郑正秋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剧情片《难夫难妻》。该片讲述了男女二人从相亲到成亲，再到婚后的生活。重点在于婚后生活。丈夫在外吃喝嫖赌不顾家庭，妻子找上丈夫后，二人纠缠扭打，以邻居劝说制止为结局，呈现了一出滑稽闹剧。郑正秋后来评价这部电影，他意在说明封建社会中的婚姻改良，而由钟大丰编写的《中国电影史》把这部电影看待的颇为严肃，认为意在鞭挞封建买办婚姻。事实上，根据整个故事逻辑，电影意在搞笑，严肃度不高。
这部国产剧情片虽然昙花一现，但是总归出现了中国人拍的剧情片，突破了外国电影在当时国产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部电影诞生于民国二年，刚刚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刚刚开始一个形式上的民主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片祥和的，是充满希望的，认为新的政府会为社会灌输新的血液，也会解放更多的苦难中国人。
因此，作为中国第一部剧情片，导演选择了娱乐性强的取向，大概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民众已经驱散了清末时饱受列强压迫的屈辱感和严肃性。新的政府面对西方列强又有什么样的姿态，万众期待。
正当此时，一战爆发，本来已经宣告崛起的国产电影却因为德国胶卷忽然断货而停止拍摄。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民国政府间接地参与了其中。可惜的是，在巴黎和会上，德国人霸占的山东却毫无道理地移交给了日本，顾维钧拒绝签字，国内五四运动爆发。民国建立了，可是正当人们期许在新政府的带领下能够在列强面前抬起头时，可猛然发现，似乎并非这样，中国人的屈辱感在这次巴黎和会上暴露无遗。
一战虽然没有牵涉到中国社会，可是却把民国政府的遮羞布揭开了。相比于满清，民国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所有人都有了疑虑。社会从民国建立之初的欣欣向荣，转向了压抑沉闷的氛围。学生们满街游行，希望能够让民众觉醒，同时，随着运动的高涨，各类社会案件也层出不穷，中国再次陷入到了混乱当中。
暴力电影受到欢迎
一战的爆发让中国电影停滞了两年，在两年之后美国人把胶卷卖到了中国，中国电影又开始了前进脚步。只是不同于一战前国内一派祥和的娱乐精神，重新出发的中国电影没有了喜剧，尽显灰色。
在当时纷纷成立的电影公司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位叫任彭年的导演，此人在加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后拍了诸多暴力犯罪电影，如《荒山得金》《车中盗》等片。虽然现在很难查看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可是根据其接二连三的拍片频率，可以见得投资商收获颇丰。任彭年自做导演伊始，暴力犯罪一直是他的基本调子，后来转为武侠导演也是这个原因。只是若没有观众市场，任彭年也很难拍得风生水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自任彭年之手的《阎瑞生》。这部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几个恶学生合伙抢劫上海名妓，谋财害命的故事。同时，《阎瑞生》亦是我国第一部长剧情片。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收效可观，只是因为剧情暴力，当局没多久便禁止上映。
任彭年的成功令其他电影公司也格外眼红，很快1922年管海峰拍出了《红粉骷髅》。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妇女团伙，利用色相骗取男人钱财，可是有一次骗了一个穷光蛋，结果为了获得钱财，为此人上了保险然后杀掉骗取保费。电影与《阎瑞生》同样受到了极大欢迎。
而曾和管海峰合作过《黑籍冤魂》的张石川因为投资失败，此时见到电影如此火热，也要成立电影公司。张石川找上郑正秋后，建成明星电影公司。为了迎合市场，他们推出了四部片子，其中三部为喜剧短片（《劳工之爱情》现在有存片），另外一部正是模仿《阎瑞生》的《张欣生》。这部电影同样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儿子为了家产不惜将父亲毒死。由于场面惨烈，故事有违人伦，拍出之后便遭到当局禁止。同时，《张欣生》也让这类片子在当局审核中彻底杜绝，算是终止了这股民国恐怖风。
终止后的民族反省
社会动荡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犯罪率极高，尤其是学生运动之下，警力不足，抢劫杀人者更加肆无忌惮。于此同时，民众处于这种恐怖的氛围中，犯罪电影也显得有了生活，当然会受到极大欢迎。只是应该注意的是，面对民族混乱，民众更应该反省如何拯救，而非小民心态。当时对此类片子的禁映是非常正确的选择，若非如此，对社会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禁映犯罪电影之后，国产电影从业人员确实有了反省和思考。明星电影公司次年拍出的《孤儿救祖记》造成了大轰动。该片讲述了一对母子因为被陷害而遭公公赶出家门，后来孩子长大后，与爷爷相遇，并解救了差点被害死的爷爷，结局母子重归家族大团圆。
在《孤儿救祖记》上映之前，外国剧情片一直畅销中国市场，而国产电影拍摄也在刻意模仿西方电影，如西方人特有的滑稽剧情以及西方人生活下的故事面貌。这当然是脱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而《孤儿救祖记》则摆脱了西方的影响，将电影这一艺术第一次做到了本土化，极富民族主义色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孤儿救祖记》摆脱了文明戏的模式。因为剧情电影在中国诞生时，任用的都是文明戏的演员，其演员表情夸张，表演浮夸，根本不贴近生活。这部片子则摆脱了话剧风格，开始真正地像是一部电影了。因此，这部电影无论是商业上还是艺术上都是第一部成功的国产电影。
虽然这股民国恐怖风一度造成社会恶劣影响，但是能够让民族电影开始自我反思，也是它带来的积极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