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是一本由汪晖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2.00，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颠倒》精选点评：
●多数篇章只起了凑字数之用，毫无意义。虽然从中的确可以窥得汪晖作为新左派领袖的思想精魂，但永远不够。
●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公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
●不多的心目中真男神式的人物。我难免被琐碎所困，为未来筹措，可也需要跳出身边跳出来，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及依附关系，用宏观些的格局来看待社会。另，汪晖老师真的很喜欢光影的比喻，哈哈。
●总体来说的感想就是要延续某校学术研究和历史关怀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传统。倘若记忆不“苏生”，影与幽灵的复归和“终会回归的未来”都远在天边。另外，鲁迅、汪晖、钱钟书都太强了，自己的前路漫漫。
●大部分是旧文合集，比较散文化个人化。显示出作者温情的一面（不得不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觉到汪晖是“搞文学”出身的）。怀念唐弢先生的那一篇极其深情，融入了忧世伤时之思，令人动容。最后启发的两篇应该还是“超越纪念碑”的两篇文章。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变，是否是汪晖上溯千年至宋明理学去寻找“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线索之一？《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是全书精华所在，也体现了其治史的核心关切。“回归”不是历史的循环或重复，而是“被压抑者的回归”，是“在“过去”中的被压抑者，以“回归”的方式“扬弃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作为权力话语的“纪念碑”，重新质询、反思、打捞被压抑的“真实”，这将是新生的契机。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2018.2
●这个文笔，我真是啃不动啊。 读来读去，怎么都读不到满满的真诚？有同感的吗？
●在我们院官网著名教授介绍里没有章石承先生。。。其他汪晖先生提到的扬师院的老教授们官网里好像都有。 让我对院里的老教授们多了些了解 第一次知道“波俏”这么写。 汪晖先生最后一篇的思考挺多的。
●看到《墓园•颠倒》那一篇，再联想到题目，汪晖可能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为某个面的试验吧。说不定还有点黑色幽默的成分
●趣味性很强
《颠倒》读后感(一)：文字的力度，思想的深度，博古通今的厚度
没想到这样一本看似破为偏学术论述的书籍竟会让我看得如此津津有味，在地铁里，甚至是地铁换乘时都手不离卷，边走边看的。
读完后记忆尤其深刻的是作者对鲁迅的评论，可谓字字戳心，铿锵有力，看得我是热血沸腾。选入此书的几篇作者为《读书》杂志所写的编辑手记，篇幅虽简短却仍不失深刻和作为学者的细微观察和思考。其中尤为喜爱的一篇是作者在观看完孟京辉导演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后的有感而发，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到“ ‘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但我们仍然活着，带着反讽、戏仿、幽默、悲痛、欢乐、享受、自我安慰的表情，去经历诅咒与温厚、记恨与决绝、阴谋与爱情、诞生与死亡，以及性的冲动、理想的挽歌、买卖的吆喝，向前走着.....一切一切不会结束，要结束的；一切一切要结束了，不会结束；......这是没有终结的历史？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发人深思的结尾，余韵悠长！
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一篇的篇幅就占了88页纸接近本书三分之一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让我读得最为激动，也是最感震撼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通过与两位分别在德国和波兰的两位犹太人朋友的接触和关于其犹太人历史的探讨中展开，分别讲述了奥斯维辛的历史背景，从而引申出波兰犹太人和俄罗斯对待波兰的历史；犹太人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近代史中在哈尔滨和上海日本人占领区对犹太人庇护的状况，从而又由此引申出日本当时对犹太人的战略部署背后的政治意图，以及二战时日本与美国、英法的政治立场。这其中所有的知识点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因自己在这方面历史的孤陋寡闻），随着作者一一的阐述和展开，由历史事件的讲述从而由浅入深地一点点将我们带入其背后的思考，和对其复杂的政治角度的立场分析，丝丝入扣，看得我应接不暇可又如此上瘾。大脑在此时需要接收太多的知识点的同时还要紧随作者的指引展开相应的思考。作者对康德、老子、孟子、鲁迅等大家的思考穿插其中，可见其思想和知识积淀之深厚。
读着读着就发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人类关于历史的知识是被一个又一个偏见编织出来的，而悲剧多半发生在人们用普遍的幻相遮盖这些偏见的时刻。”那一座座被立起来的雄伟纪念碑常把我们导向一个方向或局限于一个方框里去理解历史，片面地认同一种声音，并执着于这一观念。读完这篇文章后，它告诉我“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越过一切试图遮盖自身历史的纪念碑，忘却那些在历史之内却以历史之外的样式建筑的界标，才能接近作为过去中的被压抑物的‘真相’，从而由此接近‘未来’”。
此书的厚度绝非能用页数去丈量，其中好几篇文章都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循循渐进，最终才能渐入佳境的。希望能在以后反复阅读此书中产生出更多的思考，哪怕是看待当今的一个事件上，看待过去的历史上能以更开阔的心态去对待，能更深入一些去思考，能以更多的角度去挖掘真相，敢去质疑，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颠倒》读后感(二)：毕纪万：颠倒与理性——评汪晖《颠倒》
作为经历了动荡年代的学者，汪晖并未迷失自我，而是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融入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社科院骨干力量，他对东西方学术思想深有研究，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深入创造性研究。汪晖被授予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
收录在“视野丛书”系列里的《颠倒》属于杂文选集，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斑斑印记和不可磨灭的思想根基。其中，汪晖回忆了一些人生历程，与启蒙老师的情意以及对文学的最初认识，还有一些表露情怀和担当的编辑手记，以及他与国外思想家的交流互动。该书是汪晖一些著作的节选，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思想体系，便于系统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和人文情怀。
当他缅怀先师，情感的交集跃然纸上，崇敬之情显而易见。石承、唐弢、萧亮中……他记录的这些人物都经历过破碎的年代，沧桑浸染，但学者风骨依然凸显。师者对学问严谨以待，矢志不渝的情怀总是令人动容。在汪晖回忆与萧亮中的几次交集中，社会责任感和身不由己的困顿矛盾感冲击着当事人，也在读者中间留下犹疑的追问。
鲁迅是标杆性人物，研究他的学者颇多，比如汪晖提到的唐弢和北大教授钱理群，包括汪晖也从鲁迅那里汲取斗志。思想相通是继承开拓的根基。汪晖辩证地看待鲁迅，称他保有清醒的“永远革命”的意识，超越“革新—保持—复古”的恶性循环，勇于做思想独立的自由战士。他从解读鲁迅延伸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指出具有学院特征的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思考已陷入泥沼，少有反思性的知识活动。汪晖的深入思考是理性使然，跟鲁迅的正气凛然做到了交融相通。他呼吁知识分子回归传统优势，继续发扬守身自立的精神。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他以独特视角研究其深层原因，追溯历史事件，强调在当代语境和现状下，历史要针对性地对待和分析。对于别人称他为“新左派”，汪晖并不认同，他自认为保持着独立。他提到若干敏感问题，对当代社会制度体系发起解读与深思，排斥人云亦云，这是可贵之处。他不赞成盲目的发展主义，认为盲目地将经济凌驾于政治改革之上，最终会遭遇适得其反的结局。
杂文集收录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篇幅较长，充斥着理念，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架设了连接的桥梁，摆正中国文化固有的理念，战争和霸权主义延伸的理念，凸显它们之间的碰撞对峙，因为汪晖强调的就是“差别”，在差别中推动自我认识，就好比纪念碑的阴影始终缠绕在周围，作者的追问也不会停息。
这一套“视野丛书”系列，在思想体系上走在前列，的确可以令人视野开阔，打开另外一些明智的通道，给读者一个更大的空间。
以文识人，从《颠倒》这本杂文集里，跟随汪晖的解读认识鲁迅先生的风骨，如果回溯到自身，汪晖本人也在他的文章里呈现出据理论证、铿锵有力的气魄。理性是他最大的武器，看清形势，评判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开展，他用理性和秩序对抗着颠倒的理念。
还要提到其中一篇精致杂文《墓园·颠倒》，其中充满了睿思，感性和理性自然交融，似在探讨艺术家的作品，却是于时间和空间的颠倒中，将此刻与过往，历史与现代，墓园意象与延展的思绪，融合又分离，只待积聚的哲思沉淀下来。
一切都在追问和反思中，渐渐明朗起来。正如这本杂文集里一直贯穿着他的反省，这种基调往往掷地有声，“也许明暗之间的人，也就是些影子罢，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样的文人，终至成为影子的呢？”
《颠倒》读后感(三)：《颠倒》：理想过后，是深沉的理性
文/吴情
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群体莫过于“五零后”。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生，青年时代经历了火一般的激情岁月，尽管是在相对封闭的空间中。伴随着红色理想的破灭，他们先后汲取新的思想养分，一方面纠正曾经被奉为圭臬、现今弃之如敝履的“左”倾思想，一方面亟待新的思想体系完成新一轮的主体塑造，造就影响。浪漫理想过后，是深沉的理性。这方面的代表，汪晖先生当仁不让。
汪晖1956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先后就读于扬州师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中国著名学者，“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汪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文化，主要著作如下：《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别求新声》《声之善恶》等。除却著作，汪晖还参与《学文》丛刊的创办，后任《读书》杂志的主编，主持并见证了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思想的重要讨论。
汪晖的博士论文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当代鲁迅研究中的不俗著作。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无法绕开的存在，既是理解“五四”的关键人物，又是阐释当下的一个起点。鲁迅的一生，早期从医也好，而后为文也罢，都为了“启蒙”和“救亡”。在今天，“救亡”的主题与当代读者甚远，但至于“启蒙”（尽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提启蒙），现实状况并不乐观。伴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原先自上而下的、由精英向普罗大众施加的所谓“启蒙”的实质，越来越被人质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的实践失去了现实意义。
正如汪晖对鲁迅思想进行评述的那部著作的名字所言，“反抗绝望”，囿于一间失火的铁屋，清醒固然于自己而言是绝望，但至少还能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反抗。意识你正经历的一切，进而“认识你自己”。与其将“反抗绝望”看作是对鲁迅的赞美，不如视为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勉励与劝慰，毕竟，某些迹象表明，我们生活的时代，还不至于令人彻底的绝望与崩溃。《学文》丛刊以及《读书》杂志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它是多声部合唱中一曲独特的乐章。
在《颠倒》中，汪晖回忆了与几位前辈的交往。他们在其求学路上给予了方向和指导，也以亲身经历教会他做人。“文如其人”这样的论断不很有力，但“欲为文，先为人”仍有活力。无愧的私德、不凡的学识、敏锐而不乏深刻的判断力，这类人，或许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未来。所谓“启蒙”，先是自我的完善与发展。
作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汪晖先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有着独到的发现。尽管主流声音更多地强调其政治作用，但汪晖改变思路，从思想的角度，以思想带出实践，勾勒出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的迅猛变迁，以及这一变迁（有的尚未完成）产生的结果。这一阶段，知识分子时而被官方捧上天，时而疏离多数人的视野，成为少数人的游戏与博弈；整个国家急欲摆脱贫困，专心于物质的获得与享受；互联网时代孕育出的新型消费文化……一切都来得太过迅疾，而阐释，则需要我们降低速度，沉浸其中，理性思考，也批判也反诘，直至深化我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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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读后感(四)：颠倒之后，那万花筒般的视野
颠倒之后，那万花筒般的视野
汪晖老师的《颠倒》是北岛老师主编的“视野丛书”中的一本，另外几个是张承志，韩少功，李零，徐冰，还有李陀，虽然都是写字的，但也有不同，分别是作家，学者，艺术家和文学评论家。视野这个总题目，有点宽泛，也有点玄，好象说什么都行，怎么看都是视野。
说实话，对于汪晖老师不了解，看介绍里写着，他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本书是系统展示作者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读完之后，对于他为什么会备受争议，也没有太清晰的概念，可能是我悟性太差，或是行文太隐晦。只能感觉到他相对于一般国内学者来说，是比较喜欢对于一些时事发表意见，即使是些敏感事件。
书的第一编，名为重影，是回忆从76年开始的往事，工作学习经历，以及和朋友间的交往。唐山大地震时，他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四处游荡。后来他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之后还在毛纺厂，无线电元件一厂做过。之后就迎来了高考的恢复，跟一般77级大学生不同的地方是，他没有背井离乡去求学，还是呆在了原来的地方，学校是扬州师院，小时候就熟悉的长辈，还有他母亲，这时突然就成了他的老师。
在接下来的几篇回忆文章中，汪晖老师说起了自己的良师益友，其中有些事还颇有戏剧性。比如石承先生因为身体欠佳，托作者去北京扫墓，祭拜的是他的老师，龙榆生先生，还特别嘱咐要鞠三个躬。可问题是石承先生并不确切知道龙先生葬在哪里，还得叫作者先去北京图书馆找龙先生的女儿打听。之后打听到是在西山的万安公旷世奇才，那时没有公共汽车通到那里，得坐车到一处，然后步行，当时是12月，汪晖老师到那里，离关门大约还有两小时。公墓面积很大，作者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并不确切，于是得靠他在昏暗的光线下仔细寻找。更要命的是，死者的墓碑上还没写清名字，只写着“江西九江龙七之墓”，再无别的标记。幸好作者记得龙先生是排行老七，还是江西人，于是便认定这就是要找的墓。之所以不写出墓主的名字，大概是因了某种历史因由，这在那个时代也是常事，见怪不怪。于是在暮色中，北风里，汪晖先生站直了，向他从未谋面，也不知究里的墓中人，鞠躬凡三次。其时衰草瑟瑟，坟场无边，一片沉寂。那年他23岁。
之所以把原文摘录得较详细，也是想让看官了解汪先生的行文风格。他喜欢信手拈来几段景物环境描写，衬托下气氛。上述往事，尤其是发生在那段特殊的岁月，本来是先天有那种聊斋的氛围，要是换到别人的笔下，可能会添油加醋，极力渲染，搞得神神鬼鬼。但汪老师回忆起来，还是平实与耿直的，最后来点风景描写的点缀。
第一编的最后一篇，名为《墓园·颠倒》，讲作者在2012年自纽约飞抵瑞典后，入住乌普萨拉瑞典高等研究院。他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照例是一番墓园的简单描写，绿草如茵，树木葱茏……接下来笔锋一转，讲到了墓园附近的林奈花园，林奈是大生物家，之前摄氏温度把沸点设定为0度，冰点是100，林奈把这个尺度颠倒了一下，冰火互换两重天，作者就此又谈起了伯格曼的电影，因为给人的感觉是，幽灵弥漫，而且电影的投影本来就是颠倒的。颠倒意味着自由，但代价沉重，比如十七世纪的笛卡尔。
汪晖老师的思绪继续发散，这是他第一次住在窗外就是墓园的地方，但并不是第一回从窗外观察墓园，他对窗外墓园的理解，始于坐落在柏林东部的布莱希特，不过在这位剧作家身上没停留多久，又开始讲无字碑，不管是比喻意义上的，还是真实的无字碑。然后又谈起了黑格尔，梁启超，康有为，马克思，严复，还有共产主义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19世纪的对峙……
《颠倒》一书的第二编名为死火，其中有《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序，第三编是十年，讲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还谈到了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主要是围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的看法，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一段，使得汪晖老师颇受争议与瞩目。
第四编名为夜的孩子，是在《读书》时的编辑手记，涉及到的关键词也比较多。以及最后一编是超越纪念牌。综上所述，我觉得此书以颠倒为题，不是偶然的，我通读全书后，觉得刚才提到的《墓园·颠倒》一文有意无意的彰显了汪晖老师的思维方式与行文风格，很信马由缰，天马行空，而且往往会把众多人和事通过一两个关键词而熔于一炉，至于或引用或总结的观点和素材，更是思维跳跃，这对读者的知识储备，与文化视野，都有一定的要求。
《颠倒》读后感(五)：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代媒体中也不断出现“学者”或“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特性却经常是一种文化虚构和幻觉，因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结果。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从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间文化边缘化的时代。大学和媒体有效地生产着适应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产品，并成功地把自己组织进这个庞大的、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机械运动之中。 鲁迅揭示了一切有关世界的唯一性、永恒性和无可争议性的陈说不过时虚假的幻象，从而也暗示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鲁迅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值得我们思考：在一个日益专家化的知识状态中，在一个媒体日益受控于市场规则和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中，鲁迅对社会不公的极度敏感，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批判、对社会与公众的关系的持久关注，以及他的灵活的文化实践，都在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提供了可能。 文化的主要场所。鲁迅时代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的活动直接地与社会、政治和公众建立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实践,特别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成为有效的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当代媒体中也不断地出现“学者”或“知识分子”形象,但这种“形象”的“知识分子”特性却经常是一种文化虚构和幻觉,因为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因此,当我们谈论“有机知识分子”的传统时,不是简单要求知识分子重返媒体而是指出这一变化本身不过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 上述变化如此明显地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的方式。曾经有人把这种变化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某种态度和价值的变化(例如“人文精神的失落”),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有机知识分子”的退场是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进入了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过程,知识的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的最重要体制的大学,其根本要务即在培养与上述社会过程相配合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个社会过程的反思,特别是对于日益分化的知识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学体制的主导方面,因为大学体制恰恰是以知识分化的日益细密化为前提的。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部分,而且它的任务本身即是为这进程提供专家的培养、知识的准备和合法性论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既然是体制化的活动的一部分,从而也必须遵循体制化的规范。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科学研究制度,都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日益带有学院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争辩说:“反思性”一直是敏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的重要特征,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并不是体制化的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 学院方式本身意味着作为职业活动的学术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明显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学术活动的学院化特征,学者的研究与社会过程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教育与科研体制为专门的知识活动提供了再生产的条件；这个意义上,学院为反思性的活动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和可能性并使得知识活动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学院方式同时意味着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活动,这种活动本身不仅没有反思性可言,而且它还以脱离社会的方式再生产社会的支配关系因此,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敏感性的知识分子才会把学院的空间当作反思的场所,并致力于反思性的知识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日益细密的分科通过知识的专门化把知识分子分割为不同领域的、难以相互交流的专家,而公众对于专家所生产的知识既无理解、也无批评的能力,从而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有机性联系消失了。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而且也使得民间文化彻底地边缘化了。因此。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反思性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弱,另一方面,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以建立。有人批评先前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含有过度的精英主义倾向,这也许是对的;但是,真正导致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动力不是“心态”,而是体制化的过程,是知识分子身份向职业身份的转化过程。专家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过程,使之成为远离公众、并居于某种控制地位的阶层。当他们成为各种法律、制度、规章以至价值的制定者的时候,他们也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随之转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力。当社会的重大变化来临之际,那些仅存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这种变化的被动的承受者,而无力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即使发出这种声音，也无法让人理解。 居柔处下，非乡愿也；泛爱容众，真平等也。 《二十一世纪》《读书》2000年以前的找出来看。《学人》《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天涯》杂志《南风窗》 在所谓的大众社会里,米尔斯所描述的对立提供了知识分子职责的前提,用赛义德的话说,这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给人的激发和鼓励,以及内涵的复杂和丰富,却如旷野中鸣响的秋风一样,向温室中的人们提醒着更为冷酷的、也更为真实的存在。这大概也就是他或她在大众社会中不受欢迎的原因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