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的时光》是一本由[美]詹姆斯·哈克尼 编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 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非凡的时光》精选点评：
●很愉快的阅读，有八卦有个人心路有对他人和时代的看法。
●全书也就看到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觉得熟悉，其它都表示不懂...翻译是很好的。
●有意思！每位大佬的回答都极富个人色彩，唯一看不懂康奈尔那篇。所有人都提到了批判法学的政治倾向，但肯尼迪表现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所有人也对波斯纳的实用主义转型不感冒，阿克曼称之为“犬儒主义”，科尔曼貌似在嘲讽这根本不是法学理论。而波斯纳貌似在说：“好呗，那又如何呢？”大概他关切的问题早已不是如何分析法律，而是如何把对的人选进法院。最喜欢阿克曼那篇，和福山有一丢丢相像。
●很有趣的訪談，Coleman所謂Dworkin as a Quinean。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但是由于对每个法律流派思想并不太清楚，读起来比较费劲，可以说读懂这本书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不过盲读也可以带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触。
●不是说非法学的读着吃力，就是法学专业的也未必能领会多少大家的意思啊。我希望你能明白不以为然的一点点改变，都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不要过的太过浅薄。这些规制从波斯纳到康奈尔，总会慢慢澄清你所想的。安静前行.....
●对之前没有接触的人来说，是一本典型可以“薄书读厚”的作品，一个指向更深入拓展阅读的引子。对于对这些思想有大概了解的人，对修正之前的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还有一些八卦（哪个大佬没有段年少轻狂的日子呢）
●2017年12月4日初读一过。
●法学也有流派之争，大概只能诞生在美利坚。也许是翻译的缘故，各流派的理论之名奇奇怪怪。法经济学在80年代是显学，但在流派之争中却是孤军奋战。
●在场感！有助于梳理美国法学思潮。看到肯尼迪那句“总之他们做了三件事：无视我们、个人攻击以及放弃和转向。”笑喷了，这是怎样一个直白的斗士老爷爷呀。
《非凡的时光》读后感(一)：一些对自己的启发
法律与社会代表人奥斯汀•萨拉特并不赞同 “法律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法律的现实主义，并关注纸面之法与行动之法的裂隙问题。
他认为，“法律与社会”研究的是法律的构成理论，也就是法律如何构成社会关系。
女性主义理论代表凯瑟琳•麦金农教授
反对色情资料的传播，她不认为色情杂志直接创造需求，但是会强化与社会潮流相关的需求。
她同样指出性别歧视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个体伤害，但是它的实施却是基于团体成员身份的。
麦金农教授在回答女性主义法律理论推向国际的舞台，不拘泥于本国表示:国际边界并不必定是对外保护人民免于外部攻击的界线，也未必是对内识别攻击之严重程度的界线，就好像国家边界一直以来同女性免受侵犯的问题并无关联一样。
以及在同哈克尼讨论男性总是指责女权主义者不客观，指出就表示一种不赞同。 哈尼克指出科学是实现宰制的核心工具之一。 这句话挺震撼我的，无论客观定义着多么自然的存在，但是一旦为人所引用就是一种主观意识。
《非凡的时光》读后感(二)：老炮儿还是老战士？
《非凡的时光》即将出版，白大编辑和田雷兄要求写篇介绍短文。接到任务，却一时想不出从何入手。直到前两天开车时，听到某一期《晓松奇谈》。那期的主题是“北京老炮儿”，应是高晓松就着电影《老炮儿》有感而发。在节目中，高晓松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老炮儿和老战士。不知为何，我一下子想到了邓肯·肯尼迪。
按照高晓松的定义，老炮儿和老战士首先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战斗过。正如电影《老炮儿》中冯小刚扮演的六爷，六爷之所以今天仍能在他的圈子里一呼众应，靠的是当年真刀真枪拼出来的老底子。但老炮儿和老战士的不同之处在于，老战士直到今天仍在战斗，而老炮儿们则要么战斗不动了，要么靠着多年积攒下来的面子、路子和资源，不再需要战斗了。
那么，肯尼迪究竟是一个老炮儿还是一个老战士呢？
首先，肯尼迪当年无疑是战斗过的。他之所以能代表一个“山头”入选这本访谈集，正是由于他此生最著名的一场“造反”——他与同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大卫·楚贝克（David Trubek）和马克·图施耐特（Mark Tushnet）等人一起，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法学运动（对耶鲁法学院这段历史更生动和详细的介绍，请见阎天兄翻译的劳拉·卡尔曼（Laura Kalman）所著《黑暗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有关批判法学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无疑是这篇访谈的重中之重，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自会去看肯尼迪是如何大讲这一运动的背景、脉络和八卦。
在批判法学运动之外，肯尼迪谈起学界诸人诸事，同样不减当年的激情和火气。这也是这篇访谈相当好看的一个主要原因：敢怒敢言、猛料十足。
比如对被今天耶鲁法学院教授和学生奉若神明的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肯尼迪却认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卡里斯玛的人”，他总是“带着一种‘顾盼自雄’的气质，让人觉得他只是‘屈尊’于我们。”而对波斯纳，肯尼迪认为他的出道论文更多是“挑衅，而非智识上的冲击”，其观点是“右翼对每个正直的自由派所坚信的理性真理的偏颇攻击”。此外，肯尼迪还指责波斯纳和德沃金对他进行了恶毒和粗暴的人身攻击。
再如，人们一向认为批判法学历来是拒绝与体制或政府“同流合污”的造反派。但肯尼迪自己却爆出他曾在法国为中情局（CIA）工作两年。更令人意外的是，肯尼迪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污点”。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冷战自由派（Cold War Liberal）”，对外为国效力反对共产主义与对内批判政府并不矛盾。
就我个人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倒是肯尼迪对当时法学院生态和文化的一个类型学研究。他认为当时美国精英法学院中存在两类人和两种文化：硬派（hard guys）和软派（soft guys）。硬派是法学院的主流，其特点是冷酷、顽固、保守和等级森严，1L的核心课程完全由他们主宰。电影The Paper Chase中的教授形象就属于典型的硬派。软派则是相对温和、开明、平等和有人情味的少数。但软派的问题是软弱、势单力薄，面对硬派时不堪一击，只能在法学院开一些边缘的、小规模课程。在肯尼迪看来，改革派应选择战斗而不是认怂，不能蜷缩在软派自己的“舒适区”里抱团取暖。因此，从入职哈佛法学院的第一天起，肯尼迪就立志要去合同、侵权等1L的基础大课上去与硬派针锋相对——“我认为只有深入核心地带才能影响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结构是软派教授只教那些在规制、人文和其他‘舒适’领域内的进阶课程。而严厉、强大、强硬和有权力的教授则主宰着一年级基础课程的课堂。所以关键是走出软派的鸽棚，去硬派的领地挑战他们。”
与之类似的还有肯尼迪对当时耶鲁法学院教授内部派系的观察和划分。他将耶鲁法学院当时的教授分成三个派系：“哈佛帮”、“社会科学帮”和“法律经济学帮”。在他看来，以哈里·威灵顿（Harry Wellington）、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哈佛帮”势力最强。而正是由于“哈佛帮”的巨大影响，使后来“耶鲁变成了哈佛，哈佛变成了耶鲁”。
批判法学运动无疑是肯尼迪一生的高光时刻。在楚贝克回耶鲁求职被封杀后，他们集体北上哈佛，在那里遇到了昂格尔。批判法学开始扎根坎布里奇，并在威斯康辛和布法罗等地开枝散叶。这标志着在学术体制内，批判法学已经从游击队变成拥有根据地的“割据势力”。可之后呢？在肯尼迪的叙述中，批判法学之后在组织建设上仍是相当成功。他们开了很多会，吸引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学者和学生加入。但与故事前半部的昂扬向上相比，故事的后半段的“气”和“势”都明显变弱了。
90年代以来，批判法学在美国学界越来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地位。且不说与如日中天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相比，批判法学今日的势头甚至不如种族批判理论、女权主义运动和拉美民族批判运动（Lat Crit Movement）这些当年的“小弟”。肯尼迪自己也承认，在波斯纳和德沃金围绕法经济学和权利学派的争论中，基本没有批判法学的位置。用肯尼迪自己的话说，“他们彻底地无视我们。哪怕你跟着这些学者学习二十年，你也不会听到他们提起批判法学一个字。”这种无视或许就是批判法学今日尴尬境地的一个写照。对学者或学派来说，可怕的不是大家都认为你错了，而是大家都认为你“无关（irrelevant）”。不幸的是，批判法学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irrelevant。
访谈的结尾，肯尼迪开始变得有些感伤。“我们这代人”、“退出历史舞台”和“最后一口气”等字眼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口中。肯尼迪应该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关”，开始承认“有些时候，你必须停手”。在他看来，9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新一代学者不再对理论抱有信仰和狂热，也不会再为各自的信仰和立场激烈冲突甚至撕破脸。肯尼迪称这种特质为“平常心”，但对他来说——“我那代人可是习惯于咆哮和怒吼。所以保持平常心对我来说就是法律理论的死亡。”
回到开头提出的老炮儿和老战士的区分。本书的另一名受访者帕特里夏·威廉斯曾多次提到了种族批判理论的创始人、她的恩师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贝尔无疑是一名老战士，无论在学术还是政治行动上，他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肯尼迪呢？他还在战斗吗？如果不是，他（以及整个批判法学运动）是被体制“招安”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战斗，还是因为战场的转移而无人再与他们战斗了呢？这些问题只有留待读者自己寻找答案了。
一代人来，一代人走，这样的时光是否还会再有？
《非凡的时光》读后感(三)：转：田雷译后记 《也许这样的世纪已不再有》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
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
有声的无声的面孔的转移，
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
——罗大佑：《告别的年代》
钱钟书先生曾讲过一个古老的“段子”，读过《围城》的人都知道。有位外国友人读了《围城》后，钦佩不已之余想要登门拜访，钱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这位女士：“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文学领域，我是外行，无法辨明钱先生此言的真意。但在现代法学的学术环境内，认识“下蛋母鸡”却是极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读者只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也因此只能被动地遇上自己所依附的理论，而无法做到主动选择。在此没有任何不敬之意的说，本书就是一本带领读者认识“下蛋母鸡”的“生蛋”回忆录。
正因为如此，这本收入了美国当代法学十杰访谈录的文集，就有了非常特别的意义。仅就篇幅而言，它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大部头，但却比任何“导论+简史”体例的法学理论作品，更能系统地展现美国法学理论在过去五十年来的全景以及流变。不仅如此，访谈录的文体——如本书编者哈克尼教授所言，他坚持做“面对面”的访谈——也让本书具有非常亲切的阅读界面，这是访谈所具有的“在场感、自发感和人性感”所赋予的。其中不乏深入这些学术大师之内心世界的“个人脚本”，让晚生后学读起来不能不感慨万千，未必一定是面对着前辈感到“高山仰止”，其实更多是发现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了解他们缜密而系统的论述背后的焦虑与期望、体验与情感。
站在今天的学术环境内去阅读这本访谈录，我们感到本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做到了“兼容并包”。在学界，这四个字往往是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极难——更多的时候，真相事实上更残酷，越是主张思想自由市场的流派，反而越懂得要党同伐异。哈克尼教授是一位左派学者，如果回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理论场域，在左翼批判法学和右翼法经济学的角逐对抗中，他当然会是批判法学阵营的学生、法律经济学的批判者。这点从访谈录的字里行间就不难发现，哈克尼显然同批判法学教父肯尼迪教授相谈甚欢，而在对波斯纳的访谈中却多少有些话不投机。但本书却没有因编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而变成“左翼法学理论读本”（或者“右翼”）。
而且，左右二元对立的归类，在大多数时候实在是懒人思想的工具包。真相往往在细节中。比如，麦金农教授这位激进女权主义法学家就在访谈中坦陈，她很尊重波斯纳，对芝加哥的法经济学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温情脉脉（事实上，哈克尼教授在导言内就提到了这一点，他当时用了“令人大跌眼镜”这一短语）。基本上可以说，在这本访谈录内，受访学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排列是平衡的，而且基本上反映出了美国高校近十年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力量对比。
与此相关的是，本书并不是站在21世纪的法学前沿战地上，而更像是编者哈克尼教授所喜欢的“知识考古学”。哈克尼教授在选择访谈对象时并不“势利”，完全没有用量化指标去统计他们的“法律评论”期刊发文数或引证率，以此决定谁来入选，而是特别注重受访学者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某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不用在数据库内做搜查，就可以想到在本书内露脸的某几位学者，由于他们所处理论流派在80年代后的衰落或边缘化，未必就是那么如雷贯耳、著作等身，若是与同列本书的波斯纳或阿克曼相比，“差距”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就此而言，这本书为当下读者保留了美国法学理论在“百家争鸣”时代的理论横断面，如本书责编白丽丽女士为本书所起名的名字，那是一段“非凡的时光”，是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而我更愿意称之为“闪亮的日子”。但时光不再，对于我们而言，那都是一段“告别的年代”。
几乎在每一次访谈的最后，哈克尼教授都向受访的前辈提出了随着时代流转法学发生转型的问题，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一代“习惯于咆哮和怒吼”（肯尼迪语）的学术大师们竟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对于本书所聚焦的那个大理论时代，这些受访者大都感到“令人兴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你还有批判法学、女性主义法律理论、批判种族理论、法律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波斯纳语）而“现在全都消停了”（波斯纳语），这是“元理论之死”（萨拉特语）的时代，“那样的对话不会有了”（弗里德语），用“专业主义缓冲、保护并掩饰了研究者，使之与政治不生瓜葛”（霍维茨语），现如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波斯纳语）。
在这个哈克尼所讲的“人人都搞技术……各自只顾着自己的事情，出成果、开小会”的年代，这本访谈录就是为我们复现出这么一段美国法律理论所走过的“非凡的时光”。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读本书，他们也许会有如同肯尼迪教授在访谈最后所讲的反应，“喔噢，那会儿原来是这样的。”但时光难倒回，“也许这样的世纪已不再有”，“习惯于咆哮和怒吼”也会出现“争论疲劳”，搞不好还会导致思想越多、学术越少的怪现状（如同苏力教授近期在一篇文章中对我们的警告，要防止思想出现“裸奔”）。但理论的追求确实无可替代，我们虽无法摆脱学术体制以及时代对学者个体的约束，但只有首先自觉意识到我们生存在一段狭窄的理论光谱中，才能避免井蛙效应——学者可以狭窄，有时候甚至必须要“narrow”些，但不能不知道自己的狭窄。希望这本“兼容并包”的访谈录，可以让我们追求理论的心灵产生震撼，如同年轻的孩子抬头仰望，看到“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哪怕这种震撼只是一时，随着书本的合上，大家又各自回归学术的常态。
（耶鲁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著有《我们人民》系列）
一年前，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白丽丽女士的委托，我们组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翻译六人小组（按照翻译章节的先后顺序，分别是田雷、左亦鲁、戴昕、阎天、丁晓东、刘晗），简称“榆风”，承担起这本访谈录的翻译工作。
译者简介
田雷，江苏徐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政治学。
左亦鲁，北京人，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科学博士候选人，法学硕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研究领域为宪法、网络法。
戴昕，北京人，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杜克大学法律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现任教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
阎天，山东烟台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学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劳动法、宪法、行政法。
丁晓东，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法学硕士，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电子系学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法、法理学。
刘晗，安徽蚌埠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和法律、政治理论。
六人小组首先是通过邮件组，其后并且至今都通过一个改了无数次群名的微信群，我们在保持即时沟通的前提下，在各自认领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之后，分头进行翻译工作，最后由我进行了全书的统稿。在我们的团队中，五位译者都曾有在康州纽黑文“墙街127号”（127WallStreet,NewHaven,CT）求学的经历。在科尔曼口中始终“处于法学教育的前沿”的法学院内，我们的求学时光相互交叠、或前后相继。我们合作的这本书，应当是我们自己那段“闪亮的日子”的一个证明和记念。特别需要感谢的是现求学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戴昕博士：他的支援让我们的翻译进程没有拖期太久，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客座”译者。也是因此，我们这个翻译小组最终定名为“榆风“，根据刘晗博士的说法，康州纽黑文又名”榆树城“，我们中有数人也曾居住在榆树街耶鲁书店对面的一座二楼公寓内，而芝加哥又称”风城“，这是”榆风“这个集体署名的缘起。感谢重庆大学高研院的博士生霍晓立，他协助制作了本书的索引。感谢白丽丽编辑，同她的合作让我和我们都从中学到很多，很多。
《非凡的时光》读后感(四)：《非凡的时光》：美国法学理论盛世的幕后揭秘
《非凡的时光》：美国法学理论盛世的幕后揭秘
这本书是一名美国六十年出生的法学教授对大致在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法学前辈的访谈。书中的“非凡的时光”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个时段里，这本书的采访者正在法学院上学，在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风起云涌的理论撞击，在这一撞击过程中，他看到的是那些看似横空出世的法学理论大师的智慧的碰撞，才华的展演，与激情的挥洒，就像中国的八十年代，也曾经是理论探索如火如荼的时代，各种思潮以眼花缭乱的节奏轰击着人们的思绪。其实，上个世纪的世界思潮虽相隔着不同的国度与社会，却有着内在的脉络暗通，《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这本书大体是将采访的焦点对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法学界，但它勾勒出的思潮流向，却能够从中国的现实流变中找到相似的肌理与纹路。
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往前回顾起来，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六十年代对激进政治思潮的参与。同样，在《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一书中，作者对十名他采访的学者人生轨迹进行回访的时候，总是要提到1966——1969年这一段左翼思潮激进时期，这一段时期，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示威、反种族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左翼运动。而值得注意的，对左翼运动的态度，也决定了将来这些学者在法学理论界的立场与观看。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一书中选择的十名法学理论家，并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细辨他们的立场，可以发现他们大致分成了两个阵营，按简单的分类办法，就是左翼与右翼。左翼流派的代表是批判法学，右翼流派的代表是法经济学。这两派的学者，即使时隔多年，他们所倡导的流派到了今天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两派学者之间在言谈中还是对他们的论敌抱有“深层的敌意”（P5）。
这两派的学者追溯起他们的理论分野，可以从六十年代他们对激进运动的态度看出他们的差异。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邓肯•肯尼迪在1966——1969年这一段时间里非常活跃，积极参与当时的反越战运动，而书中另一位批判法学的重要参与者莫顿•霍维茨（批判法学的三位大将之一，另一位是埃德温•贝克尔，本书不在访谈之列）在访谈中，也对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在法学院学生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印象深刻（P87），而法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也是在中国名闻遐迩的理查德•波斯纳却对60年代后期的激进思潮抱着溢于言表的反感，他称：“我不喜欢60年代后期的那些暴乱，你知道，抗议越战之类的东西。我管那个叫无序。”（P71）。波斯纳这个人很有趣，据介绍，他的母亲却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他却与他的母亲的信仰严重悖离。
可以看出，对六十年激进运动的态度，影响到了他们后来在法学理论上的立场。为此，本书采访者总结道：“整体上看，法经济学和批判法学代表着对法律现实主义者所开启的法律—政治之争的两极回应。”（P14）
而值得注意的是，法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波斯纳在我们中国法学界受到极大程度的追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在2002年出版过一套“波斯纳文丛”，搜罗了理查德•波斯纳包罗万象的各类法律著作，我大致查了一下，至少出到第六本书。这位理论家，以他的快笔头而使得中国的同行叹为观止，甚至感叹阅读的速度都赶不上作者的写作速度。波斯纳倡导的法经济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喧嚣一时，而对它的批判不遗余力，却可以从批判法学学者肯尼迪的态度中看到遗痕。
肯尼迪与波斯纳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与法经济学，到九十年代后，他们的交锋日益沉隐。尤其是批判法学，更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毫无疑义地宣示“衰败”（波斯纳语）了。这一原因，如果细究起来，则与九十年代左翼思潮的衰退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而不可忽略的是，前苏联的解体为左翼运动的背景支撑拆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柱。虽然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声称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看出苏联急剧且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但是，当前苏联彻底崩坍之后，带来的却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大潮衰落，批判法学在美国法学界已经彻底地丧失了影响。而波斯纳的法经济学，也遭遇到了不仅仅局限于来自批判法学的批判锋芒，就在本访谈录中，即使信奉自由主义法学理论的学者，也对法经济学的局限性多有剑指。如书中“法律与哲学”学派的代表朱尔斯•科尔曼就直指法经济家把“效率作为评价法律的独一无二的合适标准”是糟糕透顶的。（P305），古典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学者查尔斯•弗里德也指出法经济学局限于“提供技术、分析和各种各样精细的方法”（P268），相比之下，批判法学代表肯尼迪在他的访谈中对法经济学的批判更是火力十足，毫不客气，他称法经济学“只是把意识形态宣传用技术化的经济分析包装起来” （P47）批判法学的另一员大将莫顿•霍维茨也直指波斯纳“重新发现了实用主义游戏的玩法，并将其转到自由市场的方向上去。”（P106）波斯纳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逐渐地偏离了他原来所倡导的法经济学的理论地域，而转向了新实用主义。（P105）。书中采访者深刻地揭示了波斯纳为自己辩护的方法，就是从结果后退，来证明自己信奉的理论的正确，而他提出的理由，就是苏联不存在了，“而且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了主导。这就是波斯纳的新实用主义转向。”（P105）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批判法学的衰落，还是法经济学的改弦易辙，都能够看到这些法学理论与世界政治走向的密切联系。八十年代是冷战交锋的最后一个时段，各种理论，隐约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双方的影响，依托着较量者的政治诉求，而支撑着自己理论的流布程度，一旦冷战出现了一边倒的结果，这种变相的以“成败论英雄”的现实境况，反过来重新定位着理论的各自站位。左翼为后盾的批判法学式微了，它幕落的时代，恰恰与前苏联解体几乎完全同步，而法经济学也在九十年代遭遇到了危机，波斯纳深刻地看到了自己过分注重“经济分析”而让法律理论沦落为一种工具的严重不足，转而开始信奉新实用主义，这样就出现了本书采访者在每一篇采访的最后，都要提到当今法学理论家的各自为政、缺少交锋兴趣、关进小楼成一统的现状，他与受访者对此作了深入的交流，综合各家的态度来看，法学院体制上重视学历、轻视能力的现象难辞其咎，不少受访者在访谈中都毫不隐讳地谈到，如果在现行的体制下，依照他们的学历，根本不可能成为法学院的教授。而法学研究的技术化、专业化、细分化也导致了法学理论被切割成无数的分支领域，每一个学者都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穷经皓首，不问是非，，呼朋引类，自得其乐。而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了美国当今的法学理论界再也不见了八十年代大旗飘飘、理论林立、交锋正酣、生气勃勃的“非凡时光”。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撕破面皮的学术交锋，其实也与冷战中的暗战交锋息息相关，在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政治现实面前，理论也必然会采取一种不妥协的对峙态度。而波斯纳对当下学者们的一团和气的状态，更有一种看破红尘而又无可奈何的解释：“大家都是混口饭吃，谋求一份体面、舒适的学术职业和一份高薪。”（P77）既然把学术的理想已经跌落到最低微的生存的尘埃，还去争什么高下呢？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的作者在前言中对对话体很有好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话体”也带有某种缺陷，因为对话录会出现随机性，现场谈话很多情况下会是一种下意识的反映，不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访谈时还会出现偏离主题的不确定性，导致某一主题的蜻蜓点水的不着边际的现象。而更为关键的是，谈话录所记录的文字，已经撇开了叙述者当时的语气与表情，而只剩下文本本身，因此，谈话录最终转化为文本的文字，便会失去了现实采访的明显指向性，这会导致访谈录阅读起来，难以捕捉到作者真正的内心表达意蕴，这给访谈录作品带来接受上的巨大的障碍。《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的好处是能够看到理论大师的背后的一些直抒胸臆的内心表达，但是，也正因为每一位大师有太多的思想能够表达，但受篇幅的局限，他们的现场表述很可能是词不达意的，支离破碎的，这样，这一本书读下来，如果没有更多的对他们的理论背景的了解，要领悟他们只言片语的意义与指向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的综合思考下，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些学者的著作浏览一遍，再来读他们的访谈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加深对他们的一本正经理论阐述的意蕴把握。我就在阅读此书时，把“波斯纳文丛”找出来粗粗地浏览了一下，才多少破开本书里层层叠叠的迷障，约略把握到理论大师们之间的微妙的“勾心斗角”与理论上的“水火不容”。现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家，正在忙于对国外的法学理论进行吸纳与消化，对某一种理论也多持俯首伏地的膜拜态度，但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学理论界对曾经流行的某种理论已经到了一种揭露其体无完肤的地步，我们的中国法学界在接纳西方法学理论的时候，也应该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思想，批判地予以吸纳，而不是一味地跟着人家的理论后面亦步亦趋。这才能真正推进中国自身的法学学术的进步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