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门才女》是一本由曼素恩 (Susan Mann)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门才女》读后感(一)：好书
原作就是大家的作品，这种从一个家族的女性着手，展现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段的大面貌的写法非常高明，值得中国学人学习。从这书见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译文也是相当的流畅，近年来少见将学术著作译的这么好读的书。
《张门才女》读后感(二)：很好的书
值得一看，很不错的一本书。
本书借助对19世纪常州张氏一门“才女”的研究，从女性的视角审视战争、叛乱、外敌入侵、王朝衰落等大事件的阴影笼罩下的中国历史。通过对张门三代才女的作品、地方志，以及相关回忆文章的深入解析，利用几近文学构拟的合理想象，曼素恩勾勒出她们在文学创作、人际关系、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乃至政治立场等各方面的特征，并以“赞评”的方式进行历史学家的点评，成功地再现了大时代下清代“才女”的人生轨迹，以此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变过程中的性别关系以及才女生活的看法，为19世纪的中国史提供了更为丰富与鲜活的历史图景。
常州素有才女的风俗，历史上也是文人辈出，重要而有文学传统的地方。
清朝也就短短两百来年吧，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起伏交织在一起，浮浮沉沉。
女性传承家学，照顾子女，甚至做女红，卖文字维持家计，男子在外奔波乞食，不断考功名，以及四处任职。
聪慧的女子比比皆是，可是只能囿于家园之方寸，尤其要守贞洁，重男女之大防。其中法氏一辈子守活寡，被朝廷嘉许为“贞女”，是时代的过错，也是她一生的悲剧。
张家女子主要去世于年迈和生育，男子是常有早逝，常死因不明，可能是由于在于奔波。
《张门才女》读后感(四)：有意思的几个点
1 曼素恩对张家才女们生活细节的描述近乎“脑补”，除了注释里特意说明的，还可以看出有些别的地方应该是作者根据史料想象出来的，但看起来合情合理，很见功力。难怪原书拿了桐山文学奖非小说类入围。
2 对张家才女生平的复原全用叙述体，用“赞评曰”的方式进行历史学的分析与评述，致敬司马迁。个人见得少，不知这算不算曼素恩的首创？
3 常熟精英家庭的婚姻中存在大量入赘婚，在这种婚姻中女方的父兄实际上承担了入赘者保护人的角色。何种情况下精英家庭的青年男子会接受入赘？这对他们的前途有何影响？二者的关系如何？曼素恩只是泛泛谈到这种婚姻在当地并不罕见，却并未给出深入的讨论或统计，感觉这是个很有潜力的社会史论题。
4 在丈夫并未获得科场成功的精英家庭，实际上是女性，在家庭经济、子女教育，乃至人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张门才女》读后感(五)：挺棒的值得一读
全部读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张》这本书，也是在一个相当可见其规模和范围的材料里，组织起叙事的，虽然书后面附有厚厚的参考文献，但读完了总觉得，嗯，差不多这是一个学者的一次学术性写作差不多的规模和工作量，它完成的精致、详略得当，它的写作历史的手法——或许我是第一次读到，是那么引人入胜，几乎让我也有了写作历史的冲动。
在作者的写作中，她对材料的驾驭，她的解读、勾连、分析、想象，都是展现无遗的，她能够详略得当的叙述，在充满细枝末节的复杂现实中，把握了几条关键的叙事主线，让我们读了之后，能对她的研究对象的生活有了生动的想象。
更进一步，在文章的结语中，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她指出自己的写作实际上回避了可能更加复杂的性欲、金钱（家庭经济）、家庭矛盾等方面，而这种回避也有史料本身避而不谈的客观原因。
我在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写作的范例。从读者的角度看，这样的著作才让我们读完了有收获感，有一种了解历史获得知识的感受；而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好像也只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入手，我们才能把握住一个研究对象，我们才能摒弃所有想当然的幻想，才能让一种研究成为真正的发掘新知，而不是重复和理论套用。
《张门才女》读后感(六)：草稿3
1.命运的必然与偶然性。必然体现在社会背景、阶层特性对个人的“围攻”或“加持”，而由偶然驱动的阶层跨越离不开智慧、天赋、努力、坚持、运气等成分。
当我们认同这种阶层划分的论调时，以上成分显得正确、合理且唯一，而当这种论调受到质疑，因为我们考虑到那些并未将自身置于阶层竞争游戏里的姑且称为边缘人/出世之人时，上述成分是否继续显得必要且唯一呢？
进而引申到保持一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生活方式需花费大的心力，那么，保持一种非主流价值观甚至背离主流价值观的生活方式呢？
2.一个女性对其自身命运的认知。如何在践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规范以及超越/立足时代背景下阶层生存共识的前提下，完成对自我的定义。如何整合资源来迎合/对抗命运。
3.何为代价？如何理解代价？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选择某个朋友/爱人的代价？选择做与不做一件事情的代价？
4.涉及习得对所接触知识的辨别力的完全必要性。由某种筛查机制所过滤出来（受制于很多因素）的知识，对我们意识的塑造。所学到的诗词、所熟知的人物/事件、所灌输的历史观等等，只是一种局部或片面的呈现，或有其目的，或只是社会+人双重局限前提下的产物，而对自我的再教育使个人对知识权威提出了质疑。这种常识亦或逻辑推理能力如何在个人身上不断强化？
《张门才女》读后感(七)：中国最后的闺秀，两百年前的风雅颂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领域经典之作叠出，先后有伊沛霞《内闱》（1993）、高彦颐《闺塾师》（1995），和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历史》（1997）分别从宋代、明末清初和盛清时期全方位解读前现代中国的女性生活。其中《缀珍录》还于1999年获得了中国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列文森奖。
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现为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刚刚获得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缀珍录》中，曼素恩就曾提出：“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厉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间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
《张门才女》便是对《缀珍录》中这一问题的回应：情景式的再现，摇曳生姿的文笔，以上述女性史研究经典为铺垫，可谓中国妇女史研究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如今说起“张门才女”，也许会让人混淆于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合肥四姐妹》《流动的斯文》，关于张家的热销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不过严格地说，张家四姐妹的传奇之处，在于四段才子佳人式的姻缘，少不得昆曲名角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汉学家傅汉思四位夫婿来画龙点睛。
曼素恩笔下的常州“张门四才女”，早于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女一个世纪，历经太平天国的离乱，以及20世纪滚滚而来的西化车轮，如今已湮没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中，但相比之下，前者才是真正代表了知识阶层在千百年传统文脉下所创造、如今已不可再现的文化精魂。
曼素恩从“毗陵四才女”着墨，似乎也是某种必然。在《缀珍录》中，常州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为重要分析对象，而毗陵张家四女也曾一再出现。徐珂《近词丛话》中曾说：“毗陵多闺秀，世家大族，彤管贻芬，若庄氏、若恽氏、若左氏、若张氏、若杨氏，固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者也。”
与恽、庄、左等望族不同，张家是世代业儒的寒素之家，父祖世代皆早逝，先辈中未出达官显宦。
看看词学大家叶嘉莹教授怎么讲”未因贫贱易其心志”的张家：
张惠言家里两代都是寡母孤儿；他父亲和他自己这一代都是在寡母的教养之下长大的。而且他的家里非常贫穷，他小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城里的一个亲戚家中读书，他有时回家来，连晚饭都没得吃，饿得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力气起床。很多人曾对他母亲说，你们家里这么穷，为什么不叫你的孩子去学一些谋生之计？他的母亲说：我们家里世代都是读书的，我不能从我这里断绝了我们家的读书种子。
张惠言并与惠栋、焦循一同被后世称为“乾嘉易学三大家”。乾嘉时期，常州同时出现的常州今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横跨经学、文学和词赋诸领域，具有全国和历史性的影响，这三派都与张惠言、张琦兄弟有关。
所有这些文化成就，都是在驰驱穷困者数十年间完成的。清代以薄俸养官。张惠言38岁中进士，41岁离世。四才女之父张琦以举人终，幸有“大挑”制度，分派到山东做小官。历史学家洪业，回忆同样曾在山东以穷县令耗尽一生的父亲在临死前告诫：“穷是读书人的本分，我希望你们将来不做官，也不要娶富家的女儿。”这一句句触目惊心。
张琦自豫转京师十余年，留在常州的妻子汤氏“冬无棉衣，朝夕不给，率四女刺绣以易米，恒不得饱，至屑米为粥，日一食焉”，但与此同时“三嫁女，内外兼理，秩序井然，无稍误失”，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而汤氏犹留下《蓬室偶吟》，膝下张䌌英、张珊英、张纶英、张纨英四女《澹菊轩诗》《纬青词》《绿槐书屋诗集》《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名扬天下。四姊妹之弟张曜孙，曾刊刻了她们四人的诗词为《毗陵四女集》。《名媛诗话》卷八记载：“孟缇姊妹四人，皆能诗词。姊弟同居一宅，友爱最笃。姊妹姑娣临池倡和，极天伦之乐事。”
张门才女荟萃一门，家学深厚，姐妹夫婿比屋联吟，堪称明清时期的江南文化所孕育出的奇迹。
如斯之风雅，惜早已随风逝去。
《张门才女》读后感(八)：闺阁诗人
这是一部分量十足又独具魅力的文学著作。
这本书的分量，一方面表现在其囊括的诸多反应主人公所生活的年代的珍贵史料，可以看出，作者细心翻阅了众多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诗篇，并精心整理、考据，安排在这本书的各个章节里；另一方面，作者运用其深厚的社会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功底，结合以“张门才女”们的诗作为主的大量史料，一定程度上为读者呈现出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社会局势和风俗文化，进而还原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闺秀们所处的境遇，并在每一篇章结束附上赞评，阐述自己编纂文章时的心得和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观点，作者本人对史料的分析与理解也赋予了这本书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这同时也是一部独具魅力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做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测，《新文化史》主编林恩亨特对此评价说：“作者所植入的内容建立在她对时代背景的深度把握上，显得天衣无缝”。作者运用自己合理的想象，尽力再现出一些事件的全貌，为读者交代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且，作者还别出心裁地选择以张门才女们的视角记录她们的见闻与感受，这使得主人公们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供人瞻仰，而是重新回归了与普通人无异的血肉之躯，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才女们所品尝的酸甜苦辣。
这本书分别记叙了三位“张门才女”充满波折的一生，首先讲述的便是众多才女们的启蒙者，汤瑶卿，她出生于女学最为昌盛的常州，生在这一地区的名门望族，在这样浓厚的儒学风气的熏陶下，她自幼便熟读四书五经，文化底蕴深厚。她才华横溢，很小便展露出了作诗的天分，但受制于其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她在这条路上未有过多涉猎。她为人称颂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对家庭的奉献上，在那个时代，男子因业儒而久居外地，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妻子的身上，汤瑶卿一面教育子嗣，一面又要承担家庭的各种开销，一生屡经操劳、历尽艰辛但仍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反应出了那个时代闺秀群体不输于男人的坚毅与顽强。
第二位讲述的是著名的闺阁诗人张習英，在诗词方面，她从小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创作天赋，她幼时跟长兄及妹妹们一起念书，由于女子十二岁之后不能再同男子共同念书，十二岁后她便转入内宅，改由母亲汤瑶卿教育。后来大哥不幸去世，母亲无力教书，她便从父亲书房取来书自己钻研，并在很早就将唐诗宋词烂熟于胸，为自己以后在文学上的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勤劳能干，由于家兄早逝，作为家中长女，她从十多岁起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任务。成婚后她随夫迁居，结交了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并仿照刊刻《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完颜恽珠，提携了许多日后的文坛翘楚。她最大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不满足于闺阁诗人普遍用来抒发儿女情长的婉约词风，而对苏轼的豪放风格赞赏有加，并且，受于其父张琦的影响和当时时局的动荡，她将诗词赋予了政治诉求，为后世文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张習英的故事着实让我感到震撼，我不曾想过，在那个被打上封建烙印的年代，在那个女性必须缠足、科举考试通常只对男性开放的年代，居然也能造就像她这样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女性文人，我这才深刻地体会到作者在第一章赞评末尾所写的话：“张家才女们的生活是被其后的中外改革家们视为愚昧和落后的。但现在倾听她们的故事时，我们不由要问：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
第三位主人公是女塾师王采苹。同在这个大家庭诞生的其他女性一样，采苹也天资聪颖、知书达理。随着她的舅舅张曜孙仕途的通达，张家享受了一段平稳安定的日子，王采苹得以跟兄弟姐妹们一起享有一个愉快的童年。但好景不长，王采苹二十岁这一年，其父王曦不幸去世，难以想象，这会对曾经的那个天真活泼、纯洁无暇的女孩的心理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此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又给这个日渐衰落的王朝带来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张家也由此支离破碎，天各一方，再难相聚。而王采苹在历经众多风雨之后，不但没有被生活击垮，反而创造出了众多铿锵有力、意蕴深厚的诗作。读到这里，我着实为她坚强的意志与不屈的气魄所打动。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一些有关19世纪闺阁诗人们的生活状况，感受到了才女们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更让我意识到，原来在那个一向被称作腐朽黑暗的时代也存在着如此之多才华与风骨并存的女性。我不得不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对那个时期有着过多的误解与偏见，学界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是否也如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过分忽视了呢？希望在我今后的学习生涯能够接触到更多有关这段历史时期风俗文化的书籍，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人群，让她们的传奇经历不至于被历史的滚滚浪涛所湮没。
《张门才女》读后感(九)：200年前的常州一门风雅
“河道总督许振袆端坐于书案之前，桌面上铺满了诗稿。桌边有一个半旧的细长锦盒，盒子刚刚拂拭过，边缘有些许磨损，一个象牙袷袢也断了。”
最先是被这个开头吸引了。想起我也有这么一个锦盒，里面是一套沈从文别集，也是边缘有些许磨损，一个象牙搭袢断了。
如此细致而有现场感的描写，仿佛小说开头，然而这是一部历史研究作品。作者曼素恩，是美国的历史学系教授。历史研究类书籍通常沉闷得令人看不下去，《张门才女》却引人入胜，盖因作者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她巧妙地平衡着史料和虚构的关系，还原了历史现场。她把这看成是对司马迁的致敬：“笔者所追随的正是中国史笔的中心原则，即通过情、言、行给历史人物以生命。笔者在每章之后、注释之间以及本书结语部分的赞评，都是在向伟大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近2000年所确立的写史和评史标准致敬。”
普罗大众如我们，对于古代才女的认识，大概仅限于李清照、柳如是、鱼玄机、薛涛等人，她们在古代的浩瀚天空中寥落晨星。仿佛女性大规模地受教育，都是西学东渐后的事情了。如今提起著名才女，也都是民国年间的。然而，早已经有研究颠覆性地指出，仅在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过了现代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总和。
曼素恩在书里说，有清一代，常州在女作家人数上仅次于苏州，常州有281位女作家，各种方志、书目和图书馆藏书中计有330部女性文学作品。有段佳话曰，乾隆南巡，皇太后在运河边的行宫中设宴款待当地名媛，邀请常州命妇共享一个诗酒之夜。宴会上，著名学者钱维城之妻金氏从容奏对，词气安雅。皇太后异常欣慰，环顾满堂命妇说：“此真状元夫人也！”
书中所写，是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家族的三代女性。包括张惠言弟弟张琦之妻汤瑶卿、汤瑶卿的四个女儿，及这四姐妹的女儿们。
读此书，感觉《红楼梦》里的众姐妹、《浮生六记》里的芸娘、《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一一有了现实中对应的版本。果然，一切艺术加工皆是有原型的。
“和所有闺秀一样，采苹和妹妹们总要做刺绣活，但只要做完活计，她们就起诗社。女孩总是比赛看谁的诗句最新巧雅致，有时也故意相互为难，或者出一个极难的联句，或者出一个极偏的典故让别人应和。”呵呵，不免想到大观园里的海棠诗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都是百看不厌的回目。
姐妹们教家中小妾李娈读书作诗的情景，不就是黛玉教香菱作诗的翻版吗？
书中描写的家人之间的唱酬之乐也令人向往。某天深夜，王采萍推敲了几天的诗作终于完成了，她来到父亲房间展示自己的新作。当时，父亲正赋闲在家，他起身点亮油灯，读过女儿的诗作后，提笔次韵一首。父亲又把两首诗都送给采萍的母亲。母亲刚产下一个女儿，尚在月中休养，但她也和诗一首，又派婢女送到采萍的舅舅房里。舅舅正养病，倚在枕上。他也和诗一首，随后让人送到采萍的姨母房中，姨母也回赠一首。他们相互酬唱直至天明，婢女在各个房间往来穿梭，家中笑声不绝……
不过，张氏女子并非出身于贾家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他们是贫寒之士。汤瑶卿的丈夫为生计奔波离家三年，完全失去联络，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文钱。走投无路时，瑶卿将一些最精美的绣品送到一个富有的米行老板那里，并定期为他们家绣制嫁妆，以换得米粮。最艰难的时日，瑶卿和孩子们一日三餐只能喝粥。尽管贫穷，她还是将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并且，始终坚持让女儿们接受教育。她还请叔叔来家中小住，给女儿传授一些基本的绘画技巧。
也就是在这种拮据的经济条件下，汤瑶卿留下了《蓬室偶吟》，膝下四女留下《澹菊轩诗》《纬青词》《绿槐书屋诗集》《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名扬天下。四姊妹之弟张曜孙，刊刻了她们四人的诗词作品《毗陵四女集》。
一门风雅的张家仅仅是常州才女中一个特别耀眼的例子。曼素恩研究后认为，在此地，像张家这样渴望维持士人身份、获得科举成功的寒士家庭往往生活拮据，家中男性必须四处谋生以维持生计和学业，而母亲则承担了大部分子女教育的责任。留在家中的女性是使文教得以延续的中流砥柱。就这样，受过教育的女性扶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曼素恩还原了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在家庭乃至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这本书，是一个女性对一群女性的追寻和赞美。
曼素恩还有一个观点颇有新意。她说，关于中国家庭体系的研究，常忽视兄弟姐妹间的深刻影响以及孩子间的交往，而将注意力更多置于父母，甚至祖父母，对子女的专制之上。但她关注到19世纪中国精英家庭的一个重要特点：士人之家的子女有在“大家庭”的特殊生活经历，堂表兄弟之间相处得如亲兄弟一般，而就少年时期的心理发育而言，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影响远比来自父母或祖父母的影响更大。其实，《红楼梦》的大多笔墨，不就是着眼于大观园里的青春王国吗？
最后感叹一下作者的治学态度。本书正文部分179页，而注释也有整整49页，密密麻麻总共436条。作者的参考书目多达127本。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学系教授曼素恩，继其名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之后，[1]新近又推出她的力作《张家才女》。作者通过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试图揭示19世纪清帝国政治、常州地域文化、女性文学、精英阶层家庭模式、社会地位与性别角色关系等间题。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情节化的写作模式是该书的两大特色。美国学者贺萧（Grail Hershatter）认为在晚清妇女史研究中，《张家才女》是“绝对独树一帜的”重要著作。新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 Hunt)也盛赞《张家才女》为“一部杰作”。[2]该书亦为2008年桐山环太平洋文学奖（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非小说类5部最终入围书作之一。
熟悉《缀珍录》的读者，能够明显感觉到两本书之间的联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就曾提出：“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厉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间一个进一步的间题：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第279页）《张家才女》正是作者对这一间题的回应。该书将视线聚焦于常州张氏家族并非随意的选择。常州作为清代江南妇女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缀珍录》中已经得到论证。据曼素恩统计，江南女作家占清代女作家总数的70％以上，其中常州至钱塘一线又构成一个核心区域。常州张氏家族不仅才女辈出，而且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诗词集，她们的名字在《缀珍录》中就被多次提及。然而在研究方法与写作模式上，二者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新书借鉴了微观史学的史料分析与叙事方式，从女性诗词作品入手。再通过诗集中的序跋、批注以及文、表等内容，努力还原常州张氏家族三代女性的家庭关系、社交网络、人生经历甚至情感生活。其次，为整合零散史料并捕捉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大胆运用历史学家的想像力，首次尝试“外史”式的情节化写作风格。而为保持各章叙事结构的完整性，作者又借鉴了《史记》中叙议分离的结构，将分析——“赞曰”（The Historian Says)——留在各章的结尾和全书的最后。
《张家才女》由序、跋和四章构成。在简短的序之后，第一章，“济宁，山东（1893—1895）”，是故事的引子。1894年春，由河道总督许振祎作序的《读选楼初稿》刊印出版，而诗集的作者王采苹——张家才女故事中的第三代人物——刚于此前去世。同年，大清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帝国精英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与制度进行痛苦反思。在后人眼中，张家才女们变成了陈旧愚昧的传统文化的代表。然而这印象中历史的拐点，或文化的断裂，真的存在吗？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第8页）
接下来的三章分别讲述了张家三代女性的人生经历。第二章，“汤瑶卿，闺秀（1763—1831）”，主角汤瑶卿出身常州名门，15岁时许配给张家次子张琦，27岁嫁入张家。张琦50岁中举，60岁始授山东邹平知县，并于一年之后迁任馆陶。奔波操劳了一生的汤瑶卿最后逝于馆陶。第三章，“张䌌英，诗歌(1792—1863后）”，以张䌌英为主线讲述了张家第二代女性的命运。张琦和汤瑶卿共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孙少年早逝，在汤瑶卿的教育下，张家四女皆富才情。长女䌌英婚后长期住在娘家；次女出阁不久染病身亡；三女张纶英与四女张纨英的丈夫——孙颉与王曦——都是张家赘婿。随着次子张曜孙迎娶了包孟仪（张琦故交包世臣的女儿），张家成为一个特殊的联合大家庭。在张曜孙的努力下，张氏姐妹的诗作陆续结集出版。第四章，“王采苹(1826—1893），塾师”，讲述张纨英与王曦的女儿——王采苹——的一生。王采苹生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除了唐诗宋词、书画女红外，她开始听说“红毛荷兰诸国”、英吉利、鸦片走私、海外贸易，并阅读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在姨妈张䌌英的影响下，王采苹开始以诗词表达对时局的理解和关心。王采苹出嫁后前往河南禹州。此时太平军的势力逐步扩大，张家成员的生活都受到冲击。至于王采苹在1858年后的经历，作者认为她以塾师的身份辗转各地，最后的雇主是许振祎，即王采苹诗集《读选楼初稿》的序作者。至此，与第一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家才女的故事画上句号。
在以上三章的“赞曰”部分中，作者或对叙事中出现的特殊概念，如文人、书法、儒医等，作进一步的阐释，或对一些关键间题，如家庭收入渠道、诗与词在女性文学中的不同地位等，进行分析探讨。而所有关于该书主题——女性视角中的19世纪——的思考又最终汇集于“跋：赞曰……”中，其中三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是作者对史料解读的反思。妇女史专家对女性诗词在主体性表达上的作用一直持肯定态度。曼素恩在《缀珍录》中也指出，“教育使女性发出令人羡慕的审美上自由阐释的声音”。（第262页）然而在对张家才女的诗词作品进行全面解读后，作者却不再强调其“自由阐释”的性质，而用很大篇幅讨论“沉默与女性的声音”。（第165页）“沉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性诗集的编辑、校对、序跋作者多为男性。这表明女性诗作的出版必须依靠家族男性成员或赞助人，仅有才情是远远不够的。支持这种合作的是亲情、情感以及家族的野心，而女性在写作时亦会刻意迎合男性的品位，有很强的自我审察意识。因此，妇女诗歌作品的存在并不代表女性文学的出现。同时，书中的男性通常对生活的压力保持“沉默”。汤瑶卿的父亲汤修业一生未曾中举，丈夫张琦经历了11次乡试失利。张䌌英的丈夫吴赞也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十几年。而纶英的丈夫孙领与纨英的丈夫王曦在举业上均无所作为。张家的男人要维持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符的生活，但面对生存压力，他们无法做出自由的表述。此外，尽管生活艰辛，张家的男性和女性都对关于金钱的话题保持“沉默”，这表明清代文人对涉足商业活动仍然有很强的禁忌。
该书引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常州特殊的家庭结构与婚姻策略。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对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与婚姻模式的阐释仍沿用了传统理念，指出“在上层社会的大家庭中，儿女们大多早婚，并且在育龄期始终保持着对男方父母乃至祖父母的依赖”。（第12页）张家的故事却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女性初婚的年龄大多在20岁以后，汤瑶卿更是在27岁才成婚。而女性出嫁后不离开娘家的情况也很平常，这在张熠英这一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常州盛行的招赘风俗使大家庭中成年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女性更懂得利用娘家的社会关系。张家的男性经常接受来自妻子娘家或姐妹夫家成员的各种帮助。与之成对比的是，王采苹从未去过父亲王曦的老家太仓，张纹英和儿子也只是在王曦死后才与夫家亲戚有短暂的接触。作者指出，张家的故事表明中国家庭结构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传统模式或观念在地方习俗、经济需求、感情、社会危机等因素面前可能做出极大的妥协。
最后，作者指出19世纪早期，常州出现了一批具有大都会性质的精英女性。她们的社交圈突破了地域甚至国家界限，例如张䌌英与张纶英都通过张曜孙结识了高丽文人李尚迪。（第92页）她们广泛涉猎历史典籍与名家著作，有传承家学的自我意识，对章学诚的复古思想已不屑一顾，这也反映了同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特色。
回到该书第一章提出的间题：20世纪初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作者指出，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女学”的讨论，以及此后康同薇对闺秀的批判都是十分片面的。张家三代女性的经历表明，19世纪的精英妇女不仅一直以修养和学间来确保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其中一部分还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怀，女性文化从未脱离过她们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的“新女性”与19世纪的“闺秀”之间更多体现了历史的传承而非断裂。
总体而言，该书在对清代受过教育的精英妇女——闺秀——如何利用教育和写作来完善从女儿到母亲的人生使命、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寻求精神寄托，甚至表达对政治的关怀等问题的分析并没有突破前一部书中的论点，但其微观视角能对作者之前提出的一些假设与推论进行充分论证，并对一些过于简单化的概括进行修正，如上文提到的常州精英家庭的婚姻模式。作者对女性利用嫁妆或私房钱帮助婆家和娘家亲戚的讨论，（第59-61页）是对白凯（Kathryn Bernhardt)等对女性财产权研究的充实。[3]张家的故事让读者看到处于精英阶层边缘的男女的真实生活。在《缀珍录》中，曼素恩写道：“这个时代的中国女作家都来自于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像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99. 9％的妇女隔绝开来。”（第4页）然而张家才女的生活几乎与“特权”或“闲适”无关，相反，她们的经历也许是让我们了解那99. 9％的妇女生活的开始。（罗晓翔，《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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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曼素恩：《级绿一十八世鉴扭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见该书封底编审引语。
[3] 参见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 -194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Kathryn Bernhard，“A ming Qing Tansition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The Perspective from Law， in Gail Hershatter，Emily Hong，Jonathan N. Lipman，and Randall Stross，eds.，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