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13万人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
陈赓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的太岳军区部队）、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的太行军区）、第三十八军（原西北军，军长孔从洲，政委汪锋）以及太岳军区22旅（原四纵11旅，后来与国民党起义部队合编，成为14军的前身。旅长李成芳，政委胡永贵）合并组建的陈谢集团八万多人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解放区。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直被说成是到大别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的开始。然而此时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展开了战略反攻，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作战，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
彭德怀指挥的仅4.6万部队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发动了榆林战役。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1947年内外线作战，粉碎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随后36万人挥师华东，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固战役，济南战役等彻底改变了华东地区两军的力量对比。
由刘邓大军分兵出来的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陈谢集团南征1年，歼敌11万余人，解放了包括洛阳郑州在内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日益巩固的豫陕鄂解放区。
而刘邓指挥的十三万大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不得不跑向山区躲藏。装备辎重都扔了，人员损失一半。即使这样，也是在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策应下才得以保全。自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13万人挺进，不足7万人出来。虽然有中央决策的问题，但战场指挥员的失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究竟是挺进大别山还是败退大别山，值得研究。
解放战争第二野战军作用被夸大。
1948年8月，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出来进入豫西，与陈谢集团部队、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的皖西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的豫皖苏军区、李成芳任代司令员，张玺任政治委员的豫西军区、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的陕南军区、张才干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的江汉军区，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的桐柏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等7个军区组成中原野战军。
1948年10月，在毛泽东电报命令下，中原野战军才向淮海地区靠拢。而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根本没有参加。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淮海战役是在华东野战军气势正盛的时候展开的。此时由各军区组成的十几万刘邓大军与粟裕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没法比，不仅曾经战败的阴影，而且装备极差。不得不靠陈粟华东野战军的施舍过日子。
有回忆文章提到刘伯承的第一反应是：“我连武器都没有，怎么打？”邓小平则说：“就是打光了也要打。”表面上显示邓小平的决心，恰恰反映了刘邓大军当时的难堪境地。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是山东兵团的王建安、谭震林和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几个纵队，消灭了黄伯滔兵团。第二阶段虽然中原野战军参战，却是在华东野战军抽调5个纵队加炮兵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渠指挥加入战斗后，完成对黄维兵团的最后胜利。第三阶段刘伯承陈毅到中央汇报，中原野战军在邓小平领导下休整。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整个淮海战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只有履行封堵打援的任务。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后来回忆其父说过这样的话：“淮海战役主要还是华东野战军打的。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这说明中原野战军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实际只负责堵口子，打增援。
1949年，渡江战役前，刘伯承在指挥室里对邓小平说：“将来过了江，我就不带兵了，把部队都交给粟裕，我去办一所军校，教出更多的粟裕来”，从这段话可见刘伯承的光明磊落和对粟裕指挥才能的肯定。毛泽东更是把淮海战役说成是“粟裕硬把夹生饭吃了下去”。充分说明淮海战役谁唱主角谁是配角。
而邓小平却在79年的文选中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实际是一种贻笑大方也是种误导历史的论点。
至于说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歼敌数更是难以区分，因为从淮海战役开始，各野战军都是联合作战。在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很多歼灭战都是赶鸭子式的。
刘伯承的正规战不适合游击战。
毛泽东逝世后，因无人节制而129师被无限拔高，成了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主力。一些二野将领们也不顾历史事实吹嘘夸大战果。一些电影电视作品把主题都围绕在邓小平身上做文章，误导了视听，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走向了歧路。
比如关家恼作战。129师几个团上万人围攻敌冈崎大队（营）600多人无法取胜，连彭德怀都称之为败仗。然而在彭德怀去世后，许多人把错误归结到彭德怀身上。这些人也不想想，即使这场仗不该打，二十几倍于敌的129师打不过日军一个营，自损两千人还被大部逃脱，在那儿也说不过去。
彭德怀与刘伯承历史上就有矛盾，更多的是工作方法和习惯上的。
1933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曾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在南丰作战中，彭德怀曾大骂：“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认为百团大战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这也是针对彭德怀的，而且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罪状之一。
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全力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学校”。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刘伯承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来自刘伯承二野的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几乎全师覆灭。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即使两人如此多的矛盾纠结，在彭德怀被打倒后，刘伯承仍然说“彭德怀整过我，但不是出于私心”。
纵观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兵力最足的当属三野和四野。一野因为担负的只是中央安全，大兵团作战经验不足，只是到最后与晋绥军区重组，最高时总兵力达到34万人。二野在挺进大别山时伤了元气，最高时也只有28万，是四大野战军兵力最少的。三野最多时兵力超过82万，而四野最富，总兵力达到150万。这也是外军把三野和四野称作是正规军，一野和二野称作游击队的原因。
刘伯承也算是生不逢时，虽为一代名将，野战能力并不高。一方面是他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抗日时期默默无闻，解放战争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伤了元气，没有单独完成重大战役。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的干预，分离了他很多功劳。加之建国后不得志，本想在军事教学方面开拓一片新天地，未料遇到了彭德怀严厉较真追究。只好退居幕后安得休闲自乐。
虽然如此，二野的作战指挥还是刘伯承当家，邓小平只是政治委员。然而到邓小平一言九鼎之时，各种宣传就把刘伯承这个作战实际指挥者撇到了一边，整个战事全没他什么角儿了。
在邓小平和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他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许多文章都提及到两人矛盾较深。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时隔阂就很深，闹到不在一起吃饭的地步。毛泽东派陈毅担任副司令时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64页）。
刘伯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受到批判，邓小平是中央反教条主义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他组织和领导了对刘伯承的批判。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曾这样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邓、彭等人的批判，后来也不给平反，根子都在上面，二人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伯承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什么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也碰了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只有到此为止。”
刘伯承的二女儿刘弥群在接受研究者采访时也说出了几乎同样的事实，并说她母亲直接给上面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刘伯承最终才获平反。
一个来源于国外的歪曲消息被报道出来后，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辟谣说：“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从未对中央提出过任何身后事的要求等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说：“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
“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上面写了信，要求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
刘伯承1986年去世。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及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战绩和作用被人为夸大，许多问题被遮蔽，这需要军史学家们进一步还原本色，让历史回归以真实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