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创新植根于文学传统，文学传统的原点来源于文化。文学——文化的文学理论曾一度盛行一时。随着文学的自觉意识探索进程的增强，一些新的“本体论”文学理论逐渐占据着文学批评理念的核心位置，成为我们进行分析文学作品、归纳文学现象的主要依据。
“新批评”就是西方20世纪四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一种。以文本为中心阐释作品、揭示文学现象，表现出一种新的批评倾向，这种批评方法我们就称之为新批评。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确确实实带来了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的赓续、创新，推动了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发展、引起我们对文学理论批评探究新的研究热情。布鲁克斯发表在1939年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现代诗歌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奠定了作为美国重要文学家的地位。而1947年的《精致的瓮》的发表，标志着美国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批评实践中取得的顶级成果。坚持以文本为中心的观念，正是他们批评的立场和着眼点。和俄国的形式主义有着相似的地方。
随着德国接受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尧斯和伊瑟尔的出现，他们进而更是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范畴，像“期待视野”、“审美距离”、“视野融合”、“召唤结构”等等。具体到每部作品来说，读者在阅读之初总一定会对作品有自己的期待——不管是形象期待、语言期待、审美期待、文体期待期待也好，这种期待或许是自觉地或许是不自觉的、或多或少是现实存在着的。读者和作者的“期待视野”不一致，就构成了“审美距离”说；如果阅读造成了两者“视野”的交融和一致，这就形成了“视野的融合”。而伊瑟尔则更进一步，从“召唤结构”入手，丰富和深化了接受理论。“对话和交流论”成为接受美学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契机和新的资源性理论依据。
阐释学理论和而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又使得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了文化——文学的文学理论。20世纪可以说是批评的世纪，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喜剧。思想的交锋、观点的争鸣、理论的辨析、哲学观人生观的论争，各种语言的、结构的、心理的、文化的、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生命的、道德的纠结，使文学真正走向多元化、立体化的思潮的演进中去了，变动不息的观念的演化往往使人目不暇接的同时感到眼花缭乱难以把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更不用说加以消化吸收，快餐化的生活是否也在影响着文学和文化的速成，我们不得而知。从原点出发复归原点，文学理论和批评好像又转了一大圈，绕了一个圆，回到了原地，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也许这才是理论创新的刚刚开端也未可知。
陈永国在《精致的瓮·代译序》中说：“从历史语境出发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或是文学阅读或文学批评史上的痼疾，好像不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文学就全然没有了它应有的意义。这正是美国新批评派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之前文学批评的实际场景，也给新批评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学走向它的“本体论”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文学性”本身，除此之外，文学还能是什么，这似乎并没什么不妥。在对传统高度重视文学的历史视角的决裂中，新批评提出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把诗歌作为诗歌来考察”，从英国诗歌传统中的10首名篇来分析，从诗歌结构的角度探讨悖论、释义、隐喻、反讽、格调、态度、含混等重要的议题。展示出文本细读特有的魅力和文学审美批评读到细致的格调来。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只注意他的文本细读只是一种纯粹性的文本性的研究，而忽视了他的文本细读中的其他的关注点和勾连点，这些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布鲁克斯文学批评理论的关捩。
在重视历史视角的同时忽视了文学性的阐释，而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而又有意无意地遮蔽着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构成文学批评理论史上的悖谬与反讽。可以说《精致的瓮》是不是《精致的瓮》，《精致的瓮》能不能称其为《精致的瓮》，还要做多方面的探究和考量。事实上，布鲁克斯也从没有远离西方的文化、宗教、社会和审美传统，在实践中强调文学的细读分析，而在理论上的视野并没有仅仅局限在纯文学、文本的研究中，或者说他并不拒绝文学的社会、历史、心理和传记的研究。在解构批评的不确定思想出现之前，他就断言“任何一种从永恒的角度审视诗歌的常识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同样，他的批评理论并没有仅仅狭隘到容不下其他的批评方法来。对邓恩、莎士比亚、弥尔顿、赫里克、蒲白、格雷、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叶芝等的诗歌文本的细读，并没有使布鲁克斯忘记心理和传记的研究，在对华兹华斯、邓恩以及莎士比亚弥尔顿等等的解读分析中，除了心理传记的研究，文化心理、文学传统的影响研究也是无处不在的，时时刻刻可以窥见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身影。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布鲁克斯，从布鲁克斯到德里达，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流变和演化，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一条红线。这条传统从未中断过，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延伸着自身，产生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一致是西方久远的传统。和中国的道一样，深刻长远地影响着文学、文化、思维的特点和趋势。也是美学思想、哲学传统大异其趣的渊薮。影响正在此，交流亦在这里，力求诠释、揭示其中的差别亦是其研究者的兴趣和探寻所在。
决裂中接续着传统，传统在创新中回荡着久远的历史回音。生生不息的文艺，是生命生生不止的象征，是新的生命体验，是灵魂的发现和洞彻。我们切不可忘了，布鲁克斯宣布的“任何一种从永恒的角度审视诗歌的常识都将导致错误的观念”依然在耳边响彻。在文化——文学的传统延续中，谁也躲避比不了环境的影响，从我们一出生那刻起，就受到背景的影响，父母和家庭环境的教诲和认同，进而是出生地的影响和感染，再接着是学校教学教育的熏染，身边人的潜移默化和日久天长耳鬓厮磨的浸染，朋友师长同学邻里的交流和沟通方式，都是在这种影响下发生的，没有谁能例外、没有谁能幸免，这是人类的幸运抑或是我们世界的悲哀。也许这才是人类的事实和现状，这才是真正体现人类本质的东西吧。
德里达解构着布鲁克斯，可能正是对布鲁克斯的完善和修订；布鲁克斯解构着传统的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理论批评，正是他匠心独运的所在。新的文化诗学历史诗学解构着文本细读，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纠偏，但在纠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新的极端。也许是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历史——文学批评的历史、文学理论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又再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不管怎样说、怎样看，文学批评理论终归要往前走，所有的理论只能概括一部分事实甚至是一种事实，并不能概括所有的经验和一切的体会和审美，走向新的阶段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并不是我们所能期待想象的结局。
真正的断裂并不存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某个链条、某个环节都是有机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致的瓮》接续着历史、接续着未来、也接续着文学审美新的真正的传统和精义。只是我们看到我们愿意看到的一面而忽视掉那被我们遮蔽的那一部分。对布鲁克斯、德里达的误解正是他们独创性的“文本细读”和“文本之外别无其他”，同样要使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不会单单以“细读”来概括布鲁克斯的全部文学批评理论，他同样有着对寻常生活有着特别的感情和敬意，而不是想脱离社会和历史的现场存在。对德里达我们同样不能忽略他广博的理论视野和久远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这对他们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才是我们是我们理解《精致的瓮》的现实意义所在、影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