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无忌
在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采用相对“简单粗暴”的方式：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但最近30多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重回历史高位。
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同样有着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的要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如果简单地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收入拉平，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有很大危害。中国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平等。
2020年6月，黑龙江省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身着民族服饰的村民在门球场打门球。1951年，这里曾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如今，星火村已告别了手工插秧收割时代，从当年的合作生产转为现在的合作经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订单农业”转变，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新路子。中新社记者张兴龙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财富不平等正在加剧。您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情况如何？
李稻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过去30多年间，全球不平等的情况加剧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释：
一是里根、撒切尔政府等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放弃了很多传统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会，直接伤害了劳工阶层的利益。
二是过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过程中，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也被“带跑了”，因此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劳工工资下降。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三是随着技术进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长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时，高技能人群“扎堆”，出现叠加效应，例如硅谷和华尔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以密集的高科技企业著称，然而，这些科技巨头庞大的员工数量以及高薪酬，加剧了这一区域租金上涨和住房短缺等问题，一些低收入者被迫过上“以车为家”的生活。图为2019年9月，4岁的凯米莉在山景城自己居住的房车里玩耍。中新社记者刘关关 摄
这一说法的局限性，就是没有考虑中国这个变量。如果只论西方国家，近年来其收入分配情况的确是恶化的。如果把中国计算在内的话，过去三十多年间，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其实反而下降了。因为占全球约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曾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现已实现全面小康了。
中新社记者：贫富差距拉大会引起哪些问题？
李稻葵：贫富差距或者收入差距本身其实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环境，就像温度一样。真正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是人对这种环境的主观感知。觉得“别人过得比我好”，会产生一种不公平感。有这种感受的人可能发帖抱怨或躺平不干，更严重时甚至会有抢劫等犯罪或极端行为。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动荡就来源于此。
2020年2月1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致一死一伤，犯罪嫌疑人中枪后被捕。事发地位于华盛顿市中心区域，距离白宫约1.3公里。中新社记者陈孟统 摄
但同样收入差距都很大时，相当于在同样冷的天气下，有的社会“感冒发烧”，而有的就不会，这就取决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们的主观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说财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同样重要。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认知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社会预期。
在实践中，如果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
李稻葵：人与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体育天赋、文艺天赋的不平等，以及各种能力的不平等等，但这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因为人人知道这是客观形成的。
通俗来看，经济社会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类似设计一种游戏规则，让每个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异，都有公平参与游戏的机会，“大家都开开心心，愿意来玩”。而不是让部分人感觉游戏太难了，不愿意参与，甚至走向对立面，破坏游戏规则；也不是惩罚高级玩家，逼他们退出。
2021年10月，市民在体验馆“黔灵梦幻洞境灯光秀”内自拍。当日是国庆假期，位于贵阳市黔灵山公园外的贵阳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吸引市民前来参观游览。中新社记者瞿宏伦 摄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
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对于那些天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给予相应的支持或者补偿。让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论”？
李稻葵：两个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论”，如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直接给穷人发钱，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等不少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很多问题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等等。
例如：美国很多流浪汉，完全可以凭劳动养活自己，但因为各种原因依然露宿街头。根本问题还是出在精神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钱搞定”，只给钱，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论”，就会简单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国外进行对比。这个错误就类似比较北京和洛杉矶冬天的温度，来衡量两个社会是否健康或者先进。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同样温度下，有的社会可能生病但有的则不会。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偏高，但主要是城乡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农村生活，并没有进城，而农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对贫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强烈。
李稻葵：从国际经验来看，当某一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也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2021年9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瓦吾小学的彝族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节足球课。瓦吾小学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云端小学”。目前，该校255名学生中踢足球的学生超过了80名，足球为孩子们架起了一座通向山外世界的桥梁。中新社记者张浪 摄
李稻葵：当下最重要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狠抓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第三才是缩小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要关注劳动收入的差距，更需关注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差距。
2021年3月13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前夕，重庆爱心志愿者在美心养老院内为老人们免费理发。中新社记者 陈超 摄
中新社记者：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做法对富人多征税？比如：推行高额的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税？
李稻葵：这在短期，甚至未来10-20年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社会跟日本、美国等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很多时候是为了给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奋斗。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开征遗产税等，那很多人就不高兴了，可能选择提前转移财产，甚至“不玩了”，这就激化社会矛盾、违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只有当政府已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搞好，人们没了后顾之忧，征收这一系列财产税的条件才更成熟。
2019年5月，“同心·共铸中国心”2019走进西藏大型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300余名来自北京医疗机构的医务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分为6个团队，分赴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为当地民众开展义诊巡诊、先心病筛查、公益捐赠等系列健康帮扶活动。图为医务志愿者在拉萨市阜康医院义诊。中新社记者何蓬磊 摄
李稻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更重大。小康社会的借鉴意义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而共同富裕，对西方发达国家，更有借鉴意义。
共同富裕的课题，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比如此前谈到的有些国家陷入“唯收入论”。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将造福全球。(完)
受访者简介：
李稻葵，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会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同时担任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留美学会会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首席经济学家。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研究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