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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飞机舱门关上之后,即将开始一段旅行的谢冠宏接到了上司富士康老板郭台铭的电话,郭让他马上赶去开会。双方因为谢的休假开始时间发生了误会,郭台铭认为谢冠宏正式休假应该是在第二天。管理100多万人的老板一直是令出必行,“搁在以往肯定是下了飞机就赶飞机回公司,但是那次我没回。”谢冠宏对《深网》说。

就这样,在富士康管理数万人的谢冠宏“被解雇掉了”。那是2012年,谢冠宏50岁。说到这些时,戴着眼镜的他显得很平静,失业对他似乎并是一种痛苦,反而是一种解脱。

在富士康期间,谢冠宏判断出数字化、电子化趋势,先后拿下苹果iPod、iPad的订单。此前在亚马逊Kindle软硬件设计和整合过程中,谢冠宏贡献颇多。他把对Kindle的生产称为JDM,比ODM多了联合开发工作。

闲下来之后,谢冠宏有一阵子感到轻松,他没有想过回台湾创业,而是留在了深圳,“他们都叫我大陆人,只有口音上还有些像。”小米当时正值用人之际,雷军约谈了谢冠宏。谢冠宏考虑到从合作方富士康进入小米,有“旋转门”问题。实际上,他显得有点多虑,在小米模式火爆的时候,通过“旋转门”进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高通的王翔。但是,他过不了这一坎,放弃了,留给雷军一个围绕小米做系列生态链公司的建议。

在深圳,谢冠宏栖身在龙华的一座茶楼里寻找创业机会。茶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白天喝茶谈事,便宜;晚上饿了就去料理店里谈事,“再晚也不会赶人走。”谢冠宏说。有一次谈事很晚,吃饭时,一位同事想起来那天是他生日,几乎都忘了。谢冠宏有些感慨。

他离开富士康之后,原先的部门换了新领导替代他。但是有几个人裸辞跟了过来,包括合伙人林柏青和章调占。

在一张纸上,他与早期几名创业者画了一张图,围绕着手机,有充电宝、耳机、手机壳等周边产品,最终选择做耳机。逻辑很简单,智能手机起量,对耳机必然有更多、更高需求。

2013年,他给公司取名1MORE,鞭策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谢冠宏而言,“年纪大了出来创业,能够再多一次机会,做不一样的事情。”1More后来谐音为万魔声学,公司主要业务是做耳机,早期客户是小米。跟随着小米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一路发展,2018年,1More累计卖出5000万条耳机,入主上市公司共达电声,谢冠宏转身成为董事长。

谢冠宏创业后第三年,来自台湾的郭柳宗也来到北京,创办钕锅智造机器人公司,成为小米第50几位生态链企业。与谢冠宏类似,郭柳宗也是台湾富士康制造业出身,创业切入口是做既有价格优势又智能超常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件事在台湾干不了,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郭柳宗对《深网》说。

因为机器人要用到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郭柳宗了解到一家叫竹间智能的公司,创始人简仁贤同样台湾出生。简仁贤先在美国微软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区。在微软参与小冰研发后,他看到人工智能趋势中对于语言处理的迫切需求,打算专项突破,成为自然语言处理中to B平台。

在科技创业的大陆上,台湾人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等人有意无意地引导了一波新潮流。与上一代半导体、芯片加工、制造业台积电、富士康不同,与早期台湾来的康师傅、统一和徐福记等品牌也不一样,这一波新的创业公司,一开始就以大陆市场为目标,具备更强科技属性。尽管他们现在体量还小,却在大陆的产业架构中学会了游泳,摸索前进。

对此青年创业者杨方儒比较有感触。他在大陆做过商业记者,现在台湾做一个类似于今日头条的创业项目Knowing。作为长期奔走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观察者,杨方儒告诉《深网》,台湾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中,台湾有一二十名幸运者搭上了大陆创业风潮。

深圳大产业,台湾“小确幸”

带着多年工作经验,满配创业,后来富士康一些昔日兄弟裸辞追随而来,1More的成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但是,真正迈出第一步却遭遇失败。

在公司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谢冠宏和同事们设计了一款耳机,起订单量1万支。因为耳机上按键设计不理想,谢冠宏没好意思交货去卖,陆陆续续作为免费礼品送了好几年。以一支耳机60元成本来算,至少60万元交了学费。

谢冠宏从此学会了做产品要小心,不妥协。好在1More早期融资顺利,损失不至于伤到筋骨。

很快新机会来了。瑞声科技帮小米做了一个橘子色耳机,交不上货,失败惨重,损失几千万。瑞声科技项目负责人向雷军介绍谢冠宏接手解决。

谢冠宏设计了“拉都拉不坏”的耳机线。其中一个硅胶集线器,反反复复,短时间内模具改了50次。最终达到放在地上汽车压不坏,耳机放在里面踩不坏标准。深圳产业链配套齐全,全球没有几个地方与比肩,却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你去试试看,他会不会给你改50次。让合作伙伴相信你,你不是疯子,不是神经病?”谢冠宏说。

熟悉行业,并且一贯的好口碑起到积极作用。这款采用铍振膜的耳机产品,在小米网上竞猜价格,大多数人都给出150元价格预期。最终,耳机零售价99元,远低预期价格,首批上万条耳机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订单。把之前一万条损失弥补回来之后,“第一年这个案子成功了,大赚钱。”谢冠宏说。

这次合作后来演变成小米与生态链公司基本模式。谢冠宏想出一个新概念,叫作联创模式,以出厂价交付给小米、网易等客户,比如99块钱出厂价,只是材料费和加工费,不加任何其它费用。最终售价减去出厂价的余额,“你一半我一半对分。”

此后,1More发展迅速进入正轨。小米与顺为资金、GGV、IDG、新加坡主权基金等机构的投资也进来,但没有台湾资金。

与此类似,郭柳宗的钕娲创造机器人公司启动之时,也没有从台湾找到资金。处在创业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在北京华润五彩城小米办公楼旁一座咖啡厅里,郭柳宗拖着行李箱、架着公文包出现了。他说,几乎一个月来回大陆和台湾四次,每周都在飞。与《深网》长谈两小时,他分析了来大陆创业原因。

第一,台湾市场小;第二,最严重问题是台湾创投业不像大陆积极有活力,台湾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经,郭柳宗拿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时,问过很多台湾地区投资者。“早期没有销售数字的,做互联网用户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钱。”郭柳宗说,“不像大陆这边有人愿意给你机会。”钕娲拿到小米投资的时候,还没有注册登记。

注重数据的台湾投资者不相信“空话”,相应地,冒险积极性跟大陆比起来有差距。即便后来郭柳宗注册好公司,做出样品之后,“在台湾还是找不到资金。”

受限于市场狭小、冒险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台湾整个创业氛围不如大陆。“我们叫做小确幸。即使到今天,很多台湾人觉得做一个小生意,开一个咖啡厅很悠闲。而不是大陆这边创业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变世界,以马云和雷军为标杆。”

结果,年过四十,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不约而同选择在大陆搏一个机会。台湾企业家是不是在郭台铭、张忠谋之后有一个断层?Knowing创始人杨方儒觉得有这个现象,像马云所描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谈创新。”

也有一些台湾年轻创业者来到大陆淘金。杨方儒的一位台湾年轻朋友在大陆做“活动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发展还不错。活动行是一个活动报名与售票平台,与传统的邮件、电话/短信和现场报名方式相比,活动行线上报名与售票平台更省时省事、活动管理功能更强更全,隐私、数据更安全。“台湾只有2300万人,一年才几千场活动,但在大陆机会则多很多。”

摆脱制造业窠臼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有一波做鞋子、帽子等加工行业的企业家来到大陆开厂设店。几乎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微软、惠普和思科等也向大陆派驻人员,区管理层很多是台湾人。这导致那段时间大陆商界冒出很多台湾面孔。

竹间科技创始人简仁贤即是从美国微软派驻大陆。他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留在美国微软,然后被微软从美国派到大陆。

“当初从微软调到北京,我最主要目的是想要熟悉整个中文市场,还有亚洲市场的日本、韩国等。”简仁贤告诉《深网》。做了微软人工智能产品小冰和小娜之后,简仁贤拉上CTO翁嘉颀等人一起,开始创业,深耕人机交互中自然语言、语意处理市场机会。

对于为什么不把创业想法在台湾落地,而选择大陆?简仁贤的回答很简单:大陆的中文市场是全宇宙最大的。由此,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科大讯飞、百度和微软等大公司。

赶上人工智能风口,竹间科技很快获得了金融业客户招商银行。

“大陆公司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简仁贤向《深网》说起这些时,显得有些兴奋。他自己也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我可能比你骑摩拜单车更多。”

“百度、讯飞做不好,技术很难的。”简仁贤的自信来自对于复杂语意的理解技术。“第一要理解上下文,第二个要能做到多轮对话,第三个它要能够做到实体识别。”简仁贤举了一个例子,招商银行信用卡有两三百种,每张卡上个月,“麦当劳总共吃了多少钱?快餐吃了多少钱?单笔超过200块的刷卡有几次?”他认为这些语意识别,甚至微软和IBM Watson都做不了。

以专注团队,集中于力量于大公司暂时无力顾及之处,单点突破,这是简仁贤的战略。“我大概面试过几千人,一个一个手把手招来的。”把人才聚集起来发挥,去不断地争取领先于行业的技术优势,成为简仁贤每天面对的挑战。

竹间科技离职员工武剑(化名)告诉《深网》,作为创业型公司,竹间科技需要拿到三四个月技术领先时间窗口,如果技术不往前跑,别人三四个月就可能追上。而竹间所处在行业,BAT都有涉及。

长久来看,将比拼综合实力。时间一久,创业公司成长不够快,如何留住人才是难题。台湾从制造业过来,台湾地区管理风格,就像富士康一样,会对员工算得比较精明一点,不像大陆这边有一些创业公司老板花钱比较大气。台湾创业者给期权、股票,不像大陆创始人给得爽快。

武剑评价,“好处是,台湾管理相对而言精细化,比较规范,但薪资待遇抠门一点。”由此,台湾创始人不像大陆公司创始人对员工有很强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面对人才市场竞争,钕娲创始人郭柳宗选了一个折中方案,资金大陆找,一部分研发团队留在台湾台湾人员相对稳定,研发人才薪资相对大陆而言便宜一些。“大陆机会太多,做算法的太抢手,本科生刚毕业,年薪40万起,台湾没有那么高,20多万(人民币)。大陆做算法的,做三五年薪水可跳到100万,吓死人。”郭柳宗说。

台湾制造业留下了另外一个管理弊端,武剑说,“像富士康一样风格,上下级比较严格,高一级就是高一级,很多台湾公司普遍如此。”

从富士康出来的谢冠宏创办公司时对人力成本纠偏。“能不能不要每天在那儿搞管理,每天搞流程?”1More成立五年,第一年公司只有50多人,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后面三年只有一位专职的人力资源,到今年人员增加到200多人后,才又加了一个助理。

他想引入一种简单管理,不搞那么多KPI。“要理解数字、成绩、利润、营业额,这此都是结果,成败因素不在于这些数字。最终,1More公司留了一个KPI,是否能成为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

在远离深圳的中部省份湖南省一个偏远地方,叫作炎陵县,这里离最近小机场开车要两小时,1More通过招商引资,最近在当地设了一个厂,以本地员工,装配耳机。

在工厂车间里,《深网》看到穿着白色制服的员工,不紧不慢地焊接耳机线,组装耳机。墙上贴着鼓励个人责任心的宣传语。谢冠宏向身边参观嘉宾介绍,“不靠流水线赶着人走。”

与制造业集大成者富士康相比,有些变化已经发生。

着眼长跑道

坐在从炎陵至衡阳东的大巴前排座位上,谢冠宏和《深网》完成了访谈。他称工作中遇到四位好老师,分别是亚马逊贝索斯,苹果公司的托尼,富士康的郭老板,还有小米雷军。“我从帮他们做产品中学习。”

郭台铭教会他对长期局势判断,“局势就是布局”、“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雷军教会他怎么打性价比,做爆品,如何在网络上抓粉丝,进行互联网营销。现在,谢冠宏经常在朋友圈里Push一些戴着耳机的美女图片,“这么做别人看了才不会拉黑。”

与服务于to B的富士康不同,他想打造一个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耳机品牌。“1More是探索中的品牌,要具备高技术水平,也要高性价比,产品要在发达国家得到验证。”这是谢冠宏的定位。

在国外,有主打时尚的耳机品牌Beats,是1More未来竞争对手。在真正威胁来临之前,1More希望先从抓住发烧友入手,然后再慢慢做时尚品牌。当然,证明自身还需要时间。

耳机行业现在是两极分化,高端产品品质好,价格昂贵,低端产品便宜,却又品质堪忧,有些甚至会对耳机产生危害。做出又便宜又专业的耳机,成为谢冠宏的一个理想。这点听上去与小米的品牌主张颇为相似。

不过,谢冠宏的客户在增多, 万魔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产业化公司——有声学零组件上市公司共达电声。既有以耳机代工业为主的TinnLab公司,也有1More万魔耳机自主原创品牌公司。

郭柳宗的机器人公司目前还没有这么大规模,它打算借力小米,导入用户。“小米现在有2亿用户,日活用户达到1.32亿,月活跃用户1.65亿。这个大漏斗上面滴两滴水下来,对我们小公司就不得了。”

他想要跑得更快。市面上所谓的机器人,九成以上只一个屏幕,或者在底座上加两个轮子。真正做有肢体的机器人是深圳一家叫优必选的公司,自研舵机,产品在2016年已经进入苹果渠道。优必选现在已经将一个舵机做到40元人民币,价格远比市面上500元有竞争力。实际上,全球售卖的韩国Robatiss舵机,价格是250块美金一颗。

仅此一点,钕娲创造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郭柳宗要求钕娲创造也自己做舵机,哪怕前期研发实力不足,但方向不能跑偏。在最近一次众筹活动上,钕娲的小丹机器人众筹价1999元。优必选的Alpha One机器人只能编程,不带人工智能,卖价3999。猎豹星空陪伴小孩那款,卖9999元。“我还是有点机会的,现在看不到对手。”郭柳宗说。

这也是被小米逼出来的。最早做出的机器人,小米问郭柳宗,做出来卖多少钱?“我说至少要卖4500元。对方说你疯了,小米生态链的东西超过3000都很难卖,你卖4500?”打掉重做后,做到现在这样子。

除了价格竞争力,郭柳宗觉得机会在于产品与儿童有着更好的沟通。钕娲招聘了很多3D动画师,强化与儿童的沟通效果,讲故事时,可以让机器人同时做出恰当的配合动作。“要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来。”

在拿到第一轮小米+顺为领投的超过200万美元、第二轮富士康加KIP领投800万美元等投资之后,为了操作方便,郭柳宗想在成都设立一个公司。最后经过一点波折,郭柳宗只跑了两趟成都,公司工商注册和银行账号都申请下来,进入运营阶段了。

这让郭柳宗有些感慨,大陆办事效率在提升,而且政策越来越人性化。今年开始执行的“31条惠台措施”,其中有一条进一步降低了台湾高中生来大陆念一流大学的门槛,对台湾人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杨方儒的公司业务也有所调整。在发现台湾因为Facebook占据了信息通道,很难复制今日头条模式之后,他改变Knowing模式,向大陆的极客公园+长城会学习,以7-8个人的团队,每年举办三四场七八百人的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峰会。“台湾创投圈不太愿意冒险,但是大陆的创业者基金已经投了十几个台湾的创业团队,涉及AR、人工智能等等,未来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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