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瞻性地指出了近期国内经济面临的新局势。
数据显示，4月主要经济金融指标明显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显现，中国经济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中国2022年增长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期下调至4.4%，瑞银甚至下调至3%。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采取一揽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区间调控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具体包括6方面33项措施，涉及财政及相关政策、金融政策等。随后，全国多地陆续打响“经济大盘保卫战”。上海出台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 “50条”；吉林推稳经济“48条”；继助企纾困“30条”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30条”后，深圳更是连续推出促消费“30条”、促工业经济“30条”⋯⋯但多位经济学家曾建议的部分刺激政策，如增加财政赤字、直接给家庭发放消费券等，未能出台。
稳增长进入关键政策窗口期，宏观政策还能如何发力？围绕这一问题，《财经》记者对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进行了专访。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图源/受访者供图）
早在4月中旬，王永利就撰文呼吁，做好应对更大冲击的政策准备。在他看来，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行通道，叠加近期疫情多点散发、俄乌冲突和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三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或将经历严峻考验。“这一轮的严峻程度可能超出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可能与1998年-1999年时面临经济滞胀、金融混乱的严峻挑战相仿。”
王永利告诉《财经》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洗礼，不少人对于危机及其应对手段认知不足。“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切实加强紧迫感，不要以为经济一刺激就能马上起来，中国经济已经不是1998年、1999年那时候的‘世界洼地’，内外需的潜在空间都远不像以前那样大了。”
由此，王永利建议，中国需提前做好政策准备，必要时应毫不犹豫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金融救市、社会救助。“做好最坏的打算，迎接最好的结果。”
在具体策略上，他表示，从4月信贷数据来看，国内家庭、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下行，货币政策独木难支，财政必须出手，做好增加财政赤字的准备。“中国当前2.8%左右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控制太严格了，危机来临时可能贻误‘战机’。”
路径选择上，王永利认为，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继续走刺激基建、刺激房地产的老路，空间已经不大，效果可能不理想。当下更应该从需求侧着手,逻辑是：稳经济-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拉投资。如果可以，优先刺激消费，最好直接发通用消费券，让消费引导投资，需求引导供给。
此外，对比国际金融市场，王永利表示，中国当前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外部风险仍然可控，可以集中精力先稳住国内经济。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韧性充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利率仍处于正常范围，政府负债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政策调控空间仍有较大余地。王永利说，“困难我们要正视，既要认真准备，也应充满信心。”
转变认识：刺激经济难度很大
《财经》：近期决策部门召开的一系列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王永利：近期一系列经济会议就在告诉大家，要维稳了。从4月数据来看，不管是投资、消费、进出口，还是社会融资规模、信贷增长，主要的经济金融数据，相较于一季度显然都出现超预期下行。
决策部门消息比我们灵通，我们获得经济金融信息的频率是每月，他们可能是每周。在当前这个时期，数据的真实、准确、及时非常重要，因为政策需要有前瞻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会议向全国传递出了经济稳增长的紧迫感，这很重要。
《财经》：你如何看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王永利：抛开疫情因素不谈，中国本身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下行周期。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从上年的10.6%下降到9.55%。然后没经过8字头，直接进入到2012年的7字头。2016年之后进入6字头，2019年经济增速是6%。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当年经济增速保6都很难，很大可能会进入5字头，按照“两个百年”战略部署，已经是比较低的水平了。
疫情一来，受冲击更大，2020年一季度增速一下子跌到-6.8%。在党中央加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击疫情重大胜利并全面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加快反弹，2020年实现2.3%的正增长，2021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非常不容易。
2022年以来，国内外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一是疫情多点散发。中国已经连续两年多时间高强度抗疫，如果说2020年的时候，家庭、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受到的是阶段性冲击，还有一些抵抗力。今天很多家庭、企业、行业，甚至地方政府已经撑到极限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一些民营大企业都在死扛着。
二是俄乌冲突影响。现在已经成为大国对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甚至可能进入重构状态，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全球经济深度滞胀，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三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走在了加息的通道上。而为了应对国内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中国可能还处在继续降准降息的通道上。中美利差不断收窄，甚至出现倒挂，进而引发对人民币汇率可能贬值以及外资加快撤离中国的担忧。
经济下行周期叠加三大重要影响因素，弄不好的话，我们将面临的可能是远远大于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冲击，挑战甚至可能堪比1998年-1999年在前期经济过热、金融混乱之后爆发的问题。
《财经》：针对当前形势，你认为制定宏观政策应该重点考虑哪些问题？你对此有何建议？
王永利：当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认识不统一。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等，到底哪个更突出？可能各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这时候必须捋出一个重点来，我们重点要解决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像样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洗礼，我们的经验并不丰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判断怎么应对。现在已经不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经过了十余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内外需都面临增长空间有限，稍不注意可能还要往下缩。在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并不是只要采取刺激政策，经济增速马上就能回来。真不是这样，难度会非常大。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2020年，如果没有美国人不计代价的救市，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负债和社会救助，央行的无上限量化宽松，美国的经济金融怎么能稳得下来？如果它稳不下来，我们中国的出口凭什么那么好？一系列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反思的，不应对美国的做法一味指责。
而且一旦遇到危机，应对上不能有任何犹豫。稍微犹豫，可能市场就完全变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它一开始没有救市，最后有点绷不住，引发更大问题。等到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一倒，美国开始不顾一切去救市。所以后来，美联储吸取“大萧条”以来的经验教训，一遇到危机马上救，力保稳定，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用MMT（现代货币理论）。
因此，我建议当前要做好应对更严重冲击的准备。当然，如果疫情形势在近期能够实现根本性扭转，那是再好不过的。中美两国宏观政策走向分化，短时间内没办法扭转；俄乌冲突希望能够有所缓和，但不确定性太大，中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需求下行：财政赤字率应加大
《财经》：4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国内面临信贷需求明显下行的问题，你如何评价货币政策在提振信贷需求方面的效果？
王永利：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需要商业银行的信贷进行转化，然后才能进入到社会层面。这里说的信贷不仅是贷款，也包括银行购买企业的债券，给企业透支、给政府投资等等。所有银行借出去的钱，都是大的信贷的概念。
央行主要通过降低利率、加强考核，甚至一些行政手段，间接引导信贷投向，货币政策效果最终取决于银行的信贷投放。而银行信贷投放受供需关系约束，并不是银行想放贷就能放出去，首先需要社会上有信贷需求。现在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不要钱，它不敢扩大投资；想要钱的往往都是前期摊子铺得太大，现在没办法急需要钱来救命。银行对前者贷不出去，对后者又不敢贷。这时候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需求侧通货紧缩，大家很难理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当贷款利率下行到0的时候，竟然会有人不想贷款。实际上，当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家庭、企业担心的不是利息，而是本金。贷款零利率免利息没用，最好把本金也给我免了。但如果银行贷款连本金都可以不用归还，整个货币金融就全部崩溃了。
所以，当通货膨胀的时候，需要收紧货币，货币政策可以很主动，也相对有效；但当通货紧缩时，货币政策想刺激贷款需求，就比较被动。特别是当政策利率降到0以后，想继续刺激需求，货币政策几乎很难做到。比如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了数倍，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银行贷款也放不出去。
《财经》：近期不少经济学家建议扩大财政赤字以增加财政支出，你对此怎么看？
王永利：当家庭和企业都不愿意贷款，如果财政不发力，货币政策是很难有效果的。
从2020年到现在，美国及很多国家政府负债大幅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中央财政赤字率，可以说是最低的，我们财政赤字仍然有扩大的余地。但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统一认识。目前中国财政赤字率是2.8%左右，这在正常年景可以，但遇到危机的时候，控制太严就可能会贻误“战机”。你看美国的教训，危机爆发时，犹豫一两个星期，市场已经完全变了。这时候再采取行动，可能需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才能挽回局势。面临重大冲击的时候，财政货币政策该出手就出手，绝对不能犹豫。
当然，一些重大的财政、货币政策涉及面广、影响大，方案比较复杂，不是说出台就能立刻出台，比如发不发钱，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发定向消费券还是通用消费券，就需要有详细的落地方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建议，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更大冲击的政策准备。并且，做好政策准备之后也不是一次性全都倒出来。具体措施可以分阶段实施，根据情况不断加码，如果不行就马上收回去。有些措施本来就是应急，比如给企业、家庭发补助，可能只用发一个月，第二个月情况好转之后，就不用再发了。
《财经》：你此前撰文说，有需要时应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金融救市还有社会救助。你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走到了需要采用这些措施的阶段了吗？
王永利：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扭转的话就需要。2020年疫情初期，为什么一些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急速扩张？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民间已经越来越不活跃，当家庭、企业不愿意消费、投资的时候，只能由政府财政发力，扩大债务，给家庭、企业补贴。中国一直比较严格地遵守财政纪律，前期很多冲击的隐形成本是大家分摊了。但分摊到一定程度，也会到达极限，一旦超过家庭、企业的承受限度，问题可能会很严重。
提振需求：消费比基建有效
《财经》：你提到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情况至少跟2008年-2009年的时候差不多，那次我们启动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次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4万亿”？
王永利：当时的“4万亿”主要是走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子，中央财政安排4万亿元，拉动地方政府投资、银行配套贷款，实际规模是很大的。
从长期趋势来看，投资拉动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1998年-199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还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洼地”，随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大量资本和产能进入中国后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8年-2009年的时候，效果已经比不上前一次，但仍有余地，所以“4万亿投资计划” 为全球经济金融作出巨大贡献，避免了金融危机演变成百年一遇的大危机。
在经济经历了十余年的高速成长后，如果今天仍然走刺激基建、房地产的老路，空间已经没有了，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从基建来说，一方面，投资效益不一定很好；另一方面，现在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压力已经很大，还有问责制，继续让地方扩大负债投资，本身规模也不一定能上去。
这次，我认为应该优先刺激消费，以消费促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能够给居民发钱，特别是发消费券，居民消费可以转化为企业的收入，进而稳定经营和就业等等。老百姓对什么有需求，就会带动相关投资。而用消费带动投资，才能保证投资是有效益、可持续的。否则投资可能有去无回，短时间内能拉动增长，却会给后续经济社会运行留下巨大后遗症。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投资都没有效益，一些新基建、水利工程仍然值得投资。中国太大了，很多东西也可以尝试，不应太过绝对。
《财经》：我们很久之前就在说扩大消费，促进内循环，但似乎消费一直比较低迷？
王永利：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单看消费水平，我们跟一些发达国家肯定是没法比。但我们还应该看支撑消费的整体环境，包括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收入和社会保障没达到人家的水平，消费就要达到，这是不现实的。
实际上，相较于实际收入水平，我们的消费在某些方面已经走过头了。中国的房租、房价与收入之比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之一。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人均住房面积快速上升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生育、养育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我们常常看见，几代人共同养育一个孩子，从寻找最好的生产医院，到最好的月子中心、最好的月嫂等等，大家都是超出自己能力去找所谓最好。
从居民的净存款（存款减去贷款后的净额）来看，2015年达到28.16万亿元的阶段高峰，随即持续下降，到2018年大约是24万多亿元。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已经在超前消费了。不少人靠借贷消费，你说我们消费足不足？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加杠杆，他可能有不少资产，但大量都是靠负债得来，一旦就业、收入不稳，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而资产的价格是浮动的，今天房子可能是每平方米10多万元，一旦市场不好，可能每平方米1万元都卖不出去。但负债那是白纸黑字记在账上，本息一分钱都少不了。所以你原来可能按照10万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去借的钱，当资产价格下降到3万元、 2万元、 1万元的时候，你还债的压力就暴露出来了，也就是所谓的债务危机。
2019年起，我们开始控制宏观杠杆率，特别是加强房地产调控后，居民的贷款增速开始萎缩，净存款规模反弹。2022年4月末，中国居民净存款余额38.31万亿元，比上年底的32.20万亿元有很大增长，这就反映出居民部门贷款和消费意愿出现萎缩。
更重要的是，居民存款和贷款的结构不是平均的。有的人有大量存款，几乎没有贷款，但是有的人几乎没什么存款，靠借贷来生活。我们千万不能简单认为中国的消费不足，中国的消费潜力巨大。现实状况是，刺激消费不是那么容易。如果经济下行、就业不稳、收入不保证的话，有多少人还敢去消费？这个是必须要高度警惕的。
《财经》：最近不少人建议放松房地产调控力度，让房地产需求发力托住经济。你认为我们要如何平衡房地产市场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王永利：房地产涉及众多行业，如果能够重回增长，对整个经济肯定能起正向拉动作用。但当房地产走过头，泡沫太大的话，就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
如果给全社会一个错误预期，认为炒房子是稳赚不赔的，所有资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进入房地产。这个时候供给永远也跟不上需求，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负面作用会被大大激发。它会带动整个社会成本的抬升，加剧社会分化，拉大贫富差距。现在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已经完全是不同的阶层，进而就会影响年轻人的婚育选择、人口增长等等。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房地产行业其实已经走到了这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不加区分地去刺激房地产，把对房地产的一些合理管制也放弃了，可能又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让房地产健康发展，首先要解决真正的需求，即先让没有房子的人，以较低成本，实现人均30平方米-50平方米的居住需求。具体的措施包括推动租售同权、租房补贴、出台房产税等。
当然，现在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的预期回落，人们购房的需求也下来了，所以三四月住房贷款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但我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走上正途，投资房地产稳赚不赔的观念一定要打破，否则风险巨大。
《财经》：你认为当下促消费的关键在哪里？
王永利：首先要稳经济，要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稳经济才能稳就业，才能稳消费，才能拉动投资，进而拉动增长。整体逻辑是：稳经济-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拉投资。
同时，要刺激的话，优先从消费开始。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定向支持家电、汽车消费等。我更建议凭身份证直接发通用消费券，限期消费、过期无效，真正用于需要的人。鼓励消费的同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把钱花在哪里，让消费引导投资，需求引导供给。
《财经》：你如何看待中国宏观政策进一步调控发力的空间？
王永利：中国宏观政策的空间还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都还很大，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方面还具有相当的成长空间。我们货币政策利率还没到0，政府负债在主要经济体里还处于低位，还有很多可调控的余地。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具有充足韧劲，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大势没有改变。
从4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都在连续开会，各部委也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能够抓紧落实，对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
困难我们要正视，要认真准备，但是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外部风险可控：资本大规模外流尚未出现
《财经》：4月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你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王永利：4月中旬以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短暂的快速下行，从不到6.4下降到接近6.8附近，离岸汇率甚至超过6.8。数据是明摆着的，但要看一看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中美货币政策已经严重分化，美国正在加息，而中国处在降准降息的通道上。其次，3月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受到波及，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了较大影响。再加上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局势动荡，综合起来影响了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事实上，人民币过去一段时间主要是对美元的双边汇率贬值，但相比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来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相对较小。汇率到6.8左右还是很正常的。并且，5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回升。
所以，从国家宏观政策上来讲，汇率的波动并没有引起太多干预，政策容忍度比较高，我觉得这是对的。实际上，人民币汇率水平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如果让汇率掣肘宏观政策，导致经济基本面快速下行，想维持住汇率也是不大可能的。
《财经》：4月外汇储备余额下降600多亿美元，大家开始担心中国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中国是否已经处于资本外流的风险之中？
王永利：央行外汇储备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汇率变动，央行买卖外汇时形成的外汇顺差或逆差，动用外汇储备购买或出售黄金，运用外汇储备进行股权投资或收回投资等。
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是3.12万亿美元，较上年底减少了1300多亿美元。看起来金额不小，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元汇率。中国外汇储备里不光是美元一种货币，还包括欧元、日元等，当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发生波动时，会影响到其他外汇折美元的数量。如果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4月底央行外汇储备折合SDR为2.32万亿，比上年底仅减少15亿。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所以我认为主要还是汇率问题。
从近期数据来看，可能有一些人在减持人民币资产，但是也有一些资金在流入。到目前为止，所谓外汇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并不像有人说的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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