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美国已经两个年头了，读社会学专业也两年了。这期间有些读文科的中国同学为了将来的工作考虑，转系走的不少，而我初衷不改，仍在坚持着。我舍弃不下所热爱的专业；还有，对像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在社会学方面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特别崇敬。我永远忘不了，在出国前曾专函向费老请教过有关专业的某些问题，老人家很热情地亲自给我写了回信，谈了他的意见，并建议我如有经济上的困难，可以向李嘉诚先生提出申请资助，他是位热心助学的企业家。这两年来，我除了课堂上听讲和自学所得之外，在打工送外卖时，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见所闻，也更加丰富了我的知识和阅历。因而，在学校里有同学要我帮忙做什么事情，或者学生会要我干什么工作时，我都会认真负责地去完成。我把做这些事情都看做是参加社会实践。向现实社会学习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所以有同学还夸我说：齐是热心肠……，有事找齐大哥，他有办法……；加上我参加桥牌地区校际比赛拿了个冠军，又少有名气。学生会的珍妮更劝我竞选学生会干部，和她一起工作。我对当官没有兴趣，对具体工作还是满有热情的。
一天下午，珍妮来到学校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把我叫到外面对我说：“齐，你是否愿意去听听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G教授的有关中国文化课程？”她见我露出不解的眼神，忙笑着说：“对不起，是一位墨西哥女同学桑佐拉对我说，她很不满意G的讲课。她说，她去过中国，对中国有些了解，不是G讲的那样子。她认为G对中国的态度不是友好的。”我表示愿意去听课。一个周五上午，我随桑佐拉去听了G教授的课，两个课时下来，没有听到多少中国文化知识，而却听了不少野史和趣闻。给我总的印象是，这位教授不是在严肃地向学生传授中国文化知识，而是用野史趣闻在招徕听众。
同桑佐拉一起走出教室，她瞥了一眼我阴沉的脸色，低声问我：“齐，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
我说：“找个地方一起谈谈好吗？”
她问：“我可以再约上一位韩国同学吗？”
我说：“可以。”
桑佐拉领来一位韩国女同学。她叫金贤智，我们三个人边走边谈。金贤智说：
“我们很想在课堂上听到有关中国悠久历史优良传统和灿烂光辉的文化，可是G教授很少讲这方面的问题，用大部分时间讲许多落后愚昧的陈规陋习，讲的特详细；而且是用嘲讽的口吻作为笑料来讲的。这很不好。”
桑佐拉示意我说话。我说：“我刚听了一课，想先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好吗？”她俩表示同意。
桑佐拉说：“我同意金的意见。我和金都是去过中国的，在中国看到的和听到的许多东西都不像G教授讲的那样子。G不止一次地宣扬中国人口众多，现在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一旦发生粮荒，将给世界带来可怕的灾难；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不准出生，是违反人权。他这种讲法和态度都不是友善的。……”
金贤智插话说：“他还不止一次地散布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武斗成风，正是为了追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结果。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对全人类都是一种威胁。我在中国听说过文革时武斗的问题，那是由于四人邦挑拨的结果；我也看过有关“其乐无穷”的文字材料，完全不是他那样的曲解。这种无端的指责和诋毁是很不友好的。”
……
最后，我对她们两位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作更多的交谈。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得知桑佐拉是随她去中国学针灸和按摩的姐姐在中国住了一年多时间；金贤智则是随其父母在中国经商作生意住过两年多时间。她们对中国有些方面也不尽满意，但态度是友好的与人为善的，因而对G教授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非常敏感。
之后，我又去听了G教授的几次课，认为两位女士对G教授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看来G教授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讲授，不是一位在美国高等学府执教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对两国友好交往是有害的，对听课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坏的。我决定对他提出批评意见。我去找他约时间，他一听我是来提意见的，原本微笑的脸，一下子拉长了，睁大双眼瞪视我好一会儿，才很不高兴地要我去找他的秘书石风联系。
我找到石风，他是来自东北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我说明来意，他顺口问了一句：有些什么意见？我简要地说了两点，口气是温和的。他笑笑，要我等通知。过了一周，不见石风的回话，我又去找他。他说G教授最近很忙，没有时间。我问他是否向G教授转达了我的意见？他说没有。我有些急了，质问他为什么不转达？他说：你并没有让我转达。他的脸色突然由红变白。我不满地说了声“再见”，转身离去。回到住处，连夜写下了几条意见，第二天又去找石风，正式请他转达G教授；并且声言希望和G当面交换意见。他的脸色又红白交迭地变化着。我真有些纳闷了，身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又是G的贴身秘书，怎么会对G那样露骨地对中国极为恶劣的态度却无动于衷！是白痴？还是不要祖宗而死心塌地投靠这位洋大人的败类？他的脸不断变色，是否正是内心愧疚的流露？我看不起他。
又过了一周，石风打电话来说：G教授看了书面意见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同意中国人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求同存异。我有些发火，对着话简大喊起来：这不是学术探讨问题，而是G教授对中国和对中国历史的态度问题。再次表示要和G教授当面交换意见。
过了两天，石风又来电话说，G教授愿意聘请我作资料员，不定期地提供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供他讲课参考。这样也可以和他经常交谈。酬金丰厚。要我考虑以后再回复他。
事情很快在公寓里传开来。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是收买政策，想用美元封住你的嘴；有的说：从功利主义出发，先将酬金拿到手，再抄录几条新华社新闻送给他。一位来自香港名叫陆原的同学说：“老美才不那么傻呢。他要的是内幕、背景资料和调查统计数字，才不要你公开的消息呢。……”一位女同学突然低声惊呼：这怎么是文化交流呀？陆原紧接着：“但表面上绝对是堂而皇之的文化交流和学术探讨。”“真是这样？”好几个人同声齐呼。
陆原接下来介绍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经找过他，要他提供香港的情况，说酬劳相当可观。并说，大陆和台湾方面已有人在作了。他马上对他朋友说：再穷也不去赚这丧失国格和人格的钱，希望他自己不去干，也不要再去劝说别人干。……
听了陆原的话，除了震惊之外，我立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像原先想像的那样简单，只是个教学态度和授课内容问题。很有必要再多了解一些情况。我立刻决定再去面见那位石风秘书。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那个家伙就是为了几个美金而不要国格和人格的败类！
我问他：“作资料员都要提供些什么资料？”两眼直视着他，想透视他丑恶的灵魂。
他说：“亲自调查的第一手材料。”有意回避我的目光。
“哪方面的材料呢？”“哪方面的都可以。如果决定作，可以先提出准备调查的问题和工作计划，最后由G教授决定。”
“那得亲自回国去调查了？”
“工作方法由自己决定。”
我突然问他：“你在调查哪方面的问题呢？”仍然逼视着他。他愕然一怔，脸色又变化起来，半晌摇摇头，说：“我不作资料员，也不去作调查。”
“那秘书都干什么呢？”
“日常的事务性工作。”
我疑惑地瞪着他。他的脸色又开始变化。半晌，他才无话找话地问我：“你是公费生吧？”
“我是自费。”
“家里很有钱吧？”他微笑着，语带亲切。
“不，爹妈是工薪族，我出来之前在国内打工两年，少有储蓄；现在还在餐馆打工送外卖。”
“那学费和吃住都没问题啦？”
“是，还可以。”
“那就行了，资料员的酬金是挺高的，但要求也很高，不是太容易干的。好吧，我还有事情，就谈到这儿吧。”
和石风分手之后，我对他最后的一句话感到十分费解。G教授让我干，他好像又不愿意让我干。这是什么意思呢？和他本身有什么利害关系吗？这人真是难以琢磨。闷了两天，我又打电话约他，请他去我打工的餐馆吃顿可口的中餐，保他满意，说好晚饭前，我送完外卖顺路去接他。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餐馆女老板很热情地出面招呼，特意让大厨炒几个拿手菜，还亲自送来青岛啤酒和白酒竹叶青，微笑着关照说：“请石先生喝白酒，你还要开车，白酒就不要喝了，啤酒也少喝。”我点头答应着给石风斟酒。他笑笑低声说：“老板对你很关心，看来劳资关系不错啊。”我也笑了，说：“是啊。我刚来打工时，一次送外卖，傻呼呼地为了保护她的新车不被抢走，被两个黑人剌伤过，所以劳资关系还可以。他很想听听当时的“惊险场面”，我就简要地说了一下被剌伤的经过情况。他喝了一大口酒，突然颇为感慨地说：“讲义气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不过，有时候……”他突然打住了，又端起酒杯呷了一口，阴沉着脸，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我扫了他一眼，又给他斟了酒，他又呷了一大口，才又恢复了常态。我抓紧提问纳闷的问题。
我说：“石秘书，请您帮我拿拿主意，我是否应聘给G教授当资料员？”
石风摇摇头：什么秘书，直呼名字好了，”他顿了一下，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反而问我，“你老兄好像没选修G的课，干吗要揪住他不放提意见？”
我简要地介绍了珍妮听了桑佐拉的反映后要我去听课，以及我听课后，决定向G教授提出批评意见的全过程说了一下，然后还强调说：“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听了G的课，不提出批评意见，内心总也平静不下来似的。”
他又紧接着问：“愿意告诉我珍妮为什么单找你去听课吗？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介绍说：“我来美国入学时，原本学生会的分工是珍妮去飞机场接我，当时她有事走不开，她委托了一位叫詹逊的美国小伙子去接我，我对他表示谢意，他让我谢珍妮。入学以后，我去感谢她，从此两个人就成了朋友，我遇有什么困难问题，都去找他商量，她都热情地帮忙；以后中国同学方面有什么问题，她也找上我一同去解决。……
“她这次让你去听G的课，想达到什么目的，说过没有？”他急切地问。
“没说过。好像她觉得这是个问题。否则，她完全可以不过问这件事。”
他笑笑：“又是你老兄中国人的真诚感动了这位正直的美国姑娘！－－你对G提出他教学上的问题，他不听也不改，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还没想呐……”
沉默。
我觉得该是摊牌的时候了，就笑笑说：“石风，最近我听说，有的美国教授让中国留学生搜集有关我们国内方方面面的未曾公开过的内幕材料和某些方面的统计数字，真的是这样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石风的脸色又开始红白交迭变化起来，好一会才说：“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先向校方提出交涉。”
他说：“若校方根本不予理睬呢？”
“往网上发文，进行公开揭露，让中国留学生不再上当、受骗，去作那些愧对自己良心和祖宗的事。”我关注他脸色和情绪的变化。
这时他已恢复了常态，问：“愿意告诉我你的信息来源吗？”
我实话相告，陆原讲的全部内容。他略一沉呤，看看表，说：“今天不早了，我喝多了，舌头也不怎么听使唤了，改天我请你吃美国自助餐好吗？”
我愉快地接受。
分手以后，我好像醒悟到石风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我去不去给G当资料员的问话，但他上次谈话时最后丢下那句话是明显不让我去的。他对中国人讲义气的感慨；对G提意见的内容，好像有话要说，看来败类的断语好像下得过早了。
两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见石风的约请。我有些急，又不好催问。而关心这件事情发展的诸位，都不断地催问我。我只好劝大家耐心等待。又过了一周，终于接到石风的电话。我应约去了一家美国自助餐馆。一见面，石风就笑笑说：“等急了吧？准是怀疑我说谎遛号。”
“有些急，可这次没怀疑过。这之前我对你有些怀疑，自从上次交谈以后，我相信你是个可信赖的人。”
“何以见得？我可没有你老兄让餐馆女老板和珍妮小姐那么信赖的两下子。”
“你老兄不让我去给G教授当资料员那一下子可比什么都重要。”
他笑了：“过奖了，我可没说过不让你去呀。”
“你意思到了，还不等于明说了。”我也报以微笑。
他也会心地一笑。
我们两个人分别拿了各自喜欢吃的菜肴、糕点和饮料等边吃边谈了起来。
石风抢先说：“上次你谈的准备网上发文揭露这件事，我很赞赏。除了警示留学生们不要上当受骗，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而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对咱们国内来的许多访问学者的警示。让他们不要为了美国佬提供的某些出访的便利条件，而就把自己辛辛苦苦研究的专业成果和其它珍贵的资料拱手奉送。这太惨了！”他见我露出疑问的目光，忙解释说：“我有第一手材料，你放心好了。包括你上次说的那位香港同学所说的情况，我也可以给你提供材料。……”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抓住他的手，说：“我们一起来干好吗？”
他摇摇头，说：“有了材料一个人也可以干好。我很快就要转去纽约州立大学，这些天让你着急的，就是在忙着办这件事。再说，我愿意提供材料，而不愿意面对。……这也许就是所谓“讲义气”的付面的东西吧？”
“你为什么要走呢？”
“我的女友考上了纽约州立大学，我一天都不愿意在这里待了，再待下去，说不定我会发疯的……”说着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探询地问，“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深深地点头，说：“愿意！”
石风从他如何考取托福、GRE，接受G的助学金来美国留学说起。他一入学，正好赶上G的前任秘书离去，G就让他干所谓秘书工作。刚开始，只是些琐碎的案头工作，工作十分清闲，而酬金不菲。他对G特别感激，工作更主动努力，认真负责，深得G的赏识。没多久，G就将所谓资料员搜集来的中国资料交由他整理存档。还有，就是联系中国国内G所需要的学者来美国访问。一切邀请信函等皆由G提供。这些中国学者来美之后，G就以文化交流、学术探讨的方式将他们的研究所得和珍贵资料掠为已有，而后改头换面写成自己的论文。最可悲的是，这些来访者们，不管他怎么暗示和提醒他们注意保护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他们就是听不进去。为了让G帮助留下来或能再次来访，竟甘心情愿地将自己辛辛苦苦的研究所得毫无保留地奉送。G休假时，则携妻带子去中国旅游，借机会探访那些被邀来美访问过的学者，再从他们那里，或通过他们掠回一些东西来。这时，他彻底地看清了G的真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教授学者，而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他曾去过G的家，亲眼目睹过他的毫宅，妻儿们和宠物的享用，以及他在海滨别墅的照片等，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通教授的薪水所无法支付的。他立刻联想到他所整理的材料的用途和他的工作的可怕。他害怕极了。一天都不想再呆下去。G正在帮他的女友联系来美的专业院系，他立刻打电话告知女友不要来这里，让她联系别的学校，他也要离去。但现在马上离去又不现实，他的钱都寄回家还债和给女友作路费了，必须另找出路和等机会。在离去之前，他只能设法在整材料上动手脚，以减少负罪感。猛然间，他脑子里闪现出侦探小说中和反特片中的打入敌营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在暗中和对手斗。他有些高兴起来，但内心还是挺恐惧的，怕一旦被发现怎样面对？怕同胞们责难的目光。犹豫再三，他决定试试。凡是G没看过的材料则用销毁原稿、改写内容或增删数字等办法来处理。几个月下来没发生任何问题，他有些沾沾自喜起来。
我突然插话说：“你干得这么好，干吗又想离去呢？”
他摇摇头说：“思想上总有一种负罪感，每接触到自己同胞时，总觉得对方的眼神里在流露出：这家伙在帮美国佬干坏事，就像你老兄逼视我的眼神那样。精神上太痛苦。”
“你想过没有？你走后，还会有人继续干的？”
“我顾不了那许多了，希望你的文章，不仅对自己同胞老乡起警示作用，也能对那些美国坏家伙起警告作用。”
“我真诚地希望你能留下来。”
“我保证走之前写好材料交给你。预祝成功，就是扳不倒这些家伙，揭露一下，暴暴光，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侮的也好。”
第二天，我就找到珍妮向她谈了全部经过情况。她听后十分震惊，要我立刻去找校长说明一切。我告诉她，等拿到石风的材料以后，写一个报告给校长并提出对G的不信任意见。她表示同意。
不到一周的时间，石风临走前交来厚厚一叠材料，既详尽，又有说服力。我立刻综合这期间的调查所得写了一份报告给校长。校长第三天就约见了我，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最后问我愿不愿意将其他提供材料的人告诉他？我如实禀报，将陆原、石风和桑佐拉、金贤智的地址和电话都告诉了他。第二天晚上，陆原和桑佐拉、金贤智分别打电话来说：校长找他们谈话了，看样子老先生对此事十分重视。希望有个好结果才是。五天后，也接到石风从纽约打来电话说：校长派专人去找他核实情况，说明校方的重视，希望将进展情况及时告诉他。
不久，G的课被停止，换了新的教授；又过些时，G正式被解聘。我立刻打电话告知石风，让他分享胜利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