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杨正伟还在呀呀学语时，他的爸爸杨风驰已经是这个小县城里的最高首长，当上了县长。
在老百姓的眼中，一县之长，那可是一方神圣，弹一下手指头，全县就会随着抖三抖。现在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蝴蝶效应”，可那时，人们直感到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
一开始，杨县长外出都是骑着一匹枣红马，这匹枣红马便成了全县最高权威的象征，所到之处，威风凛凛，无不令人驻足远瞻。后来，改坐吉普车，那就更是稀罕。一个大姑娘，远远望到那吉普车开过来，不知是哪里跑来的神物，竟然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山里人，在那会儿，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等神奇的东西。
山里人，总爱津津乐道地谈古论今。比如，总叨咕，明国前县里的县太爷是穿着官袍，戴着官帽，乘着大轿子，让好几个人抬着，出得县衙，就有人一路鸣锣开道，命令闲杂人等赶紧回避。回避不及的，当场就会遭到一顿乱棍毒打；到了明国，县长穿着中山装，戴着礼帽，有的骑马，有的坐汽车，有的坐黄包车，有的也坐轿子，不过是两人抬的便轿，一般都有人前后跟着，但没有人为他大张旗鼓地开道了。那时，县长要是看着哪个不顺眼，会找个理由对他进行审判，然后冠冕堂皇地把他关进牢房，慢慢收拾；解放了，县长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腰间扎着皮带，有时还挎着手枪，无论是起先有帽徽领章，还是后来把帽徽领章摘下来了，无论是骑枣红马，还是坐吉普车，那精气神，真是哪朝哪代都比不过。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全县人民都一致认为，杨县长，那就是杨家将，杨七郎的后代。当年，参加抗战，他杀日本鬼子，弹无虚发；南下途中，他飞身夺马冲入重围救出首长；来到本县，他打土匪，刀不血刃。他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打下我们这县城，一路打来，无人可敌，仗仗胜利！最后，大家又一致认为，他哪是什么杨家将，杨七郎的后代？杨家将，杨七郎，哪里比得上咱们杨县长？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根本就不是什么凡间的人！
就这样，杨风驰被民间塑造成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天下传奇式的人物。
因此，他在通羊县，就从来说一不二了。
他真的杀了一个人。
那是他的岳父，一个早年还算开明，把闺女送到省城女校去读书的乡绅。他叫，孙福金。那时能把自己养的闺女从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送到遥远的省城女校去念书，至少说明了三点：一，自己本身见过世面，了解远方的省城，知道那里有专供女孩念书的学校；二，思想解放，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到一个更大的天地里去见世面，去接受新鲜的东西；三，有钱。没有钱的话，自己无法见世面，更不能再送女儿去见世面。
孙福金确实有点钱，不仅在乡下有很多田地，在小县城有小宅院，而且在省城还有铺面。据说，在那里还养得有女人。
孙福金起家完全靠自己的精明，因为他出身卑微。
孙福金的爷爷是个乡间剃头匠，每天挑着一副剃头挑子走家串户，帮人剃头。山区地远人稀，往往走上大半天还不知能不能找到一个需要剃头的人，所以，经常饿肚子。为了搞饱肚子，后来他又兼做阉猪匠，就是在找人剃头的过程中，如果碰到哪家的小公猪、小母猪正值疯了一样打栏破圈的发情期，他就应主人的要求帮忙用锋利的剃头刀把它们给阉割掉，好让它们收敛着一心一意长肉。这个工作，其实，比剃头容易。尤其是对付小公猪，只不过是让主人抓住它的两只后腿倒提起来，任其声嘶力竭地叫唤挣扎好一阵子之后，他拿着剃头刀子走过去，一手捏住那个因使劲叫唤和挣扎而从两条后腿间突兀出来的红红的睾丸，一把割下来，随手扔给正在旁边等待的狗，然后，往伤口上抹些冷水。这时，主人把手一松，被阉的小公猪就立即止住叫唤声并像获得重生一样哧溜一下就跑到远处去了。不过，阉小母猪的话，就要稍微麻烦一点，而且还需要有点技术。他得在主人把小母猪抓住按在地上时，掏出专门的阉猪刀，找准一个正确的地方，在小母猪的肚子上划开一个尽可能小的口子，伸进指头去把长在里面的某一个小东西准确地抠出来，一刀割掉。后面的事情就和阉小公猪一样了。剃头也好，阉猪也好，还都算是一种手艺活。凭着这点手艺，从事的是走四方，寻百家的工作。俗话说，走得路多见世面，认得人多长心眼。孙福金的爷爷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孙福金的爸爸，孙福金的爸爸又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尽管这手艺本身没有多少能够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的余地，但在凭这个手艺所开展的工作中，见了世面，长了见识，培养出了能够在复杂情况下避害就利的心智。
当年，山里闹起了红军，紧接着白军也跟来了，加上山上本来就有土匪，几股武装势力搅合在一起，神出鬼没，敌我难分，相互猜疑，往往一旦遭遇上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个先发制人，所以，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孙福金跟着爸爸学剃头手艺，经常出入山林，到处走家串户，稍不留神就会小命难保。一天，在一个山谷里，碰上几个陌生人，被喝问，“你说是红军好，还是白军好？”孙福金的爸爸一看那架势，一听这么复杂的问题，竟吓得两腿一软就昏倒了，而孙福金一看对方手里拿着枪，但无从判断他们到底是红军还是白军，或者就是土匪，万一说错，那就肯定没命了。如果，对方是红军，你说红军好，没事；如果对方是白军，你说红军好，那就死定了。反过来，也一样是死；而如果对方是土匪，那么无论说红军好还是白军好，土匪都不会放过自己。于是，他就赶紧回答道，“红军也好，白军也好，拿枪的大爷个个好，都好，就我们老百姓不好！”于是，对方抽了他几个耳光后，就把他们爷俩放过去了。孙福金的心智不仅常常逢凶化吉，而且一旦遇到机会，就有可能另辟蹊径，开创一番新事业。
在从小经受的磨难中，孙福金，他就是比别人多长了个心眼。当他发觉把山里的茶叶带到山外去能找人换钱时，就慢慢做起贩卖茶叶的生意来了。后来，居然把茶叶铺开到了省城，因此，他有钱，比爷爷有钱，比爸爸有钱，比当地的很多人都更有钱。有了钱，就买田买地，建家置业。乡间的田地，让佃农、长工种着，年年收得到租子；城里的铺子，雇人看管着，月月有进项。孙福金除了不断地再买田买地，再修屋设铺，周而复始地让钱生钱之外，就是逍遥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他一般住在小县城的小宅院里，但经常往来于省城。因为有钱，所以，他在小县城有头有脸，而且也像当时的县长一样，进出坐轿子。可是，谁能想到他却碰到了两桩格外窝火的事情。一桩事，是女儿背叛了自己；另一桩事，是自己被县长盯上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自己的女人被县长给盯上了。
孙晓岚，本来在省城女校读书，可她在那里接受了一种新思想，从而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父亲就是剥削阶级，就是寄生虫，就是革命的对象。孙福金问她，“你凭什么要革我的命，就是因为我有钱？”
“是！”
“我要是没有钱，就不能送你到省城念书，你也不知道要革我的命是吧？”
“那……那是自然。”
“我要是有钱，但不花钱送你到省城来念书，你也不知道要革我的命是吧？”
“那，那也是当然！”
孙福金默默地抽了几口烟，又喝了几口茶，然后眼睛直直地看着孙晓岚，“既然是这样，那依我看，其实，你革不革我的命，关键并不是我有不有钱，而是你读没有读书。你说，是吧？”
“……”孙晓岚一时无语。
“那，好吧，你跟我回去，算我没有送你来念书。”
“你，……不可能！”
“不管有钱，没钱，不能没了闺女！”
“谁是你……闺女？”
“你不是我闺女？那你从哪里来的？”
“我，我，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要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自己的阶级，我要革命，我要重获新生！”
孙晓岚从此就走上了与父亲为敌的革命道路。
从此，孙福金实质上已经没有了女儿，也没有了孩子。因为孙晓岚是孙福金唯一的孩子。当初，孙福金按照当地亲上加亲的风俗娶了自己的表妹，而表妹生下女儿后就得产褥热死了，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再娶。为此，他感到无比痛心，但又无可奈何。加之自己尽管发了财，尽管和县长一样进出都坐轿子，但是自己见到包括县长在内的许多人都要点头哈腰，而县长总是挺挺的，谁都对他点头哈腰，而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所以，孙福金并不开心！
正当孙福金一段时间以来都整天闷在自己的小宅院里郁郁寡欢时，县长派人来传唤他了。
孙福金心想，这县长是从省城派下来的，时间不长，征粮捐银的事干得不少，自己每次都带头出钱，送粮，给全他面子。上个月他要去省城，连连叹气，“哎呀，这去一趟省城就得脱一层皮啊，哪个庙里的菩萨都要去烧香磕头呀，不然，那庙里的菩萨就要显灵啊，可怜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两几钱捧回来啊！”这个县长总是这样，想要弄点钱花一花了，就客客气气地把孙福金那些有点钱的人找到府上去饮饮茶，喝点酒，叙谈叙谈，不经意中就把自己的旨意给下了。当时，孙福金咬着牙就给他老人家孝敬了200大洋啊，这才不到一个月，难道又……但是，他哪敢有丝毫懈怠？不然，菩萨就要显灵啊，县长不就是县上最大的菩萨嘛！
“孙老板，你不用紧张么。这次，不要你出血。不要钱，也不要物，只要你出点力。哈哈哈，帮县上出点力，帮全县的父老乡亲们出点力，办件好事，办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县长一边悠然地品茶，一边道出旨意来。
什么大好事？
原来，县长并不愿意一直在这个边远的小县城当县长，而是想回省城去谋个肥差，不少关节都已经打通了，但还需要多少创造出点政绩来，好让上面肯为自己说话的人便于美言。这个小县，山穷水恶，而却被隐匿着的各股势力瓜分得四分五裂，上面对此非常头疼，于是，县长想把地方绥靖一下。为此，县长一直对在省城绥靖司令部供职的表弟投其所好，曲意逢迎，百般巴结，可是这个家伙，对少许钱财根本就无动于衷，但对每个女人都垂涎欲滴。这不？他又看上了一个戏子，她就是孙福金养在省城的那个女人。县长想，如果能够向表弟奉上这个女人的话，自己的升迁梦就有可能圆了。当然，他深知，大凡男人都有这样一个软肋，一方面舍钱、舍物，甚至舍命，就是一定要弄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另一方面，要钱、要物，甚至要命，都可以，就是不能要走自己的女人。所以，他在哄孙福金的同时，又暗暗地敲打了他一下。“据说，你闺女也离开省城回到了本县，不是？那就更要为地方办点好事，荫庇后人嘛！”县长尽管不露声色，但也掩盖不了自己的阴险狡诈。孙福金心想，你堂堂一个县长，如此用心险恶，可是你要知道，闺女已经不是我的闺女了，而女人还是我的女人。平时，对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可是，……你却要起我的女人来了！
孙福金感到县长这是直接要自己的命了，但是……怎么办？不要说县长惹不得，县长的表弟更是惹不起呀！这时，孙福金的精明就派上用场了。本来，养在省城的戏子就是因为嫌穷乡僻壤生活不便才一直没有屈尊来过这个小县城，但是在省城养尊处优却落下一个子宫下垂的毛病，遍访省城名医都难见疗效。孙福金恰巧刚刚在山里寻访到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据说有祖传秘方，只需用药膏贴在脑门囟上就能将其拔起来。于是，在他的百般哄劝下，省城的女戏子好歹总算答应来这里瞧病。孙福金盘算，只要女人离开了省城，来到山高路远的小县城，那县长的表弟也就不会老惦记着她，待时间一长，也许就能躲过这一劫。
可是，哪知他的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县长那是何等精明之人，早就看破了孙福金的用心，于是，省城的女人前脚到，县长的表弟后脚就跟来了。
县长设宴为表弟洗尘，邀请县里的官商名流作陪，孙福金和他刚刚从省城接来的戏子当然地被安排做主陪。一看这场面，孙福金就知道县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心想，上当了，不但没有躲过去，反倒把肉送到砧板上来了。果然，酒过数巡，县长的表弟就按捺不住了，先是语言挑逗，继而动身动脚。除孙福金之外，大家都不明就里，但都好奇地观看着这场好戏，而且不断起哄，帮忙把戏推向一个一个高潮。
戏，是由县长导演的，他的表弟和孙福金的女人则是主演。起先，孙福金心里酸溜溜的，但也只好逢迎着。心想，女人在场面上也只能逢场作戏，不然，她能怎么样？可是，戏子，就是戏子，她要莫是演得太投入，要莫就是假戏真做了。反正，两人越演越露骨，越演越起劲！其实，省里的绥靖要员和省城的戏子早就有过一腿了，此时此刻，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个独特而又更加富有刺激性的舞台，于是，更加得意忘形了！
孙福金作为一个男人，尊严正在被凌迟。就在戏子和绥靖官相拥饮尽交杯酒之时，他拿定下了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害怕的主意，于是，抹去一直僵硬在脸上的无可奈何的笑容，立即附和着大家一起呱呱地欢笑起来。
县长乐滋滋的，以为大功告成了。
可是，几天之后，戏子的脑袋却被人砍掉了。那是在她从90多岁老中医那里看过病回县城的路上被砍掉的，身子还坐在轿子上，头滚在路旁，脑门囟那儿还贴着老中医为她捣制的药膏。
两个抬轿人都吓成了哑巴，一、两年后还不能利索地说话。县长气得拍桌打椅，发誓一定要破案，一定要捉拿到强人，一定要把凶狠的暴徒绳之以法。可是，在一个三省四县交界的小县城，在莽莽苍苍的大山里，就当时的破案技术和能耐，从哪儿去找，到哪里去抓？
其实，戏子的头，就是那两个抬轿子的人砍的，他俩是在乡下为孙福金种田的长工。事先，孙福金说好给他俩一人一担谷子。事后，他俩确实吓傻了，当场屎尿拉在裤裆里，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其中一个，从此，就发鸡爪疯，双手只要一举起来，就会发抖，一直抖个不停。回到乡下后，村里人都说他俩吓破了胆，成了傻子。
这个案，一直到杨风驰当县长时，才告破。
当时，按照上级的部署，全县发动了一场斗地主、斗恶霸的浩大运动。包括孙福金在内的那些有地，有田，有房，有铺，有钱的人，一个个惶恐不可终日；包括那两个因砍了别人的头而吓成了傻子在内的所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长工、佃农们，一个个群情激奋，诉苦的诉苦，揭发的揭发，恨不得立即把过去一直都是自己东家的地主、恶霸的皮扒下来。这样一来，多年前的人命大案就真相大白。
原来，孙福金发觉自己的女人已经投入到别人的怀抱，而且当面让自己蒙受羞辱，便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他恨县长，恨县长的表弟，但他更恨自己的女人。心想，县长也好，县长的表弟也好，自己奈何不了他们，而那戏子，自己玩不成了，也不能好了那狗绥靖官！
那两个可怜的长工，现在终于活过来了。他们揭发孙福金使唤他俩杀人，那个当时具体举起斧头砍下戏子脑壳的长工，一边对杨风驰讲述当时的情景，一边还向他伸出仍然在不停地颤抖的双手，又发鸡爪疯了。杨风驰，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孙晓岚都没有告诉，经报上级批准，专门召开批斗大会，把孙福金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游了三天街后，就押到观音庙前的一棵大柳树下，枪毙了！
孙晓岚，那时已经被组织安排到银行去工作了。那天晚上，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经过观音庙前那棵大柳树时，看到一具脑壳被打开了花的死尸，吓了一大跳。
据说枪毙孙福金时，是特意用一颗开花子弹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