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饥饿的童年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
掌握权力的国家可以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及再生产，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之上。人民的生计，国家的财用，一切都要靠土地的收获来供养。这个时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保守估计在60%，家庭食物的支出在总支出中占绝大多数，属于绝对贫困。国家发展工业没有原始资本，要以农补工，通过“粮食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剪羊毛，又因为工业效率低下、机制僵化，工业产品只能卖高价才能让那20%的城市居民过上好的生活。
农村是什么，农村是长粮食的地方。农民是什么，农民是栽种粮食的人。看着父母及其他父老乡亲，不停地播种、培育、收割，从春到冬没日没夜地泡在田地里，满头汗水，满身泥土，目的是为了多打粮食，想着多打粮食可以多分一点粮食。看见禾苗冒尖、拔节、扬花、结果，仿佛闻到了满沟满壑粮食的芳香。可在那样的年月，付出越多，收获的粮食并不会越多。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土地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次看见自家的稻场上堆满金灿灿、香喷喷的谷子。虽然这些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每年每亩要交一定数量的粮食给国家，相当于交租金，还有各级的提留款要交，但至少它能短暂地停留在我们手上。中国普通人民的基因中，有种不可思议的认知：认为自己累死累活种了十斤粮，交八斤给权力机构是应该的，剩下两斤可以吃稀饭饿不死，就是感恩戴德的事情了！
地里收完庄稼，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程序，再经过几个艳阳天的暴晒晾干，由父亲带队，一家老老小小，就背上挑选出来的最好的最干净饱满的苞谷、稻谷前往粮管所去交公粮了。
到了粮管所门口，父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排好队等着。
粮管所的大院里，监工负责监督交粮的农民。一个背着手拿着锥子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板车间晃动，用锥子在麻袋上戳来戳去，那气派，趾高气扬、气势汹汹。他们的权利很大，大热天的，命令你把苞谷、稻谷放在水泥地上散开，然后等收粮的负责人过来验收。如果觉得品相不够好，是可以拒收的。农民可就惨了，搞不好要十几二十里路背回去，再把家里“更好的”粮食背过来，直到交清为止。
父亲从来舍不得买纸烟，但交公粮这天，借钱也要买一包带过滤嘴的红梅香烟揣着。
父亲见到收粮的满脸堆笑，小心谨慎毕恭毕敬地陪着笑脸，求饶似的站在那里低三下四给别人讲好话。阎王爷不打笑脸人。双手递上红梅香烟：王站长辛苦了，来抽根烟。王站长斜着眼睛看一眼，接上一根，拿在手里像猎犬一样专注地嗅了嗅，哈哈笑了几声，吓得父亲快要尿裤子。父亲赶紧划上一根火柴给他点上，王站长深吸一口，回过手来用锥子往麻袋一插带出几粒谷子，横竖都要挑出点毛病：你这谷子没晒干啊！父亲这时像犯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唯唯诺诺地承认自己的粮食颗粒不够饱满、色泽不够鲜艳，担心交不了公粮……赶紧把剩下的红梅烟塞到他手里：“站长，这已经是家里最好的粮食了，最饱满的也就这些了，全都拉来交给国家了。家里剩下的，都是不好的了，那些我们自己留着吃。”王站长颠了颠手里的红梅，看看还有十九支，很满意，亲热地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还是蛮饱满的，给你一个一级吧，明年晒干点！”
王站长踱着鸭子步走了。父亲紧张得还没有回过神来，脸上挂着僵硬地笑，嘴里不住地说感谢。
然后称重，再自己倒入粮仓，去窗口取了缴粮证明。父亲认真地查看上面的每一个字，生怕“收讫章”没盖，确认安全才小心地折了放进衣袋里，又摸了摸，再次确认果真在袋子里才算完事。
父亲买的是七块钱一包的红梅烟，在那个猪肉只卖一块钱一斤的年代，这是相当奢侈的一笔巨大开支了。
站长嘴里叼着父亲刚才给他的红梅烟，吞云吐雾，很享受。来到下一个农民跟前，交粮的农民赶紧递过来一根香烟，站长眼睛都没斜一下，就识别出是没有过滤嘴的春城牌香烟，摆摆手：我戒烟了。然后锥子一抽：三级！不合格！得多交三百斤或者去农税窗口多交一百块钱！
说完一声轻哼踱着步走了，留下一脸哭相、一脸懵逼的农民：“怎么嘴上叼着香烟，却说自己戒烟了呢？”
四亩地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交上去的有两亩的产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即使不交公粮，自己辛苦种的粮食其实还不够一家一年的口粮。种了十多亩地连娃娃的学费也交不起导致娃娃上不了学的情况比比皆是。生病住院没钱治疗，把人抬回家等死司空见惯。
交完公粮，留完种子，平均每人达到一百来斤就不错了。
家里最愁的事，还是青黄不接的吃饭问题。一年有半年是缺粮的。家里缺粮，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步行二十多公里，到贵州省威宁县抱都村买苞谷充当口粮。
路途远，必须要很早起来赶路。买卖看行情，早晚价不同。如果到集市上晚了，想要货比三家就来不及了。母亲早早睡下，然后深更半夜起来为我们做早饭，吃完后，我们哥仨还在睡意朦胧中，顶着天上的月亮星星，打上手电筒匆匆赶路了。天越走越明，胆也越走越大。天边泛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也走出去十多公里的路程……有时候，即使我们这样辛苦，也未必就能买到趁心如意的口粮，往往是兴冲冲去，披星戴月背着空落落的背篓回来。原因有可能是一斤苞谷比在家预料时的价格多出了三五分钱。为了节省这三五分钱，往往下不了决心。最后在东一家西一家的价格比对中，日落西山，选择了放弃。
没钱是农村贫苦生活的起点，也是终点。贫穷是毒瘤，是世上最难根治的遗传病，越贫越穷，是解不开的一个死循环！家里杀了猪，舍不得吃，背去街上卖给城里人。为讲究火腿的品相，肉质饱满，收购员往往要对火腿庖丁解牛，把多余的肥肉、骨头砍了。好不容易背负前行五六里，渴望卖上一个好价钱。收购员毫无怜悯之心剁肉，仿佛一刀刀砍在父母的心上，阵阵滴血。回到家，父亲下决心把剁下来的碎肉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觉得不够，母亲又把碗中的分给了我。吃得满嘴油光，肚皮鼓胀，浑身燥热。吃完了，胃承受不住，打出个饱嗝来都是油腻腻的，一股股的荤油往上涌，嗓子像刀割着一样痛，这就是肉吃多了的感受。
父亲母亲勤劳得就像每天定时上下学、上下班一样，恨不能把全部心血都凝化在黑土地里，结出丰硕的粮食，好让家里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但事与愿违，这样辛苦地操劳却也换不回满仓的粮食，种粮的农民偏偏没有粮食吃。
人的命运在苍天的安排下，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付出，有时甚至是超过十倍辛苦的经营，往往还是因人而异、殊途同归，付出不一定有收获。农民是一群什么也没有的人，土地不是农民的，粮食不是农民的，甚至连时间也不属于农民，可是，灾难却要农民承担。第二年没钱买化肥，父亲将地里的土一次又一次地深翻。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是一粒谷子千滴汗啊。可那块缺少森林蕴养的有机质的土地，光深翻不施肥，庄稼照样长不好。再加过分密植，又无法灌溉，玉米、小麦等主粮长得参差不齐，收成很差，使父亲的劳动变成了多余。
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正长身体的我，更是整日饥肠辘辘坐卧不安，仿佛心思都放在吃饭上，一次能喝八大碗野菜汤。吃了上顿盼下顿，总觉得喉咙里像长了一只手，吃到嘴里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咀嚼，就被一把抓进了肚里；而胃又像个炽热的火炉，仿佛吞下一块铁也会被熔化。感觉自己跟一头猪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儿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
奶奶让我去田里挖点鱼腥草入药。叫了几天，我都只顾贪玩，没去挖。后来，奶奶从怀里掏出一块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一层一层的剥开，拿出一块金灿灿黄乎乎的饼干。这块饼干让我神魂颠倒，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不翼而飞。奶奶拿在手里，在我眼前一晃，告诉我，赶快去挖，回来就给我。我以和谐号高铁的速度，奔向田间地头，挖回来半篮子鱼腥草。看到鱼腥草，奶奶把那块紧紧包裹着的饼干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吃饼干，很甜很香。奶奶给的这块饼干，含在嘴里，不由得浑身兴奋哆嗦起来，舍不得咽，舍不得咽就没了，好像在口腔里蒸发了。
听人说，癞蛤蟆的肉比猪肉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去捉。我又去河里捉青蛙，受了不少伤害。捉青蛙要求眼疾手快。一不小心，被冲一泡尿在手上会辣得红肿。这是青蛙的本能保护。青蛙的肉味道特别鲜美。剥了皮，除内脏，放在火炉上一烤，香气扑鼻。抹点盐，吃在嘴里，赛过神仙肉，连骨头都不放过。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虽然没文化却非常重视知识，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怀揣着远大的读书梦。在母亲的世界里，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能够促进阶层向上流动，改变穷人的前途命运。这是他们心中坚不可摧的信念。哪怕自己千难万难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受教育，以期将来儿女能有点儿出息。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玩耍与饥饿中，到了上学的年纪，我捏着母亲给的二元五角钱的学费，到可渡小学上了一年级。
以前看到比我大一点的小孩背着书包去上学，羡慕极了。现在我也和他们一起去上学了，别提有多高兴。
学校的课程有语文、数学两门主课。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二三十人。不是学龄儿童少，而是很多人家没有送孩子上学的意识，或者没有钱送孩子上学。
上学的时候，总感到肚子空落落的。有时它会咕咕响，根本定不下心来听老师讲课，只希望早点放学回家，也好到外面找一点吃的东西。我摘嫩蚕豆、嫩豌豆荚吃，有的豆荚没有籽粒，只有一点皮，我却吃得很过瘾，毕竟肚子里有了东西好受一点。有时跑到麦田里摘那些刚刚灌浆的麦穗回来，放在炉火上烤，麦穗还没成熟水分比较大，难以掌握火候，把麦穗烤焦了，一半黑、一半黄，也顾不了那么多，把烤过的麦穗放在手心里用力搓，使麦芒和麦粒分开，然后用嘴吹去麦芒，把麦粒放进嘴里吃，吃得满嘴乌黑。这时出现了高粱面、荞麦面等。印象最深的要算苦荞面了。面看起来很白，可等到做成饭疙瘩吃的时候却变成了黑黑的颜色了，吃在嘴里，味如苦胆。
一年级结束，我连简单的数数都不会，被迫留级一年。
尽管没钱，可喜欢每到赶街的日子到集市上凑热闹。走在街上，仿佛置身于欢乐的世界里。逢每旬二、六赶集日，滇黔两省十里八乡百姓便早起朝这里聚拢来。路不宽，人很多，日用百货五花八门，五脏俱全，彝家仙酒苗家神药猪行牛市香菇木耳都云集于此，叫人目不暇接；看相的算命的说书的卖唱的耍猴的讨饭的，在路边找个顺当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干起了营生。有钱的没钱的，都要到街上走走逛逛，听听各种真实的虚假的悬疑的消息，以便作为家中院落里“摆龙门阵”的谈资。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地方，还是各路诸侯信息集散地。人们对于传播各种市井新闻的喜好，就像乐此不疲春天传花授粉的蜜蜂一样出于一种本性和对节令的反应。有人往往在这开心事、烦心事的花边新闻中添油加醋，增枝长叶，使听者毛骨悚然，疑窦顿生，愈传愈奇，直到产生另一种新奇的效果，目标转移为止。
供销社虽处于最繁华的街道，却也像缺血的病人，苍白而缺少活力，只有柜台前才有少见的热闹。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童年没有五彩斑斓可言。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让人对色彩充满憧憬。双手扒在柜台玻璃上，使足全身的力气，踮起小脚尖，看着柜台里五颜六色的商品，饱饱眼福。人的视觉、听觉、嗅觉敏锐得像雷达，捕捉着一切吃的信息，柜台上玻璃瓶装着的金黄色的、仿佛散发出浓郁芳香的水果罐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越想得到的东西，往往囿于物质上精神上的双重桎梏，只能望眼欲穿，自我压制膨胀的欲望，仿佛舔着干裂的嘴唇也是一种画饼充饥的享受。那时我的崇高理想就是努力做一名售货员，可以吃到供销社里所卖的一切东西，包括最想吃的一角钱九颗的水果糖。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女声传了过来。哦，我后排座位上的女生！她没瞧见扒在玻璃上的我！她捏着皱巴巴、脏兮兮的一角钱来买小楷。四分钱一本，买了两本。补零的时候，售货员找不开，补给她两个水果糖，一分钱一个。我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目瞪口呆，想象着这美味的大餐，奢望着她能看到我皲裂的带着血丝的嘴唇、看到我不断伸出舌头舔舐翘着一层皮的嘴唇，怜悯地递给我一颗，我心潮澎湃、感激涕零地接过诱人的油印纸包装的糖果，口水合着糖汁流出，又大声地吸回，然后甜甜地咽下喉咙，进肚子，那吸吮和口水流动的声响击打着身体每一个饥渴的神经末梢。
突然，小女孩泪眼涟涟地站在高大的售货柜台外，死活不伸手去接糖果，苦苦哀求着售货员。脸急得通红，眼泪不受控制地出来了，求着售货员补给她两分钱。
店主站在柜台后面，一边呵斥小姑娘拿着糖果走，一边弯下腰拾起一样红色的东西朝小女孩站立的地方扔过来。小女孩一转身，我犹如箭出弦上，迅速补位，想空中夺食占为己有。还没伸出手，那件红色的东西就无比亲热地跟我的脑门打了个招呼，留下了火辣辣的疼。一只红色的高跟鞋沉闷地落在地上。一下子把我砸醒了。我真恨不得变成一只脾气暴烈的大黄蜂，冲上去把店主的手蜇得像个肉馒头。
小女孩拿着糖果泪眼婆娑的出去没几分钟，哭着回来，说妈妈不让补糖，要求一定要补钱。
我神情沮丧极了。一分钱啊一分钱，似乎微不足道的一分钱现在就是一个身高八斗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高不可及。又是一分钱，可生活就是由许许多多的一分钱构成的。一分钱可以为你带来快乐，也可以为你带来悲伤。一分钱很渺小，可一分钱又暗藏能量。不晓得今天的这个一分钱，会不会是以后的一分钱呢？感同身受，她的处境我遭遇过。如果拿了水果糖回去，少不了母亲滔滔不绝地咒骂声，甚至是一顿皮肉之苦。我知道家里很穷，四分钱可以给我买一支铅笔或者一本练习本，两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我宁肯在售货员找补不开零钱时，递给我一盒火柴，也不要水果糖，虽然我很想吃糖。
新学期开始了，还没有缴三元五角钱学费。班主任在课堂上讲，哪些同学学费还没缴，尽快缴一下。虽然老师没有点我的名，但我知道，还没缴学费的同学中有我一个。躲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缴学费的事是逃不掉的。老师催我，我就回家催母亲。
在农村，老母鸡是家里的宝贝，要靠它下蛋卖钱贴补家用。平日里，我若需要买一本作业本，或买别的学习用品，母亲都拿鸡蛋换钱。一个鸡蛋才能卖三分钱，母鸡又不能保证每天都能下一个蛋，缴学费所需的钱比较多，要是等到把鸡蛋攒得足够多再换成钱缴学费，母鸡的功德是圆满了，我的学也别上了。就在母亲左算右算，到底是卖鸡还是卖粮食的时候，朝夕相处的几十只鸡一夜之间得了禽流感全死了。要知道，这几十只鸡，是家里的重要经济支柱。看着鸡窝里一层摞一层的死鸡，母亲焦急万分。最终决定，将死去的鸡全宰了，挂起来晾干，做“风干鸡”。晒干的鸡不像火腿。火腿是历久弥新越陈越香，腿形饱满如初。而宰杀的鸡经过几十天的晾晒，水分一蒸发，完全没有了肉形，只剩下一层皮包裹着一副副骨架。这几十只鸡，一大家子煲汤吃了两个月。这也是我第一次吃鸡肉。
逼上梁山，一次要凑足缴学费的这么多钱，母亲最终决定卖粮食。
因为不停地升学，为了找钱供我们读书，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开始编织草席，天亮了再出工干活。家里养的鸡一只也舍不得杀。猪喂肥了，一家伙卖掉，那是我们第二个学期的路费、学费。母亲彻底想不到，供几个孩子读书会要那么高的成本，但是她不服输，像魔术师那样从土地里变出芭蕉、魔芋、板栗、核桃、南瓜、李子，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一厘一厘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