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攻号角
河北周店位于京汉铁路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它西接我平西抗日根据地，东连冀中抗日根据地，北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是不折不扣的交通要道。除此之外这里还盛产铁矿石、石灰石和优质煤炭。为了方便运输这些矿产，从京汉铁路又修造了一条支线铁路直达周店，使周店这个普通乡镇成为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进一步提升了它的经济、军事价值。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深知这里的重要性，一直派重兵把守，给我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和物资供应造成极大的不便。
一九四一年的秋季大扫荡，日军就是从这里多次进入我平西根据地，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使根据地遭受了极大损失。根据地被迫缩小，主力转入外线作战。
一九四三年八月，八路军老九团和新编四十四团开进平西根据地，以十渡为中心，重新集结扩大抗日力量，先后组织了杜家窑伏击战，坨头奔袭战，大石窝围困战，消灭了日伪大量有生力量，把日伪军逐步压缩到平汉铁路沿线，但周店却仍在日军手中。它像一条毒蛇的蛇头一样，盯在西山口外，限制着八路军的活动。
一九四四年秋季，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战场兵力削弱，抗日战争进入了我方局部反攻阶段。党中央看准时机，发出了“向外线出击，压缩日伪占领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对日寇的积极主动作战行动。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把主动出击的目光盯在了周店上。
阴历八月下旬，四十四团接到准备夺取周店的命令，同时由四区区长何凤姑率区小队配合部队行动。
何凤姑的主要任务是把隐藏在周店村南，两个堡垒村的棉布全部抢运回根据地。这些棉布是为解决部队过冬棉衣的问题，从天津、保定、石家庄分期购买的，已经在山口外隐藏了两个多月，一直没有机会运回来，这次要在攻打周店的同时，一并抢运回来。
周店火车站是周店的重要标志，火车站的站台是南北走向，像一条长长的豆腐块摆在西山的对面，正对着西山口。铁路线由东面过来后拐了个弯，由南向北沿着拒马河的东岸在站台北头嘎然而止。站在站台上向西望去，西山像一条巍峨的巨龙自北向南横跨在面前，山上南北两个方向各有一个凹进去的山口，两条土黄色的道路从山上盘旋着依山势而下，在山下的拒马河边交汇在一起，然后穿过一座古老的石桥在火车站北头与一条公路接通。周店村就在公路南边与周店火车站紧挨着。一道铁丝网把村子和火车站隔开，使闲杂人等不能随意进入火车站。在石桥和公路北侧有一座不大的山头，山不高，有一百多米，但坡度很大，山顶修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碉堡，像一只凶猛的恶兽蹲居在周店的旁边。
拒马河水随着铁路线也围着周店转了半个圈，然后向东流入华北大平原，清澈的河水终年孜孜不倦地浇灌着沿途土地上的庄稼，哺育着两岸勤劳善良的人们。
二、地下党组织
天快响午时分，周店火车站副站长张景义走出站长室来到站台上，只见从南面的西山口下来十几辆马车，离得很远就听到马车闸瓦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由于山势徒峭，下山的道路坡度很大。拉着满满煤碳的马车下山时产生很大的冲力。赶车的把式要把手闸拉到很紧的位置，尽量控制马车的下行速度。驾辕的马匹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用力把屁股坐在后兜带上，抵抗着马车的冲力。车把式们紧张地靠着车辕，随时观察弯道的变化，嘴里不时发出“得”“驭”“喔”的吆喝声。他们在安抚牲口的同时还要及时发出调整姿态的指令。人马和车融为一体，全力以赴的应对着面前的险路。车把式们知道，在这里一旦车闸失灵或马匹受惊，那就是车毁人亡，这是在与阎王爷打交道。可是为了生计，他们必须每天往返在这条道路上。不管拉煤、拉白灰或拉铁矿石，每一次都是一场拼博。长期的艰险劳作，使他们磨练出艰毅的性格和无惧困难的勇气。
等马车下完最后一段坡道。走上大石桥，从北头进入车站货场后，车把式们才算松了一口气，把车停稳，拿出自带的水葫芦，咕咚咕咚喝上一气山里带来的泉水，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
然而，对人们来说造成威胁的还不是只那条山路，还有那些站在站台上揣着三八大盖步枪的日本兵。
货场外，不管是赶车的把式也好，还是那些拉着毛驴送煤的脚夫也好，凡是进入货场的人都要接受日本兵的检查。在刺刀的晃动下，人们掏出良民证，排好队，由领头的大班确认点名。
大班和这里的日本人比较熟悉，他们受煤窑窑主的指派，专门和火车站货场接头联系，并负责点名、过磅、登记数量。在大班确认后，日本兵还要搜查车上的物品，核对良民证，认为没有可疑之处才允许进门卸车。
车把式们挥起大铁铣，把车上的煤炭倾卸在站台的煤堆旁，然后一个个带着满脸的煤灰相继赶着马车走出货场，向东拐进周店村中，去享受那短暂的休息。
副站长张景义看到送煤的马车走出货场，也快步向站台南头走来。
火车站台外，有一间木制的小屋，这是火车站的搬道房，也就是管理道叉的工人值班的地方，搬道工余敏正坐在小屋内，隔着玻璃看见站长来了，推开门把张景义迎进屋里。
搬道房内有一个铁皮做的煤球炉，炉子上蹲着一把硕大的白铁壶，从白铁壶长长的壶嘴里，冒出丝丝的水蒸汽。小桌上放着一台磁石电话机和两把红绿信号旗，再就是一套两层的铁皮饭盒。
“还没吃饭吧？”张景义问。
“待会儿吃，把这列煤车送车，就没啥事了，站长你吃了吗？”余敏搬过椅子让站长坐下，自己转身去给站长倒水。
张景义打开余敏的饭盒，见到三个金银卷馒头，歪着头说：“不错呀，还有白面吃。”金银卷馒头就是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做成的馒头，当地人叫它金银卷。
余敏说：“哪有白面，这是我妈托人从老家带来的一点白面给我那口子补身子的，她怀孩子了。可是她舍不得吃，都叫我吃了。”
张景义说：“你呀，摊上个好媳妇，知道心疼你，你得好好待人家。”
余敏说：“那是，那是。”
“今天是初六，该和山里来人接头了，下班后你到夏掌柜那走一趟，晚上我到你家，你等我。”张景义交待着工作。
余敏向外看了看，说：“知道，我四点钟下班了直接去夏叔那，把情况打听清楚了，晚上在家等你。”
“好的，我走了。注意把道叉上的煤灰扫干净，把滑板上点点油。”说完，张景义走出搬道房，四周环顾了一下，跳上站台向站长室走去。
张景义今年35岁，天津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保定火车站谋了份差事，任站长助理。在这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在保定火车站隐蔽下来，负责收集日军的动向情报。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在组织安排下又调到周店火车站当了副站长。张景义业务能力强，又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受日本人重视。但因为各火车站站长必须由日本人担任，所以张景义的职务也只能是副站长。而日本人在周店没有配站长，他这个副站长实际干的是站长的活。
在周店三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展了三名党员和几名基础群众，成立了周店地下党支部，建立了联络站，这些人就象一把尖刀插在了周店这个日伪占领区内。他们为平西抗日根据地送去了大量情报，并运送了许多根据地急需的物资。
刚才见到的余敏，就是党员之一。他看中余敏的原因，就是余敏身上的那股正气，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余敏身高一米八，长得强壮有力，二百斤重的麻包，他一只胳膊夹起就走。他自小在村里参加劳动，农闲时爱舞抢弄棒，玩得一把长柄大刀，虽然武艺不十分精深，但对付三五个人不成问题。
在他刚来站上上班的那一年，车站上有一个日本军曹特爱摔跤，没事就和几个日本兵在站台上摔跤取乐。一天见几个中国劳工装完车后打站台经过，就拉着劳工们比摔跤。装车劳工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一个个吓得倒退不敢交手。日本军曹哈哈大笑，指着其中一个身体较为强壮的汉子说：“你的，来，不摔的不要走。”
汉子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去和他比划两下，日本军曹轻松的把那个汉子摔在地上，然后指着一群人说：“中国人的不行，绵羊的一样。”然后照着倒在地上的汉子屁股上踹了一脚。几个日本兵哈哈大笑。
正赶上余敏下班走过这里，气的把拳头攥的嘎巴嘎巴响。日本军曹看到余敏，因为在一个站已经比较熟悉，就招着手：“余桑，你的来。”余敏放下手中的饭盒，一句话不说，上去和日本军曹双手架在一起。
日本军曹确实有些功夫，余敏使了几个跘也没能摔倒地。而日本军曹却抓住一次机会把余敏一拉，一个转身想把余敏用大背跨扔到身前去。余敏赶忙用一只手抓住日本军曹的后腰带，下身一坐，气存丹田，使了个千斤坠。日本军曹感觉像背了座大山，怎么使劲也没把余敏从身上翻过去，两人僵持住了。余敏看日本军曹力气用得差不多了，抽出右腿向左一跨，右手抓住日本军曹的后腰带向左一拧劲，日本军曹站立不稳身体向左旋了起开，两人松手，重新打了个照面。“呦西，再来。”日本军曹感到遇到对手，激起他的斗志，他把白上衣的袖口挽了挽，又和余敏拧架在一起。
余敏从刚才鬼子的动作中受到启发，他比葫芦画瓢，先用力推着对手后退两步，当感到对手也用力反推时，忽然向怀里一带，左腿向前插到日本军曹的两腿当中，左手一个翻把，趁势低头抓住对方腰带，然后向右一转身，把日本军曹扛到了左肩头。紧接着旋起身子把双脚离地的日本军曹飞旋着扔出三米开外。只见日本军曹双手在空中划拉了两下，肥胖的身体砸到了站台上堆着的麻袋跺上。轰隆，哗啦，麻袋跺塌了下来。日本军曹随着倒塌的麻袋滑坐到站台上。
周围四个日本兵立即冲上前去，要为军曹出气，准备以多打少，狠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一顿。但坐在地上的日本军曹一声吼，制止了日本兵的行动。他拍拍屁股站起来，瞪起牛眼，突然把大拇指一伸：“余桑，牛的干活，三宾子的给，大西山的去啦！”这意思是说，余先生力气像牛一样大，一个耳光可以把人打到西山上去了。
日本军曹明白，刚才是余敏手下留情了，不然要把他直接扔在站台上，非摔得头破血流不可。他认为这个中国工人不错，有力气，有胆量，还会点功夫，是可以利用的人。所以他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大大地把余敏夸奖了一番。
余敏与日本军曹摔跤的事，很快传遍了周店，许多人暗暗伸出大拇指：“这小伙子，行，算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张景义是站长，余敏是搬道工，二人上下级关系，经常接触。时间一久，在张景义的感召和教育下，明白了许多道理，成了张景义的得力帮手，不久入了党。
接下来，通过余敏的介绍老夏和装卸队的大个刘也相继入了党。四个人组成了周店地下党支部，老夏的铺子成了地下联络站。他们受平两军分区四区的直接领导。
每逢阴历初六，十六，二十六是山里来人接头的日子。今天是九月初六，山里来的联络员应该在下午两点准时和老夏接头，收取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
周店村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中有一条半里地长的街道。街很宽，可以走大车，两边大大小小的店铺有几十家。有土杂，饭馆，布铺和粮行，还有几家收卖山货，白灰的商行。虽不算繁华，但在方圆二十里以内也算独一无二的大集镇。就在街道偏南路东有一家“信义裁缝铺”。门面有两间，里面还有一个内院。掌柜叫夏天奇，四十多岁年纪，由于留着一把长长的胡须，猛一看像是五十多岁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叫夏苗，夏苗十七，长得精瘦，但很结实。半大小伙子很是机灵，自幼随父学裁缝手艺，已经能做一些普通衣裤，成了老夏的帮手。
说起老夏，还和余敏有一层亲密的关系，余敏的父亲生前也是裁缝，和老夏是师兄弟。日本人大举进攻华北的时候，派飞机轰炸县城，二人带着家眷出城躲避。因没有防空经验，随着人流躲到了铁路桥底下。谁知铁路桥是日军轰炸的重点，随着炸弹的飞落，人群纷纷倒在血泊之中，余敏的父亲和老夏的妻子当场咽了气。老夏和苗子侥幸逃过一劫。老夏离开县城回到老家周店，开起了这家铺子，父子俩相依为命，勉强度日。
中午已过，铺里没有生意，老夏正在打盹，门外来了一辆马车，车把式停好车走进铺内。
“掌柜的，讨口热水喝，有吗？”来人问。
老夏睁眼一看，是山里四区的联络员胡斌。忙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向后院喊了声：“苗子，端碗开水出来！”
他给老胡搬了把椅子，让老胡坐下，问：“家里人都好吧？”老胡笑了笑，黢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好着嘞，没得几天苦了，好日子快来了。”
说完，老胡摘下头上的毡帽，从帽缝里拿出一个小纸卷递给老夏。老夏赶忙装进衣兜。
这时苗子双手捧着一个大花碗从后边走出来，把碗放在柜台上，什么话也没说，又退回后院去了。这是老夏的规矩，不许苗子听大人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