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爱如山，这山太重了，父亲逝世已一年多了，我还是无力提笔说说我父亲，一提起父亲这二个字，我的心头就一阵阵的发痛，眼泪就会止不住的流出来，父亲用自己的一生心血全部倾注在我们五个子女身上，敬爱的父亲对我们子女的爱，难以用世上美好的言语来表达，也无法用各种华丽的文字来描述。
父亲从小就失去父爱，我的祖母一个人含辛茹苦靠纺纱织布养育我父亲，1936年过好年，父亲刚满十四岁就经熟人介绍到上海北区“老大房”南货店学生意，临去上海的前一夜，祖母在家包了一小篮子的粽子，叫父亲到船上去卖，那时候崇明到上海的船都是木头的小船，开船后才收船钱，父亲把粽子卖了以后，篮子往长江里一扔，混在人群里到了上海。
南货店的老板是浙江嘉兴人，看到父亲长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有了一点好感，又听父亲说能识字会算数，立刻决定叫父亲直接上柜台，照当时学生意的规矩是做三年学三年，就是学生意的学徒头三年先要帮老板烧饭吃汰衣裳，还要帮老板娘领小孩汰尿布，做了三年家务才能上柜台学做生意。
父亲聪明好学，勤劳肯做，很快就学会了做南货必须要会的扎三角包、四方包等，而且做的既快又包得好看，对待顾客热情接待，笑脸相迎，帐算得又快又准，从来不出差错，深得老顾客的欢迎。
父亲精明但不油滑，诚实从不贪小便宜，老板把另钱故意乱放在旁边，父亲总是规规矩矩把另钱整理好交给老板，所以深得老板的器重，做了不到半年，老板就安排父亲到账房协助记帐算帐，父亲小小年纪，不管店里的同事还是弄堂里的邻居，见面都尊称父亲叫一声“黄先生”。这样一直做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
1937年8月13日早晨9时15分，日海军陆战队一部，由天通庵及横浜路方面，越过淞沪路冲入宝山路，向中国驻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射击。中国军队予以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开始，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
隆隆的炮声惊动了老百姓，也惊动了我的祖母，她听说上海和日本人打起来了，急得坐立不安，因为她的宝贝儿子还在上海学生意，他必竟还只有16岁，在上海的有钱人家的小孩、做生意的人为避战乱都回到了崇明，祖母心急如焚，茶饭不思，去上海把父亲接回来？但是我祖母一个女人去上海有诸多不便，怎么办？她急忙与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商量，（我的曾祖父黄宝华、小名“宝郎” 生于 ？年─死于1953年8月，曾祖母赵氏，生死年代不详。）决定趁还没封港前由我曾祖父去上海将我父亲接回家，曾祖父当夜急速动身乘船到上海，找到了南货店和老板匆匆打了个招呼，二个人拿了一点行李就匆匆出门了，这时候上海一片混乱，时时传来一阵阵的枪炮声，街上行人稀少，南货店由于打仗也已关门，祖孙俩幸运地乘上了最后一班的船回到了崇明，第二天，崇明往返上海的船就停航了。
大约在二三年以后，父亲又来到了上海，这次来上海，和上次来沪是大不一样了，不但穿着打扮不同，上次是对襟布衫、小园口布鞋，现在是长衫、皮鞋，理了个西装头，人也老练多了，思想上也成熟了。他联络了几个同乡好友，决定自己做生意，经过几天的市场考察，发现上海人很喜欢吃白斩鸡，而且最喜欢三黄鸡，他们决得做贩鸡的生意很赚钱，正好有一个朋友有路子可以大批进货，于是他们三个人合股在杨树浦开了一个鸡行，请朋友帮忙到工部局办了个执照，租了一间房，鸡行就开张了，他们三个人做了分工，父亲当然做了账房先生，其他二个人都没什么文化，只好做出力气的活，一个负责进货，一个负责门面应付，进货的，每天二三点钟就要去市场，搬上搬下几十个鸡笼，没几斤力气是做不动的，每天四五点钟开始，菜场上的小贩就来了，有买一二笼的，有买三五笼的，生意确实很好，父亲则负责记帐、收钱，还要进行核算，定价。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实际上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二道贩子的生意，这样的活最要紧的就是要会核价，因为当时信息不发达，都是各定各的价，若定价高了，小贩们不来了，定价低了，赚不到钱，父亲总是把进价、运费、人工费记得清清楚楚，算得仔仔细细，恰到好处得算出价格，父亲曾经自豪的对我说过，那时候他很风光的，黄先生叫得映天响，他算得价格是附近几个鸡行都公认的，人家都要参照他定的价格，所以他们的生意也格外的好。
1942年的上海刚刚结束了历时四年的上海孤岛时期，上海滩鱼龙混杂，日本侨民、西方侨民、中国各地的难民都涌入上海，使得上海滩一片混乱，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战场上下来的的败兵残将，在市场上明偷暗抢，老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做小生意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父亲的鸡行每天都是正常交易，但时有地痞来敲诈，父亲他们也只好出一点小钱以保平安，这天傍晚结束营业后，父亲照例把营业款清点后记好账，放入皮包内后回到宿舍已很晚了，他把皮包放在枕头边倒头就睡。这个宿舍是他们三个人租的，这几天管进货的那个人有一个朋友借住在他们宿舍，听他自己介绍说因为失业暂时借住几天，实际上这个人是战场上下来的败兵，天天出去吃饭店从来不付钱，拿人家店里的香烟也不付钱，是一个十足的兵痞子。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这天大约睡到早上五六点钟，父亲到外面的小便池去，来回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回来后看到枕头边的包好象有人动过，父亲心里一急，马上打开包一看，皮包内前二天的营业款不见了，父亲出去的时候他的二个同事已出门了，只有借住的那个人还没醒，父亲叫了他好几声他还假装不醒，父亲问他有人来过吗？他慌慌张张地说不知道，父亲又说没人来过，就你一个人在宿舍我包内的钱哪里去了？肯定是你拿的快拿出来，那个人说我没拿怎么还你，于是二个人大吵了起来，很快惊动了警察，警察将二个人一起带到了警察局，父亲将情况向警察说了一下，警察根据刚才看到宿舍的情况，结合父亲说得后断定是这个人偷的，警察把这个人叫到里面谈了很长时间后出来，情况有了变化，警察先是装模作样说了一通要保护生意人的利益，打击坏人的犯罪行为，叫父亲回去等候消息。后来等了三天不见回音，人家看到那偷钱的人早就放出来了，在外面大吃大喝，又买了很多新衣服。原来警察也拿他没办法，听说那个人请警察吃了二次酒，又向警察摊牌他是某部队打仗受伤后下来的，钱是他偷的。父亲真正领教了旧社会什么叫警匪是一家，老百姓有理也没地方去告的现实。这次父亲损失了约三十担米钱，自己的一份只当白干，但是别人的钱还是要还的，他只能向朋友东借西挪过了好几个月才渡过难关。
